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一号作战：日本最大规模陆军攻势

汉唐魂

一号作战规模空前，日军投入了其中国派遣军80%的兵力

1943年夏秋之际，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反攻，日军呈节节败退之势，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日本担心本土与南方的海上运输被切断，认为有必要在中国拥有稳固的立足点，以利进行长期战争，为实现这一目的，应打通大陆交通线。

同年秋，以中国大陆为基地的美国空军袭击了日本在台湾新竹的机场，使日本感到威胁，以此为导火索，日本军方于1944年1月初制定《指导一号作战的基本方针》，其战略目的可以概括为：歼灭中国的空军基地，阻止其空袭日本本土；打通粤汉、湘桂以及京汉铁路南部，实现与南方地区的铁路联络；给予国民党主力军以重大打击，粉碎国民政府继续作战的企图。①日本将一号作战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京汉作战，中方称为豫中会战，后一阶段为湘桂作战，中方称为长衡会战及桂柳会战。

日军对于此次战役十分重视，在发动进攻前的四五个月，不仅修复铁路，赶修黄河铁桥，还将中国派遣军80%的兵力投入至此次作战中，使之成为日本陆军史上投入作战兵力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兵力约51万人，马匹约10万匹，火炮1550门，汽车约1.555万辆。②整场战役战线纵贯1500公里，日军在八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在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和贵州发起攻势，国军遭遇武汉会战后的一次最大败绩，20余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蒋介石自称：“我今年五十八岁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③

一号作战中，使用92式重机枪的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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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战史丛书：一号作战（1）河南会战》上，东京：朝云新闻社1966年，第1-69页。②原刚著，刘凤华译：《一号作战——实施前的经过和实施的效果》，第289页，转引自（台湾）国史馆：《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台北：国史馆2015年，第272页。③蒋介石：《对于整军各案之训示》（1944年7月28日），转引自王奇生：〈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89页。④国史馆：《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第272页。⑤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一号作战之二 湖南会战 上》，中华书局1984年，第4页。⑥引自一号作战附册，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译：《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一号作战（二）湖南会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7年，第59页。⑦《胡宗南日记》，1944年3月12日，国史馆藏影像档，转引自国史馆：《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第272页。⑧王奇生：〈湖南会战：战时国军的作战能力〉，《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04页。⑨同上，第295页。⑩蒋介石日记，1943年8月31日，本月反省录。⑾杨天石：〈史迪威事件中的蒋宋矛盾〉，《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之二》，华文出版社2010年。⑿国史馆：《中国抗日战争史新编·军事作战》，第278页。冯璜：《我所耳闻目击的桂林防守战》，《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90页。⒀ 范林：《衡阳保卫战历史真相探源——衡阳保卫战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评析》。⒁郝柏村：《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1937—1945》台北：天下远见文化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189页。⒂（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二册，第365页。⒃（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译，《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一号作战（一）河南会战》，第49页。

汉唐魂

此役之衡阳保卫战，第十军战至弹尽粮绝伤亡殆尽，可谓虽败犹荣

虽有上述败因，但中国军队在一号作战中，仍有可圈可点之表现。最典型者，即衡阳保卫战，它是一号作战中交战时间最长，敌我双方伤亡最多的城市攻防战。蒋介石曾发愿若衡阳战胜，“必使第十军全体官兵受洗礼，余六十生辰必建立铁十字架于南岳之巅也”，可见其对衡阳之重视。第十军官兵亦誓死守卫衡阳，即便面对日军释放毒气也苦战不退，“完全无视战斗之惨酷与死亡之恐怖，已发挥同仇敌忾与团结精神之最大限。”终至弹尽粮绝，阵地全毁；参加守城的不足17000名将士，有15000余人死伤，可谓伤亡殆尽，虽败犹荣。⒀

总体来说，一号作战确实动摇了国民政府的中央权威以及国际地位。⒁如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即开始重新考虑对重庆中央的效忠。国际舆论也多批评国民政府对日作战不力。

不过，对日军而言，这场战役虽然规模空前，却也只是一次回光返照似的挣扎。日军虽然占领了桂林、柳州等地的空军基地，但对中美空军并未造成致命打击，日本仍无法解除本土遭受轰炸的危机。因诸多铁路、公路在战役中遭到破坏，日军缺乏维修器械，其控制下的平汉、粤汉、湘桂诸条路线从未恢复有效运作，⒂因此物资运输依然难以维持。诚如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所感，“打通作战，其利用价值似不太大。”⒃

位于桂林的三将军及八百壮士墓、纪念塔，纪念桂林保卫战中殉国的国军将领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及在七星岩遭日军毒气杀害的800余名国军士兵

汉唐魂

其次，国民政府对日军出动的兵力规模估计不足。

一号作战，日军总共出动50万大军，规模之大，在日本陆军作战史上前所未见。以长衡会战来看，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本计划采用“天炉战法”，将兵力在作战带布成网状据点，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迟滞其前进，将其诱至决战地区实施歼灭。但是，由于对日军的作战规模没有准确估计，导致其兵力投入不充分，难以实现上述作战计划。⑧日军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在向天皇上奏作战情况时说：“对于我方的进攻，尚未看到敌人从其他方面集中兵力的情况，据观察，目前敌方虽担心我今后作战将发展成大规模的进攻，但对我方的作战设想尚未能做出准确判断。”⑨1943年8月底，蒋介石已观察到同盟国已将世界战局扭转，预测日本和德国不出一年都会战败，故对日军会开展一场比抗战初期的淞沪、武汉会战更大规模的战役，缺乏心理准备。⑩

再次，国际制约对国军作战也造成一定影响。

这种制约主要源自史迪威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蒋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有这样的控诉：“缅甸战事一见困难，史迪威即向予施用种种压力要求增兵。……正如予所预料，日本乘我北缅出兵之时，对于豫湘两省猛加攻击，中国国内各战场因北缅作战之故，既乏军械之补充，又缺驼峰空运之接济，而其所受日军压力更六倍于北缅之遭遇，北缅一隅之胜利，实不足以抵中国东战场之损失，然史迪威对于东战场毫不为意，当各该地危急时，史迪威把持其可以移拨之租借军火，不许用于东战场作战，以致在今年6月以前中国军队除远征军外，迄未在中国租借案中得到一枪一炮。”故此，蒋介石在日记中批评史“诚非可以情义感之”。⑾因史迪威拒绝提供油料给第十四航空队去援助衡阳的中国守军，陈纳德曾于1944年7月14日无奈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日本人在衡阳丧失了锐气，总司令（蒋介石）业已下令反攻。然而，就在我们对中国人的空中支援应该加强之时，我们自己的东方供应线却崩溃了（隐指史迪威把持美援物资拒不发放）。”

上述因素之外，国军自身的腐败，也不容忽视。

其一，国军高级将领意见不一，各行其是，指挥难以贯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与副司令长官汤恩伯水火不相容，对河南战事产生了很大消极影响。其二，因小农经济濒临破产，国军士兵待遇很差，难以改善，以致军纪废弛，斗志低落。军事长官多率军经商乃至走私。其三，军阀问题仍然严重。桂柳会战中，白崇禧在战前，“先把四十六军调出桂林，接着又把一八八师拉出来，无非是保存实力及照顾姻亲（一七五师长甘成城，一八八师长海竞强，和夏、白两人是亲戚）的结果。”(12)

桂柳会战后，桂林城几成废墟

汉唐魂

中国军队之所以败绩，有四大最主要原因，情报不确影响最深

此役，国军之表现曾被批评为“片面抗战、消极抗战、依赖外援、制造内战”。但这种评价，实际上并非国军战败的主因。具体来说，国军此番败绩，主要有如下因素：

首先，日军的一号作战计划是在极度保密的措施下完成的，并有意使国军判断错误。

一来，日方强调消灭美国航空基地的作战，隐蔽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致使国军在豫中会战时，即使已经获得日军即将发起进攻的情报，仍认为此乃日军为牵制国军而放出的谣言，因此未能及时备战，并将一度封锁的河口重新开放，给了日军可乘之机。④二来，日军“在作战计划中，采取了歼灭当前重庆军以攻占要地的歼灭战略”，⑤妄图“使敌人（指国军）误以为将实施重庆作战（五号作战）”。⑥

当然，国民政府对日军的行动，也并非毫无预估。1944年3月，日军进攻之前，蒋介石料到日军因长江运输遭到美空军的阻碍，必定会在上半年内打通平汉路，⑦国民党方面制定了“平汉线作战计划”作为因应。但蒋介石完全没有料到的是，日军的野心不止打通平汉路，居然把河南、湖南、广西三省也列入了目标。因此，这个“平汉线作战计划”，显然不足以应付日军。对此，蒋介石事后，也曾在国民参政会上，就情报研判失误，向国人作了深刻检讨：

“河南战事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所得的情报，敌人不过是由华北华中各战场抽调他几个步兵师团，并没有发现他机械化师及装甲部队。以我们第一战区的兵力，是足够应战的。所以我们当时只照敌人过去步炮空连合作战的战术，来部署准备。不料敌人到了郑州之后，发现他还有大量的机械化部队，参加作战。……因此我们不能不改变战略，……平原地带的部队，一律撤退到嵩山山脉，另定部署，再与敌军作战。”（《一年来军事、外交、政治、经济之报告》，1944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