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论金 于 2022-5-2 13:32 编辑
清末的学者无所事事，不知干什么好，于是就研究古籍，那钻研的劲头，不仅仅能把那本古籍给你分出真伪来，甚至能把那句话都能给你重新断句，搞搞新意思，更有甚者，连某个字，都能从更早的古籍中找出它解，给你翻出别解来。在没有信息技术的时代，那种工作完全是人工不智能的，可见研究学问之仔细，用心之专注，完全可以媲美现代各行各业的精英专业人士。
但是在故纸堆里搞得再仔细，又有什么用处呢？不过就是加深加固了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将前人的思想精细化地再研究，也玩不出什么花样。但这种对文化研究的的专注精神，中国学者倒是继承了下来。而清末民国，学者面临最大的课题，无疑是面对西方科技文明、政治文明的强势输入，如何自保、如何整合、如何救国、如何发展的问题。西方的科学、民主标签背后，具备一个文明的纵深，延绵了也有数千年，从古希腊、基督文明、罗马法律、文艺复兴的理性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民国的学者在有限的学术生命期，在有限的信息量提供，在有限的接触中，能区分清楚西方的思想、科学、政治、价值观，就很了不起了。那些所谓学贯中西的大师，我看就未必能全局把握西方整个纵深的体系。但清末学者教育出来的大师们，学习起来还是能以精深为长的。而博大就不见得。
民国的学者，大多数的底子，都是儒、释、道、兵、策、谋略、游说论等，王国维就算去了日本几年，接触了西学，也学了康德、叔本华哲学，他还是站在儒家的基础上去看那些东西的，以至于后来的学者，无不是如此，就好比人都有个基本盘一样，中国人都有个基本视觉，这个是个本，学其他东西，那都是站在自己的基本盘上去考察的。此处用考察二字就相当的精准，考察的对象，就绝对不可能是内化的。
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各自发展数千年，东方的一脉相承，不过是补充完善深化，三观恒定，都属于农业文明，而西方变化甚巨，自我颠覆好几个轮回了，有现实主义，也有虚无主义，有禁锢，也有自由，有神神叨叨的传教士，也有科学巨匠。这么复杂一个玩意一下子涌进跟不上时代步伐的大东方，学者们的三观都要被整坏了。如果没有现实性炮火的轰炸，学者们可能还淡定点，但面临着国破民灭的可能性，民国学者对前展望，只有个一片漆黑有木有。悲观的都去自杀了，要不就算活着也整日的呜呼哀哉。
还算天不绝中华，中国人还有乐观的天性，还有那么点民族自信心，此时，迷惘的、绝望的、悲观的、乐观的、被动的、主动的、保守的、激进的，都来逼逼我大中华怎么办吧。那不百花齐放还能怎样？这是谁管得了的事情吗？因为管的人，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啊。民国的学者自然而然就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主要分成好几个范畴开展，一个是社会问题，二是生存价值问题，三是人伦道德问题。在西方的新思想的冲击下，我国学者自然自动的对自己熟悉的体系提出了疑问。
大师们都是在这个舞台上表演的，那是对旧观念社会层面的冲击，评估其成就，不是站在学术深度去理解的，也许大师们学到的不过都是西方的皮毛，但其对普罗大众的冲击简直像精神原子弹一样，社会的整体现代意识逐渐抬升起来，就是这些大师们利用当时的话提，一篇篇小文起的作用。
大师们见解颇多，但你读遍民国各位大师的杰作，你基本上找不到那位大师能站在哪个历史阶段，看到中国今日的模样。其实道理很简单，我们谁也没能力遇见明天的股票会怎么样，大师们只有彷徨和呐喊，憋屈得跟现在的中国球迷和股民一样。
其实，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动态发展，没有人有能力真正理解国家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地位，也没有人能找到符合中国的新的社会组织架构，也没有人能找到基本的决定性的力量支持自己的理想。这是局限于很多方面的，信息量很有限，知识基本盘类似，社会是农业社会，没人能前瞻到什么工业化社会——这个还是马克思告诉中国人的。于是就靠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大文本，最终培养出毛这样的巨人。
我们的大师，是缺乏体系构建的，但其实，从民国开始到当现代，我们干的，基本上都是学习和整合，基本的命题，还是不丧失民族本性底蕴去探讨全球化融合的。这涉及的层面是完全、整体、深刻性全部具备的。我们活着要幸福（不贫苦）、要有价值感（不虚无）、有自己的民族地位（不被奴役）。
民国大师们治学的严谨和对自己信念的践行，是他们伟大之所在。
小小一个论坛，以民国风为旗帜，高隐这种言行相悖之徒，整日酒精麻痹的学术精神，真不必感到骄傲，唯一值得高兴的，也许就是允许你参与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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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2-5-2 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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