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文学的幽暗和遮蔽(转发)

新石头上的叶子

                                                                                     底层文学的幽暗和遮蔽

                                                                                           文学调查报告

                                                                                              冉隆中 昆明

      底层、底层文学、底层作家、底层视察……如今已经成为文坛使用频率很高的几个关键词。近年来，我以云南为半径的文学调查工作也基本在这几个词语里打转转。

     调查写作的困难，还不仅仅在于被调查者距离的远近以及配合的程度，自费调查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更大的困难还是来自调查写作设讲本身——文学批评的写作可以借助田野调查手段来实现吗？调查意味着批评者与被调查者的近距离接触，而被调查者又身处底层，那么，这样的的调查写作还能够保持必要的理性和高度吗？其实我自己知道，无论是调查者还是被调查者，都不可以依凭任何道德制高点在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竞技场上取胜。相反，由于底层写作者的艰难、弱势，他们天然的会比较容易唤起同情、感动和赞美，而让人忽略了对其所处幽暗位置的烛照，以及对其文学坚持的真实动机、作用、意义感的深入探询。

     我被调查对象因同情而生感动，因感动而不知所措，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的一例，是关于一个群体的底层写作者——我要说的是一个文学社，以及由这个文学社所办的一份文学报刊。

     其实我关注这个叫“红地角”的文学社和它办的《红地角》文学报刊，也算由来已久。因为它的存在，已经到了你不关注都不行的程度。也不记得是从何时起，这份文学内刊，总会不定期地从云南南部一个县城寄到我的案头。这份名叫《红地角》的刊物，它有时是报，对开四版；有时是刊，厚厚一册。细细一看，这份由云南红河州蒙自县红地角文学社主办的文学内刊，居然已经出版近百期。而编辑这份文学内刊的红地角文学社，则连续不间断地开展活动并存在了24年。

     也就是说，“红地角”文学社以及它的社刊诞生在1985年。在那样一个年代，诞生那样一个文学社团和文学报刊，是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奇怪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叶，正是中国大地文学社团和文学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生生不息的时期。文学成为当时人们惟一的情感宣泄和消遣方式，一方面，说明了文学与社会交媾正经历着如胶似漆的蜜月期，而让许多亲历者至今耳热心跳，怀想不已；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单一社会里文学发展的过热甚至畸形，并不足道。当时诞生“红地角”文学社的蒙自，其实还只是滇南一个小而又小的农业县城，那里的一帮文学发烧友明显地受到邻近的个旧市的传染和影响。锡都个旧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工业城市之一，它当时还是一座文学强市——其文学地位堪比昆明。一份公开发行的《个旧文艺》，因为发表遇罗锦《一个春天的童话》而洛阳纸贵。在个旧老阴山上，一处由沈从文题写的“文学林”至今尚存。二十多年之后，个旧文人大多星散，个旧文学则如老阴山掏空的矿洞一样沦陷下去。倒是蒙自的“红地角”倔强地坚持了下来，而且出刊周期越来越短，文学活动越来越勤，文学社员就像割不尽的韭菜，走了一茬又冒出一茬。据统计，这个文学社在24年里，共发展社员860多人，社员最多时高达297人，现有社员76人。其中有中国作家协会和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十数人。社员公开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达20多部，其中有一部长篇小说长达120多万字。举办各种文学活动则达到102次，编辑的文学报刊达近百期逾千万字。这些数字支撑起来的文学实绩，已经远远超过许多县级甚至州市级文联的全部成就，而在滇南一隅悄悄生长的红地角文学社，却是一个无任何保障（人员、经费、场地、设备）的纯粹的民间组织。这就有些令人称奇了。

     “红地角”生存发展的这24年，正是中国逐渐走向市场化的24年。在这24年里，有无数曾经红火的文学社团生了灭了，有无数曾经牛气的文学报刊烟消云散。甚至一些体制内的文学生产组织机构，也在市场化过程中转型、转轨转没了。而“红地角”却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并且“看上去很美”，似乎活得不错。那么，它靠什么支撑？又有谁在支持？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学社团和一份纯粹的文学民刊，它靠什么来运转和维系？带着许多问题或者说好奇，我走近了这个让我觉着颇为吊诡的文学社。

     我发现，“红地角”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名人效应和名气积累。而它出牌的方式，则可以称为无中生有，或者叫借鸡下蛋。在“红地角”面世24年后的2009年夏天，在蒙自，它当年的社员、如今的社长李忠泰，对我说起“红地角”有“三大荣幸”，其首就是惯于沾名气之光——“我们红地角文学社最早开展文学活动是在1985年2月，第二年秋经政府批准，于年底在蒙自西南联大文学院召开成立大会。因此可以说，我们是在当年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朱自清闻一多讲课的那间最大的教室里成立的。”就是这样简单、直接、生硬的一次历史对接，“红地角”便与西南联大，与文学泰斗朱自清闻一多们挂上了钩。而它最初的“红地角”三个字，也采取闻一多的的集子做报名，四楞见角有金石味的“闻体”，倒彰显出这个当年的民主斗士的个性色彩。我所见到的《红地角》“闻体”报名，一直用到1989年6月4日出刊的总第23期，其后，不知何故，它先后变成过印刷体，以及当地某退休官员绵柔的手写体。往昔虚幻的名人气息散去，今日突显的则是与“红地角”有现实瓜葛的名人们，他们以“顾问”名单赫然印于报眼：高洪波（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晓雪（中国诗歌协会副会长），蓝芒（云南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哥布（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这些顾问不仅为“红地角”挂虚名，也为“红地角”做实事。比如高洪波，就在红地角报总第64期、68期、刊总第11期，分别发表了《新春寄语》、《呵，战友》和《旗帜》等诗歌。晓雪则有过对蒙自的数次造访并在《红地角》发表大量诗文的记录，对“红地角”关心最多，出力最大的要算蓝芒，他多次为“红地角”社员张罗看稿，出书，开作品研讨会，单是为“红地角”社员、残疾人农民作家邓树怛出书和改稿，蓝芒就两度亲临邓树怛家中，其后还担负了该农民作家长篇的修改和校稿工作。而蓝芒自己，其时也是虚弱不堪的八秩老人。《红地角》还坚持“全国赠阅”的宣传发行策略，而它送达的又多是文坛名家或者著名官衙。“红地角”和它的《红地角》，就这样矢志不移坚持依托名人，积累名气，完成了从虚拟名气到到现实名气的转换，并借此发展壮大自己。

   “红地角”的第二张牌，是哀兵策略和弱者优势。如果说它在打第一张名人牌时尚且需要处心积虑，借力发力，那么它打第二张牌则只是顺其自然，无需矫情。因为它的衰与弱，是不必掩饰的事实，就摆在那里。作为一家登记在册有法人资质的社团，它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应是有固定场所。但是，直到《红地角》已经出版了20多期，却是无地址，也无任何联系方式。再后来，它虽然标出一处地址，但是如果那时你要按图索骥去寻找，你找到的肯定是失望。如今活跃于“红地角”的社员张元春，回忆起他当初找寻“红地角”的过程，颇像地下工作者接头的情形——他按某期《红地角》报屁股留下语焉不详的地址，找到蒙自县桂林路45号，那里却只是一处小卖部。看他一脸的茫然和失望，店老板好心给他提供了一个电话，就这样，他终于跟文学社接上了头。24年后，《红地角》报尾当然已经印有了明确的地址：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县银河路金苑小区4幢1单元1-2号。但是我知道，那里只是现任社长李忠泰的自家住宅。并不宽敞的家，李忠泰要用他来召开文学社的小型会议，编辑报刊，或者接待社员来访，他要为此赔上茶水、电、以及私人空间。而这样的活动照片，还会经常以“图片新闻”的方式刊发于《红地角》。当我看到那一张张背景相同、在逼仄的空间里摆拍造型相似的照片时，我的心情变得有些五味杂陈。2009年4月30日和五月3日，我两次造访“红地角”。李忠泰显然觉得在家中接待我这个陌生的来访者不便或者不妥。他第一次借用的是红河州文联办公室，第二次则是在蒙自县文体局一间蒙满灰尘的会议室。第二次的见面，李忠泰排出了“红地角”文学社目前的“最佳阵容”：由他领衔，《红地角》副主编马应民和钱劭良以及曾斯彬（后二人是红河学院中文系学生，也是“红地角”的后起之秀）到会，更关键的是那天还来了残疾人农民作家邓树怛。邓的到场，一下子使见面气氛变得沉重甚至凝固起来——因为他是自己用手摇轮椅，从十数公里之外的新安所，花两个多小时，一步一步摇来的。要让邓到达在三楼的会议室，两个青年后生费了很大的劲，才将体态发胖的邓背了上去。以至于座谈开始，当我知道了邓的处境并亲眼目睹了他为文学艰难的折腾，让我感慨唏嘘无以言对。跟邓一样处境相似的哀兵，在这个文学社比比皆是。就比如眼前：现任社长李忠泰、副主编马应民，都是下岗多年的职工；大学生钱劭良和曾斯彬，则是来自苦寒山区的农家子弟。他们身后能够依托的只有贫困之河，面对文学，他们似乎要做背水之战。好象早在24年前《红地角》发刊词上，就写着这样一段话：“也许我们会道渴而死，但弃杖化为树林，不也是在为家乡的红土地献出热血吗？”正是有这样一群敢于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哀兵，“红地角”才会不仅不死，反而越战越勇。就像那天李忠泰对我所说：“我们有很多艰辛，但是却不怕艰辛。24年里的商品大潮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冲不垮我们，寂寞和孤独一直没有把我们困死。”

    探询“红地角”文学社24年生存发展之道，如果只看到它的弱与衰，困与苦，靠博取同情而艰难挣扎的这一面，那又错了。其实它还有及其强悍的另一面。这就是，它在很多时候，是以主流姿态和主动介入的方式，将自己融入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轨道之中。这也是它出得最多，用得最好，收效最佳的一张牌。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在它24年间的18次重大活动中，其主题全部与弘扬主旋律为当地经济社会服务有关。另外的84次中小型活动，其情形也基本相似。仅在2008年。“红地角”就围绕“心系汶川大地震”“喜迎北京奥运会”“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歌颂优秀民警李宏”等组织了数次颇为热闹的活动。在《红地角》报刊上，随处可见《文学应为红河新发展作贡献》《文学要在红河新发展中弘扬主旋律》这类的大标题。“红地角”甚至还仿效党政机关体制模式，成立了文学社自己的“中心学习组”，象模象样地组织学习有关文件。某领导为某本书“写作”了一篇不足千字的序言，“红地角”立即在头版头条发表，并在报纸上向全体社员专门发出通知，要围绕学习该序言，分步骤地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并且要“不走过场，落到实处”，还辟出版面刊载“学习心得”偏僻小城文学社团一份纯粹的民刊，办得煞有介事直逼党报，我看着就想乐。我对李忠泰开玩笑：你一个体制外人，怎么尽做文联甚至宣传部门那样的体制中事啊？”李忠泰两手一摊说了一段大实话：社团的关键在于活动，活动的关键在于经费，经费的关键——不就在体制之中吗？这个标准的文联（作协）思路和语式，被李忠泰们研究得更透彻，因此也用得更活，更理直气壮。它们将文学的热脸紧贴上时代和地域的热屁股，以至于让真正的主流社会无法拒绝，文学社和文学民刊的生存空间由此觅得。2009年8月1日，在蒙自我见到曾经为“红地角”文学社提供过很多支持的蒙自前县长、哈尼族诗人陈强。陈强认为，“红地角”毕竟以文学的方式为地方做了很多事。“尽管做得不够专业，但是，也是很可贵的。我每年都给他们几万经费。”

    除了以主旋律的方式从主流社会谋取生存发展空间，近年来“红地角”也在逐渐适应市场化条件下的游戏规则。在《红地角》近期报刊中，我就多次见到他们与某校或者某乡镇合办的专版，与某地或者某公司合开的笔会。最有意思的是我看到社长李忠泰亲自为一家名为“憨憨醉”的餐厅写的一篇散文，整篇文章，基本可以算是该餐厅的几道菜谱，而且图文并茂。李社长和几位文友的用餐过程，被描绘的细致入微，纤毫必现。在我与李忠泰的数次接触中，我知道他是一个有着真正弱者的韧性坚持和甘愿自我牺牲的人。或许，写这样的文章，仅仅是为了让几个比他还清贫的文友有一次饕餮的机会？或许，该餐厅老板曾经是一位对文学的热心人，李社长只好以文章的方式给他一次回报？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形，读着这样的文章，我眼睛都会本能的拒斥，耳朵却没来由的听见了昔日个旧老阴山掏空的矿洞垮塌沦陷之声。

    一个坚持了24年的文学社，因为有一群韧性的人的热爱和坚守，肯定还会可贵地继续坚持下去。人们纷纷向它致敬，但是致敬的目光却主要集中在它的时间长度之上。长度当然能够说明一个方面的问题，但它却不能回答文学和文学社最本质的问题：文学社为何而活？文学为何而做？

     参加文学社20多年，并且在社长任上10多年的李忠泰，显然无力来回答这些对他来说是形而上的问题。他更像一个家长，要为一个大家庭的柴米油盐操心。他也像一个苦行僧，半生为文学社化缘，乞讨了可观的盘缠，却从不中饱私囊。他淡泊名利，主动当铺路石，垫脚石，为文学社埋头拉车，忙忙碌碌，到头来，却又始终不知道路在何方。偏离文学方向的劳碌，使文学社为活而活，为时间长度而活，在很多时候，它只能扮演一个为官场或商场帮忙或帮闲的角色，久而久之，反而让人对其时间长度的意义产生怀疑。活着就是有意义，有意义就是好好活着——“红地角”文学社也陷入了这个怪圈。

    即便不去琢磨那些所谓形而上的问题，在“红地角”文学社，值得探讨的一般文学问题也有一大堆。比如，“红地角”文学社每做总结，必说到该社社员“影响和成绩”最大的作品是一部大部头（120万字）的长篇小说，然后就语焉不详了。为什么？其实，在“红地角”文学社，有此成绩的作家作品，仅一人，一部，那就是唐天马所著《洪荒世界》。这个颇受争议的唐天马，出版了《殷红的晚霞》、《洪荒世界》（三卷本一百多万字），还有《百年沧桑》等，数量确实很是惊人。可以说，他也是一个靠长度“取胜”的作家。在这一点上，与已经坚持24年之久、以时间“长度”见长的“红地角”倒有异曲同工之处。长度，在这个时代，正在成为文学的一种追求或者说盲目。在我与各地文学作者有限的接触中，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写作者都在热衷于长篇的炮制，有很多人的写作甚至就直接是从长篇起步的。另外一些与长度有关的文学现象也让人难以置喙。在云南某地域片区，一个已经连续开了近30年的文学笔会还将继续开下去；就在那片土地上，一位老作家，从62岁开始写作，写到80岁时，他完成并出版了3000万字142部长篇历史小说，涉及上下五千年，数以百计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学一旦与“长度”联系在一起，就不能不让人既敬又畏，有时候也颇生怀疑。而唐天马的长度，不仅在于他的长篇篇幅之长，还在于他的长篇在百万言中有40多万字的篇幅用在了纯粹的性交场面描写上。他假托了一个名为东胜国的国家，编织了一个处处虚假的的反腐故事框架，描写了一个性乱英雄的交配史。作品的思想指向我们姑且不论，单是书中的浓墨重彩描绘的主人公牛超，这个如同一个所向披靡的性战车的“反腐英雄”，就令人生疑生厌。作品基本就是喜形于色在描写牛超分别与数十个不同民族、不同国度当然也不同容貌的女性不停息不休止地交配的过程。反腐故事也就成了一件可有可无的花哨外衣。性场面和性过程描绘辞藻的基本雷同，性场面与人性关系的基本脱节，也说明该小说实在是不入流之作。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却被出版社（？）称作是“长篇现实主义力作”，“是继《金瓶梅》以来性爱文学的又一高峰”，在2003年6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后，又于2007年6月由该社第2次印刷。这样一部作品，它的描写方式，它的隐喻对象，它的教化作用，它的出版和传播方式，都是大可以研究讨论的。作为本社社员创作出的最重要作品，“红地角”文学社却选择了放弃正视，而宁可组织“中心学习组”，去学习一个又一个非文学文本。当然，不愿意多宣扬自己最有“影响和成绩“的作家作品，或者也可以看作是文学社的一种态度，但这毕竟只能算一种十分消积的态度。

     又比如“红地角”社员、残疾人农民作家邓树恒，写作出版了自传体长篇小说《风雨沧桑》，它因此成为了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了精神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但是他却陷入了新的困惑。他在2009年5月3日告诉我，文学让他找到了价值，却也让他添了新的不快乐。“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我的《风雨沧桑》，想改成电视剧，却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我已经动手在写了，我希望，它能给我改善一下生活处境。小说卖不了钱，听说电视剧可以卖比较好的价钱。我的作品，将我残疾后的故事都写出来了，而且还写了一个村庄的百年史，很感人。但是只感动读者还不行，我想感动观众。”说穿了，他其实是想感动电视剧的制片人，能够让他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卖个可以改善生活的好价钱。邓带着想当作家的梦想加入了“红地角”文学社，文学社帮他实现了出版长篇小说的愿望；邓现在又带着用文学改善生活质量的想法，对文学社有了新的要求。而文学社“家长”李忠泰却无能为力了，因为他也不知道，电视剧市场运作的路在何方。

    再比如，“红地角”跟其他文学组织一样，也面临老化、后继无人和自娱自乐的同样问题。然而“红地角”所处的蒙自，又被称为“滇南之心”，如今这里还是红河州府所在地，红河学院等数所大中专学校也聚集在这里。“红地角”的文学活动自然吸引了许多年轻学子。曾斯彬、马玉潇、钱劭良等就将“红地角”视为第二课堂。钱劭良就说，自己能成为“红地角”的一份子，感到无比高兴，昨天是一个人的文字游戏，今天是一群人的文学理想。但是他们在这里起步，却从一开始就患上了“长篇综合症”，以为文学就是小说，小说就是长篇。这样的问题，在文学社，缺乏必要的研判和商榷。而《红地角》自己经营的报刊，当然还是以发表短小文章和诗歌为主。如何将短文短诗写好写精，好象也还没有放到有24年建社史的“红地角”议事日程上。因为，在我看来，《红地角》报刊上所发表的作品，实在是粗放之作太多而精美之作太少。当然，这些都可能是我对一个县级文学社不切实际的苛求了。

     一个身处底层的文学社，如何才能不失文学理想地继续坚守坚持？谁，能够穿透底层文学的迷雾幽暗和层层遮蔽？当下，这更是一个问题。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9年第五期

冉隆中：原昆明文学研究所所长、昆明文艺评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昆明作家协会副主席、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云南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协会员，一级作家。所著主要作品有《红土高原的回声》（1990），《转了一圈又回来》（2004）。《流淌过往的文学时光》（2006），《文本内外》（2007），《峨山启示录》（2009），《底层文学真相报告》（2010），《烟草王国的红色经典》（2001），《光荣与梦想》（政论电视片，2006），《沉默与谎言》（30集电视剧，2006）。策划和主编作品有《滇池》丛书第3-6辑40册（2004-2006），《云南作家文库》丛书2辑20册（2009-2010），《昆明的眼睛》（2001），《西南学刊》（2010-），《正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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