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工的内心困顿【转】

荷衣

一个农民工的内心困顿

　　大雨倾盆而下。

　　23岁的顾永松从建行的取款机里取出了上个月的工资，1520元。他把钱揣进包里时，一辆奥迪车从路边呼啸而过，泥水溅了他一身。他骂了一句。雨雾里，一切迅速变得模糊……亚热带的广东，所有事情都和这天气一样变化无常。

　　还没进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一接通，是广州的堂哥打过来的。下个礼拜天堂哥结婚，请他过去喝喜酒。堂哥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年薪几十万，电话里说说笑笑的。对堂哥，顾永松只有羡慕。作为广东南海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员工，从2009年5月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学生时代的无忧无虑便从此一去不复返，“钱挣得太少”成了顾永松的一块心病。

　　顾永松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家在广东湛江郊区，工厂里的同事、快餐店的老板娘都喊他靓仔。这个20多岁的打工仔最讨厌别人喊他农民工。在顾永松的心里，农民工是个带有污蔑意味的词。出生于广东湛江农村的顾永松，对于城乡差别的最初感受源于小时候的一次走亲戚。1999年，10岁的顾永松第一次被父亲带到广州大伯家走亲戚。在大伯家，顾永松第一次看到了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的电脑，大他6岁的堂哥帮他申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QQ号。

　　10多年前的那趟广州之行，让顾永松感受到了当公务员的大伯和在老家种田的父亲之间的巨大差别，城乡差别的烙印深深地印在了顾永松的心头。那一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两倍多。从那时起，顾永松便开始明白父亲为何一直教育他“好好读书，以后上大学进城坐办公室”的道理。

　　城乡之间的天壤之别，在顾永松的父辈中就已经存在。顾永松的父亲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用奶奶的话说，父亲的那条命是捡来的。父亲读完初中不久便成了生产队里一名挣工分的壮劳力。

　　1949年，当时的中国为了发展工业，设立了城乡二元的管理制度，利用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村大量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廉价原材料。仅1960年至1978年这19年间，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统购统销，农村为城市工业奉献了3400亿元人民币的价差。

　　城乡差距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短暂的缩小，到顾永松这一代又进一步扩大了。到了2009年，农民3年的收入才能赶得上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

　　除了种地，打工就成了农民为数不多的谋生出路之一。2009年，顾永松也走上了父亲曾走过的打工路。当年，他进入广东南海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厂，成了流水线上的一名小工。在南海工作，收入能够比湛江多出500元。这种地区间的差异，也导致大批像顾永松一样的粤西农民流向了珠三角。

　　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为明显。2009年，顾永松从湛江的一所职高毕业后，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成了一名打工仔；而大伯家的堂哥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在珠三角，顾永松所从事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不超过3万元，而顾永松堂哥参加工作第一年，其所在的证券公司仅年终奖就发了9万多元，总收入是顾永松的6倍多。

　　

　　（周海明摘自中国言实出版社《中国成长的烦恼》一书，邝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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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


　　早在20多年前，与顾永松相隔千里、远在北京的李实，也产生过类似的疑问。1988年春，一直想搞清楚“搞原子弹为什么还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李实，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立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并开始了第一次全国性的民间收入调查，这也是中国首次全国性的民间调查。经过其后5年断断续续的调查，1993年课题组公布的1988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是0.325，城市是0.233。这一数据远远超出了当时学界和政府的预料，但当时社会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意见并不强烈。


　　6年前，陈静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在某文化事业单位工作。当时，每月工资虽只有3000多元，但陈静很知足：就业压力很大，能留京已十分不易。她相信只要先立住脚，过几年收入一定会好起来。然而，6年过去了，陈静虽已是该单位的一名部门主管，工资却刚过4000元，她说：“这点工资对我这样的外地人来说，在北京生活压力是很大的。走进大商场，动辄两三千元一件的衣服叫人心慌，哪里还有勇气逛下去？”


　　中国如今所显示出的收入差距与菲律宾和俄罗斯不相上下，公平度远不及日本和美国，甚至连东欧都比不上。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收入还不足城市居民收入的1/3，收入最高的10%群体的收入大约是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23倍，这一比例还有可能被低估了。在当今中国，你几乎在每个地方都会发现，收入差距正在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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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缘何拉大


　　导致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在初次分配层面主要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滑，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拉大。其中，要重点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它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高达40%。


　　除了上述原因，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农民工的大量存在。农民工没有组织、缺乏谈判能力，因此经常有拖欠、压低该群体薪酬的事情发生。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在一定阶段不但没能消灭城乡二元结构，反而产生了新的双重的二元结构。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收入差距大只是阶段性现象，在未来将不可持续。当城市化、工业化到了一定程度，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可以扭转。


　　一个颇为奇怪的问题是，在中国贫富差距这么大，究竟钱都到哪里去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表明，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0%，但同期，资本报酬的比重却上升了20%。与资本回报急速上升相比，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持续走高。大批财富向政府集中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比当年的中央财政总收入还要多。庞大的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


　　另外，由于制度漏洞，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利益输送、银行等金融单位上市也成了拉大收入差距的原因。


　　在任何社会中，国家拥有最大的行政垄断权力，这是人类结成和维护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行政性的制度垄断是市场之外影响收入分配格局的最大因素。但是应当公正地指出，这种影响未必都是负面的。即便像许多国家都有的对市场的部分直接干预，如对水、电、油、气及其他公用事业价格的垄断性干预，其目的也往往是为了社会稳定和保护弱势群体。但是，应当指出，在中国至少有3项垄断性制度安排，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追求另外的政策目标，在全局规模上严重恶化了收入和财富的分配。


　　第一项是土地的制度垄断。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一方面长期严格限制农民进城落户转为市民，禁止进城农民工在城市搭建住房，禁止城郊农民自行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而由国家垄断控制农村土地的工业化、城市化使用。但在另一方面，农村土地的非农使用的目的和制度设计，又不是为了改善农民的境遇，不是为了已成为工业化主力军的农民工及其家庭进城后的安居乐业。巨量的财政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被密集投入到围绕城市户籍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改善方面，造成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飞涨，从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财富从农村居民向城市户籍居民以万亿为规模的持续转移。


　　第二项是垄断和封闭的城市户籍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开始逐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但城乡隔绝的户籍管理制度近年来除了对当地农村人口进入本地小城镇有所改变，基本没有松动。随着这些年来农民工逐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农民工变成了离家别子、居无定所的社会流动大军。当他们为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数万亿的惊人积累，以至全世界都为中国工人其实是农民工的勤劳和奉献所震撼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地带找不到自我。


　　第三项是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的制度垄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商品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迅速高度市场化，土地价格随拍卖而市场化，甚至股票价格也高度市场化了，但唯独最广大劳动者的最主要财产性收入即储蓄存款利息没有市场化。垄断性的利息制度，通过人为压低公众的财产性收入，既为企业主要是大中型企业提供了廉价资金，也为银行提供了丰厚的息差和低风险的客户，作为这种制度安排基础的，是广大储户变成了金融稳定的牺牲品。


　　总之，造成当今中国贫富分化局面的原因，既有制度安排的缺陷，权钱交易加剧的资源分配不公，也有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滥用、贪婪和催肥，还有市场竞争内生垄断引起的马太效应。显然，无视这些多以万亿规模分配的财富和国民收入大格局，仅着眼于一些并不改变问题本质的枝节问题乃至虚构的矛盾，不可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


　　国民“弱势心理”的蔓延


　　在北京，夜幕降临后，BOSS、GUCCI……北京“新光天地”的巨幅广告在夜色里很耀眼，这类广告在各大城市里大多如此，可这些奢侈品商标，出租车司机李云强一个都拼不出来。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走过的时尚男女，只为有人招呼他“拉活儿”。


　　老李一个月3000多元的收入支撑着全家的开支。“在北京，这点钱真不够花。老婆从不去超市买菜，总是赶在大市场收摊时买人家挑剩下的‘堆儿菜’。”开了16年出租，他的颈椎、腰椎都不好，但还顾不上看病。“家里存款不多，怕不够孩子上大学用，不敢歇。我不是弱势群体谁是？”


　　住在河北燕郊的王元菲每晚都到住所附近的几个小区翻捡居民垃圾箱。“物业的清洁工早晨才来，我能捡到不少有用的东西。”王元菲56岁，她和丈夫都没有工作，生活全靠吃低保。最近物价涨得厉害，她说如果自己不出来“拾荒”，家里人吃饭、水电费都会成问题。捡回来的东西堆在院子里味道不好，左邻右舍都有意见，这让王元菲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年近七旬的刘四玲常年在五台山西峰顶上乞讨。高海拔的日晒在她脸上、手上留下了一层硬痂。别人劝她进城去讨，她舍不得家里的瘫痪儿子。刘四玲说，家里的地被“开发”了，但给她的补偿款比别人少。她找到村委会，人家三两句就把她打发走了。“我一个没文化的老太太，能找谁说理去？”


　　尽管有专家说，“弱势群体”是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但在当下的中国，像王元菲、刘四玲这样的人，无疑是绝对的“弱者”。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弱势群体主要是农民中的一部分人、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


　　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近年来，在征地强拆、黑砖窑、拖欠工资等事件中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一方，几乎都是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贫困居民等人群。


　　“你觉得自己属于弱势群体吗？”


　　“是的，我属于。”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这样回答，大学生、小商贩这样回答，甚至在国企、外企有着固定工作，月收入上万元的“白领”“金领”们也这样回答。


　　收入差距加大导致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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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消逝的中产阶层现象


　　在国际上，中产阶级被认为是幸福度较高的人群。然而在中国，中产阶层普遍压力较大，没有很强的幸福感，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层。


　　在房价不断飙升的当今中国，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中国的中产阶层已经被高房价消灭。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是最有可能成为中产阶层的群体，然而，在这个遍地都是大学生的年代，我们却看不到中产阶层成长的希望。毕业即失业已是一种常态。初入社会的他们，又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他们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生活幸福感在不断降低，“房奴”“孩奴”比比皆是，整个群体被焦虑与失败感所困扰。


　　丧失安全感、稳定感是中国中产阶层群体心理的特点，这同时也是很多人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中产阶层的原因。


　　3年前，日本的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了一个让中产阶层的人不寒而栗的观念：中产阶层的消逝。他用最简单的问题来询问：“你自认为是中产阶层吗？请自问3个问题：一、房贷造成你很大的生活压力吗？二、你是否不敢结婚，或是不打算生儿育女？三、孩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让你忧心忡忡吗？”如果有任何一个答案为是，你就会被踢出中产阶层的行列。套用大前研一的调查，中国还有中产阶层吗？也就是说，我们还未迎来中产阶层的完全诞生，就已经目睹这个阶层陷入了困境。大前研一将这种新的社会结构描述为“所得阶层两极化”和随之而来的“中产阶层社会的崩溃”。


　　如果中国真正想要一个中产阶层的社会，政府就需要正视中国中产阶层消逝的问题。政府应该努力挤压存在于房地产和教育之中的费用泡沫，因为为这种高昂费用买单的主要是刚刚诞生的中产阶层，而其结果，就是他们无可避免地要陷入贫困化。总之，让更多人的收入增长速度同中国GDP的增长速度相吻合，而不要让他们恐惧于自己资产的增长速度落后于通货膨胀带来的贬值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