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三棵树！ 于 2015-9-13 07:38 编辑
我曾经想过给母亲写点文字，可是一直拿不起笔，不知怎么去塑造母亲的形象。记得以前写过一篇《娘啊》的小小说，是截取母亲生活中一个片段构思的，虽短，却感动着我自己。母亲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女人，远没有我塑造的那么好，但她却很真实地烙印在我的心中，以至于我不得不写出心中的感知和愧疚。
我不喜欢母亲，从小时候起就不喜欢，她留给我更多的是自卑和屈辱。从我记事起，母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每日里，她总是牵引着弟弟妹妹，或者一个人独行去村里人多的地方丢人现眼。
那时她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瘦瘦的，中等身材，有着一张清秀好看的面孔。唯一与众不同地是她每天嘴里总是自言自语骂人的话语，而且总和两个男人有关。她的语言每日重复千遍万遍，无非就是这两个男人要致她于死地，要用刀杀了她。
这两个男人一个是村里的队长，叫王国文，一个是组长，叫王朱后。当时在村里就是权利的代名词。母亲为什么老骂这两个人我不懂，那时我好像问过父亲，父亲只是沉默。沉默过后就是到处找母亲的行踪，然后带她回家，将她关在屋里。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母亲背着三岁的弟弟去一个水渠边。那是村里灌溉的水渠，渠边野草荒芜，渠里正流着昏黄的泥水，水深半米多。母亲背着弟弟到了水渠边，然后挽起裤腿跳了下去。当时我跟在后面，看见母亲跳进水里就大声叫了起来。母亲看看我，然后很神秘地说：王国文要杀她了，她躲在水里他们找不着。
我当时就急了，大声地喊着妈，妈，你快上来！母亲不但不理会，而且逆向渠水走去，边走边骂到：狗日的王国文，你为啥打我，狗日的王朱后，你为啥打我？有几次差点滑坐在水里。我看劝不了母亲，就飞奔着跑回家，父亲当时正焦急地寻找着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就朝着水渠那儿跑去。我也跟在后面跑。
等我和父亲跑到水渠边，惊呆了，我和父亲都看见母亲坐在水渠分流的一个斗门旁，水都漫过母亲的胸，母亲被渠水冲到斗门那儿，头发贴在脸上，一个手紧紧抓着铁框，一只手高高托起三岁的弟弟。
后来我长了几岁，从婆口里才明白母亲为什么老骂那两个人的原因，在心里多少也原谅母亲一些。母亲这病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她嫁给父亲后得的。母亲是安徽亳州人，那年安徽发大水，母亲的双亲都去世了，留下母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活着。母亲来陕西也是跟着她的堂叔过来的，那时河南安徽一带常年多灾，堂叔带着母亲也算是逃难过来的。
那年我的父亲正好二十六岁，年轻帅气，只是家境不好，成分也不好，没讨到媳妇。那年我父亲去公社赶集，去卖一点红薯。时值中午，集上人并不多，我父亲圪蹴在不多的红薯堆前左顾右盼，正在这个时候，发现从东边的黄土路上走过一老一少两个衣衫褴褛的人。走近了父亲才发现还有一个女子。当时女子灰头土脸，身材却挺立。
这两个人走过父亲的面前，父亲当时目不转睛看着。等他们走过一段路后，父亲突然喊道：你们不买点红薯？这一老一少都回过头来看父亲，老者摇了摇头，拉着女子继续要走。那个女子却停下了，痴痴地看着父亲面前的红薯。父亲知道她大概饿了，那年月粮食缺欠，谁都知道。于是父亲就递过一个红薯给女子，女子接过红薯在身上擦了擦，就大口吃了起来。父亲又递给老者一个红薯，老者看看父亲，感激地点头。
最后父亲收起红薯不买了，带着两个人回到家。经一家人和老者商量后，这女人就成了我的母亲。
一年后，我出生了，给这个家庭带来欢乐。那年风调雨顺，自留地的庄稼也好，爷爷就给我取了一个王丰收的名字。母亲除了照顾我外，就是跟着父亲去生产队挣工分。母亲很勤快，也能挣到九分。等到年底分红，两个人分的东西却维持不下去，往往父亲要去南山借贷一些粮食接济才行。
有了二弟的那年秋天，秋粮分到了两筐子玉米棒子。父亲看着那点可怜的秋粮唉声叹气。这时母亲默不作声地提着一个篮子出门了。秋日的斜阳照在母亲毫无血丝的脸上，母亲头顶着一条紫色围巾，偷偷摸摸朝生产队那片刚分过玉米棒子的地走去。
母亲走进那片玉米地，由于干旱少雨，玉米叶过早地耷拉着，玉米棵也有气无力地站立着。母亲穿梭其中，母亲串了好长一段路，才发现在一个下垂的玉米叶下吊着一个玉米棒子。母亲欣喜若狂，也顾不得叶子划伤了脸颊，扑过去紧紧抱住那穗棒子。
母亲又串了好长时间，才离开那片玉米地。母亲刚走出玉米地，就遇见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男人就是组长王朱后，他看见母亲篮子里的几穗玉米，就要抢过去。母亲不给，两个人就拉扯起来，拉扯中母亲抓破了他的脸。王朱后恼怒了，大骂母亲是个贼，偷生产队的庄稼。母亲大声说她没偷，只是去分过的地里找棒子。
王朱后不由分说夺过母亲的篮子就走，母亲也不依不饶，拉扯中又被王朱后揍了几拳。等父亲和村人闻讯赶来，母亲已经倒在地上，脸上身上乌青乌青地。
父亲性格温和，成分也不好，加上被扣上小偷的罪名，也就忍气吞声背母亲回家了。但他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个开始，对母亲的更大伤害还在后面。
父亲背着母亲回到家，爷和婆都气愤填膺，迈着不灵便的腿去找王朱后。王朱后正在吃饭，端着一只大老碗。婆和爷走着走着也没刚才的怒气了，等见到王朱后话语也变软弱了，爷说：你为啥打我家媳妇？王朱后停住咀嚼，用手擦擦嘴角的饭粒说：你这个臭地主份子，你家媳妇偷生产队的玉米棒子该打不？要不是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非送你们去公社不可。
爷听这句话当时就不做声了，这么多年由于祖上的地主成分问题，他没少挨批斗。婆拉了拉爷，想回家算了。可巧的是王国文来了，王国文刚才公社回来，大概他也听说这事了，他趾高气扬地指着爷的脸说：家里出了贼，你还来闹事？ 好，今晚就开会，让群众说说你这一家的事情。
那天傍晚刚吃过晚饭，村中那棵大槐树上的钟就敲响了。母亲被村里几个壮小伙从炕上架到会场。会场乌压压坐着全村的人，那年月晚上没有娱乐活动的村民最热衷于开会了。爷和婆以及父亲母亲并排站在那儿，王国文开始演讲了，从国家的政策讲到队上的利益，再结合实际讲到母亲的丑恶行为，最后指着母亲的头大骂是个女贼。
婆说母亲平时也不爱说话，那天却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母亲操着别扭的安徽话抢白着她不是贼，她只是在队上分过的玉米地里找棒子而已。王国文恼怒了，扬起手掌朝着母亲的脸打去，母亲也不忍让，和王国文厮打在一起。我不明白当时爷和父亲都在场，为什么就不帮母亲打王国文呢？
那晚母亲又被父亲背了回去，母亲披头散发，满脸是血，嘴里却不依不饶地骂道：王国文，你个挨刀子的，我不是贼，我不是贼......
后来母亲精神就出现问题了，她成了一个村人口中的笑柄 。
母亲虽疯，对几个孩子却没有伤害，我记忆中疯癫的母亲总是背着懵懂的妹妹去村里骂王国文王朱后。没家人在场时，母亲总是招来这两家家人的报复，她总是在颤栗中紧紧呵护着儿女的身子。
我从小就在这种氛围中养成自卑的心理，上学后，这种心理与日俱增。那些年上小学时，母亲不时就背着妹妹来学校看我。母亲站在教室的窗户外面不再骂人，而是傻乎乎地笑。 有时她站在教室外边，叫着我的名字，向我招手，母亲竭力展示她的存在，却没有想到对儿子更多的伤害。透过窗户玻璃，我看着母亲被学校的看门老头推搡着，像驱赶瘟神一样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在我上初中那年，母亲的病有了好转，县里有家专治精神病的医院，母亲就是在那治疗的。好转后的母亲不再去村里骂人了，而是整天呆在家里，她一个人对自己提问，自己回答，有时能说半个小时。但这已经是很好了，不去村里闹笑话，多少能给我们留一些尊严。
后来母亲的病得到了控制，有时除了偶尔自言自语外，和正常人无异。我去初中报名那年，母亲执意跟我去镇里报名。母亲不会骑自行车，我用车驮着她，她坐在后面，絮絮叨叨说个不停，她说的都是鼓励我的话语。等到了学校门口，母亲说不进去了，她就在外面等我，让我将自行车放在校外，她看着。我将一切事物办完走出校门，看见母亲立在自行车跟前，一只手死死地抓住自行车的车把。
难得来一趟镇上，趁着这次机会，我驮着母亲转遍了镇上每条街巷。母亲来镇上的时候不多，她的眼睛挣得很大，镇上日新月异的变化让她目不暇接。她坐在后面边看边鼓励我好好学习，以后一定要考上大学，将来住在县里省里。此次旅行对她来说意义非凡，以至于她在以后的日子里没少给我鼓气。
那时上学要拿干粮，整整一个星期的干粮。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常常会想起母亲在那间小厨房给我做锅盔。厨房很简陋，也不高，是父亲自己盖的，那个烟囱也没修好，烧柴禾时厨房里常常弥漫着呛人的烟雾。母亲有时被呛出眼泪，不由得跑出来用手扇扇。母亲做的锅盔没有别人母亲的好看，人家的锅盔做的实在致密，看着稍微带点金黄，吃着有味。而母亲的锅盔总是松软焦黄，不是火色太重就是外形不美观，看着都没胃口。我说过好多次，母亲并不争辩，而是憨笑着说她没那本事。
后来母亲不做锅盔了，改作馒头。热天馒头放不了多少天，等到星期四时，馒头已经长毛了，墨绿的斑点布满了馒头，我只能撕去馒头皮，将就着度过星期五和星期六的那半天时间。我吃着发霉的馒头常想，我咋这么倒霉，摊上这样一个笨母亲。那时二弟三弟和妹妹也都上学了，父亲在庄稼地里刨不出更多的钱供给他们，选择了出去做苦力。父亲给人家打土坯，盖房子做小工，有时经济实在发生困难就去借贷。甚至卖血。以前写过一篇《父亲的存折》小说，就是以父亲卖血为原型的。那时我懂父母的艰难，依然选择了逃学出去打工。母亲知道了大骂我一天一夜，最后将重心放在二弟身上。
二弟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终于出人头地考上一所师范学校。母亲高兴地奔走相告，将喜悦分享给所有的亲戚。母亲对二弟的疼爱，一直持续到现在，即使二弟前几年一年不回家看望她和父亲，母亲都没怨言。
我结婚那年，无情的事实又一次击垮了母亲，三弟得了脑瘤，母亲以泪洗面，坚持让父亲借贷卖家里值钱的东西给三弟看病。看病期间，母亲细心照看。三弟在西安做了手术后两年癌细胞又复发了，又转到医院化疗。后来看情况不好，母亲央求村里的神婆给三弟念经祈福，希望借助神的力量治好三弟。我清晰地记得，那晚母亲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脑门都磕出血来。而三弟却在几天后离开我们。母亲哭得肝肠寸断，精神又变得不正常了，有时一个人待在屋里，自言自语说个不停。家务懒得去做，而每日的饭却按时做。
一年后，母亲从悲痛中走了出来，她变得不爱和旁人说话，一个人或者呆坐在自己门口，或者提着一只篮子去地里割草。母亲不知从那儿知道县城有家药材公司，专门收草药。以后的日子里，除了冬天，刮风下雨外，田野地头便出现母亲的身影。母亲挎着她的篮子，手拿着小锄头，眼睛盯着地面，寻找那些可以变钱的植物。
除了挖草药，母亲还捡破烂，她捡的东西很广泛，从啤酒饮料瓶子到化肥袋子，纸箱片香烟盒子，废铜烂铁旧轮胎泡沫杂物，凡是废品站能收的，母亲都捡。我家那个老院子简直成了废品收购站。老院子放不下了，母亲就将场地转移到我的新家。我在外面做生意，家里让母亲看门。母亲就将她的那些废品堆放在我的客厅。
我的那位很少回家，有次回家看到这样一幅景象：家里门前院中，凡是有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晒满蒲公英和地丁草。客厅走廊堆满了废品，老婆气不打一处来，吼着让母亲将这些东西扔了，以后少给家捡这些脏东西。
母亲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站在那儿不说一句话。我也劝母亲以后别捡这些东西了，没钱说一声。母亲忽然大声对我说：我不要你们的钱，我捡这些东西有的是钱。我说也不反对你捡，你总不该将这些东西堆放在家里啊？母亲反驳说：不放这放那儿？
放后院啊，后院有的是地方，我说。
后院有人偷，我捡这些容易吗？母亲回答道：你们要是嫌弃我做这些，我住回老屋去。
老婆说，你去呀，回你的老屋去。母亲听了这话就开始收拾东西。我白了老婆一眼，老婆也觉得话语有些重了，拉过我悄悄说：给你妈在后院盖间简易棚子，让她别在屋里放这些东西。
棚子搭好后，母亲将她那些破烂分类整齐堆放。我说干脆卖了，没地方放。母亲神秘地说：越多越能买上价钱，你连这个都不懂，怎么做生意？等攒得堆放不下了，母亲便央求我拉到收废站去。十几年来有好多次，我开着农用车，欣喜的母亲坐在旁边，拉着小山一样的废品去收废站。而那些草药，去了县城的药材公司门市部，母亲跟着，我做着司机。
母亲买这些东西所得的钱，除了自己用着方便外，有时也给城里工作的二弟。母亲对二儿子的爱，似乎超乎一切。
当然二弟是不可能要她这些钱的，母亲却执意要给，母亲也不是给他，而是给二弟的儿子，二弟离婚后有个孩子跟前妻过，每月要给抚养费的。后来二弟又结婚了，加上买房，又开了一家茶秀店，负债不少。本来指望那家店翻身，谁知店偏偏开在拆迁的城中村边，好几年都以维持支撑着，好等楼盖好好再翻身。这次母亲患癌症这事也是去城里给二弟看孩子而发现的。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个人待在家里，我每天开车回去，回去给她打胰岛素。母亲有糖尿病，本来胰岛素自己能打，可是母亲却很害怕，我不回家她就不打，有时还有些庆幸我因为忙打不了胰岛素，那样的话，她的胳膊就不受罪了。她一直不相信那点液体能维持她的健康。妹子一家人偶尔会来看看。妹子将她嫁到六十里以外的一个地方，当初母亲是不同意的，但妹子很犟，母亲也没办法。母亲晚上也不看电视，她说休息好比什么都好。
有一段时间，母亲就想她的二儿子，让我给二弟打电话。二弟电话里总有各种理由搪塞着不想回来。二弟最愿意回家是后院杏子熟了时候。我家后院有五棵杏树，杏子个大味甜，麦收季节红艳艳的杏果挂满枝头，母亲每日就端着一只凳子坐在后院看杏。因为忙，我不能将这些杏子变成钱，也因为杏子不能多吃的缘故，我回家也只是拿一点回镇上。这些香艳的杏子随着夏风的摇摆纷纷跌落。每日母亲在树下能捡几盆子杏果。母亲并不想送人，她将那些落地的杏子堆放取其果肉，独留杏核给二儿子留着。杏子落得多了，母亲就心焦了，她拿过我的手机，催着二弟赶紧回来，不然那些上好的杏子就要被她的大儿媳散光了。每到杏子成熟期，我家那位会回来摘些杏子送人，我家门圆那七八家人，每年都能吃到我那位送来的杏果。
儿子终于在母亲的催促下回家了，那时母亲脸上洋溢着喜悦，指挥着二弟摘最好的杏子。纸箱她早就准备好了，临走，二弟的后备箱总是被杏子塞满。我不知道那些杏子二弟如何处理，总之二弟回去后，母亲就不管杏子了，后门关闭，任由那些孩子上树摘杏。
二弟后妻怀孕后，母亲早就做准备了。她找人做好了几套婴儿的衣服，拆旧衣服做尿布。我说那些你城里长大的媳妇是不会用的，趁早扔掉，母亲就骂我心术不正，看不得她对二弟的好。我说你就等着吧，看人家要不。
正如我预料的那样，弟媳妇临产前回了一趟家，母亲准备的那些东西一样没要。母亲最在意的是儿媳妇让她去城里看孩子的那句话。小侄儿出生后，母亲真的去西安看孩子了。不过一个月，二弟打回电话，说母亲不适合在城里，厨房那些东西母亲不会用，用着也不放心。看孩子也总和儿媳妇发生争执，她认为孩子哭就是饿了，一哭就给孩子准备奶瓶，一哭就抱着孙子在房间里转悠，现在都给那小家伙惯毛病了，不抱怀里不睡觉了。但两口子又不愿意母亲回来，母亲在那多少能帮点忙，至少能抱孩子转。
但没过两个月，二弟打回电话，说母亲执意要回家，她胃疼得厉害，有时疼得在床上打滚。我说你送母亲去医院看看吧。二弟说母亲不去医院，她要回家看病，她的这个胃疼村里医生能治，而且效果很好，让我接母亲回家，他茶秀的生意很忙。
我的确很生气，母亲病了你就要送回来，假如没病的话，你愿意让母亲回来吗？我也没理会。大概半个月后，二弟又打来电话说，母亲昨天已经送回家了，给我知会一声。我当时就纳闷，为什么昨天送回来不说？我回家看母亲，母亲正躺在床上，脸色苍白，也消瘦了许多。母亲见我进来，勉强从床上爬了起来，问我的儿子怎么没跟着回家。我说孩子上学着，母亲哦了一声，紧接着就用手压着胸部。
我问母亲是否很疼，母亲点头，指指床头二弟买的一大堆药说不管用。我说干脆去县医院吧？母亲说不去，她想去村里医生那儿挂些吊针，以前胃疼，村医给的药很管用的。挂了一天吊瓶后，晚上母亲依然喊疼，我觉得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开车去县医院急诊科，后又转到外科，晚上挂了一夜的吊瓶。也许是药液的效果，第二天母亲有了精神，一大早就让我去买东西吃。我说医生不让吃，今天还要做许多检查呢。母亲不再说话了，看着其他床患者吃饭，嘴巴融动着。
做了许多检查后，主治医生将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母亲有可能得了胆管癌和糖尿病中最严重的并发症，需要去西安大医院确诊，赶紧转院吧。我当时就惊呆了，泪水长流。我原以为我陪母亲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她的胃疼病就好了，谁知道她竟然得了这么严重的病。
我回到病房，看见可怜的母亲躺在那儿，蜷缩成一团，我不由得泪水涌出眼眶。我强忍着悲痛问母亲想吃些什么。母亲想了想说想吃点包子。母亲吃包子的时候，我说不如去西安看病算了，这儿医疗水平不行。母亲说不去，昨晚挂吊瓶了，她今天好了，疼也减轻了。她早就怨恨那些医生在她手指上划口子抽她的血化验了，那些血是她的营养，他们一次三番地抽，她已经厌烦了。再去别的医院还要重新化验，她不愿意。
给老婆打了电话，她沉默了一会儿，大概过了一分钟后，她让我告诉二弟母亲的病情。我说我不想说。她说她自己打。又过了一会儿，她打来电话气愤地说，你弟不给你妈看病，说他没钱。本来我就不想和二弟说话，偷偷送母亲回来我就很生气，又说了这样的话。我电话过去，也没客气，一顿收拾。二弟更有理由，说他已经负债五十万，随时都有精神崩溃的可能，对母亲的病真是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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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5-9-12 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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