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陌上有灵 于 2014-11-11 16:31 编辑
说几句：我自己偶尔也写点杂谈类文章，为保证文章的说服力和严密性，至少避免成谣诼，力求考据鉴证。本文发表于四月网杂谈，作者网名"鹤栖波 "，是有关阳光山县“新四军借条”的探疑，文法严谨，值得一读，转载如下。
这几天在多个网看到《新京报》报道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张志良称家藏新四军3万元借据、张要求政府兑现这个新闻。此事引起其了很多讨论，有辨析借条真假的、有辨析当年有无新四军第五师这个番号以及“野战军政治部军令部”这个机构，有较多的人在辨析“假如借条是真，这三万元是银元，还是法币？”。
笔者也对以上疑辩，引述历史资料、老一辈人回忆文章等，来一点逻辑推理的探疑。探疑正文分 大部分。
第一部分：借据所反应的内容、签名是否属真？
凤凰网湖北频道2014年11月07日 07:02发布的《大悟新四军第五师纪念馆副馆长：是否有军令部存疑》（来源：新京报 作者：程媛媛 。http://hb.ifeng.com/news/fygc/detail_2014_11/07/3117944_0.shtml） 一文，附带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借据的特写照，一张是一男子（疑为张志良）双手正面平捧借据之照。
我把两张图保存于大屏幕电脑后，用图片放大功能查看，肉眼观察照片，发现照片中的 借据确实破旧，有制式印刷字、手写签名、印章和方格，纸质已经发黄并有污损，中间有一道明显的断裂后背面贴纸法粘护的痕迹。
借据右边竖排两行字，是“争取和（此处一字因断裂看不清，推理为“平”）建立自由民主富强（此处一字依稀可看出是“统”）（此处因断裂缺字，对照上下文推理为“一”字）的新中国”十六个印刷楷体字。十六字内容是“争取和平 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
1，查中共历史文献，可知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６月１１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也即“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其中在“一，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一章有“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之表述，此后在“两个前途”、“第四，人民的统一”等章节又强调“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因此此借据右边竖排的“争取和平 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几字，与中共在抗战胜利前夕和胜利后所提政治主张高度重叠。
国民党包括蒋介石的政治主张语言里，也会出现民主、自由、和平、统一这些字眼。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的国共重庆谈判时，10月10日国共代表签署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也即“双十协定”原文中有这一段话：“（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第一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平之新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次段话中，“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第一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平之新中国”这样的表述，与借据中“争取和平 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新中国”之语，和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中的有关文字表述都有较高的重叠。而“双十协定”中和平建国的主张是国民党接受中共“和平建国”方案使然。“中共七大”的时间早于“双十协定”签署期。
2，借据中的手写字为蓝色，是当时的“自来水笔”也即“钢笔”以蓝色墨水书写，还是圆珠笔书写，肉眼看照片也难以看准，存疑。手写字笔画有的地方轻，有的地方重而粗，但是蓝色并不显得非常陈旧，笔画边缘有淡淡蓝色的洇染，其中“张炎山”的“张”字为草体写法。
有微博上网友质疑报道的“叁万元”是否是“叁美元”，还确实要待考证，因为“万”的繁体草书写法，与“美”字的草法，不同书写习惯的人的确容易写的混淆。我个人认为“叁万元”更加合理。其一：我看“叁”下那个字更像“万”字的繁体草书写法——因为“万”字草法，承中的竖撇弯连笔是要往左下回弯，而“美”字的右捺草写时是要避免向左下回弯而是直接反捺向右下即可。其二，别说是1946年左右的河南信阳光山县的一个农乡，就是全河南全中国美元都不是流通货币，只是国际贸易时的结算货币之一，乡村富绅能得到美元的概率都是微乎其微，用“叁美元”去借给新四军五师就更像神话。五师拿三美元去向农民商贩买物资恐怕都没几个人能认出来并敢收，而且收外币不可能不特别注明。所以更合理的推理应该是“叁万元”，而非“叁美元”。
另外，用于货币 单位的“元”，在民国时期是否在书写习惯上“元 ”与“圆 ”的繁体通假混写，也有待考证。
借据左侧印刷的竖排三行小字的再外侧，有一小部分印章印文盖迹，但文字看不清，这个印文或是鉴定的重要环节之一。
观察此借据的陈旧破损程度，非常像真的，此借据即使印刷字原件为1946年的真品，但其手写字为何日而写、是谁书写？是1946年6月4日当时的真实书写还是后来补写？等等还有待公安等部门查实。
第二部分，借据中的“四军第五师”，是否为中共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 ？会不会是国民党军的那个与“四军第五师”密切关联的部队” ？
在借据竖方格左侧“ 特给此据为凭”之后的部队番号印刷字并署名的竖排字，并不是之前“新京报”报道的“署名为新四军第五师野战军政治部军令部江克成” ，即使借据中间断裂粘护，也看不到“新”的书写和印刷痕迹，而是“四军第五师野战军政治部、军令部 江克成（‘江克成’三字为手写，部队番号为印刷字）”。一字之差，差别却大，《新京报》之前的报道是失实或粗心。
1946年6月初，中共军队与“四军第五师”字样有关联的只有“新四军”。而同时国民党方面与“四军”字样有关联的，也有一支部队。下面分头略述：
一，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初创时在国军编制中的全称是“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简称“新四军”。“新四军”的渊源可追溯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和十师一部、贺龙的二十军、朱德的第九军军官教导团等部由中共掌握发动南昌起义后，成为“红四军”的基础，后由朱德领导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红军长征后由陈毅、项英等留在南方八省打游击的含南昌起义余部等，全面抗战后由第四军原十二师独立团团长叶挺改编扩成“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1941年1月，国民党炮制“皖南事变”后将“新四军”番号撤销。而后中共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新四军”这个编制正式撤销、汉字“新四军”臂章“停用是在1947年1月30日山东、华东两野战军合并后。
新四军第五师于1941年1月由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编而成，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5年10月30日，新四军第5师、八路军河南军区部队、冀鲁豫军区一部与自湘粤边北返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第359旅主力）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委，王树声任副司令，王震任副司令兼参谋长。蒋介石发破坏“双十协定”发动内战，一九四六年六月决定大打，任命刘峙为进攻中原解放军的总指挥，二十六日开始围攻中原军区，中原军区发起了著名的“中原突围”，打破了刘峙、胡宗南的合围，成为解放战争的起点，为后来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新四军第五师所属部队，曾转战鄂豫皖湘赣五省，的确曾在河南信阳光山一代活动，光山县是革命老区。年
而中原军区成立后，新四军第五师这个原来的番号还在继续公开使用，证据如下：
1，蒋介石破坏停战协议阴谋消灭中原部队时，周恩来领导中共代表团于3月中旬在重庆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发表《反动派蓄意消灭有功部队，新四军五师被围粮绝》、《为新四军五师呼吁》、《国民党军加紧封锁进攻，新四军五师处境危急》等一系列报道和社论，将国民党企图困死饿死和围歼中原军区部队，挑起全面内战的事实真相大白于天下，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中共中央获悉蒋介石阴谋后，随即发表严正声明表示“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平结束，成为全国内战的起点”，警告国民党当局。随后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军代表徐永昌、美国调停代表白鲁德等先后在宣化店、汉口进行了停战谈判，史称“中原停战谈判”。国军违背停战谈判的《汉口协议》后又猖狂进攻中原军区，中原军区正式突围。
2，中原军区发起中原突围的前夜的1946年6月22日,毛泽东在《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一文中有"(七)在上述作战计划中，我五师[6]主力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配合你们作战"之表述。
以上可看出，中原军区成立后历经“中原停战谈判”到“中原突围”，新四军第五师的番号仍被公开延续。王震的359旅编制直到“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后还在使用。所以中原军区组成了多半年后的1946年6月4日，由于中央军委还没有撤销新四军第五师的编制，加上印刷新的收据、借据有困难或来不及，中原军区部队指战员向地方群众士绅借款留据时，继续使用新四军时期的制式印刷借据单，是很有可能并有合理原因的。
但是，当时新四军尤其第五师的印刷票据是否将“新四军”自己简称为“四军”，有待其他票据佐证查实。而在百度图片搜索“新四军借据、新四军收据”，搜出来其他新四军时代的借条、收据等，有的收据上部队番号都有“新”字，以“新四军……”表示，其中还有篆体字的新四军公章；但有的却没有明确显示“新四军”字样；’还有的就是个便条签字盖章。可见当时新四军各根据地借据、收条、收据并不是统一制式。
中原突围期间继续使用新四军第五师这个番号，估计一是新四军这个编制还没有被中共撤销，新四军下辖的第五师当然依旧保留。二是当时理顺番号编制、换装换文件表据等和称呼还需要一段时期，和国民党还没有完全撕破脸，和平谈判还在继续，所以保留着抗战时新四军第五师这个编制和称呼。
二，查国民党方面与1946年与“四军”有关联的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也即“新四军”的渊源部队——北伐“铁军”。
国军第四军渊源如下：前身为民国建国粤军第一师。1925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在广州成立，各驻粤军队统称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是国民革命军的始创部队之一，共产党员多，北伐主力，曾在湖南、江西大败吴佩孚、孙传芳，赢得“铁军”称号，“叶挺独立团”就在此军。北伐途中国民党“分共”、杀共，中共掌握第四军两个团与叶贺等部发动南昌起义后，留在国军的第四军余部发展成张发奎所辖四军一部、陈铭枢指挥之十一军，及李济深指挥驻广东的四军一部。四军曾被编入国军第十九路军，成为一·二八事变的著名抗日部队；全面抗日中的第四军先后参加淞沪、武汉、长沙会战。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5月整编为第四师，后来1948年10月整编第四师又恢复第四军番号。在解放战争中曾被歼灭，后在广东重建，1950年从海南撤往台湾。”
由国军第四军的沿革可以看出，借据时间的“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四日(1946年6月4日)”，国军第四军已经于前一月的5月，整编为第四师了。且该军从1939年参加抗日长沙会战直到1946年5月整编时，一直下辖59师、90师、102师三个师，无“第五师”，有无临时统辖其他国军的“第五师”或临时暂编的“第五师”，还有待调查。
而国军中的“第五师——国民革命军第五师”，是1928年8月9日以独立三十七师为主（前身为赣军第1师，师长赖世璜）和独立第七师合并编成，后屡经起伏。抗战后第五师由广西柳州空运天津，开赴河北唐山对日受降。1946年期间隶属国军第94军，师长依次是李则芬、邱行湘。后来参加进攻热河、承德、本溪、四平共军的战役，1946年6月4日时，该师应该在东北与中共战，不在河南信阳光山这一带。
综合一、二，可看出：借据所指的“四军第五师”，与新四军中李先念的第五师关联较大，而与国军第四军、第五师 关联较小。
（另外与“四军”有关，但与1946年无关联的国军，还有：（1）“国民革命军骑兵第四军”，由阎锡山晋军独立第2旅和中央军骑兵第6军一部为基础建成，周折至1945年，该隶属于傅作义为长官的第12战区，同年8月，骑4军番号被裁减。 （2）第47师、暂编第4师组成的“暂编第4军”，1944年4月，该军参加了对日豫中会战。1945年初，国军局部编制调整时将该军撤消，原辖两个师均改隶归第27军。 （3）1947年10月，以第35军新编第32师、暂编第3军之暂编第11师与新建的第210师合编为“暂编第4军”，属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归绥指挥所。这三个与“四军”字样有关系的国军，因与1946年6月相差太远，可以排除。）
三，“新四军第五师”及后来的“中原军区”，是否有“野战军 、军令部”？
1，解放战争中的“野战军”，起源于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中央1945年9月21日发给各中央局、各区党委的电报：《中央书记处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电报说：“适应今后斗争的需要（不是过去那样被分割为小块的分散游击战争），各个战略区域都应编整能够机动的突击力量。” 中央初步规定了野战军与军区的关系：“这类主力机动兵团须直接受中央军委及各中央局的指挥调动，不隶属于当地军区的建制。”野战军“主力的人员补充仍由原属区域军政机关负责，当该主力部队留驻该区域时的给养亦如此。” 可见，野战军不属于军区指挥，而是归中央军委和中央局，但是各军区负责野战军的后勤保障。
电报又指示：“所有未编入机动兵团的地方部队均由军区、军分区指挥，区党委和地委书记仍应兼各军区及分区政委以保持一元化的领导”、“各大战略单位（如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晋绥、华中）仍保存现有的一元化领导方式，即中局或分局书记兼政委，或政委兼书记的制度。”
根据《中央书记处关于扩兵与编组野战军的指示》精神，各根据地开始筹建“野战军”：
1946 年4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主力整编为5 个野战旅，王世泰任司令员；晋绥军区组成下辖4个野战旅的晋绥野战军 ，贺龙任司令员 、李井泉任政治委员。
1945年冬，晋冀鲁豫边区八路军整编为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辖5个纵队。
1945 年10月，到山东的新四军主力和留在山东的八路军主力，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1946 年 1月，改称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粟裕任政治委员，下辖第1、2纵队和第7、第8师；1945年11月，留在华中解放区的新四军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下辖第6、第7、第8、第9纵队。……。
查1990年5月第一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辞典》第601页“新四军第五师”这一辞条，其中有“1945年8月，组建野战纵队，参加战略反攻。” 1945年8月17日，遵照中央为稳定中原局势、准备打几个大仗、牵制国民党军的指示，新四军五师野战纵队和三五九旅分别在浆溪店、吴店北河沙滩举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誓师大会。1945年10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由李先念、郑位三、王树声、王震、王首道等领导组建了中原军区（但没有马上明确撤掉新四军第五师的番号）。有人说：“据资料，第五师确曾短暂组建了两个“野战军”，很快后来又取消……”。他们说的这连个“野战军”应该就是五师1945年10月30日由河南军区部队组成，王树声任司令、戴季英任政委的“中原军区第一纵队”；和1945年11月由第五师主力和359旅、八路军南下队伍组成，由文建武任司令、任质斌任政委的“中原军区第二纵队”。当时的纵队兵力大约就相当于一个军。中原军区、中原局组建的过程于第五师组建“野战纵队”的过程确实较复杂，有的地方交叉重叠和更改的确实多，要完全理清楚还有待考查资料。
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1945年12月15日）一文中就有“（三）练兵。各解放区野战军，一般业已组成，地方军亦不在少。目前扩兵一般应该停止，而应利用作战间隙着重练兵。不论野战军、地方军、民兵，都是如此。”之表述，可见，各根据地组建野战军，就是在重庆谈判期间和之后。
2，新四军及第五师的机构里没有“军令部”一说，而是政治部则内设组织部、宣传部、锄奸部、敌工部、民运部、联络部。这一点在百度和搜狗搜索“新四军内部编制、新四军第五师内部编制”词条，就可以知道。
3，“军令部”这一机构，中共军队无此编制，而国民党军队则有此编制。日本海军曾设军令部这一高层编制，并为天皇直属单位，日本战败后撤销。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以及著名将官、元老黄郛、程 潜、何应钦、阎锡山、许崇智、张群、朱绍良、何成浚、李烈钧、陈 仪、熊克武、孔 庚、钱大均、王树常、贺耀祖、蒋方震、何柱国、蒋作宾、王树常等很多人都在日本学过军事，因此国民党军仿效日本海军也设“军令部”，非常正常。国军军令前身原为参谋本部。抗战初，蒋介石将军事部门改为军政、军令和军训三部，隶书于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共分三厅和高参、秘书室等。一厅掌管作战计划；二厅掌管国内外情报事宜；三厅管总务。国军下面的战区、绥靖公署、某某路军、集团军、军这些下属部队里，是否从上到下皆设“军令部”，还有待考证。曾兼领国民党军编制的“新四军”当年是否有“军令部”这一机构，也有待考证。目前能查到的资料看，新四军组建一直到“皖南事变”后，军部都设有“参谋长”一职，下属几个支队也都设“参谋长”，而无“军令部”这一机构。重建后的新四军军部及下属部队也没有“军令部”这一机构。
4，借据中“四军第五师野战军政治部” 中的“野战军”印在“五师”之后，置于“政治部”之前，比较蹊跷。第五师即使和其他兄弟部队一样组编了野战纵队、 野战军是有的，但把“野战军”置于“政治部”之上，且容易引起歧义。这个五师的“野战军”，到底代表五师自己就是野战军呢，还是代表五师下面新发展了一个野战军？这个“野战军”后面的“政治部”，到底是整个五师的政治部呢，还是五师新发展的野战军内部的政治部？因为当时中央书记处关于组建野战军的电报明确了野战军不属于军区指挥，而是归中央军委和中央局指挥。所以借据的“第五师野战军政治部”之称，显示出中原军区当时编制体系还没有理顺，有重叠和交叉，也有一定的紊乱。
5，借据中“江克成”手写的“军令部”，到底是五师所辖之野战军政治部下属的一个“军令部”呢，还是其实就是五师的军令部？或是五师所辖野战军的军令部？或是江克成本来是五师军令部的人，但是当时借款的时候却是借用了五师司令部的借据？
查 “江克成”这个名，有人说曾是新四军五师参谋长刘少卿曾用的化名。刘少卿是1955年评军衔时被明显低评仅评为少将的新四军将领。刘少卿1945年调离新四军第五师参谋长职位，1945年10月30日组成中原军区时，王震任参谋长兼副司令员，刘少卿曾任中原军区第一先遣军司令员。1946年初刘少卿被调到北平军调部，担任了中共代表团的情报科长，他怎么能在1946年的6月4日又回到河南信阳光山县，以类似于参谋长的“军令部长”的身份，借用“第五师野战军政治部”的借据签字借款呢？而且，这个时候正是国军要在河南和李先念这一支部队大打，中原军区已经在准备“中原突围了”，即便刘少卿在这期间回过中原军区，他作为五师高级干部怎么可能这个时候还沿用合作抗日期间国军编制的书写称呼习惯，落款成“军令部 江克成”？
也有人说“江克成”实有其人。如《【乱劈柴】河南光山新四军借据真伪考》 一文作者写到：“可以查到江克成1943年曾任湖北石公华县委宣传部长,正是新四军第五师的活动区域,其上级,时任县委书记张泽生,1946年任河南军区第二专署粮食局长.(p.s 张泽生最后职务做到同济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石公华县委后撤销,并随新四军北撤,江克成极有可能也一并北撤到达中原根据地。江克成1949年任28军82师民运科长,82师前身是渤海军区部队.而中原突围的部队有一部分加入山东军区,时任中原二纵(新四军五师)13旅38团团长冯仁恩后任渤海军区三分区司令员.时任13旅参谋长赵俊,后任渤海军区参谋长.13旅是五师改编为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因此江克成也随部加入82师的可能很大。总而言之,江克成此人确有其人,履历和事件基本可以对应.完全有可能以借款人的身份签字。”
借据上的签名是刘少卿之化名“江克成”的笔迹，还是实有其人的江克成的笔迹？这个需要调看新四军第五师和中原军区档案里有刘少卿、江克成签名的文件资料，对照查证。
第四部分，借据中的“元”单位，是银元也即大洋，还是纸币的单位？如果是纸币应是那种纸币？
一，首先金圆券应该排除掉，因为金圆券是1948年8月20日开始发行的，而借条据称时1946年6月。
二，排除了金圆券和中共发行的边区货币，这个光山县借据里的“元”，就剩下民国中后期通行市场通行的“法币”和“银元”两种，我们再对是银元还是法币进行推理探疑。
1，银元也称“洋钱”、“洋钿”、“花边钱”、“大洋”，还有的称为“钢洋”、“”银洋。而银元最主要的就是有孙中山侧面图像的“孙大头”和有袁世凯侧面图像的“袁大头”。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民国的历史纪年正式开始。同年3月公布了《币制纲要》，确定银元为货币单位，当年铸成了有孙中山头像的开国纪念币，但所铸数量少，这就是“孙小头”的起源。1914年，袁世凯在北京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圆”为一个价格单位，每枚银元重量为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这年12月，由天津造币厂开始铸造镌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1915年后，各省仿铸，到1923年止，共铸发7500万枚，这就是“袁大头”。
由于银币是贵金属铸造而保值，民国初当时市场上实际流通的银币，除了大量的“袁大头”、“孙小头”外，还有清末的“光绪银元”、“宣统银元”，以及外国流入的“墨西哥银元（因币面花纹有鹰鸟，俗称“鹰”洋，误称为“英洋”）”、“英国贸易银元”（因币面铸有一个持杖的不列颠女神站像，俗称“人洋或站洋、站人洋”）、“日本银币（因币面有龙纹，俗称“龙洋”或“龙番”）”、美国的“贸易银元”、法国的“安南银元”等。其中外来银元以“墨西哥鹰洋”最多。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下令停铸“袁大头”，改以民国元年孙中山先生像开国纪念币旧模，略改英文币铭等，由南京、天津、浙江、四川等造币厂鼓铸。这种银元比“袁大头”略小，因为上有孙中山头像，被称为“孙小头”。1933年3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施行“废两改元”，规定“所有征收税款，自用银两交纳者，一律改用银本位币”，即由国家统一规定白银为货币金属，并统一铸成币值为壹元之新版银本位币，其正面有孙中山侧面像及纪年，背面是中国双桅帆船图案和币值，俗称“船洋”，到1935年止，共铸发13亿多枚。
而法币发行后国民政府就曾用一法币兑换一银元的比值回购银元充入国库，全国的银元在法币发行后逐渐比之前减少。
2，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币制度，宣布废止银本位。1936年国民政府派员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生商谈货币问题，双方于5月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法币和美元实现挂钩，100法币＝30美元。此时的法币，购买力非常高，有老人回忆在当时一桌四荤四素的酒席只需2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不断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多，到了抗战胜利后已发行至5569亿元，比战前增加约四百倍。1946年后，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
光山县存疑的这个借据的1946年6月，应是法币正在贬值的时期。
3，抗战时中共根据地也曾经发行过边区钞票和铜币，如“光华代价券、 陕甘宁边区银行币、晋察冀边区票、北海币”等，但是通行范围仅限于中共完全实际稳定管控的根据地，在国统区、国共日伪拉锯交叉区、中共军队只能打游击的地区就流通不了，有的没等抗战胜利就退出市场了。
新四军五师活动的河南一带，广大区域流通的货币仍是法币。1948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豫皖苏边区行政公署主任吴芝圃、副主任彭笑千联合签署布告，正式宣布发行“中州币”，并对国民党法币、银元和解放区友币的政策，作了明确的规定。1948年5月20日，豫皖苏区党委为发行“中州币”、驱逐国民党法币时，在《中共豫皖苏边区委员会关于发行中州钞票与开展》一文中说道“ 我区除了一分区和若干小块是单一的冀钞市场外，基本是法币市场，其中大部分地方都有冀钞流通，但还很不巩固。也有部分银币行使，但数量不大。因此，不管群众对法币的信仰如何动摇，它在市场还占有实际的统治地位，一切经济来往还以它为计算单位。它的活动和影响，还支配着千百万人的经济生活。因此，群众仍在法币的习惯影响下不自觉的依靠它、使用它。所以本币的发行，必须推翻法币在经济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必须首先夺取法币的市场，才能使兵库的武器，变成战场的武器。为了这一目的，对于银币这一个可能的敌人，目前不得不暂时引为朋友，加强打击法币的火力。冀钞则是兄弟货币，它曾帮助我们反攻，替中钞预先占领了不少阵地，在发行本币、打击法币中也仍会继续并肩作战。……” 。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1946年6月4日，在中原军区也就是新四军五师还在被国民党军包围压缩在宣化店周围不大的地方而准备突围之前，面临转战突围保存实力的紧迫问题，根本谈不上能用中共的货币控制边区一带城乡市场，何况中共的边区货币各边区长期都没有统一，而是各自为战。
从第二的1、2、3可推出：当时河南信阳光山县一带流通的实际统治性货币仍然是法币，银元和中共的“冀钞”无论流通数量还是地区都难以与法币相比。所以借据中“叁万元”是“三万元法币”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是“三万块大洋”或“三万元中共边区货币”的可能性。
三，我们看一块银元也就是“袁大头”、“孙小头（也有人俗称为“孙大头”）”在旧社会的购买力是多少。因银元是用贵金属铸造，购买力比纸币稳定和保值。
名民国初年，银元的购买力是非常高的。网上转贴的“五四”时期反礼教斗士、北大教授的吴虞日记所透露出的生活琐事为例：他和妻妾、几个女儿、四个仆人和一个女佣，一家十几口人，在成都市区一个月下来全家买肉买菜只花22块大洋就够了（据吴虞1914年6月20号日记）。后来他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做教授，请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顾颉刚、钱稻孙等同事吃饭，在王府井大街东华饭店大摆宴席，鱼翅、鲍鱼等名贵菜品都有，一顿饭只花了25块大洋（据吴虞1922年2月26号日记）。——（吴虞日记片段可在网上搜到）据香港名医陈存仁回忆录《银元时代生活史》中回忆：1914年的上海，一块大洋能买44斤大米，也可以供5个人去中档的西餐厅吃一顿西餐。
从《鲁迅日记》能看出：1924年鲁迅买下今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宅院（即今北京鲁迅博物馆古建筑）花了800银元；鲁迅三十年代住在物价较贵的上海，一块大洋能买20斤大米，而在北京能卖五十斤左右大米。我上初中时，学过老作家和革命者、前湖南大学校长阿累的《一面》，作者追忆一九三二年秋在“内山书店”买书时与鲁迅先生赠他书的旧事。其中里面有这一段：“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个“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只剩一块多钱，那是我和一个同住的失业工友那几天的饭费。……”————可见在旧社会的三十年代，一块银元是两个底层工人几天的饭费。三十年代这一个银元的购买力比1946年左右还要略高。
当代作家姜舜源在《骆驼祥子”的前世今生—老北京人力车夫》一文中写到：“据故宫博物院老前辈单士元对笔者谈起，他在1930年代做到科长，月薪200银元，在北京师大代课拿50元，写稿赚外快50元，一个月300大洋潇洒得很。雇一位“包月”洋车5块大洋，他以车代步，车夫也心满意足。大体上，当时1块大洋可以买一袋50斤的洋面，或是1丈洋布。5块大洋若养活三口之家，问题不大。” 可见，在三十年代，五块大洋就可以顶一家三口一个月的粮米。
老舍先生的现实主义小说《骆驼祥子》中写到：“他想好了，去拉包车。 遇上交际多，饭局①多的主儿②，平均一月有上十来个饭局，他就可以白落两三块的车饭 钱。加上他每月再省出个块儿八角的，也许是三头五块的，一年就能剩起五六十块！”此段可以看出，五块大洋就是底层车夫一笔不小的存款。《骆驼祥子》中，车行老板刘四爷过寿，祥子去拜寿时仅用一块大洋买了一份有八仙人的寿桃寿面的寿礼，就很体面，535爷摸着头赞喝“好小子，有你的”。祥子在进步知识分子家做包月车夫时，过中秋节，曹太太给祥子和女佣高妈每人赏了一块大洋、四块月饼，就令高妈很高兴，来对祥子说：“太太给的节赏，这银元。你一块，我一块。……这月饼也是你四块，我四块……”。可见那时候，一块银元对一个底层人算是一笔小财了。
已故著名老画家叶浅予回忆他在1947年的一天去大画家齐白石家，齐白石老请他和好几位客人去北京西长安街庆林春饭庄吃饭，加上齐老和齐老的夏护士，七八个人吃一席不错的饭菜，还有剩余能打包的菜，十来块银元就够了。而1947年那时候因为战争物价上涨，不仅法币贬值，银元的购买力也比二三十年代有所下降。
以上例子可知，一块银元，在1946年左右的购买力还是很强的，而且币值稳定程度远超纸币，尤其远超1946年已经很大程度贬值的民国统治货币法币。曾经在北京，两三块银元就能买到一亩地（估计不是好地）。
四，三万银元在1946年左右能办多大的事、能供多少人吃粮、肉菜等？？
1，已故开国上将杨成武将军在《毛主席指示我们进军绥远》中回忆1948年辽沈大决战正开幕的8月3日，他受命将率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进军绥远，牵制傅作义兵力时有以下一长段文字：
“ 主席说到这里，看了看我们，问道：你们在二十天内完成一切准备，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什么要求?
我脱口回答：‘没有困难，保证完成中央给的任务。’
毛主席笑了笑，说：‘不对，出兵绥远，困难是很多的。’……主席还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不是当年在毛儿盖过草地，……。现在是个兵团，四个纵队，还有骑兵部队，那么些地方武装，上万的民工，十多万人，都要吃饭呀，能说什么困难也没有?’
……毛主席讲到这里，郑重地对我说：‘成武啊，你们到绥远要站住脚，就得准备饿三天肚子，吃两天草啊。’
……毛主席要求我们：一、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把困难想够，……。绥远那个地方只要有银元，就能搞到粮食。要薄波同志给你们十万现洋。
听到有这么一大笔现洋，我犯难了，忙说：‘十万现洋，得多少人挑呀，我怎么带得动啊!’朱总司令笑了起来，说：‘你们可以用红军时期那个办法嘛，连长背50块，排长背50块，分给大家背，没有吃的就用现洋换。搞不到小米，可以买土豆。’ ”
由杨上将回忆这段可看出，1948年，杨成武兵团战斗加后勤人员、地方工作队十万多人出征大战解放城市，要解决粮食肉菜油盐等问题，毛主席才命拨给十万大洋。
而这十万大洋是否如数拿到三兵团还是问号。因为在军事纪实电影《大决战.辽沈战役》中有个情节：杨成武兵团进绥远前，和周恩来副主席、华北军区聂荣臻司令、兼管财经的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同志聊天加议事，聂司令对杨成武说：“绥远那里贫穷的很呀，你们可得准备饿几天肚子、吃几天草喔”。周副主席转向薄一波笑说：“唉！有我们的财神爷在嘛！一波同志，你给他们拨五万大洋，在揭不开锅的时候，好买点粮食。”薄正念叨和思算时，周副主席以为薄有难处，便说：“怎么样？……三万也可以呀”。薄摇头思索后说：“我给七万五吧”。于是几个人都笑了。
而杨成武三兵团是8月21日各部分头从易县、涞源等地向雁北开进后在朔县、山阴、代县地区集结后才分头进军绥远，进绥远后已经是天气变冷花费较多的时期，打下集宁、绥南、绥东、包头等地后包围归绥时，已经是天上鹅毛大雪，地上零下二十度的冬季了，都是粮菜缺少价高的时候。
想想当时，一个总计十万余人的兵团出征贫苦寒冷的绥远三个月左右，要买粮菜肉等吃饭等补给，（虽则会有其他补充，如毛主席加拨给一批布以便换民粮、发动群众拥军、华北军区地方民兵帮助等），还要考虑扩军以及抓了国军俘虏后的吃喝，周副主席才说了五万又减为三万。可见那时候三万大洋办多少事、够多少人吃粮菜肉呀！
新四军第五师，到抗日胜利后，整个鄂豫皖湘赣边区的根据地主力部队总共4.7万余人，这4.7万余主力还是分散在五个省边区的地盘上。“中原突围”前组成“中原军区”，主要兵力被压缩在武汉附近的宣化店周围。那么河南省信阳一个地区又能有多少？第五师一个“野战军 政治部”能狮子开大口地借开向绥远的十万大军之一半人数两三个月的粮菜肉开支的三万银元？太夸张了！ 河南地区本是中原产粮区，粮菜应比绥远便宜。
所以对照杨成武兵团十万余人去绥远征战三个月、目前还有待考证是十万大洋还是七万五千大洋的补给，新四军五师无论是在河南的整个主力，还是师政治部，三万大洋都是个超级天文数字。而如果是法币三万，则更为合理。
五，乡镇级别的大富户能否顺利拿得出手三万大洋？
报道说“张炎山是光山县南向店（借据中的“湘店”另称）乡人”、“张炎山曾经在乡里经营中药店铺，家境富裕。”、“听老一辈人说那时候他是乡里的首富”、“2012年8月，当地财政局曾牵头组织多个部门到乡里进行调查。当地多位（新京报跟进报道时错写为“为”）老村民向记者证实‘张炎山是首富，借钱的事儿错不了’。” 云云，可知当年张炎山或是当年“湘店乡”的首富，一个乡的首富。搜狗百科“光山县.基本概况 ”一栏介绍到“革命战争年代，11万光山优秀儿女用血肉之躯捍卫了红色政权……”。按照我们“十三亿炎黄儿女”这类语言习惯，这个“11万光山优秀儿女”，应该指的是作为革命老区的整个光山县人口。可知1946年革命战争年代，整个光山县连县城带山、原乡镇村落的人口大约11万左右。光山县现在辖2个街道、7个镇、10个乡，约合19个乡镇单位；我们压低把当年县城假设为15个乡镇单位，“把11万光山优秀儿女”假设性扩大为12万人口（经历抗战八年的1946年，城乡总计12万人口的县，在全国都算不小的县），一个乡镇算起来也不到一万人，我们就假设光山湘店镇富裕人口多，整个镇一万还多点（我查博雅地名网“河南.信阳.光山.南向店乡”概况介绍，发现这个乡直到现在才“8797户，总人口4万余人”，当年要是有一万人口就是很有名的大乡镇了）。可一万左右人口的乡镇之首富，能轻易并集中地拿出足够四五万人的大军吃喝两三个月、足够一个县的各级官员工资和办公开支的三万块大洋吗？当时湘店乡官府整个乡一年财政收入能达到三万块大洋就很了不起了，贫瘠地区人口很少的穷县一个县当年的年财政收入能达到三万块大洋也算好呢。
当年乡村富人，除了开店大多数都购置土地，闲钱多了或者借给钱庄和银行吃利息，或者搞民间借贷吃高利贷，或者分几处埋藏以防盗，富户急需现钱时或者挖地窖或者折利息收回贷出的钱，甚至临时卖地卖家产筹钱。三万块大洋，就是光山县的首富也未必能一下子拿出来。一个经营中药店的乡镇首富，一下子拿出三万块大洋，恐怕就得把他的药全部卖掉吧？！
所以，可以推出这个借据上的“叁万元”，是法币才更为合理。就算抗战后到1946年法币贬值将近400倍，也不是全国所有地区都一律贬值严重，在大城市因为生活用品花费高就显贬值更显严重，在小县城和乡镇村落，贬值就不如大城市那么严重，叁万法币在当时也是能够买到好多石粮食的。
六，由于银元币值稳定，而纸币币值会有起伏，所以民国时代一直到解放初市场交易、借贷等提到银元，从高干到民间，一般都特别指称多少多少块“银元、大洋、光洋、银洋、现洋”等，以与与纸币的单位“元”区分，因为一块大洋顶好多纸币呢。一般借贷，银元都是特别注明的。国民政府在发行法币之后就下令银元停止流通，名义上唯一合法的货币就是纸钞法币，所以在1946年借贷和交易，如果不特别指明货币种类是“银元、大洋、现洋”，那么 “现金、现钞、现款”就是指法币纸钞。
综合第四部分的一、二、三、四、五、六，我推理借据上的“叁万元”，是叁万元法币更合理。
当然实际是银元还是法币、中共边区钞票，还有待调查部门以历史资料对照来科学认定。我只是个人推理。
捎带说点后续的话：这个事情报道以来，网上又有人嚷嚷说中共政权不守信、赖账云云，这一点也站不住脚。一是经历兵荒马乱岁月，解放后政府发文对革命年代借款借物进行补偿、还账，因为知情者、经手人的生老病死和单据保存问题、暂时遗忘等信息上的原因，延误借据的还账兑现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二，新京报 的报道也说了，1989年光山县官方就要给张志良兑现，但张志良自己嫌还的钱少，他认为应该按照三万块大洋的价值还账才合理，光山县方面没答应。后来张志良又申请兑现，光山县调查他与张炎山的关系、请他拿出有关证明时他出去打工，等等，所以拖到现在。
希望这一次光山县、信阳市乃至上级机关，认真科学地调查此借据的真伪和钱数、货币种类等。如果借据确实是真，按照当时借款时的货币购买力，对照一下今天的人民币购买力，争取及时并合理地兑现这个借据，把当年的欠账还到张炎山的后人身上，并且适当多给一点补偿和抚恤金，以告慰和尊重在革命年代慷慨解囊资助中共革命军队的任何人。同时，如果确系“叁万元”法币，张志良也要相信合理科学谨慎严密的资料对比和逻辑推理，不能凭主观猜想而非要缠着用三万大洋的价值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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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1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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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1-12 1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