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张隆溪著），深入探讨了黑格尔“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中的“逻各斯”与中国“道”的共通性，为“阐释学”找到了一个中西方都可以接受的出口。
他论证了诗所能言和不能言，而对不能言的那部分，成了阐释学理论的根基，那是“道”的发生。而“道”是否就是“逻各斯”，或“道”在西方是否可以直接用Logos来取代，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道”，是抽象却客观的“现实”存在，或“理性”存在。从“理性”的角度分析，“道”与“逻各斯”的确存在一定的关联。“逻各斯”的本意即为“理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道”正是这样一种超验的物质存在，它无形无态，不可言不可受，不可捉摸。如此看来，抽象的道似乎陷入“不可知论”或“神秘主义”的泥淖，其实不然。
譬如空气，是一种客观存在，它也一样看不见，摸不着，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你才能感知它的存在，你可以用做实验的方式，验证空气的存在：在罐子里点上一只蜡烛，再把盖子盖上，当罐子里的空气用光之后，蜡烛就会自然熄灭。
“道”的存在亦如此，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亦如空气，存在于客观世界当中，并且是主宰一切的力量，燃发一切的力量。如果道不在了，那么万事万物的发生和发展也会如蜡烛的火焰一样，因为缺乏道的指引、生发而熄灭。
道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其中一种就是“气”，如庄子《齐物论》，当自然界中的风吹过，“万窍怒吼”……张隆溪教授在《道与逻各斯》中多次提到“风”的形象，如提到雪莱优雅的表达：“因为创作时的心灵就像正在熄灭的煤炭，那看不见的影响，像间断的风一样给他以暂时的辉煌。”“而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诗是‘唯一的风’，是‘人为的神灵气息’。……‘不同的气息。与一切都无关。那是神灵的气息。那是风’……‘那轻轻吐出的气息，你这看不见的诗！’”
“道”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它是否是一种物质？还是一种神秘力量？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道”的确是一种物质，只是这种物质的存在不是有形的存在，它是无形的，但它的的确确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道”是万事万物发生、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是一种和谐，而和谐产生美，“道”即是天地之间万事万物运行发展的和谐规律，是天地之间的大美。
真纯的儿童，在看见一朵小花开放时流露出的会心的微笑，就是“道”的显现。捕捉“道”，无须经过训练，只须回归真纯自然之态，进入虚无之境，保持“心斋”和“坐忘”的“冥想”状态，即可以成功。
比如，看到美好的事物，想到美好的事情，一个人所流露出的自然欣喜之态，或者进入忘我的艺术创作之境，即虚静审美的境界，所感受到的“天人合一”的融合之态，都是“道”的光芒的显现。
因此，诗所不能言的那部分，正是“道”的存在。“道”的丰富性和共通性，使阐释学的出现成为可能。因为，艺术品或文学作品的诞生，是艺术家或作家进入虚静审美状态条件下的产物。
没有虚静审美，就没有真正的艺术作品。艺术家和作家只有进入虚静的审美状态，才可以捕捉到“道”的光芒，即灵感乍现。
而语言的表达终究是有限的，艺术家的表现手法也是有限的。具体到诗的产生，不同的诗人对“道”的捕捉是具有共性的，即进入虚静审美的创作境界，但其使用语言的特性和能力却不尽相同。因此，言不尽意，就成了可能。再好的语言，也无法完整地恰到好处地描绘出诗人捕捉到“道”的刹那感觉，炫目的瞬间转瞬即逝，任何语言在它的面前都会辞枯语穷。
作为同样不可言的“逻各斯”，与“道”有着相通性，因为“道”这种东西是一种无穷无尽的未知，是语尽辞乏，让诗人无可奈何的存在。同时，诗人作为上帝或诸神的代言人，亦即喉舌，虽然可以发出有别于常人的声音，即诗，但也由于语言的局限性，苦于无法确当的描绘出自己所看到的那种神秘的不可知，即“某种东西”。
诗，所使用语言的局限性，给了诗人的创作留下了很多需要补白的空间，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悟性和不同的艺术敏感，会对同一部作品进行不同的参与意义的创造或对诗人未言之处进行必要的补白，这就是阐释学的意义所在，它使诗的读者对诗的进一步富有个性的解读和再创造、再挖掘成为了可能。
正如张隆溪教授在《道与逻各斯》中所说：“阅读的快感就在于感觉到了某种虽不确定却十分美丽的东西，它是对某种神秘的体验，这种神秘只能经过长期反复的沉思才能逐渐地获得解释。”
“哪里有误读，哪里就有阐释学。”我们倡导对于文学作品的不同解读，富有个性的解读，恰恰是文学作品的生命力所在，因为作者本身，在语言的运用上，有不同的局限性，而他们所看到的“道”，蕴含在每一部作品之中，待不同的读者去进行不同的介入和补白。
对美的感受，不分国界，不分种族，只要是人，都被赋予了这种权利。
大自然是人类的恩师，它教会了人摆脱尘世间的种种纷扰和困顿，学会用纯净的心态和纯洁的眼睛观赏它的一草一木，捕捉到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主宰着万事万物有序的进行，这种有序是和谐的，和谐产生的美会给人欣悦。
这种欣悦，就是“道”的光芒，可以治愈人于现世生活中所积攒下的病根。
这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人反观自己的内心，和自己内心深处的“小我”进行的对话，其对话的结果是精神抵达宇宙的核心，与“道”同在，与神共舞，进入半人半神的境界，忘记现世的烦恼与困顿，得以暂时的精神解脱。而这样的时刻会随着感悟者的反复感悟逐步加深，最终进入的则是有“道”相伴的人生，不再孤单，不再烦恼，不再忧伤。
诗人的任务，即是引领，把读者引领到这样纯粹而高尚的诗的境界。读者和诗人共振的那一刻，是诗歌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因此，无须对作者所在的历史时期有所了解，无须对作者本人的意图有所捕捉，只需要作者和读者达成某种程度的默契和心有灵犀，文学作品的价值就得以最好的体现。
艺术家和艺术品要完成的任务亦如此。那就是人，包括作者和读者，艺术家与观众，共同对美的捕捉。这种捕捉，是对“道”的共同感悟，即“道”的共通性，也是外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学作品中作者急于表达的虚静审美境界。
凡感悟到“道”的存在的人，都是幸运者。无论作者和读者，艺术家和观众。所以，有一种说法是，在书和读者之间，或文学作品、艺术作品与读者、听众、观众之间，是讲究“缘分”的，就是这个道理。
读者或观众不喜欢、不欣赏的，自然不会耐心去看去读去欣赏，去看去读去欣赏了，就有了一种“缘分”，这种“缘分”就是心有灵犀，就是作者与读者，艺术家与观众、听众之间达成的“共振”。
“道”是丰富的，多彩的，虚幻的，但却是客观存在的。在不同的作家眼中，它有不同的命名。比如在女作家伍尔夫眼中的“现实”，即为“道”。在《道与逻各斯》中，张隆溪教授也多次提到“现实”这个词：“如里尔克自己指出的那样，艺术中决定性的东西，‘并不是其外观，并不是人们称之为美的东西，毋宁说它是它们最深邃、最内在的起源，是那深埋着的现实——它召唤出这些外在的显现。”“在德里达看来，关于马拉美的‘纯诗’。唯一的真实就是他没有包含任何真实——任何现实(reality)的再现”，“倒影中不真实的世界于是成了比岸上城市更真实的奇异现实”，“里尔克的‘歌就是现实’似乎以一种简明易记的方式表达了‘纯诗’的自指性。我们从中获悉：歌就是此在(Dasein)，就是现实，或毋宁说，就是此时此地的在。”“这样，在伽达默尔的读解中，里尔克诗句中的‘此在’就并不是由完全不同于日常语言的诗歌语言构筑的审美世界，并不是声音或声音效果的聚集，而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和连续的存在——也就是说，是作为现实的存在(existence as reality)”
联想到伍尔夫在《蒙田》里屡次提到的“现实”，我们能否认为这个“现实”就是“道”的化身？“reality”一词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应了“道”的不确定性、客观存在性以及它的丰富性。同时，我们把“道”看成客观存在的规律性的东西，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其翻译成“the Law”，这种规律又是和谐的，是一种美，我们也可以把它翻译成“the Harmony”或“the Beauty”。而“Logos”也被用于表达与“道”接近的概念。从“理性”的意义上来说，二者也许有内容上的共通性，而在张隆溪教授的书里，二者似乎只具有形式上的共通性，即语言所不能及的“某种东西”，这种语言不能及的“某种东西”无疑是“道”，而是不是“Logos”，就另当别论了。尽管“Logos”一词内涵比较丰富，如包含“理性”、“语言”、“逻辑”等意思，但就其内容上来说，“道”的丰富性是任何词汇都无法代替的。
追溯“道”一字的起源，我们发现“道”在中国最早出现在金文里，取人行走于道路之象，所以才有后来的“the Way”的译法。“道”从一般概念发展为哲学范畴，起自《左传》和《国语》中的天道、人道观念。“盈必毁，天之道也”（《左传·哀公十一年》）、“盈而荡，天之道也。”《左传·庄公四年》，这里的“道”即开始指盛极而衰的自然规律。中国先秦思想家老子把“道”的这一概念发挥到极致，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老子·五十一章》老子曰: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大道无情,运行日月；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之“道”。《道德经》：“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道，可道，非常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其名。”庄子也认为真正的大乐（大道）是无声无形的，所谓“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包裹六极”（《庄子·天运》
刘笑敢先生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总结“道”的特点：道有其绝对性、永恒性、超越性、普遍性、无差别性、无目的性。除此之外，“道”应该还有运动性、无限性和自由性。
因此，基于“道”的丰富性和“道”的影响性，“道”的不可译性也逐渐显露出来。既然不可言，即不可描述，自然不可译。而在西方，“道”的不同翻译势必会影响到读者对“道”的理解，这就牵涉到阐释学所面临的问题。既然不同种族、不同国别的人对“道”的感知都是一样的，那能否有一个能被所有人都能接受，同时又不会损伤“道”的真正丰富内涵的词汇可以代替“道”在西方国家的语言里和文学艺术审美判断里的存在呢？找来找去，我们发现“道”无法用任何一个西方语言里的词汇来取代，只能用它本身所发出的声音，即“Tao”来表达。用直接音译的方式翻译“道”，这种内涵极其丰富的不可知，是最合适的。
徐来在《英译<庄子>研究》里说：“《庄子》练字、遣词、造句、铸文等各个环节以及与汉语表达有特殊密切关系的修辞手法，都只能也只需在中文语境中进行欣赏和研究。”
关于“道”一词的译介情况，按照时间来分有如下几种：Vervbum（至高无上的神的语言），该词与“Logos”有异曲同工之妙，“Logos”即指一种至高无上的语言或只有神一样的语言才可以表达的不可知的神秘存在；1868年，Chalmers牧师把“道”翻译成“理性”，认为“道”即是至高之神的“理性”，这与“Logos”更加贴近了一些；1823年，Abel Remusat认为“道”有“存在”、“理性”、“道路”三重含义，因而只有“Logos”比较接近。可见，“Logos”与“道”的渊源甚是久远，也更加贴近“道”的丰富内涵；1842年，Stanislas Julian把“道”译成了“Way”。综上，“道”这一抽象而丰富的概念在欧洲的译介历史中并未达成共识，对读者的理解和接受必然产生不同的影响。
上述“道”的阐释与翻译，都只是基于《道德经》的内容，而“道”的概念在《庄子》中的描述则是富于变化和运动的。陈鼓应认为，老子的“道”偏向于宇宙本体论，庄子则把“道”转化成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纯粹心灵境界，即虚静审美状态下的产物或发现，庄子扬弃了老子“道”的无为、不争、处下、柔弱，而寻求精神境界的超升，那种精神世界里的“自由漫步”，崇尚精神自由的“逍遥游”状态。“心斋”、“坐忘”，从而“抱朴”、“守一”和“见独”，最后进入的是“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庄子的“道”更富有美感，内涵对天地之“大美”的遇见和感受，这更多了一层艺术审美的特质，因此庄子的“道”会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指路明灯，也是艺术审美理论的基点。
老子的“道”进化到庄子的“道”，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远远是一个“Logos”无法涵盖的。这种大美的存在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言性，任何词汇都无法精准的描述这种不可知的存在，在汉语里如此，在英语里更是如此。老子也不知道如何命名：“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的丰富性和不确定性注定了它的不可译性。
英语世界里“道”的翻译还有巴尔福的“Nature”,认为“道”是一种自然界中的神秘力量，是一切产生的根本和原因，是一种秩序的原则。但“Nature”这个词却无力承载以上这种丰富的内涵，因为它更多的指自然界客观的物质的相对的存在，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道”是虚幻的，虽然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物质就是客观存在，那么“道”应该也是“物质”，只不过是一种超验、超形的物质，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它是一种客观规律，万事万物运动变化所遵循的“和谐”。它包含了非有形的物质性、永恒性、无限性及不可视性。第二位译者翟理斯把“道”译成“Way”，这一译名在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道家就被在权威词典中解释为“The Way+ism”，海德格尔就宣称自己的著作是“道路”，而不是“著作”。国内译者姚小平则主张把“道”译成“Logos”,认为该词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足以胜任阐释“道”的概念。但“Logos”由于过分“理性”而与庄子心中可以“游乎四海”的“道”差距甚远。它无法精准的表达出那种大美，那种和谐的存在，与“Way”一样，它们都由于过分具象，而少了那种可以“腾飞”的超验的力量。这是一种可以主宰人的精神世界的超验神秘感悟。它一定是不可言说的，同样，也是不可译的。
“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为名，所假而行。”“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其有极。”（《庄子·则阳》理雅各因此采用“Tao”的音译词，让读者通过对整个文本的阅读来理解“道”的丰富内涵。“Tao”这个简单的英译词，等于是“道”的“假名”，“假名”即“非言”，也正是“道不可言，不可受”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给与读者自由的阐释空间，让读者深入其中，充分领悟和体验“道”的内涵，找到自己最舒服的接受方式，去接纳，去融入，去拥有，去相伴，去受益。
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其实就是对文学作品语言之内，更多的是语言之外的“道”的把握，正如冯友兰先生在翻译《庄子》时的感悟，他认为中国古籍中作者在运文时会留下很多“暗示”，亦即画家作画时的“留白”，而这些“留白”或“暗示”，是极难甚至是无法恰当的精准的翻译出来的。
不同的读者，不同的人生阅历，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艺术悟性，甚至是不同的个性，都决定了不同的阐释结果，而这恰恰是阐释学的永恒魅力之所在。
“Tao”的音译，则是阐释学以“道”为根本的最后的统一。
“道”的不可译性，恰恰促成了阐释空间的形成，给了读者更多的自由，使读者不会囿于某个词的内涵的有限理解，从而束缚了自己对“道”的感悟与把握。“Tao”其实就是“无名”、“无为”、“无象”、“无形”、“无言”、就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美无言”、“大巧若拙”、“大智若愚”……它是一种至善至美、至高至上的绝美境界，它是虚静审美的自然发现和必然产物，是中外作家、中外读者都可以拥有和把握的具有共通性和丰富内涵的不可知，是“天人合一”的半人半神的艺术审美境界，是大美不言的“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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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1-11-6 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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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10 1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