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伊朗人投机性的文化基因

徐公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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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闻日本人有“耻感文化”，一直不敢苟同，以为日本人的“耻感”完全不同于中国儒家文化里的“知耻”，它的本质是“多欲”而形似“刚勇”也。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主温柔敦厚，也任侠。儒家的侠气，如孟子“诛一夫”，如 “与日谐亡”云云。日本人学中国儒家文化，走捷径把儒家的任侠之气融入武士道。日本“武士道”的特点有三，一曰忍耐，二曰节制，三曰刚勇，表面上类似儒家的“仁，智，勇”三达德。

然而日本武士道如“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微观地说，武士的勇气来源和目的只是不“挫于人”，宏观地论及武士道的最高目的则服务于“神道”与“君主”。武士道是外铄之勇。所以孟子论北宫黝养气，“以其外之也”。

中国儒家的道，是内在于人性的善，是“四端”。儒家养心，反求诸己，儒家追求内在的自觉性，故“知耻”。“外之也”的日本武士道，耻感何来？最终只能来源于外在的命令，即君或神的诏谕。面对外在的命令，某些时候武士或许会生负罪感，却难如儒家“知耻”。

“三军不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儒家之勇在于“志”，内在于心；武士道之勇如三军之“帅”，外在于身，帅可指挥三军如一身。武士道如“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锤炼身体，养成机械的刺激—反应本能。他们以“切腹”为刚勇的最高境界，然而切腹不及于心，无关乎心的内在自觉性，也就不可能“知耻”。切腹或许可以谢罪，不可能知耻而后勇。《叶隐闻书》：“武士道乃求死之道。”此之谓乎。

山鹿素行《武教小学》主张“勇必以义为本”，仍未及“仁”也。义，有仁义，有礼义。仁义之义，发乎仁心；礼义之义，有可能是机械模仿礼的外在程式，武士道之勇，即使止乎礼，未必发乎情也。外之也。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已明言之矣，礼之本在心，礼之形在身。束身之礼，不如修心之礼。子曰：“有勇不必有仁”，可知区别。

《中庸》：“知耻近乎勇。”故儒家之勇，儒家之耻，皆出乎仁心，仁者知耻，“仁者必有勇。”然而“勇者不必有仁。”武士道之刚勇，其不仁者之勇欤？

《论语·公冶长》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此章可移评日本武士道之刚勇，非勇也，多欲耳。伊藤仁斋《童子问》谓之：“今之武士，外饰凛然而中藏私欲，此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犬也。”利欲之心盛遮蔽仁心。

即使武士忍死切腹，是舍生也，可能取义也，却不能成仁。儒家也不畏死，是取义，亦成仁。中国人说生死，有时候是说身死，更多时候在说“利欲之心尽灭”也，如庄子说“方生方死”，即言 道心生，私心灭尽也，非关身死身灭也。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里的“死”字，即非身死，而是“仁心生”而“利欲之心死”。闻道之后，正要好好活着以宏道，孔子断不可能说一朝闻道一夕身死可矣。所以伊川先生谓：“闻道者，旧习死而天理活”  ，又王夫之解之曰：“夕死者，昨日之欲死，非今朝之身死”。日本武士切腹，表面上杀身取义，实无关乎勇，以其无关乎成仁，故难曰知耻。

日本男人在误解“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死义，不知爱惜弘道之身，竟至于切腹。仁心受蒙蔽而身体遭异化，不独见于武士道，亦屡见之于当代日本情色产业：欲望与资本联合，以男性与女性身体为工具，实现资本的利益。福柯《规训与惩罚》谓之：“当‘耻感’剥离内在良知，便退化为规训身体的欲望经济学。”各种方式驱使人身展示种种工具性的力，诸如切腹与色情，皆非出乎人心之四端，既无情，亦无理，复无趣。一身不修，一身不安，又如何弘道于天下？

薄荷味

只是顺着读，很多也不融会贯通。也很多不知，我认知单一:1_217:}

薄荷味

这个文字容量很大，知识面广，认知超级给力

论金

让我来说:要伊斯兰，但也要东方，也要西方，向全世界开放，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论金

现实点的历史，是霍梅尼定下的意识形态导致了伊朗的走向: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
对这几十年的伊朗的国际关系影响很大。但就算是伊斯兰内部也得不到团结。
伊朗有工业基础，走改革开放的道路，解放思想，放弃意识形态对抗就好了。

徐公孰

头把交椅 发表于 2025-6-21 09:07
雄文
此贴引人深度思考
思考完莫不附和赞叹

空说无凭
来篇同题呗

头把交椅

雄文
此贴引人深度思考
思考完莫不附和赞叹

徐公孰

4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贪欲的满足使人快乐，然则快乐易消易逝。所以追求快乐的人都会急功近利，看不长远。人，存在于时间之中。多欲，则仁心蒙昧难明，不知时也，不识时中也。

法家急功近利，儒家文化喜欢看长远，道家的眼光与天齐与地久。几千年来，中国人熏陶既久，基本上明白何地只争朝夕，何事风物长宜放眼量，又何时天要下雨姑娘要嫁只能顺其自然。中国人的时间观，是入世的，是时中的。

而印度人的“劫波”说，则是神话世界里的长尺度时间观。人人不得不活在虚幻却又真实束缚身心的无穷轮回中：出世而累于无明，入世则昧于情理；作人而不通人情，做事则碍于贪嗔；处处不守时，不守信，于世扞格不入。与印度人相异，伊朗人活在马赫迪末日前夜，时间尺度极短，于是人人不得不活在当下，放弃希望和等待，唯有钻营投机。

法称《释量论》已破“业力宿命论”：“业非实有，唯是心相续中习气显现”。按照康德，时间和空间是人的先验主体认知能力。这能力的养成，与他们的历史生存环境与有关。伊朗，是四战之地，北有斯拉夫人，南邻阿拉伯人，西望突厥人，隔海欧洲人，四邻虎视眈眈，伊朗忧心忡忡。印度负山抱海，本来高枕无忧，可惜上天陷落出一个开伯尔山口，历史上各路军队一波接一波开入印度。长久生活于这种逼仄的生存环境里，既不能独立自主，又不能专一持久地依附于某一家，还在乎什么道义，又计较什么长远与虚无，快乐一天是一天，能赚便宜且赚便宜。仿佛历史上的郑国，北有晋，南邻楚，东望齐，西面韩，四战之忧患里，以至于孤愤孤勇，故谓之郑声淫。伊朗和印度，赚小便宜则自大于友，吃小亏则自失于敌，纵情于贪嗔之间，其非淫乎？

淫者，过分也，不合度矣：印度和伊朗的历史造成非常相同的善恶观，即善恶不分。印度人令善和恶归于无善无恶的业力，无关于仁心，只关乎一念之间的业果；伊朗塔基亚原则更直接了当，善与恶皆不再是形而上的标准，而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算计，成为求生自救的实用工具和投机取巧的手段。所以印度人和伊朗人行事，只顾满足自己当下的需求和欲望，不关心他人，不关心明天的自己。一旦失去仁心之尺度，则人人异化为算计，事事物化为权宜，自役役人，无根无柢。无耻之耻，耻矣。

徐公孰

3

本来属于心性思维范畴的概念一旦错植物理性的身体范畴，非但无助于实践躬行，反而在消解身体的物理承载功能，无论狂如日本人切腹，无论狷如印度人忍辱，最终都会同样阻碍实践与实行。广而推之，当纳粹为解决一战败后的国内经济政治矛盾，在意识形态上把心性概念有意植于身体生理范畴，打上科学的旗帜强划人种的智力和道德等级，便催生出不亚于宗教种姓制度的种族优越论。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暴虐性，正如希特勒《我的奋斗》所说：“优等种族有权消灭劣等者。”

印度人狷，日本人狂，希特勒虐，表现不同，实质皆“多欲”，皆未明义利之辨也。义利之不明辨，徒欲自由，只求个***利，则利令智昏，心为欲暗，难免会堕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暴行。抛开政治和经济原因，上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种种共性，皆兴于错把利欲之身性当作仁义之心，又以误解的文化制作仪轨束缚百姓，谬种流传，渐渐内化成民族惰性。

西方的自由观，日本的武士道，印度的轮回说，其实一也，皆昧于义，惑于利，惘于欲，而乱于行。

徐公孰

2

天下人称道日本人的“耻感文化”，均出于很深的误会：日本人先误解中国文化，天下人又常误解日本文化。这足以令人费解。而印度人竟然误解自己的文化，尤不可思议。

这个“死”字，印度文化里称作“涅槃”。涅槃者，本义如庄子所谓“方生方死”之死，也取“朝闻道夕死可矣”之死义，即私心私欲之死，或杂念烦恼之灭。所以《法句经》曰：“涅槃是渴爱止息”，即离欲也。

“轮回”，也不关乎肉身与生命的轮回，而论念头与烦恼生生灭灭，反反复复，没有尽头。轮回是心里发生的变化，而非生命的复活。故《楞伽经》曰：“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未有休息”，然而“火轮非轮，愚夫轮想，非有智者。” 及至公元二世纪，《摩奴法典》方将“轮回”概念嫁接入种姓制 ，曰： “行善来生升种姓，作恶转生贱民。”

刹帝利为夺取婆罗门的宗教垄断，改造婆罗门教以成佛教。刹帝利既夺教权，改造婆罗门教，把“天”“阿修罗”等婆罗门教义引入佛法经典。后来，印度诸王灭佛，复兴婆罗门教。佛教婆罗门教轮回，善恶无常，这是世间法，皆源于“多欲”，权力欲也。

佛教里有谓“三善道”，即“人，阿修罗，天”也；又说“三恶道”，即“地狱，饿鬼，畜生”也。众生受业力驱驰，或善或恶，在此六道轮回。皆俗谛也。僧肇《不真空论》曰：“业非实有，亦非虚无，譬如幻象，虽无实性而有作用。”可见业有善恶论是且仅是“人”的视角，尚不识究竟。

终极之境上的真谛明照业力是无善无恶的。业力可以结人间善缘，人以此业为善的；业力可以结人间恶缘，人视此业作恶的；世间法可以说业有善恶，而出世间法里业无善恶。月称《入中论》论之：“世俗谛中业有善恶，胜义谛中业如幻化。”

及至心地一片光明，不昧于因果，可知因果业力无善无恶，恶亦一业，善亦以业。然而如何可心如明镜？曰离欲。执于善恶，是多欲。人之多欲，最先利益自身，然后分亲疏，及至圣人，则不仁不亲，以其无欲也。百姓先厚待自身，著力于一“身”之需；善待亲人，著意于众“身”之欲。如果悟明天地良心一体，则人身不分美丑，名分不别贵贱。是故吉藏《三论玄义》云：“业性本空，由心故有。”由此观之，印度人之多欲，与日本武士道之欲实无差别。日本武士与印度种姓皆未心如明镜，不能照见心上多欲之蔽耳。

日本武士内心多欲，欲外铄人，故主动将身体工具化；以其心不离欲，为人处世非出于自明之心，而受命于君权神道，身体被动成为他者的利具。婆罗门和刹帝利为满足自身多欲，把欲望之力解释为宗教业力，进而物化成种姓制度，人人皆被动接受业力，人人难逃种姓枷锁；众生迷信宗教，忍于种姓，自我安慰自觉忍辱可得福报，积极行善足可消业，自觉戴牢枷锁，幸福接受屈辱。多欲的身体熬煎蒙昧的心，蒙昧的心牢笼屈辱的身体，心与身异化成互为敌对的工具，如此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