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西方大炮轰开的国门,乱哄哄一气,所有的人都像无头的苍蝇乱撞着,连脑袋都没了,也就不能撞个头破血流后还能回个头。就一副躯体磕来碰去到麻木,摆进这个腐朽的社会里,都说腐败伴随着新生,睁开眼睛到处尸横遍野,并没滋养出什么花来,倒是军阀们、循着炮声出去喝了几年洋墨水的爱国青年们炮制了一个又一个“主义”出来,军阀们要靠漂亮的“主义”圈地,爱国青年们要用“主义”当舢板,立在潮头当弄潮儿。
我老了,老的只能拿得动一把花锄,那些朝气蓬勃的爱国青年嘴里新鲜的主义,我偶尔也能听的心念一动,果真如此,当是何光景?唉!何时才能求得?但求这一把残躯最后能安稳入土,最好是埋在自己最爱的那株白茶花下当了花肥倒也干净。
“悟老先生,午安!”
我微笑着点个头算是回应。十多年前,我还在乡野教几个顽童识字时倒是时常听得别人尊我一声先生,自从到了这所学校从未再听得这样的称呼。我想可能是那次见茶花开的可喜,忍不住念了一句“惟有山茶偏耐久。绿丛又放数枝红”刚好被陶先生听了去,从那以后偶尔罩面陶先生便以先生呼之。
如平时一般,陶先生胳膊里夹一本《红楼梦》向花坛走来,撩起灰白的长衫,腰板挺的笔直的在花坛边坐了下来,摘下黑框眼镜用长衫的一角擦了擦,再翻到檀香木书签夹的那页开始读起。
从日常零星讯息里我得知他是这所女子学校的国文老师,不似其他教师,午休时要么三五个伙在一起摸桥牌,或是组织学生们忙着写标语游街。我偶尔听得几个女学生背后议论她们的陶先生,说陶先生到底没留过洋,古板的很,连西服、皮鞋都不曾穿过,一年四季着发白的长衫,袖口都洗的有点发白了。覃先生多时髦的,思想还进步,每次游行前头发必要用桂花油抹的亮亮的,雪白的衬衣扎背带西裤里,很是神气呢。”我听完笑着直摇头,好精致的主义啊。
日头毒,幸有风。我拿草帽盖了脸坐在一颗大树下打着盹,这样的乱世,似些花花草草般一年生,一年死倒好了,就不用看还能坏到什么地步。不然活着的人即便满目疮痍偏还是要生出些奢望来,不然余生难熬啊。
风吹走些许炎热,捎来一对男女的对话。
“陶先生,我是来向你道别的!”婉转的声音里透着藏不住的紧张。我拿掉草帽,远远的看到一位梳着两个麻花辫的姑娘盈了一袖风,垂着脑袋双手不安的绕着辫子的发稍。
“嗯?道别?清秋,你们还有半个多月才到假期呢,不过这乱哄哄的,你们上午听讲,下午很多同学都去游行了,其实也学不了什么了。不过我晓得你是不去游行的,这样很好。如果改朝换代需要一些鲜血来祭旗,我可不希望那些鲜红里有我学生的一份儿,光喊口号救不了国,救国得掉脑袋。你们还太小了。我不愿怂恿你们去做危险的事儿。”陶先生突然回过神来不该和学生发这些没用的牢骚,便不再多言。
“陶先生,我今天原也不是想听这些的,知道你喜欢读《红楼梦》,我想说大观园里的女子们最快乐的几年就是婚嫁前,从前,我总嫌她们的快乐太短,现如今,我羡慕她们的快乐时日多于我,我这一生大概最快乐的时间到今天就截止了。”女学生声音里的哽咽让陶先生有点措手不及。刚想递块手帕过去,又记起男女授受不亲,得懂得避嫌。似是并不知女学生因何落泪。我嘴角扬起一丝嘲笑,如此愚钝,再翻十遍八遍红楼也枉然啊。
“陶先生,我今天就是要你知道我这快乐的几年里,有你一份,只是这世道半点不由人心”。女学生终于说完这最后一句扭着身跑开了。
陶先生因着最后一句失了神,好一会儿才用手探着花坛复又慢慢坐了下来。嘴里复念“有我一份,有我一份,又当如何?有的是男男女女着急挣脱束缚,绳子都来不及去了,就慌着不停谈恋爱,炮火中的爱仿佛也变得轰轰烈烈起来,可爱从来都是在一餐一饭,只言片语里一点点咂摸,像瓮在坛子里的米酒,酿啊酿,然后才历久弥香。当然,也有我这般一头扎进虚幻的蠢人,刻着意让自己不知情为何物,唉!何故来扰我清净?”
几天后,几个女学生在花圃闲聊,我听的一个女学生鄙夷的说,清秋好歹也是受了教育的新女性,怎可令自己嫁给军阀当了填房?还好没给学校任何人发请柬,倒省了推辞。
我听完,使劲抡起花锄着刨地。我想刨一个很大的黑洞埋了这个世界,看来年这地面上能长出些什么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