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抗战八年最无解的军事难题

汉唐魂

可以说，自1939年以来，几乎每一年，军委会都曾制定整军、缩军计划，但年年都缩不下来。

抗战期间，军委会内部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缩军，一派主张扩军

抗战八年，为抵御日军，中国曾深度陷入了一种无解的军事难题之中，那就是：究竟是该走扩兵之路呢，还是该走精兵之路？

最高军事机构“军委会”，自1939年至1944年，始终在为这件事情争议不休。其中，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是主张走扩兵之路的代表人物；军政部部长陈诚、军训部部长白崇禧等人，则是主张走缩军之路的代表人物。

1940年6月12日，军委会开会，白崇禧在会上提出：目前国军，每个师都有差不多三千人左右的缺额，全国军队的缺额，则高达七十万。白建议“师与师归并，以充实小单位”，并认为大约可以合并掉四、五十个师。如此，师的空额没有了，可以节省军费开支，同时也增强了每个师的战斗力。①

关于国军的缺额，白的说法并不算夸张。1943年戴笠曾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报告道：驻在云南的中央军各师长，都自称“现有战斗士兵八九千人”，但实际上“师士兵缺额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师现在腾北一带游击，实数仅约四千人，八十八师现任怒江西面防务，实数仅约四千五百人”。②这些师空额过半，比白崇禧的说法要严重得多。

徐永昌则在会上持反对意见，认为白崇禧这一建议，不切实际。徐的看法是：眼下各师存在缺额，合并后，缺额仍将存在。因为出现缺额的原因，第一，是“师团营连排班各长能力不够，各无能力统率其现有之大数量”；第二，是“军长督导不力与军政部补充欠周”。这两个问题不解决，缩编后，短期内空额被补上了，长期而言，空额仍将再次出现。而且，徐永昌还认为，目前国军在抗日方面存在的困难，不是师太多了，而是师太少了，所以“不敷分配，如李仙洲奉令援鲁，一年半不能出发”。徐的建议是：按带兵官的统率能力的大小，将各师整编为“大小师”，能力强者带“大师”，能力弱者带“小师”，如此，不但缺额可以减少，师的数量还能增加二、三十个，以满足战场之需。③

徐永昌对国军“师团营连排班各长能力”的判断，其实是当时国军高层的公论。譬如，蒋介石就曾多次在军队高层内部讲话中，比较国军将领与西方国家及日军将领之间的差距，蒋明言：“我们做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④从这个角度而言，徐的见解，也有他的道理。

类似的争论，在军委会内部始终没有停止过。同时，国军的膨胀也没有停止，至1941年夏，已从1937年开战前夕的170余万，锐增至500余万。鉴于军费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心腹干将陈诚，也不断劝说蒋介石缩军。陈诚的看法是：

“以我国家之人力、物力，究能否养此二百七十个师（注：1939年数据），实不言而喻。与其庞大无力徒耗国帑，反不若缩小充实，以求精锐。若能将集团军缩为军，军缩为师，师缩为旅，按级递缩，则节省经费必多。以此经费，用于装备之充实及特种部队之建设，则力量定必倍增。”⑤

1937年11月，上海废墟间的日军

汉唐魂

注释：
①徐永昌日记，1940年6月12日。②戴笠：《呈蒋中正请严查各师缺额并严格取缔官兵走私(32.07.17发)》，《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国史馆2011年。③徐永昌日记，1940年6月12日。④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P72—73。⑤陈诚：《函陈委员长蒋敷陈今后作战指导及军队部署意见》，1940年3月20日。⑥徐永昌日记，1940年12月23日。⑦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23日。⑧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 蒋介石对国民革命军的控制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P173-174。⑨其实，二战期间，主要交战国全部都在大规模扩军，苏联、美国的陆军高达800余万，德国陆军高达700余万。不同的是，美、苏等国的国力，足够支撑其军队的扩充。⑩蒋介石：《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1944年2月10日。

汉唐魂

八年间，几乎年年都制定了缩军计划，但每一次都是不了了之

至1940年底，军委会高层逐渐酝酿出一份《整军方案》，计划至少裁撤60个师。但这一方案遭到了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的极力反对。徐永昌在12月23日面见蒋介石，深入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徐认为：如果真能缩掉60个师，那么，不如将这60个师的一半用来防备日军深入，另一半派到沦陷区去游击扰敌，以减少对川、黔各省壮丁的征召。徐还提醒蒋介石：我国交通不便，部队调动集中困难，所以在布防上，对部队数量的要求也会相应较高；情报显示日军次年春季将有大规模的行动，我方应有准备，缩军时机并不合适；且中国军队战斗力不强，乃是教育训练的问题，与编制、机构关系不大。⑥

受徐永昌意见的影响，原本倾向于缩军的蒋介石，其立场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蒋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整军与缩军不同，现阶段不能以缩减军队为整军之道。否则……有损无益，当谋充实各军为唯一要务也。”⑦

但缩军的念头，始终萦萦绕绕在蒋介石的心头。可以说，自1939年以来，几乎每一年，军委会都会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制定整军、裁缩军计划。譬如，1941年的《陆军各部队调整大纲》，曾计划将全国现有的305个师，裁减为240个。1942年的缩军计划，曾提出要将全国军队缩编三分之一。但所有这些计划，最终都没有能够切实执行，国军的编制，至抗战末期，也终于膨胀至600万以上，空额则高达三成左右。⑧

年年缩军，为何年年缩不下来？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作为落后国家，其军队，无论是训练、编制、军官水平，以及内部运作，在战前都尚未实现近代化，要想抵御工业化强国的近代化军队的入侵，以量来弥补质的缺陷，是必然的路径。但量的提升，随之带来的，是对落后农业国的巨大财政压力。在财政压力下，当局又不得不回过头去考虑缩军。然而，在战争状态下缩军，向“精兵主义”转型，也是需要国力支持的，硬件如武器的配备，软件如军官的训练，都是成败的关键；而这些关键，恰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若勉为其难强行缩军，其结局，有可能非但实现不了“精兵主义”，反而引发战线的崩溃。所以，几乎每一次的缩军计划，都因战事影响而不了了之。⑨

1944年，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曾如此对与会将领说道：“敌人在我国境内的不过六个军，而我们用以抗战的有一百二十个军，以二十个军来对敌人一个军，还打不过敌人，还要常常受敌人的打击。这样一比，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能力、人格、地位，真不知低落到何等地步？军人实在算不了是现代的军人，军队也不成其为现代的军队。这种比例数字给外国人看了，他如何不轻视我们？”⑩蒋的这番话，可谓对抗战真实面相最沉痛的总结。

1939年3月25日，参加南昌会战的国军某部战士在用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