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抗战大方略,也总结了具体的新的抗日战术
28日,蒋拿出了其与军委会酝酿已久的新的抗战策略。蒋宣布,抗战自此,进入第二期战略相持阶段。该阶段的当务之急,乃是:“将全国现有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训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换调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第二批整训完毕,再依次抽其余未经整训的部队。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⑥ 该策略有两个核心,1、整训部队;2、用三分之一的全国兵力开展敌后游击战。白崇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评价这一策略的实施效果:“民国二十八年,改订战斗序列,遂设立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化敌后方为前方。是时,沦陷区民众闻风而起,纷纷加入游击队,发展至为迅速。当时,沦陷区之内几大部为我占领,使仅控点线之敌人穷于应付。”⑦ 最后,蒋向与会将领们介绍了“一个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战术”。蒋说道: “我们将来要消灭敌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战术战略上都要能够迂回包抄敌人,来切断敌人后方的交通,断绝敌人一切接济,使他后路断绝增援,战车没有汽油的接济,枪炮没有弹药,官兵没有食粮,通讯完全封锁,使他必趋溃灭!例如我军在鲁南台儿庄与德安万家岭两次大胜利,都是我忠勇将士,不惜牺牲,能运用这种迂回包抄战术的收获。……这一个战术,我们行之已见实效,希望各位高级将领和高级司令部参谋人员,特别注意研究,确切实施,以树立战术的基础!”⑧ 蒋所说的这个“战术”,实际上是军委会根据一年多以来与日军交战的教训,所总结出来的一套应对之策。在第一南岳会议之后,该战术被推广至全国各战区,日后九战区之“长沙大捷”、六战区之常德会战等著名战役,均是该战术精神的变种。对其精髓,陈诚曾如此总结: “国军为抵制敌之战术攻势,曾创一以劣势装备抵抗强敌之典型法,即阻绝前地交通,改变地形,延长敌后联络线,逐次消耗之,然后依正面之强韧抵抗,转移主力于两翼,同歼敌人于预期之地点;所有自二十八年至三十二年之历次会战,皆依此而获得极大之战果。”⑨ 实际上,该战术在武汉会战期间已略具雏形,且颇具成效。苏联军事顾问团曾撰写过一份关于武汉会战的总结报告,其中说道:经过此役,“军官和将军的战役战术素养有了提高。军队学会了顽强防御和对敌人实施猛烈的突袭。……在徐州战役中,日军各部队的战术推进速度为每昼夜l0-20公里,而在武汉战役中则不超过2—3公里。战役范围的推进速度下降更多。如果说日本人在战争第一年推进了1100公里,那么在第二年上半年推进不足300公里。战斗损失也能说明中国军队作战技能的提高。如果说在沪宁战役中,中国军队与日军的损失之比是5:1,那么在武汉战役中彼此损失相当。”⑩该报告在南岳会议召开前夕被送到蒋介石手中,无疑也在相当程度上鼓舞了其抗日的信心。 第一次南岳会议,在抗战胜利之路上的地位,长期被忽略。但恰如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所言:“第一次南岳会议时恰值15个月的失败的余波中,而丧失了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尤其意义重大。……这次会议召开之时,许多人都必须在蒋介石号召继续抗战和日本提出的妥协和解之间做出抉择,第一次南岳会议的一个目的,便是表明胜利还是可能的。”(11) 南岳干部训练班部分教员(右二乃叶剑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