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色妞妞 于 2013-1-22 14:08 编辑
初到六星视点,受到同学们的热情招待。特别,色妞妞同学突然仰慕了一下,暗示我糖果或红包或诸如此类任选一样。急掏腰包时,除了以前一些旧货,却没能掏出点像样的货色来,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古人云得好,送我木瓜,还你瓜子。看这里正热火朝天地自由发现,那就随便说几句,权当葵花籽,给有兴趣的香香嘴吧。我想,色妞妞发起“自由。发现”活动,大概是想看到一些独立思考后的观点。我就说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歪论吧。只是,我这不是参赛帖,也不是赞助帖,只是一些由兴而起的不成熟的思考,欢迎质疑,欢迎砸砖,欢迎讨论。
中华文明步入现代的进程,是该从辛亥革命算起。我以为,革命,寻求的是朝代更新,本质上是权利的重新分配。殷革夏命,革的是夏朝的天命,其实就是推翻夏朝统治的合法性。辛亥革命以前,包括清朝的历代王朝的国家最高权威,来自于“天授”。天命是统治合法性的依据,以暴力取得政权,往往被说成是承天受命、替天行道的结果。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森林法则被罩上了天命的外衣时,往往会被相信阴阳五行的中国社会赋予一种宿命论的解释,从而取得理所当然的统治合法性。对王朝皇权的制约,并非来自百姓,而是来自上天。《春秋》载“西狩获麟”,孔子就说“吾道穷矣”。因此,谶纬、祥瑞一直是被受天命的王朝统治者视为皇权统治合法性的佐证,如同现代所说的“被历史选择”“承担历史所赋予的重任”后,“形势一片大好”,那意思也是“天授”后,“祥瑞”出。
而辛亥革命,就推翻了最高权力的天授论。其后由孙中山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则就明确了国家的主权所有者是人民。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自于人民的授权。不管以后实际执行如何,就法理上说,是明确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其实就是划时代的进步。
其次,辛亥革命是民族主义的革命,是汉革满命。占国家人口多数的汉族取代满族占统治地位。尽管孙中山、袁世凯等都提出“五族共和”,即汉、满、蒙、回、藏五族共治,但实际上还是汉族占据领导地位。就共和的概念来说,历史上,周厉王出奔,周公、召公共同执政,称为共和;而现代的共和概念,来自于希腊民主的republic,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翻译就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而republic的本质是其成员平等的具有平等权利的集合体,也就是成员对公共事务具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五族共和强调了五族的平等地位和权利,姑且不论对其他民族是否公平,那种平等是限在民族的层面,却并没有具体深入到人民个体层面,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代表民族的该是谁?某个人或某个团体?
因此,这样一种对“共和”的认知,使得中国至今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和。国民党、共产党都以民族的代表自居,都声称实行共和,但却终于都没有实行全民意义上的共和体制。共和范畴内的民主,成为了“党主”。这样一个问题一直被有意无意的漠视:党终究代表的是部分人而不是全体,即便是绝大部分人。而共和体制下,国家全体成员的权利是平等的,即便是极少数人的权利也是无法剥夺的。中国人习惯了被代表,被代表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代表是否得到合法意义上的授权。辛亥革命推翻了君权神授,而实际上,自那以来,不管是哪个党派,都没有取得法律意义上的人民授权。人民这个词,往往以整体的形式被捏成一团泥巴,塑造成一枚公章,在立法、执法、司法,在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文件上盖戳,为权力的合法性背书,个体却没有话语权。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政治现象。辛亥革命取得了民族主义层面的胜利,却没有在建立公民国家方面取得成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辛亥革命后,专制从皇家的君主专制转向了团体专制,或是依仗武力的军阀,或是依靠政治理念的党派。最终,党派专制成为国家政治的惯例。这种政治专制,并非没有社会基础,并非没有文化上的支持,并非是人人深恶痛绝的。这里,我不想讨论这种专制的得失,倒是想探究一下这种专制形成的社会基础,寻找这种专制产生的根源。
(裹脚布可能比较长,如不嫌臭,就继续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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