军委会商议保卫桂林,白崇禧立场变化多端,用心幽微莫测
1944年秋的“桂林保卫战”,乃是抗战末期,至为耻辱的一场战役——所谓“耻辱”,并不是指此役最终战败,丢失了桂林城,而是指白崇禧等桂系高级将领,无视抗日大局,私心自用,只求保存自身派系实力,而将桂林这一战略重镇,拱手奉送敌手。①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全程参与了军委会与桂林防御有关的历次会议。其日记,也详细记录下了白崇禧立场的变化多端与用心的幽微莫测。
据徐永昌日记,军委会讨论桂林防御问题,最早是在6月份,当时,正值长衡会战。白崇禧对此战态度相当消极。6月8日,军委会午间会报,徐永昌发现白崇禧“对于保守后方问题,几于想完全放弃”;6月20日,军委会开会,白崇禧的悲观消极到达顶峰,强烈主张放弃长衡会战,将参与会战的全部兵力,后撤用来保卫桂林。刘斐(军令部次长)、张治中(政治部部长)、徐永昌等,均反对白的悲观主张。蒋介石虽同样反对放弃长衡会战,但为安抚白崇禧,仍“决定令衡阳第十九师先回黄沙河布置”。②
事实上,长衡会战最终坚持长达3月之久。衡阳陷落后,9月11日,军委会开会“筹商湘桂线防御事宜”,白崇禧极力主张将全州等地兵力回撤,“增保桂林”,理由是“全州既难久守,不必徒作无谓牺牲,拟改为逐步抵抗,相机撤退全州”。白还对蒋介石拍了胸脯:“请增兵桂林,担保可守三、四个月以上”,“颇述31A(笔者注:即桂系第31军)对于守桂做工,极感兴奋有把握”。白拍完胸脯后,蒋介石同意了他的主张。③
然而,稍后白崇禧开出的固守桂林的条件,却使军委会感到相当为难:“健生(笔者注:白崇禧,字健生)为守桂林军要求种种,如步、机枪弹要七千万,干电池一种九万数千,一种?万?千(笔者注:原文即是“?”),皆出乎计算之外者,其他类此。后勤部无以应付。”——可供参考者,常德保卫战(包括守城部队与外线作战部队),共消耗步、机枪子弹数,为1700余万颗。9月16日,军委会为此专门开会研讨,决定尽可能满足白崇禧的上述要求。④
此后,军委会又多次开会讨论具体的桂林防御策略。至10月14日,后勤部副部长端木杰向军令部密告:“运给桂林物品已过量,而总言不够,似守军不拟守,特以此难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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