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城史定坤：远征缅甸杀日寇
1月26日晚，住在湛河区九里山街道李堂社区的史定坤老人终于打通了远在北京的赵振英的电话。明知自己耳背，对方也90多岁了，通话不方便，史定坤还是决定要打。打之前他对儿子史文召说：“他是我的老长官，当年对我很关照，不打个电话说不过去。”通话也确实费劲，史文召还得凑到听筒旁当翻译，把赵振英的话转给史定坤。
这是两个曾在同一支部队服役的老兵，60多年前赴缅甸对日作战，然后天各一方，谁也没想到对方还在人世。他们两个人能取得联系并通上电话，其间的辗转周折得从几个月前说起。
去年9月中旬，市干校教师史文召病愈出院后回到家里的第一件事是想打一个电话。因为要联系的人关系特殊且从未谋面，拨电话前他在考虑怎么措辞。正犹豫间，电话铃响了，电话里的声音很苍老：“是平顶山吧？是史文召吧？我是赵振英。”这个赵振英正是他要联系的人，这时候对方竟先打了过来，史文召觉得巧得不可思议。
58岁的史文召是在代父寻人。赵振英是他父亲史定坤的老战友，60多年前，赵振英和史定坤都在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六军十四师服役，在缅甸参与对日作战。
被抓壮丁
史定坤1925年生于李堂村，即现我市湛河区九里山街道李堂社区，当时属宝丰。他6岁时随父母前往宝丰校尉营村谋生。1942年大饥荒，全家为活命辗转逃荒到驻马店地区泌阳县老河乡深山区。当年，史定坤4岁的弟弟、42岁的父亲母亲、15岁的妹妹先后饿死，只剩下史定坤一人四处讨饭、打长工。
1943年，史定坤讨饭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押往泌阳北10公里的蔡庄。关了一月多后送往12军某团通信班当兵。该部驻叶县东关时，史定坤择机逃回校尉营村。
到家还是没啥吃的。史定坤再次走上逃荒之路。南行到鲁山县张良镇时，又被新八军抓了丁。混了一个月，又不发军饷，一天夜里站岗时，史定坤再次逃走。
史定坤往南跑到南召县一个叫石砬子的地方，天快亮时，被68军“拾”住了。到处都在抓壮丁，当时国民党军队严重短员。他干了一个多月，发饷时又是没有饷，他再次逃跑，这次是和一个小和尚一起逃的。史定坤南逃到南阳，被河南第一补训处“拾”住。该补训处大约有三四万壮丁。一人一天1公斤麦子，还有军饷。处长高驾轩又名高登云，当时是做卖兵生意的老手，后台老板是汤恩伯。年底史定坤被运到西安。
1944年，国民党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史定坤被选中，远征军当时俗称外国兵，在壮丁中身体是最好的。剩下的两万多人则进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部队。
征战岁月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史文召就从父亲那里听到过其早年经历。迫于当时的环境，史定坤还多次叮嘱史文召不要在外面说家里的事情。直到2005年，世界各国大规模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史定坤在电视上看到相关报道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才公开承认自己的早年身份。60多年的观念变迁，老人对自己那段抗战历史有了强烈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1944年2月，史定坤随部从西安坐飞机到云南樟宜机场下机，又坐火车到昆明，补充进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第三连一排一班，连长是朱士吉。不久，该部乘美国飞机从喜马拉雅山半山腰的驼峰航线飞到印度汀江，未休整即乘卡车昼夜行军赶到缅甸野人山。国内带去的武器装备全都换成新式装备：老套筒、汉阳造等旧式枪械全换成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卡宾枪。配备美国比利式重机枪、轻机枪、迫击炮、火箭筒、手雷、子弹匣、钢盔、工兵锹、十字镐、背包、蚊帐、水壶、饭包等，此外还配备有英国的三零步枪。
官兵去时穿的衣服、被褥鞋帽等全被收起来烧了，换成美式无沿圆帽、夹克、皮鞋。军官戴的钢盔分里外两层；当兵的钢盔是圆形的，像洗脸盆一样。每人发一大包衣服，重得一个人提不动，需要两个人才能抬走。
新六军是机械化部队，装备重，“兵不兵，六十斤”，就是说士兵全副武装达到60斤（1斤＝500克）重，包括步枪或者冲锋枪，六颗手雷，两铁盒以上至少一二百发的子弹，以及锹、镐、水壶、饭包等。
山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无路可行。官兵每人发了一把缅刀，行军打仗都靠它砍路前进。林子里非常幽暗，树、藤、灌木丛交错密布，经常只听见枪炮声、说话声，而看不到人。那时天经常下雨，林子里又潮又湿。帐篷里几十个人住在一起，闷热。缅甸蚊子又黑又长，隔着蚊帐能咬人。旱蚂蟥经常爬到人身上吸血，抠都抠不掉。
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六军第十四师是第二次赴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与第一次中国远征军损失惨重相反，指挥、战术、士气、编制、训练、装备、后勤支援和协同配合，都有很大提升。以十四师四十团为例，一个团有四个营，一个营有四个连：步兵一、二、三连及重机枪连。营部还有无线电班、传令班、卫生班、炊事班，美军联络官两人。每个团还有战炮连，每个排都有电台。
1944年夏天，史定坤所在四十团在一个叫白河的地方和日军处于胶着状态。日军空降支援，伞兵半空里成了靶子，子弹扫射过去，还没落下来都被打得浑身是洞。
降落伞挂在树上，尸体上的鲜血直往外冒，流得树丛中到处都是血。我军表现英勇悲壮，一次大炮轰击后，离史定坤不远的几个人趴的地方成了大坑，树上挂满了烂布片和肠子。一节大脚趾落在他面前，刚掉下来时还会一动一动的。史定坤的许多战友受伤或残疾。重机枪射手陈发海右手中指、无名指、小指不知道啥时候全被打掉了，还在用大拇指、食指不停地射击，这两根手指也被枪身烧起了泡，能闻到一股焦糊味儿。
相见太难
小时候对父亲的经历还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成年后的史文召逐渐认识到这段历史的价值。他一边抽时间听已经失聪的父亲口述，一边上网搜索有关资料。发现海内外有很多人在关注那段历史，他就把父亲的资料寄给在网上公开联系方式的抗战老兵后裔、研究抗战史的专家以及民间公益人士。
2010年，史文召与在香港居住的曾经的中国远征军50师师长潘裕昆的外孙晏欢取得联系，从晏欢等人处得知父亲经常提到的老营长赵增英（实为赵振英，与史定坤的记忆略有出入）还活着，住在北京翠微小学。史文召还收到一位民间人士寄来的名为《发现少校》的光盘，这个“少校”就是赵振英。该片讲述了发现赵振英的过程：晚年赵振英在电视上看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接受日军受降的场景时，突然对家人详细描述了当时会场的情景，由此，赵振英的经历被媒体披露。赵振英曾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军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营长，抗战结束后，他随部队到东北战场与解放军作战，其间离开战场考入大学，解放后成为一名工程师。因为是国民党老兵，“文革”期间赵振英惨遭批斗，大半生战战兢兢，不敢与人提及早年经历。
发现赵振英还活着，史文召就通过中间渠道打听，不久，他和赵振英取得联系。史文召问赵振英知不知道“馒头”，赵振英对“馒头”有印象，当时手下一士兵矮胖，别人给他起绰号叫“馒头”，“馒头”就是史定坤。
由于赵振英已年过九旬，早年的很多事都记不起来了，史文召向他讲述了当时的一些细节：训练时，赵振英常用棍棒敲打士兵，打史定坤时史定坤忍住不叫疼，赵振英夸了他一句，然后又打一下；在南京收缴投降日军的枪械时，史定坤和另一士兵在日军军营搜得一壶“好酒”，准备喝时被赵振英发现制止，用火一点，这酒轰然烧尽，证实酒中有毒。史定坤向史文召讲这件事时说，是赵振英救了他一命。
老战友阔别60多年本应见面，却因史定坤行动不便、赵振英身体虚弱而难以成行，想通个电话也因史定坤失聪一时不能如愿。得知史定坤骨折住院，且家中并不宽裕，今年元旦过后，赵振英给史定坤寄来了500元钱。
日军投降
1944年底，新六军第十四师、新二十二师奉调回国，在湖南继续对日作战。当时，日本飞机一出来就被打掉，坦克一出动就被炸坏。
1945年8月16日，长官向士兵们宣布：“昨夜收听重庆电台，日本鬼子宣布投降啦！我们胜利啦！”因为当时常谎传捷报，开始大家都没在意，半信半疑的，几天后部队开到湖南芷江机场驻扎，接到受降日军的任务，大家才相信胜利了。让新六军担任中国战区受降任务，是因为该部在缅甸大败日军，在日军中很有名气。
中国战区受降仪式1945年9月9日9点在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现南京军区大礼堂）举行。大礼堂正门和其他出入口都由第一营的战士以及宪兵负责警戒。受降席和投降席后方，各站立8名第一营的战士警卫会场。为防止意外，他们手中的冲锋枪都是空的，只有赵振英的佩枪有子弹，他是会场里唯一可以走动的警卫。当时，史定坤奉命在会场外围警戒。
快9点时，日本代表到达会场。中间一瘦高个子弯着腰，还没走到桌子跟前身子就摇晃起来，泪水鼻涕一起流了下来，嘴巴大张大合的，两边日军代表慌忙搀扶住他。这人就是冈村宁次，史定坤等河南兵用土话称其为“龟孙应死”。仪式结束后，新六军举行盛大的武装游行。南京市民涌上街头，口号声此起彼伏，鞭炮声震天，地上的纸屑有几寸厚。
史定坤其人
记者近日在湛河区九里山街道李堂社区见到了史定坤，老人今年86岁，前不久上台阶时跌倒，骨折住院，现已回到家中。除了失聪及行动不便外，老人记忆力很好，口齿也很清楚，前文所述一部分是老人亲口讲述的，一部分是史文召转述。史定坤现跟着小儿子住。史文召是他的长子，住在市区迎宾路中段，他常回家记录父亲的口述。
据史文召说，抗战后史定坤随部到东北战场与解放军作战，被俘后归入解放军四野，该部南下在许昌驻扎时，史定坤回家探亲，等他回到驻地时听说部队已接到紧急任务开拔，遂回乡定居。史定坤长期务农，1971年随李堂村农转非成为城市居民。
史定坤还记得和他一起参加远征军赴缅作战的同乡战友，一个就是上文提到的陈发海，他是我市原薛庄乡肖营村人，战后回老家务农，一生单身。另一个是宝丰县城北的王连青。还有一个是方城县的牛增远，曾是史定坤的副营长。三人均已去世。（本报记者娄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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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 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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