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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大脸猫 于 2014-5-12 10:20 编辑
母亲生于时局动乱不堪的一九三六年。家境贫寒,母亲的求学之路断断续续。在亲友的救助下,母亲好歹念到高小,就被重男轻女的姥姥叫回家,开始操持家务。
母亲11岁时,身材魁梧、一只胳膊能夹起一百多斤麻袋的姥爷,在拉货的时候,马毛了。母亲赶到现场,倒在车轮下的姥爷已了无声息。一年后,姥姥就把母亲许配了人家。父亲家里哥们六个,有足够的劳动力来帮助姥姥。不久,父亲当兵去了前线。七年后,从朝鲜战场上负伤转业,父亲和母亲完婚,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经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父亲,因为爱讲评书,被戴上“苏修特务”“毒害青年”的帽子,蹲小号,劳改。母亲也在那个年代,接二连三地生下了我的哥哥姐姐们。那时的月子,连一个鸡蛋都吃不到嘴,更别提小米粥红糖水老母鸡这些养身子的奢靡了。到了七十年代,母亲最后生下我和小妹。我们八个孩子,吸干了母亲最后的一滴奶血。
每天傍晚,母亲看着炕头上黑压压的一溜小脑瓜,油灯下纳鞋底纳得踏实。熬一大锅稀饭,母亲喝完碗里的汤水,把碗底倒给嗷嗷待哺的孩子。日子逐渐好点了,可是母亲却老了。刚刚四十出头的母亲,却已是满头白发。
1978年,又一场灾难袭来,19岁的二哥死在车轮下。我经常看到母亲半夜哭醒或者黄昏从二哥的坟墓归来。父亲开始无节制的酗酒,每日里醉生梦死。母亲的脸上锁住了冰霜。三年后,父亲脑溢血住院,一个月后撒手人寰。
大哥是家里的长子,刚刚处对象,两人如胶似漆。可女方父母嫌哥哥家庭负担重,不肯应允婚事。几次把哥哥送去的糕点弃之门外。看着大哥像霜打的茄子,母亲毅然带着我们三个小的,嫁给年长十五岁的异族男人。那一年,大哥喜结连理。
母亲紧锁的眉头,有了舒展,但是,被掏空的身体却愈发多事。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经常头疼,咳嗽,而那廉价的速效感冒胶囊和去疼片就成了母亲解除病痛的不二法宝。母亲患有风湿病,就是在炎热的夏季,也得穿厚厚的棉裤。母亲从来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因为自己一身的病痛而借机在炕上拽个被褥小憩片刻。她总是把自己拾掇的利利索索,从来不让炕上有些微的零杂而影响屋子的整洁。即使身子非常虚弱的时候,也只是拽个枕头,在炕边稍作歇息。
1995年,继父脑血栓住院,母亲在医院陪床。当医生告知母亲的病要比继父的病严重时,我开始恐慌。拿着母亲的CT片,院长沉重地语气让我窒息;沉重语气讲述的病情,更让我窒息。和远在外地的哥姐们通过电话后,我嘴里对母亲描述的病情是另外一种。
“我就知道没什么大问题,你们就是小题大做。”母亲笑着说。
一个星期后,陪母亲去省城肿瘤医院。母亲肺部的癌细胞已经转移到淋巴位置,心脏、脾肾等器官多处衰竭,很难承受化疗的副作用。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回家静养。
母亲是刚毅的,也是乐观的。窒息分分秒秒地驻足,母亲骨瘦如柴的前胸,在多次的胸压抢救中形成大片的淤血。虚汗淋漓的母亲,即使有一分钟的喘息,也会对着身边的儿女舒展眉头绽放笑意。
看着母亲在生死边缘苦苦挣扎,看着母亲一次次的面如白纸气若悬丝,看着母亲使劲吞咽着苦苦的汤汁,在吐尽胆汁的余悸中抬起泪光盈盈的笑脸,那一刻儿,泪眼婆娑中,我更体味到母亲的伟大。
半年后那个冬天的凌晨,天空飘着雪花。雪花飞舞中,母亲紧紧抿着嘴角,闭上疲倦的双眼。母亲是带着希望走的。她相信明年的春天,自己就可以下地溜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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