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无蕊 于 2024-10-14 21:20 编辑
迅翁谈《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以此观点,则读史看见相斫、家谱、英雄、吃人,皆视读者身份而定。说从字缝里看见吃人而借狂人之口,这才公允。
上世纪三十年代,可谓吾国黎明前最黑暗的时代,曙光虽已出现,学者中有以为要亡国从而落水做了汉奸的,比如周作人,亦有信念坚定者,治史以图存。吕思勉的《中国通史》钱穆的《国史大纲》皆是这个年代的产物。
吕先生说:【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中国通史》是给中学生编的教科书,简明扼要,花个一天半天时间翻翻,其中不见英雄不见凡民,对吾国吾民的发生与发展可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国史大纲》是大学讲义,程度要深一点,大体框架与《中国通史》相当。《中国通史》有所侧重,近现代史的部分将近一半。《国史大纲》则是均布,而对各朝代的制度讨论更深。
吕先生在书的最末展望吾国脱离西方列强的压迫,从而自利利他,帮助其他弱小受压迫的国家,说这是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中国人起来啊!世界上多少弱小的民族,待你而得解放呢。】
钱先生则在书的最前面对读者提了要求:要对本国的历史有大致的了解,在了解的基础上对本国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戒偏激虚无。这要求提在抗战最艰难时期。这是个中庸的态度。在生死存亡之际,保持这种出离愤怒出离颠倒梦想的态度,是困难的,也是最可宝贵的。钱先生与我党政见不合,也是在这偏激上吧,星火燎原之际,他看到了过火的苗头。
这两位是治史的大家,治史而不限于史。如果说看见吃人是在破坏,寻出民族生存延续的根则是最基础的建设。
戴着阴间或者变态滤镜的,看见阴间与变态,与史书其实毫不相干。
摘下滤镜,才谈得上看书,是看书的第一步。不然,只是限于滤镜自暴其陋。受其蛊惑嗜痂自甘者,陋之又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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