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与国家有别,所以诗中的祖国定位时代语境中的局部语意似乎不够精准;最后一节的首句第一个“我”可以考虑去掉,第二句的“人”往“躯体”方向考虑似乎更能有效展示主旨的蕴涵,从一个人的精神回溯到躯体,产生必要的反衬关系,由肉体到灵魂,由物质到精神,就有了质的升华之可能。
诗歌从父辈的无私付出到我的顺利成长,虽然高瘦,起码承接了父辈传下来的奉献与亲情慈爱,这种肉体的饥饿里至少还有精神的丰足;面对儿子高壮的身躯,从时代语境的不同导致肉体乃至精神诉求经历的差别(前面父辈的传承大篇幅的入实,以表明传承的有效性;而这里则用及其简短的笔墨勾勒出主旨的陪衬“营养过剩”的儿子——也暗示某些方面的难以为继),从“我”的“高瘦”到“营养过剩”的儿子这条线,暗示父子难以产生实质性的精神共鸣,以至于“如何讲解饥饿”的困惑最终成了由肉体的饥饿过渡到精神上的真正饥饿。
而这种精神上的饥饿,仅局限于作者与儿子之间无法有效传承一种朴素人生理念,这种理念的朴素,由于诗中对儿子这个能喻指征未曾更加有效的拓展到更为广阔场域所在(营养过剩或许相对于营养不良来说,结合前后语境意蕴,只可能更多的往肉体饥饿方向靠近,对精神饥饿的过多考量会令此处能指重量难以为继),这种因为局部的语意掣肘导致全诗旨趣无法更为有效的提升,以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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