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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每每听台湾女子流行演唱组合S.H.E的《中国话》,这段耳熟能详的开场白总是让我会心一笑,思绪也不由自主地回到与扁担、板凳相伴的那二十年。
仔细想想,自己人生的前二十年,扁担与板凳确实是记忆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乡村最为常见的家具之一,板凳见证了农村孩子的成长轨迹,也是我们儿时必不可少的重要伙伴。
在我老家,板凳都是原木加工的,大致分为长板凳、短板凳、小板凳三类。大板凳配八仙桌,办酒席或来客人时使用;小板凳配小饭桌,用于解决平时的一日三餐;小板凳则属于机动力量,随拎随用,童叟皆宜。
对我们这些农村娃娃而言,五岁之前,小板凳意味着依赖,意味着温饱。
那时,每到吃饭的当口,我们光着屁股蛋子,乖乖地坐在小板凳上,睁大眼睛,张着小嘴,像不会飞的小鸟一样,等着爸爸妈妈或哥哥姐姐喂饭喂汤。
大鱼大肉、牛奶饮料不属于我们的童年,各种形状的塑料凳子也与那时的乡村无关。唯有木头做的小板凳,才是我们最敦实、最可靠的依赖。
再等大一些,允许我们上小饭桌吃饭了。不过个头还小,不能像哥哥姐姐那样端坐在短板凳上,而是要半跪着,或者干脆站在短板凳上,否则就有夹不到菜、吃不饱饭的危险。
到了上幼儿班的年纪,我们从自个儿家扛去一条短板凳,像模像样地坐在没有课桌的教室里,听老师讲那些根本听不进去的aoebpm。
长到六七岁,我和小伙伴们开始疏远小板凳,与短板凳空前亲密起来。特别是到了霜冻时节,短板凳成了我们制造快乐的重要道具。
在封冻的水田里,一条四脚朝天的短板凳,几个的跃跃欲试小伙伴,或玩单人速滑,比谁的速度更快;或轮流坐在板凳上,其他人前拉后推,大呼小叫,玩的就是个心跳。
上小学一年级倒是不用自己带板凳了,但教室里足有两米的长条凳和与之配套的长条桌,还是让我们这些刚入校门的孩子大吃一惊。不大的教室里,八十多年孩子挤在一起,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壮观,真可谓挤挤一堂啊。
初一时,第一次享受一人一桌一椅的待遇。从那以后,离家越来越远,在老家呆的时间越来越短,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板凳也渐行渐远。
参加工作后,在走过的几个省份,住过的数个城市里,板凳成了稀罕物件,基本上难觅踪影。
扁担倒是偶尔看见。即便是在沈阳这样的省会城市里,不时也会出现肩挑竹筐的卖茶女。看她们肩上晃晃悠悠、颤颤巍巍的扁担,感觉她们像极了老家用扁担挑东西的女子。
诚然,我们老家没有让女子下苦力的不良传统。一般情况下,肩挑背扛都是男人的事儿,女人只是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或者家里缺劳力的情况下,才会像男人一样拿起扁担去干活。
拥有一根属于自己的扁担,是农村小伙儿长大成人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有什么扁担就用什么扁担,至于合不合肩、顺不顺手,只能憋在心里,说了也没人理你。
由于一直在上学,直到参加工作,我都不曾拥有一根属于自己的扁担。
当然,作为一名左邻右舍公认的勤快孩子,我用过各种各样的扁担,杨木的,楠竹的,硬实一点的,弹性十足的,几乎都接触过;也用扁担挑过粪、挑过煤、挑过各种农作物。
只是我挑东西的动作不太符合标准,佝偻着腰不说,还不会麻利换肩。挑粪的时候,扁担不止一次从肩头滑落,两头的粪桶顺势滚落,摔得稀巴烂。
由于不得要领,扁担曾在我双肩留下深深的血印,后颈一度还留下一个硬包,多年以后才逐渐散去。
如今,在都市里偶尔看到用扁担挑货叫卖的流动商贩,总会莫名其妙地感到亲切,明明知道他们并非来自我的故乡,仍然忍不住要多看几眼。
与此同时,耳边总会又一次响起《中国话》朗朗上口的旋律:“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那板凳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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