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尚书青云 于 2010-4-15 21:38 编辑
昨夜春雨淋淋，小院的角落里几缕金黄耀眼，那是白菜花开，远处柳绿才黄半未均，一树杏花含苞欲放。好花看到半开时，这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光。
电话是在周末晚上打来的，是催促我尽快完成市志办的稿件，答应很长时间了，但一直没有下笔。窗外的春风呜呜作响，关在屋子里强迫自己静心践约。但这东西不好写，自己没有研究过，也几乎没有参考资料，所以无从下手。搜肠刮肚，到下午才压榨出一千多字，总算交差了。
淘到一本熟悉的旧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读这本书是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上午给我们推介，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故事大概，眼望窗外的阳光，让我们要珍惜生活。我对老师念作者名字时的俄语发音印象颇深，后来听说他熟稔俄语。当学到契科夫《装在套子里的人》那篇课文时，我们进一步领教了老师正宗的俄语，就像没有消音器的拖拉机，达拉达拉的。他说学俄语的基本功必须学会打嘟噜。为此我们班的男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业余练习这种发音，同学互相起外号都是苏联名字，有叫奥斯特洛夫斯基刘的，也有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陈的。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一书很快就买来读了，这是我最早买的书之一。只是当时看的时候囫囵吞枣，阅读能力所限，跟不上故事的节奏，感觉模糊不清，现在更是几乎全部忘记了。不过这本书肯定感动过我们的语文老师，不然他不会给我们推荐，不过感动老师的未必就能感动少年的我们，毕竟时代变迁了。
原来我有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选》，绿色的封面，是当年喜欢外国诗歌的时候从图书馆借出来的，一直没有归还，现在早已不知哪里去了。旧书摊还发现一本惠特曼的《我自己的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特新，随即买下。最近读的《文学风流》一书中，提到了惠特曼，发现这人很有意思。书中说他属于“爱出风头的人”，1855年《草叶集》问世，反应冷淡，唯有爱默森写了一封五页的信表示赞赏，受宠若惊之余，惠特曼未征求爱默森的同意就把信稿交给报纸发表，再版时还把信中“很高兴你已经开始了远大的前程”一句印在书脊上。甚至他还匿名写了三篇书评，着实把自己颂扬的一番，预言这本书会成为文学史上“最巍峨的丰碑”。
这样的事发生在这样的人身上，我们往往不相信，但这确实是真实的。《草叶集》灿烂的光辉，遮住了惠特曼当年肉麻兮兮的自矜自伐。文学史给予了惠特曼这位大诗人崇高的地位，现在来看，他的那些行为是出于自信。惠特曼那样做行，倘若换成别人无疑那就是笑话了，其实就当年的惠特曼来说，也未尝不是笑话。同时淘的一本杨绛先生翻译的《堂吉诃德》，这书杨绛之外还有人翻译，那人说他的翻译从好几个方面来说都比杨绛的翻译好，但愿这位译者的自信不是笑话，不过现在看来确实是笑话。
陆灏的《东写西读》太好读。中午看了一段，让我忍无可忍地笑出来了：文革中造反派找北大教授王瑶先生训话，不知什么原因，造反派要动手打他，王先生一边绕着桌子逃，一边哀求：“大王饶命！”——这“大王饶命”一般人说不出来；我向来对理学家有偏见，尤其是看了南怀瑾之后，这回在书里发现了朱熹的一个把柄：因为用原料合重若干做出来豆腐，其分量会超过原先的合重，理学家怎么格不出其中的道理，所以朱熹终生不吃豆腐。这真是岂有此理，任何种子结出来的果实都比原来的种子重，那莫非就不吃饭了？在书中我还发现了一句格外醒人的话，作者比对了比对官场与风尘，最后总结道：“因此说，与官场人交往，正如与风尘女子交往，当不得真。”——虽不是官场中人，也不认识什么杜十娘柳如是，但可想而知，这话不但精而且辟，简直就是精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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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0-4-15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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