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猪哥哥 于 2021-9-14 15:56 编辑
我们经常说某人没有敬畏之心，某人没有是非概念，某人三观不正，其实都可以归属于一种，信仰缺失。信仰缺失必胆大妄为，极端自我，最后走到悬崖无路可走。比如今天许多的贪官污吏，以及商业上从屠龙少年到恶龙的身份转换。最后都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塌。
信仰并非是一个空洞的洗脑名词。纵观全世界，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劝人为善，与人为善。佛教名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道教名言“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基督教名言“别人骂我我就笑，别人打我我就跑”。
读书识字是用来干嘛的？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一些读书为了升官发财的经典解读。也有古人说，“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另一些读书为社会所用、建设社会的解读。不同的理解，代表了不同的信仰。
文人，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都是旧社会的主角，“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可见古时大多数读书人最大的追求便是升官发财，红袖添香。四书五经也成为文人比拼文采的主要依据，没有之一。所以，后来便有了“腐儒”、“酸秀才”之说。
近代社会到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分工，文人涵盖的范围越来越小了，只有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才会被人称之为文人。文人的社会地位大大下降，从数千年的主角，到现在跟娱乐圈的饭帮角色差不多，或者说已经混淆，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覆盖的范围越来越广了，包括一部分文人。
窃以为，文人不管社会地位如何变化，都应该是推动社会的一粒棋子。古今中外之所以出现很多万世景仰的大文豪，是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以笔当枪，曾经是某个特定社会时期伟大文人不容推却的使命，但是都有一个前提，社会腐朽到已经无可救药，注意是无可救药，看不到当政者有任何的改进措施。无论是晚清的《官场现形记》、白色恐怖年代的《呐喊》、法国大革命失败后的《红与黑》、十九世纪法国工业危机时期的《我的叔叔于勒》、俄国沙皇黑暗时代的《小公务员之死》和《套中人》等等。但是，这些文豪门内心都在燃烧着希望，而不是摧毁民众奋斗的意志。
现代的西方为什么那些经典的小说越来越少了？无他，人类社会在进步，那些特定时期的巨痛，已经很难体会到了。尽管社会的前进中产生了阶层分化，但是除了被战争磨难的那几个国家，其他的并没有饿殍遍地、民不聊生。当今社会，如果文人们写上述那些名著，那就是为写而写，并且做出一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慷慨赴义的样子，就是一个笑话。正如年过不惑的人，你让他去看琼瑶的爱情小说，他一定会说你在纸上谈兵。
文人更应该有大善、大爱的信仰，应该成为社会的脊梁。没有信仰，便如同一条没有脊梁的狗。中国历代不缺这类没有信仰没有脊梁的文人：
比如秀才出身的汪精卫，缺乏民族自强的信仰，便成为大汉奸，这个就不赘述。
比如疫情日记的方方，她眼里只看到突发疫情给武汉人造成的苦难，而无视举国力量在救援。没有客观地调查走访，即便是后来西方疫情百倍于中国，她仍然没有因此而发声，纠正自己的为批判而批判。新冠疫情，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灾难，而不是武汉的特色。
再比如作家六六，吴亦凡事件初始，作为一个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家，她没有思考娱乐圈饭圈怪相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她眼里已经没有普罗大众只有明星。所以，她发声力挺吴亦凡：“把我们凡凡吓到了，毁了以后多少女粉丝的福利”。文人的大爱大善何在？蹭流量的商业利益竟然远比信仰良知更重要。
现在的少数底层文人，充斥着为功名利禄、为自怨自艾、为顾影自怜、为吸引眼球而写，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他们为了满足猎奇者的需求，挖空心思寻找极少的社会低能儿个案，极力宣泄夸大成社会普遍黑暗现象，以“小我”牺牲“大我”为恶趣。
文人是应该鞭挞社会上永远不会消失的世态炎凉，或腐败案例，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担当，成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勇士。但是，文人更应该有一个坚定的信仰，具备大慈悲心，捍卫道德良知，追求理想信念，写出来的文章才能千古不朽。
缺乏信仰，脱离了时代，游离于社会，闭门造车的所谓文人，只能算是孤芳自赏。他们不配文人的称号，是刷存在感的文痞，活成了一条摇尾乞怜的狗。他们的笔下，永远写不出一个大写的人。
因为，他们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一坨，他们心中永远认为，那一坨才是最香的。
雷达卡
发表于 2021-9-14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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