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沈眉珊 于 2017-7-4 21:47 编辑
我的小学
我没上过幼儿园，在大杂院和胡同里无拘无束地玩儿了几年，直接上的小学。
我的小学叫新官讯小学，坐落在新官讯大街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条街、那座学校在天津火车站后广场改造中一同消失了，仿佛带走了我的童年。
现在还记得那个情景，每天早晨，我和七八个小伙伴，迎着七十年代的朝阳，排着路队走在大街上。我是那个路队的小队长，走在路队最前面的是一个大眼睛、长睫毛、瓷娃娃一样的小女生，叫陆莉；走在路队后面的是一个留级多年的大女生，个子高挑，长得怪怪的，有点像现在科幻电影里的阿凡达。
那时候，上学的门槛不高，我所在的一个班里，就有三个智力有问题的。一个外号叫铁蛋，脑袋大，脖子粗，课间爱打架，下手还没轻没重的；一个叫立新，脸色惨白，身体嬴弱，有次上课突然把早晨喝的豆腐脑吐了一课桌，老师赶紧派同学找来了立新的爸爸，我们目送着立新的爸爸用自行车把立新驮走；还有一个就是走在路队最后一个的阿凡达，她的名字里好像有个“红”字，“红”的爸爸在学校忆苦思甜大会上做过报告，一挽胳膊，露出了被地主老财用镰刀砍的伤疤，那时候，我们对这事儿毫不怀疑。
说到路队，想起了那时有部木偶剧，叫《放学路上》，是反映小学生跟破坏分子做斗争的，以至于我们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是睁大警惕的眼睛。我们没遇上啥破坏行动，不过，拉车给城里运菜的马匹在马路上肆无忌惮地撒尿，有时候还公然发情，让我们两小无猜的共和国接班人情何以堪啊。奇怪的是，我们上下学走在马路上，从来也没一起唱过歌，可能是不好意思吧。
我们唱歌是在音乐课上，教音乐的于老师，是个和蔼可亲的胖胖的老太婆，每次上课前，几个男生要帮她把脚踏琴抬进教室里，我们唱《小松树》、《我们的田野》，夏天的时候，教室的窗户四敞八开，微风吹进教室，我们的歌声也传到了操场。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是四层，那年唐山地震时被削去了一个角，并无大碍。
我们学校的操场是正方形，围着操场的除了能提供阴凉的教学楼，还有三排小平房，依次是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室、少先队的大队部、学校广播室、工人宣传队驻地兼木工室、校办小工厂的车间、水房、厕所还有传达室。我们学校的大门是红色的，操场四周还有些绿树，那时的天总是蓝的。
我们最爱上的是体育课，体育老师姓高，是个小帅哥，个子高高的，脸白白的，穿着深蓝的一身秋裤或绒裤，右手的食指总摇着一串钥匙，顺时针或逆时针，嘴里还总吹着口哨。他教我们投篮，教我们打垒球，赶上下雨，我们躲回教室，他就给我们抱来一箱子小人书。
我们最怵头的是珠算课，瘦小枯干的女老师摆弄着一个夸张的巨型算盘，三下五除二地就把我们算晕了。幸好，她还教我们描红课，描红课又叫写大字，我们研起墨来，教室里嘎嘎作响，字写得好坏不说，瞧这气势。
小学里，我最难忘的老师是教算数的刘维贤老师，刘老师早先教过私塾，曾是我姑姑的老师。他接近一米九的大个子，爱穿对襟的老式服装。我小时候，习惯性驼背，刘老师经常猝不及防地拍我一下，说：“小小年纪，直起腰来！”有一次，我们在小工厂劳动，把长条的麻袋片卷成一卷一卷的，干完活儿，我从小工厂出来，正碰上刘老师迎面走来，我说：“刘老师，我们劳完动了。”刘老师一听就急了，说：“劳动两个字怎么能分开？应该说劳动结束了。”印象最深的是，一天，刘老师给我们上算数课，不知怎么，讲起了周恩来总理的故事，说周总理怎么在外交场合给美国人难堪。我知道，他除了教我们算数，更教我们爱国。
我上小学时，遇上的大事有唐山大地震，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去逝，粉碎“四人帮”，国歌的更改和恢复。对了，还有红小兵变成了少先队员，可不管怎样《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让我们唱得热血沸腾，我们在填表格的时候都骄傲地写上出身“贫下中农”。当然，我们也是发奋图强的新一代，我们爱科学，我们决心为“四化”做贡献，为了赶超世界，我们还忍辱负重地学习日语，我五年级下半学期，因为搬家转学，又学习了英语，那时候的电影，最时髦的就是男主人公、女主人公煞有介事地捧着一本书学习英语。
我上小学的后期，学习越来越重要了，分数也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的学“马列”小组不再活动了，考试成绩开始全班大排名了。但是，回想我的小学生涯，学习从来不是一种负担，我的军绿色的小书包总是薄薄的，里面还有手绢、抹布、水碗儿，简称“三带”。
我们每天很早就放学回家了，我们在胡同里打羽毛球、捉迷藏，女的踢毽子、跳猴皮筋，男的撞拐、推铁环。夏天，我们用涂着松香的长棍儿粘知了，用抄网捉蜻蜓；冬天，我们踩着竹劈子划冰，在院子里扫雪后堆雪人，煤球是雪人乌溜溜的黑眼睛，胡萝卜是雪人长长的红鼻头儿。
这是我们最快乐、最自豪的时光，学习是一辈子的事，而无忧无虑、纯粹好玩的时光，就那么几年。
金蛇狂舞
我跟文艺有缘。
我五六岁时，就弹过琴。而且是钢琴。
不过，就弹了几次。每次，就弹了几下。
我妈是小学老师，教语文的。
有时候，一般是某个周日，她去学校值班，就带上我。
学校是个大绿门，大绿门套着一个小绿门。
过小绿门时，我妈会扶着我，怕把我摔了。
进了小绿门，我妈左转，进传达室，通常跟看大门的老头儿聊几句；我直行，撒丫子跑开了，一直跑到操场边有钢琴的一间大屋子里。
屋里有高年级女生在排练节目。可惜我那时对女生还不太感兴趣。
钢琴敞着盖儿，旁边有个凳子。
我站在钢琴和凳子之间，很赶落地弹了一曲。
曲子很简单，简谱是56565,656565。重复N遍。
这曲子是有歌词的。我们胡同的小孩儿都会唱：“新娘子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是大人们结婚，小孩儿们起哄时唱的。
一般曲子刚弹几小节，我妈就差不多进来了。她说，别搅合，看小人书吧。那时我最喜欢看《战地红缨》的小人书。
我妈是那些女生的班主任。我妈经常在值班那天，把她们通知到学校，排练文艺节目。
那时没有流行歌曲，唱的都是革命歌曲。有经典的，也有原创的。
通常，我妈会写一首歌词，学校的音乐老师会把曲子谱上。
我妈识谱，但五音有点不全。有时会借助一下钢琴。
编排舞蹈动作，才是我妈的长项。
记得家里有一张黑白照片，是妈妈带着表演节目的女生们在照相馆里照的。我妈左手抬高，与身体呈45度角，右手划个弧形放在胸口，眼睛向左上方盯着左手的指尖儿，七八个女生有的蹲着，有的站着，有的弓着，但目光统一交汇在我妈左手的指尖儿。
可惜，这张照片找不着了。
我妈可爱照相了。1999年，我妈在北戴河的海边照了一组艺术照。其中有一张，她手捧花篮，穿一身仙女的古典服装。2000年，我妈去世，估计她是成仙了。
我上小学时，学习很好，人又老实，所以班主任推荐我参加了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其实是一支民乐队。
民乐队有两个老师。一个姓培，长得很白，很瘦，像麻杆儿；他出事儿了，辅导女生弹琴时出的事儿，定性是耍流氓，判了几年刑，出狱后又回学校的校办工厂，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另一个姓宋，长得很黑，很胖，像红高粱。宋老师高度近视，戴一宽边眼镜。他让我把手伸出来，又摸了摸，说：你学拉二胡吧。
我听了很不高兴，心想：我学习这么好，怎么也得让我打扬琴呀，表演时坐在舞台的正中央，聚光灯直射脑门儿，俩手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地一通忙乎，多带劲儿！
可能是心情关系，二胡我怎么也拉不好。看别的同学眉飞色舞地打扬琴，精神抖擞地弹月琴，热火朝天地吹笛子，我恨不能一头扎进学校的防空洞里去。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会望着窗外的月亮反思，同样是拉二胡，为什么别的同学能拉《赛马》、《送公粮》，我就只会拉56565，656565？
我找到了宋老师，我把一块松香递到他的手中，我说：我想练练打击乐。
可能是我那时候有点儿闹情绪，想敲锣打鼓，出出气！
宋老师说，我正想找你呢，有个同学病了，你来敲钹吧。
钹是嘛玩意？这不拿我打镲嘛！我心说。
钹就是镲，比镲大。宋老师说。
好嘛，真让我打镲。好，我打镲。我咬牙答应了。
当时，民乐队正在排练《金蛇狂舞》，六一晚上要在区礼堂代表学校参加文艺汇演。
那天，我头一次看到钹。觉得面熟，因为我以前见过镲。镲比钹小，是一对儿，与地面垂直，左手拿一个，右手拿一个，一打，就镲了。钹比镲大，是一个，与地面平行，左手攥着钹中间钻出来的红布条，右手拿鼓槌儿一敲，就钹了。
闲话少说。演出那天，我蓝裤子、白衬衣、塑料鞋、红领巾，自己都觉得自己倍儿精神！
在酱紫色的大幕拉开之前，我胸有成竹地站在了舞台最后面、最右边的位置。
大幕拉开，掌声雷动。
演出开始了。我总觉得观众看不见我，心里那个着急啊，心想我练了一个月，连露脸的机会都不给我，越想越气，脑子一下子就乱了。
同学们金蛇狂舞着，宋老师筛糠一样地指挥着。
说实话，我站得太靠后了，勉强能看到宋老师的眼镜和头发，运气好时能看见他的胳膊。突然，我看见宋老师的手了！好像在指我！我身体一激灵，就把钹给敲响了。刚响一下，前面的同学回头看我，左边的同学拿眼瞪我，我心想，可能是敲错了……
那天演出之后，宋老师并没有责备我。没过几天，他调到别的学校去了，我心里挺愧疚的，心想：不会是因为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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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7-7-4 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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