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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潮水

邓小平奠定“严打”思想基础（1） 往事钩沉（揭秘邓小平等国家领导参与的历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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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年2月8日，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到无锡视察工作，接见了在无锡休养的中顾委委员江渭清及省、市负责人。江渭清向邓小平汇报说：“现在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但社会治安情况很不好。城市里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坏人，这样下去不得了！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决心才行。”当邓小平征求江渭清的意见时，江渭清说：“调查研究，半年准备，打几个战役，一个战役打几仗，该抓的抓，该杀的杀，还有的押送边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杀头，还有怕吊销户口发配边疆。”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件促使邓小平痛下决心，做出这一决策的呢？有人说，是缘于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队”；也有人说，是由一名外国女记者在北戴河的沙滩上被强奸引发的；还有人说，1983年的这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斗争的直接导火索，是这一年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市）的“六一六”案件。
　　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青年无事生非，酒后滋事，残忍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这帮犯罪分子同时还犯有抢劫罪、爆炸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起极为罕见的特大凶杀案，在当地引起巨大的混乱，震惊全国，给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一时间，当地及周边地区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以至于人们对到喜桂图旗办事都心有余悸，在火车站不敢出站台。虽然被害者的亲人和当地广大人民群众集体上书，要求把所有罪犯全部处以死刑，但经审判后只有两人被判处死刑（其他罪犯都不够判处死刑的法定年龄）。
　　“六一六”案件震惊了中央领导。此后，邓小平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果断做出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的决策。
　　1983年7月16日，新任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向党中央递交了《关于发挥专政职能改善公安装备的报告》。7月17日，刘复之到了北戴河。18日，他向王瑞林（时任邓小平秘书）询问小平同志看到报告没有，有什么指示。王瑞林告诉他：“小平同志正要找你，有意见同你谈哩。”7月19日上午，刘复之应约来到邓小平住处，彭真陪同接见。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为什么打击刑事犯罪搞不起来？那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打击经济犯罪问题，讲到从重从快从严时，有同志冒了一句，说还要搞准。我说，没有准不准的问题，经济犯罪就是经济犯罪；打砸抢的、抢劫的、杀人的，有什么准不准的问题？是下不了手！”邓小平批评了公安部呈上的报告：“这样四平八稳，解决不了问题嘛。毛病就在于你们后面讲的‘同时注意不一刀切’，稳稳当当的，就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要求必须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态度非常坚决。他系统地谈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方针、步骤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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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邓小平说：“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邓小平果断地说：“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1975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行。”
　　邓小平强调：“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邓小平的这篇谈话，明确地解决了政法干部的忧虑，如会不会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会不会发生新的冤假错案？会不会变成搞运动了？邓小平高瞻远瞩，准确把握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教育政法战线干部要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而“严打”要作为维护大局的一个重要措施来看待。坚决打击刑事犯罪，只会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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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严打”转入第三战役后，对于是否坚持“严打”战役又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有的说打击面宽了，个别地方一度出现“复查风”，少数不知悔改的犯罪分子开始闹翻案，以至刚刚纠正过来的软弱涣散倾向又有重新抬头的征兆，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满和不安。1985年的全国政法会议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这样，使得第三战役能够顺利地进行到底。在“严打”斗争中，特别是在开展战役的几个关键时刻，假如没有邓小平的关心和支持，要把“严打”斗争开展起来和坚持下去是不能设想的。在1984年10月的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谦虚地说：“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邓小平亲自指导下的历时三年、持续三个战役的“严打”行动，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史上又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严打”是邓小平亲自提出的，是继建国初期进行的镇反运动后，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又一次大的行动，是公安战线坚决贯彻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一次重要体现，对我们今天仍具有深邃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以温州为例，在“严打”之后社会治安形势有了质的好转。1983年开展“严打”前，温州城乡的社会秩序比较混乱，流氓团伙经常在街头结伙斗殴，非法制造土枪、土炸弹，少数犯罪分子不仅自相残杀，还殃及无辜群众，并发生了当时全国十分罕见的“二一二”爆炸公安派出所案，“六一四”、“五一五”碎尸案等恶性刑事案件。此外，温州还出现了“蓝色别动队”、“地下党派”两个反革命集团，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群众缺乏安全感，出现了“坏人不怕法，好人怕坏人”的不正常现象。温州市委及政法部门审时度势，深入贯彻“严打”政策，部署了声势浩大的“严打”斗争。广大政法干警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经过三年“三大战役”几个回合的较量，依法“从重从快”地打击处理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害群之马”，温州的社会治安局势明显改观，人民群众安全感增加了，为温州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社会治安环境。温州改革开放走在全国前列，形成了独特的经济格局。
　　（文／何立波）

独醒客

今儿晕了。明天要是不喝。我给你好好讲讲啊。。。。

春江潮水

行，有进步。从尿遁改成酒遁啦。。。

昊哥

春江是不是要出铁拳了？

春江潮水

昊兄，我是替别人着急。真想说，能不能干了，不行我干几年。

马樱花

观战。

新解玉玲珑

我决定，再次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泡春江版版。

春江潮水

我决定，再次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泡春江版版。
新解玉玲珑 发表于 2011-11-24 14:36

    呵呵。拿我当挡箭牌可以。不过，我聪明着哪。。。

花花

我决定，再次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泡春江版版。
新解玉玲珑 发表于 2011-11-24 14:36

    泡吧泡吧我同意，别走呀 玉玲珑 你还得保护我呢

花花

今儿晕了。明天要是不喝。我给你好好讲讲啊。。。。
独醒客 发表于 2011-11-23 21:29

  讲讲 快点  

小妖精

讲讲 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