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挽弓射月 于 2017-2-23 12:39 编辑
太久远了。一切已经蒙上了厚厚的尘埃。当步履蹒跚的老先生走近我的时候,我意识到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不知道最终的消息是什么,是否可以告慰姑奶奶。是否可以告诉姑奶奶说,你寻觅千遍万遍的人终于有踪可寻了。她必定很高兴。在这空旷无限的时光里,再没有比有人在十年后再次提起陈先发让人高兴了。
老先生年近古稀,精神矍铄,白发被梳得一丝苟。他开门见山地道:“你是姚四妹的后人吗?”若按照正常的回答,我当然不能说是姑奶奶的后人。姑奶奶终其一生,孤苦零仃,没有子嗣。但我回答说,是的,姚四妹是我的姑奶奶。
姑奶奶素来谨言慎行,她选择父母做为最后遗嘱的托付人,一方面是多多少少的那层血缘,另一方面是姑奶奶是和爷爷走得最近的姐弟,更重要的是,她在我们这个与世无争的家庭里获得了安宁。爷爷和她经历风雨。逝世后,忠厚老实的父母多照顾她的饮食起居。父亲中风后,接着由我负责她的生活。
她是个极为安静的老太太。时常一个人坐在墙根下,一坐就是一下午。由着太阳烤晒,慢慢直到隐落天边。即便是盛夏。
“姑奶奶,你不热嘛?”我跑到她跟前,好奇地看着这个小脚尖尖的老太太。她干瘪得像小核桃一样的脸,没有一滴汗。在烈日下,小脸显得通透,红润。 姑奶奶难得笑了一次。说,我是冷怕了。我要把关节里的寒气都逼出来。她用手摸摸我的头说:“凌凌,我的筋骨痛太磨人了,将来你长大了要背我走路啊。我点点头。
姑奶奶心情大好,对我说,你站在这儿不要跑开了。几分钟的工夫她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块棉手绢,小心翼翼打开,一个银光闪闪的大圆币呈到我眼前。银币表面的图字都被千手万手摸得很光滑了,但那个光头的人像仍然很清晰。姑奶奶说,你十岁了,这个袁大头给你做生日礼物。
回到家里,这个神奇的生日礼物被素来文静的母亲看到了,一把夺了过去,责问道:“你怎么有这种东西?” 我很委屈,说是姑姑给的。母亲拉着我径直走到姑奶奶跟前,说,姑姑,这样金贵的东西你不能随便给凌凌。我们不能要。母亲一反常态,有点儿生气。又说,有的东西,我们是不能要的。
姑奶奶浑身明显一颤,忽然就伤心地哭了出来。姑奶奶用手背抹了一阵眼睛,然而伤心完全没有止住。父亲闻声过来,对母亲严情厉色地问清了缘由,但他更多的是出于对姑奶奶的尊重和孝顺,他从母亲手里拿过袁大头,毕恭毕敬地对说:“姑姑,素真说话不知轻重,你莫放心上。但这银元你还是自己放着好。”
姑奶奶吸了一口气,抬高声音,看着父亲道:“你尽可拿了这块银元给凌凌。它是干净的。他不是土匪恶霸陈先发的东西!”姑奶奶见父亲没有啃声呆立在那儿,继续说:“1948年解放军要枪毙陈先发,区里的同志来调查过我,相信了我。我始终相信陈先发是个好人。当年他带着刀儿队把我和我爹拦截了,但他没有碰我们一个指头。他也不是头儿。”
父亲略带些委屈的语气,放低音声说,姑姑,那不是陈先发来提亲了嘛。 姑奶奶也不哭了。叹了口气,说:“我答应就好了,就再也不要等了。”
一九四五年,姑奶奶年满十八岁,算是村里的老姑娘了。她穿的衣服破了又补,补了又穿,干干净净。扎着两个粗大的黑辫子,皮肤黝黑,整天和曾祖父一起劳动,给地主家捡棉花。这时候,浓眉大眼身强力壮的陈先发也给地主打短工。姑奶奶说,陈先发有一次把一小块肉用布包到棉花地里,给我吃,他知道我一年多没尝过肉味。他是个好人,姑奶奶说,他时常帮我挑重担走几里路到雇主家。
姑奶奶说:“雇主心地坏,干了一年没有工钱。陈先发一怒之下和两个青年后生打了雇主,拿了他家钱柜里的钱,放了一把火。他从窗里爬进来,吓得我几乎失声大叫。他把两块银圆摆我桌上,说一块是我应得的工钱,一块是借给我给父亲看病的。”
姑奶奶说,这块是工钱,干干净净。
老先生又询问了我几个问题,说:“你应该是姚四妹唯一的亲人了,我父亲叫林四平,和陈先发一九四九年被经过大路的国军拉伕子(即挑夫)到了台湾。”
我立即问:“陈先发先生是否还健在? 老先生略为顿了一顿,摇摇头。空气在片刻凝固。老先生说:“陈伯伯到了台湾之后,头几年略为安分,几年过后时常酗酒,时常和我父亲跑到海边痛哭,密谋游过大海。” 老先生的手有些颤抖。打开黑色皮包,从里面拿出黄色牛皮纸的信封。说道:“这是先父临终前的托付,说是陈伯伯和他有约定,谁能回到家乡,必要带封家书。”
二零零七年,姑奶奶欢欢喜喜过八十大寿。母亲亲自做了一桌丰盛的拿手好菜。点上蜡烛,母亲说,姑姑,你他许个愿。此时姑奶奶身体大不如以前,加之摔过一跤后,站起来显得十分吃力。姑奶奶开心地笑了,说,我有两个心愿,一个呢,凌凌早日找个对象抱个娃。姑奶奶刚说完,大家哄笑看着我,说,是啊,姑奶奶的圣旨最灵验。姑奶奶接着说,我的第二个心愿呢……姑姑停了一小会儿,说,希望陈先发身体健康,结了婚,生了子,来看我。说完,大家没有丝毫迟疑,欢呼鼓掌。
年底姑奶奶久病不起。她在弥留之际将我唤至床侧,很努力地从枕头底下抠了一阵,枯瘦的手使尽最后一丝力量递给我一个小布袋。我将东西倒在床上。原来还是一块袁大头。姑奶奶声音微弱,气管里的痰让她剧烈咳嗽。终于平静下来,她说,陈先发是个好人,一九六八年,那些批斗我的人说我是土匪陈先发安插下来的间谍,将我泡冷水里三天三夜我也没有承认。陈先发也是个穷苦的好人。他知道同伙劫了我们,来放了我们,送我到大路,给我这块银元,说是娶我的聘礼……我等不到他了……还给他……
姑奶奶一口气说完,好像被抽丝剥茧,安祥地看着我继续喘息。
我接过旧黄的信封,对老先生说,这块银元是姑奶奶最后的嘱托,要交给陈先发先生或他的后人。这块光滑亮灿的袁大头在我这里放了十年,终于要物归原主了。
老先生摇了摇头,眼角泛着泪光,说:“陈伯伯一直未婚。他本和先父约好渡海,可先父因为顾及新婚妻子,未成行。于是各自修信一封交由对方,以防万一。”
“那陈老先生最终游回来了吗”我忐忑地问。这位从海峡那边过来的老先生叹了一口气,说:“那日据说有人听到海边的枪响,他失踪了。”
他失踪了。也就是说还有活在人世的希望。活着也应该有九十多岁的高龄。
送走老先生已是夜晚。我始终没有打开信封。我把那块光灿灿的银元和它摆放在一起。好像可以听到同样的呼吸和温度。发黄的信封上面是小楷毛笔字,简单写着:交付姚四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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