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猫兄弟，看过来

走着走着就散了

  应兄弟之邀来此地玩耍，或是捧场吧（我欠你钱），不得不来。

  当个小破版主就不知道姓啥了一样，到处拉人来看他的尿不湿……。

  私信里说过，现在谁还玩论坛啊？……

  骨子里，我很瞅不起还痴迷论坛的人！没啥必要了嘛，这儿还能泡到妞吗？如果有，麻烦妞私信告诉我，我可有才啦，就是没钱……

  时代变啦！

  有个好哥们，说出来也无妨，色傻，瞎猫知道的人物，年前跟我说那谁想“一笑泯恩仇”，我回复曰不是原谅不原谅的问题，是没有必要！

  论坛的事儿，靠，活不起，也死不了人！

  说到拍砖，好像吧，似乎吧，差不多吧，可以肯定的说，阿夏很牛逼。

  然后呢？我打击过的人，有根也还活着，赶走的那谁，也未必死掉，拍砖，文的武的，说到底，有个屁用！

  但是可但是，有一点必须明确，拍砖需要文化，需要底蕴，文化的底蕴。

  简单的一个例子，在黄金玩裸奔时，你不知道桑扈是何许人也，还怎么玩下去？……

  不想多说了。除了这里，我打出的字都是钱。

  一只瞎猫，没什么文化还总挂个“四裤全输”的招牌，挺搞笑的。每每见我这兄弟在这儿穿着一件大裤衩子拎着两扇板斧叫嚣着想与人谈文化或历史之时，我，我一个当哥的，各位看官，知道我作何感想吗？

  我真感觉臊挺慌！

  前几天我在瞎猫贴下回了几个字：“不想当厨师的士兵不是好裁缝”，估计他那个智商也想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

  逻辑混乱不知所云胡搅蛮缠……我掌握的成语真的不多，瞎猫啊兄弟，你都占了。

  读书吧，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个道理该懂，或许也不晚。

  别跟别人挥舞你那柄锈迹斑斑豁牙露齿的破刀啦，笑柄而已。

泼雷

帮顶一下～

非著名刀手

对了，有关欠钱的事，我说一下，06年世界杯期间，我开赌局，他押球输了，本来就是闹着玩的，可是阿夏特认真，一直嚷嚷说欠我钱………由此可见，阿夏是个重情重义的人。这点是不用置疑。另外，大尾巴鹰要妥协的话，我们可以接受，都是天涯沦落人……

沛然有雨

厉害，我对叶绍翁的了解，也就那首诗。

非著名刀手

我曾经跟大蓉儿说过，对朋友最大的礼敬就是将他一砖。这就是黄金的风格……比如，我被拍了，还得谢谢夏兄在百忙之中还能抡砖，你费心了，辛苦了……学无止境，虚心接受批评！

非著名刀手

看了看，含金量很高的哦，先读三遍再说，哈哈

走着走着就散了

  先熟读这篇，夏哥给你普及普及历史。
  叶绍翁所著《四朝闻见录》，是让朱门弟子最感到头疼的一本书。
　　因为其中提到朱熹生前诸多不端之事，如：虐待老母，不孝其亲，与尼偕行，诱之为妾，儿女嫁娶，利在揽财，开门授徒，四方馈赂，鼎来踵至，一岁之间，动以万计”，乃至“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据范染祖业之山以广其居，而反加罪于其身；发掘崇安弓手父母之坟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等等……
　　无论哪一条，要细究起来，都够呛。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江西婺源人，元、明、清三朝，为官方册定的圣人，尤为后世做八股文的生徒所宗奉。因此，怎么能有那些狗皮捣灶的糗事呢!于是，到了明代，有一位姓朱的孝廉，当系朱熹后裔，遍觅江浙一带书肆，将所有能搜罗到的这部宋人著作，统统购下，然后，付之一丙。这种为存祖宗体面的焚毁行径，倒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这位理学家，大概确有被人疵议之处，否则，何必如此心虚胆怯，忙不及地灭口遮羞呢?
　　清人纪晓岚在《四库提要》中，对此书评价不错，认为“所论颇属持平”。从叶绍翁对于朱熹的那个不成材的儿子朱在，叹其“尽根尽骨卖了武夷山”，辱没先人名声看，叶并不是在出朱的丑。只是在记述有关朱的“庆元党”和“伪学案”时，不得不引用告讦者的文书而已。如果纯系不实之词，我想叶当有驳诘，既然未置可否，可能朱的对手们指证揭露之事由，也不全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朱熹本人也坦承自己“聩\xFDā保\xAC“罪多擢发”，“至于众恶之交归，亦乃群情之共弃”。看来，这位仅次于孔孟的二等圣人，所作所为，所行所止，恕不敬，想必是有一点伪君子味道的。
　　其实，朱门弟子大可不必做此手脚，在敝国，不伪君子者，又有几何?即是比朱圣人大得多的孔圣人，也不能例外。
　　有一次，一号圣人到了卫国，国君灵公的夫人南子，邀他同坐在一辆车上，穿街过巷，招摇过世。这大概是孔丘一生中少有的浪漫行径，一位香喷喷的，相当性感的女人，同他保持着零距离的接触，作为一个“食色性也”的鲁国男子，有没有足以自持的定力，坐怀不乱，那且当别论。不过，这位把持朝政，作风淫乱的寡小君，声名十分狼藉，他老人家的门生子路，很看不惯他为南子骖乘。如果你老人家要解决荷尔蒙过剩的问题，哪怕随便在桑间濮上，找一个良家妇女，也比这骚货强。因而对老师在车上“弗洛伊德情结”的举止，大不满意。孔夫子急了，对学生赌咒发誓：“如果我做了不正当的事情的话，上天厌弃我吧!上天厌弃我吧!”(见《论语》)
　　夫子死乞白赖地拼命辩解，很难说不是做贼心虚的缘故，谁能保证老爷子守着如花似玉的美人，而不心旌荡漾呢?因之，时下一些具有献身精神的年轻女作家，欲登文坛，必先把评论家搞定。因为她也吃准了，任是铁石心肠，也经不住一脱，圣人尚且想吃南子的豆腐，何况性腺发达的评论家呢!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绝对透明纯净的，无遮无掩的，不藏不盖的，三点成一线，直来直去的真君子，又有多少?凡人必伪，几成定律，只是在伪的恶劣程度，坏(动词)人程度上的有所区别罢了。一般而言，伪君子，是有其三部曲的过程。第一，说一些并非自己想说的话，做一些并非自己想做的事，是为初级阶段。第二，那些不想说的话，说得顺溜起来，那些不想做的事，做得顺手起来，渐渐地入港了，是为中级阶段。第三，不想说的话，说到严丝合缝的地步，泰山崩于前色不变，不想做的事，做到滴水不漏的程度，面不改色心不跳，是为高级阶段。到达这个台阶上，便是有资格“立德立言”的社会贤达，国家栋梁。数千年来，中国的大人先生们，哪一个不是这样历练过来的呢?
　　不过孔丘之伪，估计尚在初、中级阶段，还不得不向学生发毒誓以自辩。而朱熹之伪，就伪得坦然自如，不动声色，显然，青出于蓝胜于蓝，孔夫子当自愧不如。看他在收拾那个色艺双绝的台州营妓严蕊时，眼都不眨一下，盯着那漂亮女郎的美妙胴体，一鞭一鞭地抽得皮开肉绽，心中好不快活的同时，嘴上却在义正词严地批判，得到弗洛伊德性虐狂的大满足，又做出正人君子的冠冕堂皇状，说明朱的伪，是上了层次的非同小可的伪。所以说，这部记叙朱熹行状的《四朝闻见录》，是研究此人的重要著作。幸好他的后人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否则，我们就看不到圣人背后其实更近乎人的原生态的一面了。
　　很遗憾，关于作者叶绍翁本人的史料，却所知甚少。不过，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七绝，千年传唱下来，几乎被大多数文人雅士所熟知。
　　你绝有可能背不出朱熹的诗，但这首，你一定有印象：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叩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游园不值》，见《靖逸小集》)
　　诗写得很精彩，至少在朱熹的《南山集》里，很难找到这样动感十足的诗句。朱的诗，乏灵韵，多呆板，好议论，少情趣，这恐怕与他害了后人，也误了自己的理学有关。叶诗的最后一句，想不到成了港台地区经常用来形容妻室外遇的隐喻词，这自然不是诗人的原意。若以文衡人，似可想像这位诗人，是既风流，又浪漫的，不像朱熹，一副布道面孔，一副教父神气，让人很讨厌的。
　　据杨和甫《行都记事》：“朱晦庵为仓使，某郡太守颇遭捃摭，几为案治，忧愁万端。未几，晦庵为节他路，喜可知也。有寄居官者，因招守饮，出宠姬，歌大圣乐，末句云：‘休眉锁，问朱颜去了，还再来么?’太守为之起舞。”他离任，大家开庆祝会，他调走，众人如释重负，一个人，混到大家恨不能送瘟神似的盼他滚蛋，这张“朱颜”，至少要在冰箱里冻了一些时日，才有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凛然之气。
　　小诗小词写得很俏皮的严蕊，应该是个生性活泼的女子。尽管她操的职业，很近乎时下女作家小说中，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女主角，但她的诗词，倒还追求风雅。她有一首《如梦令》，即席赋成，倒也不俗：
　　道是李花不是，
　　道是杏花不是，
　　白白与红红，
　　别有东风滋味。
　　曾记曾记，
　　人在武陵微醉。(《赋红白梅花》)
　　唐宋间，有专门侍候官老爷们宴游娱乐，吹拉弹唱，席间陪酒，夜晚伴宿的官妓，直到明代，才由朱元璋禁绝。严蕊虽是官妓，但酷爱文学。她出卖身体，可作品离裤裆很远。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中，一个女性，只有不专属于某个男人，成为每个男人都可以占有的公众人物，她才能拥有知名度，知名度愈高，其相对的自由度也愈大。因此，严蕊以其才女的身份，倾情于赏识她的知州唐仲友，是可以理解的。正如《巴黎圣母院》里的爱斯米拉达，宁可接近伽希莫多，也要离那个克洛德副主教远些，是她的自由。
　　虽然，新任浙东提举的朱熹，也是遐迩皆知的文人，但戴着理学家面具，披着道学家衣冠的他，那张一本正经的“朱颜”，可能使她举步趑趄。也许她像夜总会小姐，将不想服侍的客人放了鸽子，曾经惹得朱大人不悦过。加之，唐仲友讥弹朱熹，相当冒犯，朱的这一肚子的火，发不出去，于是，先将唐的相好严蕊，捉将官去。
　　“朱晦庵以节使行部至台，欲摭与正之罪，指其尝与蕊滥。系狱月余，蕊虽备受楚，而一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久不得其情。狱吏因好言诱之曰：‘汝何不早认，亦不过杖罪。况已经断，罪不重科，何得受此辛苦邪?’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致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然声价愈腾，至彻阜陵之听。”(周密《齐东野语》)
　　后来，朱和唐的官司，一直打到宋孝宗那里。“寿皇问宰执以二人曲直，对曰：‘秀才争闲气耳。’仲友眷官妓严蕊奴，晦庵系治之。后晦庵移官，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之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岳笑而释之。”(邵玄同《雪舟脞语》)
　　这首《卜算子》，写得也颇有风致：
　　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缘误，
　　花开花落自有时，
　　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
　　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满头，
　　莫问奴归处。
　　朱熹报复不了唐仲友，那小女子严蕊被他无端地收拾以后，成了高风亮节的圣女贞德，着实让他血压升高，两眼发黑。其实，朱熹生前，仕途上起起落落，文场上名大实虚，并不十分得意，尤其晚年扣上一个“伪学”帽子，名誉扫地，很灰头土脸一阵。他是死了以后才逐渐风光的。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高灯远亮的道理了，距离越近，灯下越黑，距离越远，不关痛痒的后代之人，通常都采取模糊哲学了。凡“以一眚而掩大德”者，都是太近，太了解，太知根知底而带有感情色彩的看法。庆元六年，朱去世，又隔了七年以后，好运才来临。嘉定元年，中宗谥曰文，封信国公，绍定间，理宗改封徽国公，从祀夫子庙，这时已是宋末。
　　宋亡，他继续走红，由元而明，而清，逐步升值为圣人，被彻底神化起来。每朝的最高统治者，都要颁行诏书，确定他对《四书》解读的垄断地位。于是，他的《四书集注》一书，说是中国儒生的《新约全书》，是不过分的，而这位朱文正公，被追捧得比耶稣教徒所信奉的使者，或者先知，还要圣明些。四时八节，孔孟之徒要向他三牲上供的，哪怕穷乡僻壤，也不成敬意地要端上一盘煮得半生不熟的冷猪头，请他老人家享用。
　　在旧中国科举取士时代，《四书》，是“学而优则仕”的敲门砖。《红楼梦》一书中，那位也属伪君子一族的贾政，对家塾的教育方针，发表意见时讲过：“你去请学里老爷安，就说我说的，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齐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这一番话，便可了解《四书》的重要性。而要“讲明”这部儒家启蒙典籍，朱熹的《四书集注》，便是首选的“教辅”。朱的书，有点类似解放后的《干部必读》，也有点类似“文革”期间的“红宝书”，属于ABC的入门读物，是封建王朝认定的标准诠释本，是中国的读书人，从开蒙入塾，到进场应试，到上京赶考，到对策御殿，几乎一生都应手不释卷的书。旧时的莘莘学子，启蒙那天，磕过孔子、孟子、颜回、曾参的头以后，就要磕这位“峨冠博带”的朱熹的头。
　　然而，中国人后来的全部不幸，与朱熹的理学，与二程兄弟的道学，有相当大的关连。清初思想家颜元对宋儒的批判，有过一针见血的说法：“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朱子语类评》)
　　这位集伪君子、假道学、正经面孔、花花肠子于一身的朱晦庵，在思想领域中所起到的长期的消极作用，是为害甚广，流毒甚远的。如果说，汉唐时期的儒学，多少还有一点生命力，而宋以后，至明，至清，儒学，已是一块毫无墒情和养分，毫无生机和活力，只有板结和僵硬，只有迂腐和愚执的死土。只能起到窒息中国人思想，压迫中国人自由的作用，都是朱熹和宋儒的罪孽。可怜数百年来，那些不能够，也不允许，更无胆量去冲破桎梏，追求人性的知识分子，不作八股文，不作假道学，不做伪君子，何以为计?
　　于是，唐和宋，在中国历史上，便是一个在思想上是放还是收的分界线。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次，与日本国池田大作谈起华夏文明。这位日本学者政治家忽发奇想，问道：“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也许会选择唐代。”
　　他为什么选唐而不选宋，因为自汉至唐，中国人的基本主张，为放，向外看。自从程朱的儒学系统出现以后，自宋至清，中国人的大政方针，是收，向内看。虽然，元曾地跨欧亚，明曾屡越重洋，清曾大拓疆界，但绝无汉唐向全世界袒露胸怀的盛世气度。汤因比，这位伦敦皇家国际关系协会的雇员，更愿意居住在唐代，因为唐比汉，更是中国历史上胡汉混杂，种族融合，与世界交往频密，在文化经济政治宗教各方面更敢往外看的时期。中土人的大度和器识，西域人的剽悍和浪漫，所凝聚起来的这股敢想敢干、敢作敢为的气度，恐怕是汤因比心向往之的。
　　一个男人，有这份气度，显得豪迈，一个女人，有这份气度，显得美丽。一个民族，有这份气度，显得宽容，而一个国家，有这份气度，必定显得气象万千的发达。
　　汉以这份气度，做大事业，唐以这份气度，有大格局。然而，到了宋朝，休想再有这等大作为，大手笔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了这些理应躺在太平间里，却大摇大摆的，吆五喝六的，像煞有介事而狗屁不是的，坐在尊位上的腐儒。
　　大师多了，本来就是痛苦，假大师多了，则绝对是灾难。而假大师兼僵尸者多了，神州就该陆沉了。
　　颜元说得好：“秦汉以后，千百余年，气数乖薄，求如子路冉有亦不可得。何独以偏缺微弱，兄于契丹，臣于金元之宋，生三四尧孔，五六禹颜，后之南渡也，又生三四尧孔，五六禹颜，乃前后有数十圣贤，上不见一扶危定倾之功，下不见一可将可相之才，拱手以玉玺投海，以少帝与元矣，多圣多贤之世，而若是乎?”(戴望《颜氏学记》)
　　朱熹，这位道学先生，对其本朝，究竟有何贡献，真是大可怀疑。除了偷鸡摸狗，拐骗两个丽尼，心怀鬼胎，收拾一位艳妓外，别无任何裨益。所以，鲁迅先生一九三四年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所写：“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
　　呜呼哉!不用说民国初年的长安天空，迥异于唐代，就连紧挨着唐代的赵宋王朝，那天空也被程朱理学的乌烟瘴气，弄到令人窒息的程度。从那开始，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汉唐的大气，生气，灵活之气，壮伟之气，而且从此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气，迂腐气，伪君子气，小家子气，以及更要不得的阳痿之气，阉寺之气，苟且之气，羼头之气。以致直到今天，以我所熟知的文学领域而言，阳刚之气，大雅之音，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汪洋恣肆的壮丽史诗，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鲁殿灵光了。
　　因此，朱熹，包括二程，以及一切腐儒，对于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其后果实在是很缺德，很缺德的。
　　话说回来，这位圣人，跳出他自己挖坑埋葬自己的理学陷阱，仅仅作为文人的那一刻，他也不是一味愚执，一味僵直，一味跟鲜活的人过不去，要大家都朝木乃伊的方向奋斗，成为死的活人，或者，活的死人的。有他的诗为证——
　　
　　其一，是他眼中的自己：
　　长言三复尽温纯，
　　妙处知君又日新，
　　我亦平生伤偏迫，
　　期君苦口却\
　　
　　其二，是他眼中的世道：
　　十年浮海一身轻，
　　归对梨花却有情，
　　世上无如人欲险，
　　几人到此误平生。
　　他不是不明白，不是不清楚，但是，那张已成正果的伪君子和假道学的“朱颜”，要改也难。正如近半个世纪里，我们充分领教过的“左派”伪君子，“革命”假道学一样，只好由他们顶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