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今生今世》的，难免着眼于那些沾沾自喜的情事，我不知道这些有什么意思。 “胡村月令”固然鲜美至极，我则偏爱他的逃难路上，欣赏他与刘景晨结交。刘先生真的活在这部书里了。胡兰成说他生平不拜人为师，要拜也只拜三个半，其一就是刘景晨，如何由素昧平生到升堂入室，一一细写，胡兰成隐瞒了身份来结交他也不过为了逃难路上多一点庇护，他的算计与能成事，叫人叹服，后来他将生世委宛托出，刘先生听了只说，“这样的人，必智足以全其身。”可以说是相知甚深心照不宣了。他与梁漱暝废名也有过书信上的往来，为的也是多一条出路。甚至写作《山河岁月》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山河岁月》有一段这样说： 佛经里说的如来之身，人可以是不占面积的存在，后来是爱玲一句话说明了，我非常惊异又很开心，又觉得本来是这样的。爱玲去温州看我，路过诸暨斯宅时，斯宅祠堂里演嵊县戏，她也去看了，写信给我说：“戏台下那样多乡下人，他们坐着站着或往来走动，好像他们的人是不占地方的，如同数学的线，只有长而无阔与厚。怎么可以这样的婉顺，这样的逍遥！” 《今生今世》不止一次提到这个意思。 “雁荡兵气”一章说到军队过境，到学校里借宿，他开导忧惧的马君，“不可害怕，惟须安静婉顺，你的人好像是不占面积的存在，即在刀枪丛中亦可行于无碍。” “越陌度阡”中说到一件轶事，一个女人在麦田里给日本兵追得没处可逃，“说时迟那时快，那个日本兵已擎着枪刺向她直冲过来，相去不过一丈，她一惊，却正色道：你这是在干什么呀？竟像是大人叱责小孩，而亦居然给她逃脱了”，胡兰成说：“这样的惊险关头，她在日本兵之前，亦仍是人对人，不是神面对着魔，或魔面对了神。”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女人拿出家常的表情，不复是战场上的靶子，日本兵一下失了战场，毕竟没有谁会以为日常生活中肆意杀戮为正当。《红高粱》中似有一段相类的描写，只是最后一刻搞砸了，结果也就很糟。而秋白之死，赴刑场如游园，又不当以肉身存亡计。 “屏开牡丹”一章说：“我考进绍兴第五师范附属高小二年级，同学都是城里人，都来欺侮我，我起初因情况不明，不敢争斗，但后来他们不欺侮我了，倒又用不着争斗。第五师范及第五中学多有诸暨新昌嵊县义乌永康来的学生，个个身长力大，城里人同学开口轻薄，他们就动手打人，人亦不敢欺侮他们。但是我不打架，人亦不欺侮我。可比我初到上海，码头上的挑夫与黄包车夫都敲我竹杠，竟是要反抗亦无从反抗起，其后住在上海，闲时走街竟从不遇见流氓，可见只要自身不太触目，就海晏河清，许多事原不必靠斗胜或屈伏来解决。”这一“可见”也不知是多少年之后得出的见识了，说来容易，又有多少挫折在里面。 我每周经过火车站去汽车站，一下公交车，便有人过来问，到不到苏北，到不到苏北，也不是谁的脸上写了“到苏北”，我尽量低眉顺目，不看见他们，他们也就不来问我，可是手上若提了一只略大一点的袋子，就难幸免了。最奇的是去汽车站要经过一条旧街巷，两边都是向旅客做生意的小店铺，有几个人长年站在街中，向过路人奉送免费袜子，通常是四个人，分两边站，面对面构成一个四方阵，行人只能从阵中过，他们也不是向每个人奉送，也不知道他们如何选择目标，或者完全是随机的，很少有人理他们，他们也会腻烦的。我不管，只作看不见听不见。有时还会有人跟在身后耳语道，“手机，手机”，跟上好几步，通常是个年轻人，我作出看不见也听不见，心里却有些懊恼。路边有几个摊，摆明了是骗局，他们能常年累月摆下去，说明总不乏供养者。而上当者都是自己出头，甚至脸上真的就写着上当二字，唯阅人多矣的老骗子识得。这真是个技经肯綮之所，真是“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 张爱玲说的戏台下婉顺逍遥不占地方的乡下人，若到得城里，便个个都是敲竹杠的料了，他们的不占地方，只为他们是在生养他们的地方，他们与这地方是一体，少了他们，便不成为地方，他们不从外来，亦非多余，比鱼在水里还好。 逃难路上的胡兰成，成了乱世一把解牛刀，解牛的至高境界无过于解完牛仍不为牛所觉，庖丁毕竟是厨子，牛如土委地，人踌躇满志。如土委地，世界还成何世界，人在世界里过一遭，与世界相安无事，没有把世界拆了，没有给世界折了，或者就可称作解牛刀了吧，解牛刀即是如来之身么，这个不敢妄谈，只是解牛刀与世界是两个，终非一个不占面积的存在，再则，细如蛛丝也能惹来飞絮，终有所碍。 胡兰成解世而去，留下书，锋利之至，后世读者评议他，鲜有不露出给他伤了手的，也许胡兰成不肯授人以柄，留下的竟全是锋刃，而读者亦显得太占面积了，庖丁手中的刀落到了自戕者手里，逝者胡兰成还能得罪谁，而作者胡兰成分明给得罪了。 十月二十七日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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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1-8 0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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