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云盖山 于 2014-6-14 17:05 编辑
烤红薯飘香
从街上走过，飘来一阵诱人的烤红薯的浓香，甜甜的浑厚的醇香。一个农村大嫂推着一辆烤红薯车，悄无声息地缓缓而来，车上坐着一个小孩子，被街上各种各样的广告所吸引，目不暇接地张望着。一圈烤好的红薯摆放在烤红薯的炉子上，热腾腾地散发着香气。 红薯曾是农村人的最爱，烤红薯曾是我的最爱，我对红薯的感情就是产生于烤红薯。 我的老家有一个坎子，叫神垕街的集——常市儿，就是那个产钧瓷的神垕镇。一天到晚的集市，方便着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们。我们家赶集的事，几乎都让爷爷包揽了，当然，爷爷是一家之主嘛，我们那里有关钱的使用，都是一家之主来决定的。解放初期，我家还有一匹马，爷爷先把我抱上马，自己再腾身骑上，松开缰绳，爷儿俩就上路了，听凭知途的大马翻阅两座山往神垕而去。一路上我不停地向爷爷重复着我的希求，我的希求是系列配套的，吃火烧夹牛肉喝胡辣汤，要不就是吃烤红薯喝糊喇汤。选择什么系列，要看爷爷的钱包厚瘪了，爷爷从他的选择中，告诉我当家理财的道理，但爷爷几乎从来都不拒绝我并不奢侈的希求。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话题就是烤红薯的味道，或者没能喝上糊喇汤的遗憾了。 我曾不止一次地观察过烤红薯的过程。一个老式汽油桶大小的圆桶桶，里里外外都糊上厚厚的泥巴，就是烤红薯炉子了。里边环绕着重重叠叠地摆上洗得干干净净的红薯，炉子底下烧的是炭，炭火红彤彤的，一股子炙手的热气升腾而出。可根据红薯皮的颜色来判定红薯的内在品质，表皮白里透红，个头大大的，是红瓤，烤出来的红薯号称“一包蜜”，甜得过瘾；表皮红红，细而长的，是白瓤，烤出来的红薯叫“噎死牛”，干面干面的；表皮颜色介于二者之间，品质也介于而这之间的，叫“老婆儿面”，意思是即使老婆婆吃也无妨，不会甜着你，也不会噎着你；有时还会有一两根“老日头”——老日就是百姓对日本鬼子的俗称了，那是照顾顾客特殊的需要了，样子不好看，味道也无从品尝。 烤“一包蜜”时，烤红薯的人往往都要不停地把红薯夹出来捏弄捏弄，这样烤好的红薯就成了了糖浆，要一点一点地吸，热甜热甜的，热得让人需不停地呼吸，甜得让人浑身通泰。“一包蜜”是我的首选。 吃“噎死牛”，就必须喝糊喇汤，要不会让人噎得说不出话来。一边吃一边喝，就另有一番滋味了，那是咸、香、甜的完美的融合，此时必须慢慢地吃慢慢地喝细细地品，那是一种人间至味甚至极味的品赏与享受，是无可替代的农家极乐。一次次地享受这种品赏，那种咸、香、甜完美融合的极致，弥漫着我童稚的时光。 接着就是高级社、人民公社时期了，跟头流水的历史行进和社会改造，学校逐渐紧张的生活和逐渐频繁地参加社会活动，我家的高头大马入了社，成了公共财产，我也只能从马儿见面时的亲昵来回味过去的时光，极少再去神垕街了，神垕街头也消失了烤红薯和糊喇汤诱人的香气，代之以满街红红绿绿的标语，没有了香气的神垕街也不那么令人向往了，没有了香气的街头留下童年的怅惘。 再后来，就是“三年灾害”，浮肿的心甚至不敢回想任何美味，那会使人饥饿的火焰中烧，更加难忍。 “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开始了国民经济恢复的进程，家乡的人们发疯似的开荒种红薯。那是饥饿留下的教训。红薯浑身是宝，红薯可作主食，红薯笼头、红薯秧子是猪的佳肴，红薯可以磨粉子，红薯粉子可以做粉条卖钱，磨粉子剩下的渣子即可喂猪，也可以储存起来以备饥荒——“三年灾害”时，红薯渣成为我们生产队活命不死的救星。红薯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就是遇上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竟然放过了红薯秧子。据老人们说，这是民国三十二年年馑时的奇观。如果没有这道奇观，不知还要付出多少生命的代价。 我也不例外地加入了开荒种红薯的行列。放学回来，丢下书包，找点可吃的东西胡乱嚼上几口，就慌不迭地扛起铁耙、带上红薯苗子、掂个盆子出门，在片片落落的小地方，开出一片地来，也不管有席子大还是屁股大，不管能种一片还是一溜儿，都能孕育出一片生机，都会有一些收获。我们那里是浅山区，一抹贫瘠少雨的山山岭岭，红薯也像这里的居民一样顽强地活着，哪怕只有一点点阳光雨露，总能奉献出自己的全部。 生产队也大面积地种植红薯，不仅仅因为红薯是铁庄稼，旱涝都有收成，最重要的是４斤红薯才顶一斤粮食，如果红薯品质差，还可以５斤顶一斤粮食。一般地说，两斤鲜红薯能晒出一斤干红薯片。给国家交公粮时，人们都愿意上交粮食而留下红薯片，虽然红薯片营养少不顶饥，但如果能胡乱填饱肚子，也总比饿肚子强啊！ 公粮之外还得卖余粮，其实哪里有余粮啊？农民尚且食不果腹，又有什么余粮可卖？公粮余粮都是皇粮，公粮是根据耕地数目定的，余粮可都是上级领导定的，上级领导不让你好过了，就给你加重余粮的数额，上级领导的规定就是法律，抗粮不交就是违法。虽然那时是天天人治，但领导说起法来那是要抓人法办的，领导就成为法的制定者、执行者，成为法的代表，成为至高无上的国家代表，“朕即国家”。后来，不但是上级领导，就是人模狗样的大大小小的干部也都照此办理，可以随意把一个生产队的卖余粮数，转嫁给另一个生产队。也有脾性倔强的生产队长不堪承受额外添加的余粮数，以死抗争，最后还落了个“自绝于党自绝于人们”的罪名，那个额外添加余粮数额的干部也只是换了个大队而已。 神垕街头久违的烤红薯车也曾短暂地出现过，但很快就被“四清”运动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得鲜血淋漓，无影无踪。即使出现在神垕街头时，我也没有光顾，因为没钱，哪怕一块烤红薯只有几分钱，你也得有才能买到啊！我们那里曾长时间地呈现着商品生产的格局，从满清当民国到解放初期都是这样，上等人家开煤矿和粉土矿，中等家人跑运输，故有山间铃响马帮来这样流动的风景线，下等人家下矿井，挣个力气钱，出推车摆小摊儿做小生意，只是这个大格局上色彩的点缀。这样的格局，供应着支撑着神垕的瓷器生产。连出推车摆小摊儿做小生意都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人们哪还有钱买零食啊！ 当时河南有个广为流传的顺口溜，叫“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我们那里沿袭着一个古老而宽厚的说法，叫“一年红薯半年粮”。岂止是半年粮，红薯成了人们赖以活命的根本。 如果是“三年灾害”是我经历的最饥饿的年代，“三年灾害”后直到社队企业出现，就是家乡最贫困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前我上初中，在学校食堂竟然一天只能吃一分钱的青菜，还是吃的助学金。假期或者周末，我最为窝囊的记忆居然是背个口袋，到父亲的朋友家去借石碾碾过的红薯片。借碾过的红薯片，那是家里揭不开锅时父亲的救急之举。父亲羞于让别人看见，我是家里的老大，就派上用场了。每次这样借贷回来，我都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在床上辗转反侧。这样的经历成为我努力学习的巨大动力，一豆油灯的荧荧光线下，成为我拼搏的人生战场，继续着我对命运的抗争。 九十年代，听一位洛阳市人防办的老大姐说，一位复出中央军委的老将军莅临洛阳时，曾被街头烤红薯的香气吸引得迈不开踏遍千山万水的脚步，老大姐就顿顿给老将军上烤红薯，老将军乐不可支，说圆了自己多年的梦想，也让他忆想起自己的家乡。千里迢迢到北京看望老将军，老大姐竟然背了一袋子能烤成“一包蜜”的红薯。老将军喜出望外，说这是他从未收到的最宝贵的礼物。他嘱咐家人，先给我烤几块，让我过过瘾。 其实之前还有一个人们十分忌讳的故事．一位成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河南籍人士到河南视察调研，省里领导接待时，这位领导人提出了一个私人要求，就是能不能给餐桌上添加火烧夹牛肉和烤红薯．他说，我是河南人，总是忘不了小时候吃过的东西，提出这样的要求，算是搞特殊吧．省里领导自然不会怠慢，于是接待的餐桌顿顿都有了火烧夹牛肉和烤红薯，让这位后来犯忌讳的领导人大快朵颐． 来自家乡的消息说，现在红薯可金贵了，成了农村最常见最值钱的商品。消息说，鲜红薯是商品，填充着城市烤红薯炉子，甘冽了城市人的粥饭，补充着城市人的营养；红薯片是商品，是提取食用酒精的原料；红薯粉子是做粉条的材料，我们禹州粉条那可是闻名遐迩的名品，大老远的城市人都开着汽车来成车成车地买。这些年基本上风调雨顺，红薯的产量也显著提高，百姓们除了种够顾着吃饭的粮食，大都种了红薯。红薯多了，卖的多了，吃的倒少了，平常也就是煮稀饭时，加进去几块，调调味道，吃个新鲜吧。 城市里烤红薯的价格也随着物价的上涨而上涨，由五毛钱一斤，变成了一块,由一块变成了一块五，一块五变成了两块，现在已经都五块一斤了，烤红薯的价格超过了鸡蛋． 不知也是出身农家的老将军对烤红薯有何独特的记忆，我总是把烤红薯与幸福生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是啊，集市街头飘散着烤红薯的浓香，那是一道独特的味道，一道蕴含着大地泥土和日月精华酿造出的芳香，一道百姓希冀的景观。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能买得起享用得起，一块烤红薯，一种同样的味道，让贫富同享同乐，让将军和百姓同享同乐，让生灵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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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14-6-14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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