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线索】时事观点博弈看台之二

令箭

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
选择几篇观点相异的文章表示祝贺
题目是
女人吃饭该不该上桌

令箭

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

在刚过去的春节，中国农村一些地方女人和小孩不上桌吃饭的习俗，又被翻出来热议一番。我老家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邓州，旧俗也有这个，沿袭至今，虽松动很多，倒还有一议的必要。

这个规矩，在匮乏年代很有必要。农家待客的饭菜，一般都超出自家的消费水平，唯有此，才能兜住家庭基本的体面，以表达对客人的尊敬。自家上桌吃饭的人，自然也是越少越好。女人且不说，贪吃的幼童也不能上桌。然而，他们毕竟不懂事，瞅见饭桌上有好吃的就哭闹索求，自家大人遇到这个，就会非常尴尬，往往不顾客人的劝解，把小孩骂了过去。

在二三十年前直至更前，这样的场面在农村并不鲜见。这是眼下吃零食就能饱的小孩所无法想象的。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夜数学老师来家访，我母亲炒了一大盘小葱鸡蛋，我父亲为老师斟酒，闲聊到半夜。睡梦中，母亲喊我起来，把他们吃剩下的鸡蛋吃光了。那是我至今吃到的最美味的炒鸡蛋。要说老师来访，我母亲和我为啥不坐上桌一起吃饭呢，这个问题我母亲从来不会去想，我也无力从逻辑上自洽地回答。

可以说的，唯有“规矩”两字。现在，小学教师在乡村已经远远没有二十多年前的地位，想被家长奉为饭桌上的座上宾，难度也大了不少。可熟悉农村的人或许都会同意，师道尊严和“规矩”的沦落，绝对不是好事。

女人小孩吃饭不上桌的习俗，让不少现代人，尤其是女权主义朋友感到不适，首先可能与实情有所隔膜。

男人们上桌吃饭的时候，女人们去了哪里？是不是像一些评论所说的，她们都蹲在饭厅的外边，满面热泪，正恶狠狠控诉直男癌患者们？显然不是。去过农村宴席的人都知道，女人们不分宾主，这时候都会在厨房忙活。

有朋友或许会说，我虽是女的，但今天也做客，也得帮厨？答案是肯定的，你女客人再金贵，也是东家的亲戚，大多时候还是晚辈，帮厨房里忙得不可开交的女主人择择菜、添把火、掌掌勺，是明礼懂事的表现。

在我老家村里，液化气和电炉是这两年才开始小范围使用。在春节，肉菜的冷藏靠严寒，饭菜做好后的保温，只能靠蒸笼或扣碗。所以，一旦家里来客超过三五人，仅靠女主人一人根本忙不过来。一些大家族待客，人数还要数倍于此。不下馆子，大过年的又不便攀扯他人帮厨，只有在场的女人们集体做饭，宴席才得以圆满。

小孩们不上桌吃饭，也不难理解。他们太小，会扒得饭桌上杯盘狼藉，一有不遂，又哭又闹，也影响大人们的交流。鉴于中国吸烟男性的总体素质——这个不分城乡，从保护妇幼的角度出发，我也支持大家分桌吃。

回到饭桌上，正大嚼大咽的男人们，基本不会认为正在厨房忙活的女人，以及正在庭院里玩耍的小孩是贱民，低自己一等。如果说第三方看到这副场面，感到愤慨，寄予理解之同情，也许气就顺了。中国固然有很多陋俗，但不明就里的道德评判，往往构成真的歧视。

另一方面，并不是女人完全不能上桌，只有三两人的场子，女人带小孩上桌吃饭，也算不得稀奇事儿。倘若到了谈婚论嫁的饭局上，撮合的媒婆还必须上座呢，她必须居中，作为双方共同代言人的角色出现。这时候，不会有人觉得她是一个女人就不能上桌。即使席间有男村干部或男教师，也不敢跟她抢位置。

这就又回到“规矩”上。所有“规矩”，都与农村的生产生活相适配。重视教育的年代，一个民办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50块钱，村民也是礼遇有加。眼下，最受礼遇的，已改换为了媒人。媒人之所以越来越被抬举，是因为在适龄男女比例悬殊的农村，能否尽快娶到一个差不多的媳妇，直接决定了家族的存亡兴衰。

早些年，大家贫富差距不像现在这么大，婚姻主要看的是对方家庭是否讲“规矩”，如果父亲喝酒打牌、母亲抽烟放荡、儿子打爹骂娘，家里没一个人有“规矩”，那婚配势比登天。老家有“敲烂锣”的说法，就是说小话坏别人家的婚事。“敲烂锣”的主要手段，不是说男孩家穷，而是说他们家没“规矩”没前途。

一个家庭连桌像样的酒菜都置办不成，或者吃顿饭都男女老幼混杂，闹得乱哄哄，自然是摆在面上的没“规矩”。为一顿饭，搅黄一桩婚事，或使得亲戚反目，在农村时有耳闻，实在不可不慎。

再说春节走亲戚，虽年味儿淡了，但在农村毕竟是一年一度的大事，上述道理自然适用。在一个家族内，男女分工，长幼有序的程度，是这个家族最基本的形象展示，也很大程度决定着家族的未来。

“规矩”的家族，首先说明人丁兴旺，有足够多的男女老幼；其次，说明存在有权威的家长，不会发生老无所养、幼无所教的状况；再次，跟老人丧失权威，“规矩”废弃比，这样的家族更能在子孙的繁衍发展上互相帮衬，形成合力。

“规矩”使得家族“像个人家”，仪式感赋予底层农民一种作为完整人格的尊严。有资格坐在饭桌吃饭斟酒的人，承担着养家糊口的重担。如果他丧失了这个能力，如果他得不到妻子的信服，导致局面失控了，整个家庭的未来就会变得灰暗。

反观一个妻子，家里来客人了拒不做饭，甚至跟丈夫争夺上饭桌的权利，吵得四邻难安，那么即使这家富足，儿子多半也要打光棍儿。我不否认中国有很多地方的农村富庶开化不亚于都市，但至少我老家，农民们还是辗转求生存，焦灼于养儿防老。至于摈弃一些老“规矩”，早着呢。

“女人不上桌吃饭”这条秩序，隐伏于农村家庭权责格局里。在农民生存状态没有足够改善的情况下，简单批评为陋俗什么的，于人无益，于己则暴露了有所不知的短板。

家庭收入来源和权责格局的变化，也渐渐使得这些“陋俗”或“规矩”，成为少数有精神自觉的农家的奢侈品。更多的年轻家庭，则在买了房买了车之后，没有相应的“规矩”可以遵循，所造成的问题，比“女人不上桌吃饭”更为紧迫。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中说，“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吃饭的家庭，往往更加兴旺富足”，好多朋友附议。但包括此文在内，我所说的仅限于我见识的一小片农村。至于“为什么男人不去做饭，让女人上桌吃”之类的问题，恕我无力奉陪。

令箭

女人想要的，不仅仅是上桌吃饭的权利

世界经常会甩你一耳光。比如在这样的时刻，你前脚刚津津有味看了三星发布会，一群人如科幻电影般，戴着高科技装备，讨论虚拟现实技术，你觉得人类社会充满希望：后脚眼睛一滑，就看到这样的标题《在我老家，女人小孩不上桌的家庭更兴旺》，忽然一夜之间回到蛮荒时代，什么？这样的事情还需要拿出来做文章？

作者形容，老婆小孩不上桌，是种规矩，“规矩”使得家族“像个人家”。不知为何，脑海里立刻闪现出一本书，《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大致就是一本农村妇女自杀史，只有摊开真正的数据和历史，才知道在那些看似喧腾的大馒头一般饱满的幸福后，有多少悲伤而又无力挣扎的女人，最后只能一死了之。

上桌吃饭是一种幸福吗？未必。正如某些女人的选择一样，我不想听男人们瞎聊，不如走开。但不上桌吃饭，这个规矩，一定是一种不幸福。它死死地规定，女人只有在厨房忙碌的义务，只有那里才是你的天地，不管你是否乐意这件事情，那是你唯一的使命和安排。

我当然不高兴，别说我，我相信这世界上除了那部分天生就爱厨艺爱烘焙，心灵手巧心思缜密的传统妇女外，一定也有这么一部分女人，天生的，并不爱做饭，对进厨房这件事有着深恶痛绝般的嫌恶，好比其实很多男人，也并不喜欢像个大老爷们一样，非要抖着腿抽烟喝酒一般。我们该有选择的自由，这不该是一个规定。

没有选择，也很好地解释了我为什么对过年聚会这种事，越来越不起劲。即便在上海，女人从未有过不能上桌吃饭的规定，甚至这是第一个女权主义化的大都市，上海男人被冠之以小男人的称号，永远都有骑着自行车去买一毛钱葱的蹩脚笑料。不少男人会在家买汰烧一条龙，说出“因为老婆上班很辛苦，所以我多做点是应该的”这种话时，不少外省市男人们都会嗤笑：上海男人，真不容易。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做男人总是相对比较容易。所以大部分从小城镇跑出来的女青年，很难再回家。可大城市的妇女，就真的获得了自由吗？

恐怕这自由还远远不够。即便今天上海女人不需要买汰烧，我们只需要光鲜亮丽出现在年夜饭餐桌上，不管家里做还是外面吃，都有一个自己的位置，但大多数女人，都会承担司机这个责任。喝酒，喝大酒，还是只属于男人们的特权，他们兴高采烈人人喝到神志恍惚，一群依旧清醒的女人负责买单，各自送自己的老爸老公儿子们回家。能喝酒，对男人来说，是长大成人的标志：对女人来说，“这么能喝，一定不是什么好女人”。

同样，在香港铜锣湾，你很容易看到巷口年轻女生驻足抽烟，三五成群，比例和男人大致相同。但在上海，从来不会有这样的场景，只有那么零星几个不怕别人眼神的勇敢女性，在街头给自己点上一根烟。我当然不是鼓励抽烟，而是抽烟这事即便坏到十足，女人抽不抽，也该由自己决定。而非当你点出一根烟的同时，已经有无数轻蔑的眼神看过来，判断你肯定是个放荡的女性。

几个同行曾经说，目前女性的权益正在越来越糟糕，我们会越加被束缚。我本来不同意，心想这难道不是女人最自由最富裕最美丽最不可一世最好的年代吗？我们从来没有比以前更昂首阔步向前进过。

直到后来意识到，越来越多的整容广告，越来越多的减肥产品，或许的确在默默调教着女人，用一种不那么“不许上桌吃饭”的方式。一本名叫《卡路里与束身衣》的书，前言有这么一句话：尽管女性在现实世界中赢得独立自主的权利与更高的社会地位，理想世界中的女性形象，却显得更为渺小，更骨瘦如柴，也更加病态。

只要你点开最近正流行的米兰时装周中国明星走秀，会发现那些中国影视界小花们，甚至比T台上的模特更加纤瘦，但又有对似乎连细幼的腰肢都支撑不起的巨胸。我们正在失去某种自由，某种可以不美的权利，某种可以不瘦的权利。

因为全世界都在说：今天的女性，应该更高，更快，更强，既然你们比以前的女人获得更多自由，理应做出更多奉献。

可以上桌吃饭，就该拼命赚钱，努力工作，养育小孩，孝敬父母，同时保持较高的美貌和火爆的身材，只有这样，才是人生赢家。

男人只需要有钱，或者结婚生子，任选一种，即可被人称作人生赢家；女人却需要七十二般武艺全部上手，才值得别人鼓一下掌。

于是，有男人说，还不如回到那个老婆不能上桌吃饭的年代，那起码我们还有个很稳固的结构，你看你们女人现在都在瞎折腾什么？

不不，宁愿折腾到百转千回，女人的胜利，都在于，我们有那个选择的权利。让老婆重回不能上桌的年代，有点像几年前我去肯尼亚时，参加马赛人部落，一个族人用英文兴致勃勃地介绍，他们可以一夫多妻，也可以换妻，彼此关系都很融洽。

这种事情，当成奇观来参观可以，非要让我进去做那个看似幸福无比，笑眯眯的妇人，恐怕只会像被绑架一般，发出最撕心裂肺的吼叫。

令箭

女人能否上桌，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


导读不管你喜不喜欢，传统社会就是这样，而且运转有效，而且，不仅中国如是，西方也照样。即使他们已经开始搞民主政治，妇女还是长时期没有选举权，何故？身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男性家主代表全家意见足矣。这就是“规矩”或“传统美德”的来源。

“女人能不能上桌吃饭”的争论一出来，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都快疯了，完全理解不能——既无法理解这种“陋习”为什么还能存在，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不少人为之辩护。

其实，换一种立场，很容易理解辩护者的思路。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可以用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来概括。差序格局的特点，包括确立家庭中心，维持秩序的力量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实行“长老统治”等等。我们观察“女人不能上桌”的实例，确实可以从中看到差序格局的运作机制。

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全盘奉行儒家文化，但在“名分”和“规矩”这两点，儒家文化与传统社会最合拍，也最招人迷恋——《弟子规》这种单向要求的下一代守则会被捧为“国学经典”足以说明这一点。“安分守己”是儒家伦理生活化的中心点，说到这里我又忍不住要引鲁迅那段熟得发烂的话：

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们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罢——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左传》昭公七年）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灯下漫笔》）

“女人不能上桌吃饭”，有些人说并非日常，而是在客人上门时。恰恰是这一点，反映出“女人不能上桌吃饭”的实质：在家庭交往构成的社会交际中，其实也讲“对等外交”，对方派出的是家主，己方自然是家主陪同，而在传统社会里，家主被默认为主事的成年男性。如果是王家大婶李家二姐来串个门留个饭，断没有家主出面陪同，妇幼另桌吃饭的道理。

不管你喜不喜欢，传统社会就是这样，而且运转有效，而且，不仅中国如是，西方也照样。即使他们已经开始搞民主政治，妇女还是长时期没有选举权，何故？身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男性家主代表全家意见足矣。这就是“规矩”或“传统美德”的来源。

不过，话要两头说。东晋谢安欲纳妾，夫人刘氏不同意。谢安的侄儿们都跑去刘夫人面前背“关关睢鸠，君子好逑”，因为《毛诗》说此诗喻后妃“不嫉之德”，刘夫人问：这诗谁写的啊？大家说“周公”，刘夫人道：周公是男子，难怪写这个，“若使周姥撰诗，当无此也”。

这个故事很说明“长老统治”权力结构的复杂，不仅包含“不民主的横暴权力”，也包含“民主的同意权力”，还有“教化权力”。刘夫人不同意谢安行使夫权，男性亲戚就跑来行使教化权力，刘夫人很厉害，提出了“谁是本位”的问题。

在“女人能否上桌”的争论中，并非外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质疑，而是内生性矛盾，在内心里一齐掀桌的女性，行使着“民主的不同意”，那些强调“规矩”或“传统”的论者，是在行使教化权力，但这些规矩或传统，在掀桌之女们看来，都是男性本位的规则。从女性本位出发，她们要争取家庭内部的尊重，同时也在争取向外的表达权。

梁实秋曾撰有《请客》，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他为男女主人各自安排了职司：男主外，也是发起请客的主体，考虑的是请谁，“把素未谋面的人拘在一起，要他们有说有笑，同时食物都能顺利的从咽门下去，也未免强人所难。主人从中调处，殷勤了这一位，怠慢了那一位，想找一些大家都有兴趣的话题亦非易事”。毕竟是现代社会了，梁实秋也强调了“妇主中馈，所以要请客必须先归而谋诸妇”。可是，工作是男人的，社交是男人的，面子是男人的，情感投资的回报，当然是男人的，但也是整个家庭的，所以主妇但凡力所能及，能反对的理由实在不多。

动手操办呢，势必落到主妇身上，“家里有厨师厨娘，自然一声吩咐，不再劳心，否则主妇势必亲自下厨操动刀俎。主人多半是擅长理论，真让他切葱剥蒜都未必能够胜任”。司中馈的主妇，哪里有上桌的时间与精力？只有在将近尾声，已经有人先走一步了的时段，女性才有露面的机会，“这时主妇踱了进来，红头涨脸，额角上还有几颗没揩干净的汗珠，客人举起空杯向她表示慰劳之意，她坐下胡乱吃一些残羹剩灸”。请客请完了吗？当然没有！“地上有无数的瓜子皮，纸烟灰，桌上杯盘狼籍，厨房里有堆成山的盘杯锅勺，等着你办理善后！”谁来办理善后，默认设置又是主妇！

看到没有？“女人不上桌”并非只是农业社会的习俗，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它依然长期、广泛地存在。能承担做菜不上桌的女性，会在社交圈中有贤惠之名。即使今时今日，它仍是很多家庭的常态，我们的父一辈当年请客，不都是这样？只是到了我们这一代之后，越来越少在家里请客，此时蓦然在“城乡差异”的背景被提出来，而且加以“强制”“掀桌”的修饰放大，显得触目惊心罢了。

“女人能否上桌”其实是个双方合意问题。核心家庭达成协议或默契，谁主外，谁主内，只要双方无异议，旁人不必置喙。延展到大家族，其实原则还是一样。所须反对者，是天然地将弱势的、隐身的、出力的角色，派发给女性，并用“规矩”或“传统”来压服不同意的女性——在女性已经获得经济独立与社会地位的今日，这无疑是一种显豁的歧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是没错的。这社会也不都是追求独立实现自我的女性，想跟对人嫁对郎少奋斗几十年的大有人在。嫁入豪门的女子，要守得规矩可能比农村还多还苛，却无人说话，背景换成城里媳妇农村郎，这些矛盾马上都凸显出来，这也是社会分裂的征兆之一。

这一点，看看网络文学里的女穿小说就知道。比如种田文里，穿越到农村的女主要奋斗要改变自己命运，除了向爹娘宣传坚持要有自己的选择外，挖空心田酿葡萄酒找玉米种发明新菜，取得经济独立，才是独立自主反抗宗法家族制度的前提。而那些穿到深宫大院的贵妃太子妃们，完全不操心生计收入，想的就全是打倒对手争宠宫斗了。这或许就是费孝通的“特殊主义伦理”吧：“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加的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