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舅死了,接到母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吃晚饭。我放下饭碗,走到阳台,小区里有已经吃过晚饭的大人小孩在遛弯、在嬉笑。远处的迎驾大道的路灯已经亮了,只是西方落日的余晖还没有完全隐到南岳山后,路灯的光便自觉收敛了许多,不显山不露水地蓄势待发,表面显得懒散且倦怠,骨子里的张扬却在等待中纤毫毕露 。
那年我还没有读书,想必是应该上幼儿园的年龄。农村的孩子知道红卫兵、红小兵,知道革命造 反司令部,却不知道有我们那个年龄应该去的幼儿园。我每天的工作除了爬高上低、逮鱼摸虾外,就是专门欺负同住孙家老屋的永结、小龙、黑皮、凤子,当然也包括四舅的女儿小毛。
由于我兄弟姐妹四个,年龄相差不大,父亲又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下放知青(当时在村办小学当代课教师),全家就靠母亲出工挣工分养家。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我家就是当时农村生产队当仁不让的“缺粮户”。
大舅家的黑皮我一贯是一摸不挡手,每次我们玩“老鹰逮强盗”的游戏的时候,我要当老鹰让黑皮当强盗,黑皮大部分时候是服从我的,但偶尔他心情不好(天知道他懂什么叫心情不好),就会边跳边叫:就你能,就你能,你能你家都没有电表!
我总是在黑皮的这句话面前败下阵来。是的,我家是没有电表,一个缺粮户家,凭什么装电表?有什么钱装电表?
中秋节那天晚上,我和哥哥照例一左一右坐在已经读四年级的二姐边上,让她给我们读爸爸当天刚买的小人书《湘江怒吼》,我们家只有一盏25支光的昏暗的灯泡,吊在堂屋(客厅)和锅上(厨房)之间的门框上(中间没有门),由于家里没钱装电表,挂钩的灯座和灯泡之间被四舅(生产队的电工)用一张活血止痛膏裹住了,接头的位置盖了“孙延春”三个字的印章。
四舅进家的时候,姐姐正读到毛主席在湘江边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未来中国的走向。四舅左手提着一袋透明塑料袋包装的鸡蛋糕,右手拿了一个灯泡,进了门随手将鸡蛋糕放在堂屋的大桌上,走到门框处,三两下撕了他亲手帖上的盖了他私章的活血止痛膏,下了25支光的昏暗的我家的灯泡,上了他带来的40支光的灯泡。
屋里一下亮堂起来,父亲掏出了大铁桥香烟,四舅未接,“今儿是八月节,大哥,今天让你家亮堂一晚上,明天上午我再来换回来”,四舅顿了顿,“刚才在李如林家吃饭,李如林给我家毛头一袋鸡蛋糕,我拿几个给国子(我小名)吃?”
“别,别,我家国子刚吃了他奶奶从蚌埠寄来的月饼。”父亲总喜欢把“奶奶”和“蚌埠”两个词语挂在嘴边,也许这是唯一在他心里能把他和这些亲戚们区别开来的专用词汇了吧。虽然“奶奶”今年并没有从“蚌埠”给我们寄任何东西。
“那我就不客气了!”四舅提了鸡蛋糕,出了门,踢踢踏踏地走了。
他手里的鸡蛋糕,在他换灯泡那会儿,已经被我和哥哥隔着塑料袋,咬烂了好几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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