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你一定要看董桥；有人说：你不一定要看董桥。文学姹紫嫣红；看官各有所好。对于董桥散文，你看也罢，不看也罢。但有一点不可否认：董桥散文内容与艺术皆有特色，进而形成独有的整体风格。
我看董桥，缘于柳苏先生的那句话——你一定要看董桥。柳苏先生说：“用香港人的习惯语言，他的散文真是‘一流’，不仅在香港，在台湾，也在大陆。我这是说文字，尽管我并不同意他的一些说法和想法。”[1]这两句话表达了一个意思：董桥的文字是一流的。这么说，柳苏先生要我们看的是董桥的文字。有些论者说，董桥散文只有文字，没有思想。因此，他们打出旗帜——你不一定要看董桥；你一定要少看董桥。一个叫谈瀛洲的论者就认为董桥的散文“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2]文学就是一座后花园，什么奇花异草都有，姹紫嫣红开遍。好作家的后花园往往独具风格，自成一体。从这一点来说，董桥是值得肯定的。萝卜青菜各有所好。审美标准因人因时因地而不同，所以没有什么“一定要看”或者“一定不要看”的文学。董桥的散文在内容和艺术方面都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读者看也罢，不看也罢。
董桥散文内容博杂：语文小品、记人记事，古玩鉴赏、念旧怀古，针贬时弊……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文字是肉做的 人心是肉做的，文字该也是肉做的。董桥这样说。董桥对文字很敏感。他说：“我在传播界工作了十几年，经历了工作上接触的中文与英文不断蜕变，日积月累，自己最大的收获是对文字变得格外敏感。”“所谓对文字敏感，其实是摸透那个字的底细，注意人家怎么用，自己盘算取舍，对之日久生巧，懂得发挥字的生命。”（《“获”得个混血儿》[3]文学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而董桥在殷勤地捉字虱。他的语文小品结集出版，名为《文字是肉做的》，探讨的主题就是语言文字。每篇都从细微处着笔，结集起来则意义不小。《先求达意》、《不要经典要经读》、《有物、有理、有方》、《不必优雅，但求体面》、《文字是肉做的》、《文章不长皱纹》，从这些题目中可以看出董桥对文字的要求。他认为文字工作者要做到：语法对；修辞好；逻辑通。文章要内容有物，逻辑有理，修辞有方。语文虽然不必规范得那么死板，完全不顾语法和体制的语文却有辱“语”体。在他眼里，“锻字炼句是礼貌”；在他眼里，“文字真的可以教人在轩窗里意识到云起，在苦旱中呼吸到雨来”。[4]（《他抱着朱红的橘子回来》）因此，他呼吁“善待母语，维系尊严”。
乡愁是立体的 乡愁是什么？乡愁是莫名其妙喜欢一个地方；乡愁是“听一支香港歌星唱的时代曲，激动。看一套软巴巴的国语片，激动。吃一碗云吞面，也激动。站在唐人街的书店里翻香港的报纸，更激动”（《所谓乡愁》）[5]；乡愁是巴尔特到死都舍不得全盘放弃“笔”耕的乐趣，“用不惯打字机的人还是可以用圆珠笔、钢笔甚至毛笔”（《听那立体的乡愁》）[6]。乡愁不仅仅是这些，乡愁是立体的。乡愁缘自“物质的实利主义给现代生活垫上青苔那么舒服的绿褥，可是，枕在这一床柔波上的梦，到底该是缤纷激光的幻象还是苍翠田园的倒影，却正是现代人无从自释的困惑。”（《听那立体的乡愁》）[7]董桥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和启蒙老师国学渊源深厚，故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其散文中化作一片浓郁的“文化乡愁”。他关注香港的历史和文化，怀念中国传统文化的典雅风尚。他认为“文学原是记忆的追悼”，他“偏爱老字号、旧情怀的文字”。他认为“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口枯井”。他就是这样一个文化乡愁的守候者，殷切地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后花园”点灯。
收藏家是孤独的 董桥是一个十足的收藏家。鉴赏文物、揣摹古画、品读典册皆是董桥的嗜好。他喜欢紫檀木桌、宋瓷花瓶、雕花木柜、熏香炉、线装书、砚台等等浸淫着中国传统文化泥香的古物。他对文物的品鉴和搜罗体现了他对传统文化和文化繁荣的渴求。这一切都充分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砚香楼》《宝寐阁》《玉玲珑》《石头记》等等这些带着古色古香味道的篇章，寄托着他对历史与文化的幽幽深情。如他在观赏秋园杂卉图时，从书画的沧桑离乱里体味出晚清没落王孙几许淡淡的哀愁；中国文人原稿书写方式的千年流变，也让他慨叹于规矩整齐的宫庭台阁体风韵不再；偶尔求得的文物珍器常使得他玩味无穷，“仿佛阅微草堂那样的岁月真的流回眼前，瞬间浑忘现代” （《砚边笺注》)。于是，祖国故园中文化梦影的流连、绝俗超尘的文人风骨的仰慕等，都能在中国独有的丹青古物中被董桥细细地辨识和追寻。睹物而思文，其感发的乡愁是苦恋而执着的，有深沉的文化留恋和叹息。因此，阅读董桥，你能感受到他笔底苦心创造的孤寂意境。
杨振宁是惶惑的 文人永远是现实的抨击者，文人的理想尽管与现实社会相去甚远，正是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精神，为社会的价值取向提供了一种选择。董桥也一样。他是《明报》的专栏作家，他的专栏需要很多有关时事时人的文字，这一点注定了董桥不会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文痴，而是有社会意识的文人。在《杨振宁无告的惶惑》一文中，董桥借杨振宁的诗，浇自己胸中之块垒。在“洞察宇宙奥秘之余，心中萌生的既是迷惑的追慕之情，也是惶惑的无告之悸。”[8]长寿只是老年的延长。现代老人面对是一连串新发的老人病。“长寿而多病成了现代老人的负累。”[9]而战争、电视机带来的是孩子的早熟，“人类进入没有童谣的年代”。[10]由“克林顿疲劳症”，董桥想到“优质报纸疲劳症”，大众化报纸要改良，标榜优质的报纸也不必再唱什么鸟高调。《告诉他们：上图书馆去》、《遗失了梁启超之后》、《香港的人文空间》，董桥以他那特有的含蓄在文章中指出香港应该致力于提高自己的人文品位。他写《文字美食家》，关注文字娱人；写《远走公鸡，总统要睡觉》调侃政治人物……
董桥散文艺术奇幻：篇幅短小、文体变通、妙喻连珠、广征博引、结构精致……可谓独具特色，自成风格。
篇幅——短 董桥最初的文章大都是以“编者”署名发表的，后来开始写专栏，由一篇文章或一人一事引申出去，自由发挥，篇幅短小，而行文活泼、漂亮。董文虽短，却文思细密，结构严谨，生机贯注，读来俏丽可爱，清新悦人。董桥的散文集也往往是窄窄的、薄薄的小册子，拿在手里随便乱翻，翻到哪里读到哪里，很符合董桥行文的风格。文如其人。董桥就不喜欢读博士论文体裁的作家考证，不喜欢读名人辞典一类的大块头著作。他说：“那些东西往往把一个人活活写死了。”[11]所以，他的散文都是千把字，短小精练。他在《干干净净的屠格涅夫》一文中，提到“人和文都一样，要干净，像屠格涅夫，像初恋。” 董桥说：“自己不是写东西的料子，从来就不敢多写，更不敢乱写”，总是惜墨如金。“事实上就是写点杂感随笔之类小文章，也需要点大学问。”恐怕董桥是“识破个中甘苦，不想随随便便就露出破绽来，这真是‘其情其悯’。”[12]
引用——博 董桥古今中外、琴棋书画、诗词文曲多有熏染，所以董桥写文章善于引用，也擅长引用。董桥的引用在其散文中铺天盖地，十分博杂。比如，谈起一国两制均要维护人民的实际利益，他便引鲁迅的名句“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谈起密特郎总统要求当局的科技政策要考虑对民生经济和影响，他引范成大的诗“起居饮食皆以墙外人物之声为节”。《A=X+Y+Z》以引文开头，引自1920年10月28日，英国哲学家罗素写给Ottoline Morrel的信。《“机会”难逢》中引用陆游诗句“诸将能办此，机会无时无”，又引《抱朴子》及范仲淹的谏议，最后以《三国志》里杨洪的话“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作结。引文角度之多，题材之广，让人目不暇接。董桥的引用不但博而且妙。《湖蓝绸缎》说的是一对老夫少妻并不幸福的婚姻生活，但其间却多次提到文伯伯与我探讨 “夕阳穿树补花红”一句的出处。这句诗是光绪举人廉南湖的成名句，而他的婚姻曾被传为一时佳话。那么董桥反复提及这一诗句的逸出之笔恐怕就在于文伯伯的潜意识中隐藏着对廉氏夫妇深深的、不曾说破的羡慕。
比喻——俏 文学是语言艺术。董桥散文的看点就在他的语言——妙喻连珠。董曾自白道：“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打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董桥为文态度认真，但写出的文章并不古板。这是因为他评说人物，抒发见解，指点时事最喜设喻。他的比喻看似信手拈来不假思索，却是匠心独运，十分讲究。他常用美丽动人的形象作为喻体。“水墨画里的山势”比喻高挺的一管鼻子；“枯笔扫出来的山中小径”比喻胡须；香醇的“女儿红”比喻经世致用的好文章；桨声、灯影比喻对红学前辈俞平伯的怀念；“绿意”比喻文字蓬勃的生命力；“下午茶”比喻人的中年；“樱桃”比喻人生……说到点点滴滴的标点符号，董桥“觉得方块字缝上那么多钮扣，真像鸣凤款步走出月亮门那么多姿。”《薰香记》用武侠小说的笔法写香港将来的命运，“老人”、“碧眼海魔”、“可香”三个人物分别比喻中国、美国和香港。在《是何妖道！》中把英国大选比作为“王熙凤毒设相思局”，构设戏谑的讽刺。董桥的比喻不是“散装”而是“套装”。他用此一事物的许多不同方面与彼一事物的许多不同方面一一相提并论。比如说到人与书的关系：“人对书真的会有感情，跟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有点像。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是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13]
文体——通 董桥突破散文文体的局限，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形成各种不同的散文体式。有评论体《干干净净的屠格涅夫》、《藏书与意识形态》；小说体《让她在牛扒上撒盐》、《布朗宁先生的牛油面包》；书信体《给女儿的信》、《父亲加女儿等于回忆》；诗体《在巴黎写的之一》、《住上十年八年》；短篇武侠体《熏香记》甚至引文拼贴体《马克思先生论香港一九九七》。董桥在《不甘心于美丽》中写到：“散文可以很似小说，小说可以很似散文，现代是mixed一起的了，是否一定要划分得清清楚楚？我看未必。”以《熏香记》为例，董桥用武侠小说笔法谈时事。“欲知谈判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两句话点题，读者才明白此文谈的是中英谈判与香港前途之事。老人、碧眼、少女分别象征中国、英国、香港。散文体式的创新，各种文体的打通，正是董桥散文的独特之处。《如意？吉祥》一文中，董桥运用了意识流的小说技巧。另一篇《马克思论香港一九九七》，董桥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集句而成，只是在括号中加了一些原来没有的文字。 |
雷达卡
发表于 2010-6-3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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