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37年带村民围垦3万多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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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24日，任职村支部书记达37 年的陆汉满与接任的新支部书记谭伟钦顺利交接。
在卸任后的第二天，满叔打柴回家。
满叔翻阅村务档案。
卸任后的满叔接受记者采访。

　　“办事，就得在办公室，光明正大地说。”

　　――陆汉满

　　现在卖地“种”房子不是本事，拆房子“还绿”才是本事；吃祖宗的饭，断子孙的路不是本事，能够还祖宗的账，留子孙的粮，那才是本事。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分组讨论上发言

　　◎前言

　　在珠江出海口的西岸，有着这样一片桃花源。三千多亩连片的稻田随海风起伏，一望无际。还有三万亩的鱼塘，与海天连成一色。这些稻田鱼塘，属于一个叫“崖口”的村庄，人们还送这个村庄一个别称――珠三角最后的人民公社。

　　改革开放30多年，崖口一直拒绝出让土地，拒绝工业化，政策的主导者之一就是当了37年村支书的陆汉满，这让他备受争议。但常年赤脚丈量这片土地、明细打理村务、正直清苦的他，又因“两脚最黑，两手最白”而颇受尊敬，村人多尊称其为“满叔”。

　　年初，陆汉满卸任了，他终于愿意轻松地跟记者聊起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采访当天，他带着我们漫步在田里，看连片的纵横阡陌以及红树林。依旧一双赤脚，背着手，稳稳走在一望无边的田野上。

　　●任职最久村支书退休

　　从1974年开始，满叔经历了15位公社、镇党委书记。而他的身份一直是崖口村支部书记，历届支部换届选举，他都以高票当选。

　　今年1月25日南朗崖口村的支委换届选举。还是在那个大家熟悉的大礼堂，参加选举的村党员们还是一人一票，投进那个红色的投票箱。白色的水板上，照例在每个被选者名字下画“正”字。原村书记满叔因年纪大，不再参选，但“陆汉满”的名字依然出现在水板上。

　　这次，崖口村在持续了37年后，终于又有了一位新书记。满叔，终于退休了。但是，他创造的历史――中山任职时间最长的村支书，却不容易被超越。

　　●自言建立“乌托邦”

　　在这37年里，村子外的社会经历了改革开放，走进市场；许多乡村分田地、办工厂。而崖口村如同桃花源，至今坚持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对于自己这37年的回顾，满叔在写给两位曾经的老领导的信中提到，有几件事是他特别在意的。其中一件在崖口村完成了37年共同体的“乌托邦”；另一件是在上级支持下为崖口村人围垦了土地三万多亩。“我做了，很满足，也不枉此生。现在，是时候该退让了，应该知荣辱，牢缄口，谁是谁非黯点头，诗书丛里可淹留，闲袖手，贫穷也风流。”

　　●“三不书记”给人留下固执的印象

　　陆汉满在村支书的任上，无论面对高官还是普通访客，都一视同仁坚持“三不原则”。一不陪吃饭、二不用手机、三不讲自己只讲村务。

　　直至退休，记者才终于突破了满叔的三不原则，得以进行采访。与他一起坐在农家小院里，端一盏清茶，聊聊人生。

　　固执的满叔对别人对自己的各种看法从不解释，他说自己心里知道就行了。例如他从不用手机，村民们有事找书记，就只能去村委会办公室，要不就打办公室固定电话。满叔多数时间都在，甚至晚上也经常呆到七八点。但有时他也会去田里、或者外出办事，偶然也会有短暂时间联系不上。曾有人劝他用手机，甚至有人买好了手机送给他，都被拒绝了。

　　他说：“给个手机不就绑死我吗？像装了个跟踪器。”只要上班时间满叔都会在办公室，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做“在岗”。直到这次采访，满叔才终于说出了不想用手机的原因：“办事，就得在办公室，光明正大地说。”在别人眼中的满叔是固执的，在他自己的眼中这是一种执著。只要认定了是对的路子就要坚持，不理会旁人的闲言。就像当年他固执地将土地收回，不再办村中工厂一样，这条路至今仍坚持着。

　　【对话】

　　让弱者有一碗饭吃

　　记者：改革开放前，崖口这样一个有着万亩良田的村庄，为什么却不富裕，甚至会吃不饱？

　　满叔：当年，崖口是大村，国家任务重。每每村干部还要想办法去帮断炊的村民借口粮。改革开放后，青壮年外出打工，村里面只留下老人、儿童，劳动力不足一半。除了要完成国家163万斤粮食任务，还要负担留下村庄中的老人、儿童的口粮分配，社会管理各项费用，这是村委会的责任。

　　记者：既然国家允许分田到户，任务也分解了，村委会不是正好减轻压力吗？

　　满叔：这样一分，只能是留在村里人去承担，但他们承担不起，也完成不了粮食任务。假如国家任务不能完成，部分耕地荒废无人耕种，责任还是在当年村支部这数个干部身上。

　　记者：最后决定保留集体生产，是谁拍的板，讨论多久？村民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吗？

　　满叔：当年党支部有党员50多名，支委9名，不知怎么办好。只能把留在村庄中的劳动力，全部组织起来开会。讨论了半个多月，才定下来的。

　　记者：留下来的村民们继续集体劳作，为什么不延续人民公社的“平均分配”？

　　满叔：我们的责任是帮助穷人，但不是直接把钱分给大家，这种办法使人不劳而获，变得懒惰，不思进取，反而会害了他们。用集体的力量才可以避免贫富太过悬殊，弱者在集体中也有一份工做，有一碗饭吃。

　　记者：农业投资大、回收慢，赚不了钱。村集体要维持，要帮助弱者，主要靠什么赚钱？

　　满叔：村里主要是出租养殖，没污染，租金高，以租养农、以租补农。

　　“我敬畏土地，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我不敢夺子孙福而已。我想，天道总有循环报应的。”

　　――陆汉满

　　●上任之前先要地

　　37年前，上级党委找已在南朗公社工作的陆汉满谈话，要求他回崖口大队当支书。他没提待遇、没提条件，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土地。“谈话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提出，拨回从鸦洲山至珠海交界处的水晶坑口这片海滩，给崖口民兵围海造田。”

　　从当支书的第一天起，满叔就为自己制定了守护土地的角色。很快这一带海滩交回给了崖口大队，从此开始了30多年来断断续续的围海造田。目前全村900多户人家，3000多人口，8个自然村，13个生产队，曾拥有土地近40平方公里。其中有3万多亩，是崖口村与多方合作，共同围海一点点“啃”回来的。

　　●拒绝村庄工业化

　　现在崖口不仅是珠江西岸唯一一个至今仍坚持集体生产劳作的村庄，也是一片没有工业的地方。崖口村除了3000亩稻田由13个生产队集体耕作，其他土地全部出租。但只准做农业用途，不得办厂。有人因此说是因为满叔固执、不开化；也有村民曾经不满满叔主张的农业发展道路，而离开村庄。

　　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崖口就有了村办工业。当年作为粤中造船厂的知青下放点，广东省粤中船厂和崖口大队搞厂、队挂钩，经济效果也很好。1979年，三中全会刚开过崖口村已引进中山第一批外来加工业、三来一补企业。但到了80年代中期，满叔敏锐地感受到了办工厂的后患，废水、废气、垃圾，对环境产生了影响。

　　“老实说，也想要赚钱，但一想到堆出来的土地，若连菜都种不了，那有钱也没用了。有时候有些钱不能赚。宁可穷一些，也不能办厂。当时也有人反对，提出工业兴村。我不说啥，也不解释。”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在给全村的《我们为什么不肯卖土地？》的信中，有7条朴素的道理：家有万贯不如日进一文；土地永远是崖口人的，卖了只分一代人，后代会骂我们吃掉他们生存的资本；卖土地分到钱，各人都来争，从此村无宁日……

　　●宁自费买社保也不让地

　　拒绝工业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村庄的土地需要出让，这让将自己视为土地保护人的满叔如同割肉。于是当别的村支书为引进项目、寻找投资而奔忙时，他却在思考如何保护、管理土地。2002年，崖口村完成了全部围垦。他说“如能守业，世代不愁穷,qfsjzt。”

　　村里对新围垦的土地做了个计划：村集体预留、需维持农业就业补贴以及各项管理、基建、救灾等，尚剩余的约60%做了个分配。在籍农业户口的村民，每人分到五亩五分田，一次性界定到人。由各自然村派出代表，成立崖口村民土地股份基金会，管理这二万亩垦地的出租、收租金、每年按股份分配等。

　　可分到田的村民大部分人决定将手中的小部分土地出让。村支书陆汉满则是极少数的反对者。带领村庄走过30多年，这也是首次满叔的决定没有得到大多数村民的拥护。固执的他，没能改变大多数村民的想法，但仍坚持自己那份“五亩五分田”一分也不出让。也因此，现在退休后的他还要自己掏钱买社保、医保。

　　【对话】

　　不敢夺后人福祉

　　记者：为什么你一上任就要围海造田？

　　满叔：珠三角的土地，大部分是南迁入粤的人世代垦出来的，珠三角土地都是向大海要回来的。

　　记者：但围垦造地，是一项大而艰的工程，凭一个小村怎么能做到？

　　满叔：1974年，我回到崖口大队后，第一时间组织民兵爆石运沙，开始了围垦工程，县委也拨了很多船艇、钢材、资金和爆破材料。但是，当年由于工具落后，效果不很明显。几年后，这些民兵青年长期参与围垦工作，熟悉水性，反而成了偷渡港澳的主要成员。围垦工程被迫停了下来，直至1987年与南朗镇凌火源书记，及在镇里支持下才又重新启动。至1994年双方合作共围垦了土地4000多亩。以后又陆续和其他方合作，采用现代机械大规模施工，8年内围出了翠亨联围、鸦洲南围、华山围、燕石围、虎池将军下围，共计面积达三万多亩。

　　记者：大部分村民、股民都愿意出让土地，你为什么不愿意？

　　满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性格。我敬畏土地，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历史上称为社稷，是祖祖辈辈艰苦创业积聚下来的资源；前人想让后人生活有依靠，宁愿自己受苦受难，都要把这些资源留与后人，寄望于一代一代能传承下去。我不敢夺后人福祉，为自己享受！

　　“我是一个做仆人的料，要懂得主人性格、爱好和脾气，而且是数千主人，一个仆人有时也会顾此失彼。”

　　――陆汉满

　　●23斤村务档案

　　满叔退休后首日下午，记者至其家中寻访，迎接我们的却是守门的大黄狗。他与儿女同住的两间屋子，并不起眼。满叔住在一间简陋旧砖房，从外面就可以一眼扫清屋内。

　　书房里只有一桌一凳两书柜，拾掇得十分整齐，墙上挂着满叔自己装裱的字画。书柜里多是一些讲述历史的书籍。桌面放着老花眼镜、当天的报纸，还有一篇专家寄来给他待修改的文稿《粮食卫士》。满叔的字用竖体写，工整秀气，让人难以相信出自他那双满是厚茧的大手。

　　我们正在隔窗打量时，满叔骑着一辆28寸“凤凰”自行车回来了。后座上是刚砍的一捆柴火，他家现在还有烧柴的炉子。你或许意想不到，以前村里出的重要文件，都是这位老农自己亲自起草的。档案室的打字员帮着打印出来后，他还要逐字逐句地再审一遍。“哪怕是标点不对，都可能都会失去文章原来的含意。特别是合同之类的，我一定要自己亲自督着，不能假手于人。”

　　而出自满叔手的，最惊人的莫过去那本崖口村资料汇编了，这本重13斤的村务档案，详细记录了村里这三十几年的各项重大决定是如何形成。包括了会议记录、原始凭证、单据等，都是集体认可的记录。而这13斤，只是第一本，还有第二本10斤，第三本也在整理中，全部都由满叔“监制出品”。

　　为什么要编这样一本书？满叔说：这是自己在执政过程中的记录。“我自己也有记录，但不能算是正式的证据。有些东西，你作为执政者，不清晰地记录下来，这是你自己的责任。”面对不解、闲言，固执的他没有解释，但摆出了历史资料和证据。“那看里面，你在什么场合，有些什么人，讲了些什么，里面都有。这也提醒你，不能行差踏错。”

　　●专家观察：

　　一个高度清廉的领导者

　　郭亮：(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社会学博士。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和土地制度研究。)

　　我们在村庄中发现了一个极为罕见、高度清廉、且有着超凡智慧的村社领导人。在崖口村，无论是满叔的支持者，还是反对派，他们对于满叔本人道德自律和个人能力的判断却是高度一致的。

　　满叔像一个宗族社会中的族长在守卫着村庄的资源，并千方百计地为村庄子孙后代的长远福祉考虑。如果将满叔所考虑的长远发展和村社的保障功能看作是一种村社理性的话，那么村社理性却常常与个体的经济理性相矛盾。村社理性是长远发展的，是节俭主张的，是整体本位的，而个人理性是短视的、消费主张的、权利本位的。在土地征收之后，村社内出现了若干新的变化，这正是个体理性的表现。

　　【对话】

　　一个“仆人”有时也会顾此失彼

　　记者：当了37年村支书，现在回首有什么特别感触吗？

　　满叔：我本是一介农夫。不会抱着什么意识形态、理想、信念来开展工作的。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中，支部书记职务是中介人物，(好像是小贩，买什么卖什么)起桥梁作用。根据上级各个时期贯彻下来的政规、政令、各种任务，只能想办法去完成，而且有工作组监督去完成，不能有半点背离。这就是职责。八十年代后期，上面逐渐放松了管理。这个期间是谋生本能驱使，几千人生存、生产、生活，都要考虑，责无旁贷。九十年代后期，资源财富积累了很多，那守业是很辛苦的，既要尽量满足村民要求，又怕不慎决策失误，更怕外来资本、各种势力来占有掠取，失去了，受人唾骂。

　　我是一个做仆人的料，要懂得主人性格、爱好和脾气，而且是数千主人，一个仆人有时也会顾此失彼。有幸的是经历了十五任公社或镇的党委书记，他们中大多数是支持、包容、保护的，没有这大部分人支持，崖口村也不会有今天的政治、经济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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