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威看作家作品，未必对，但有些趣味

令箭

我眼中的作家作者作品原创 2016-08-27 王威 [url=]王威[/url]

鲁迅1905年在日本仙台医学院学习成绩 解剖59.3 组织72.7 生理63.3 伦理83 德文60 化学60 物理60 平均分65.5 就明白他为什么要弃医从文了。

这一代的小说家外国书读多了，语感不平衡。你们去看朱文的小说，他的特别在意，他所有的心理，你看就懂，这就是中国人的心理。而你们这些中国的小说家，用中文写作，却没写出中国人的心理，不应该。一个民族心理的微妙处，不借助本土语言，是无法体现的。

诺贝尔奖看来真的是如央视所说的，不仅仅发给莫言一个人，而是全体中国人。看看微博上，每个人都在迫不及待的发表赞美、恭维、愤怒、鄙视、不屑，就知道大家多么在意刚刚拿到的这个奖了。一个个还真当是自己拿的。

毛姆真是谦虚，他对小说创作的认识，至为深邃，绝对不仅仅是好故事的讲述者。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故事融而为一，是以往往读者只看到故事。——这是最高明小说家伎俩。

其实未必名著就好了，通俗小说就不好了。愚而鲁的人，再好的小说也滋味不出什么，就是失去舌蕾的食客。而即便是郭敬明的小说，到了敏而慧的读者眼中，也有无上之殊胜。书人相遇，这缘分，难言的紧哪。

其实读小说，真读到了上上境界，那就是不是读者，也不是作者，而是上帝。——不过这滋味难以长保，转瞬即逝。就当成是神灵附体吧。

我是越来越爱博尔赫斯，年轻时候以后靠聪明读懂的东西，现在一番，原来需要用最笨拙的方式才能直见作者本来用意，最大的感触是：博尔赫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聪明，却我想象中的更有智慧。

从中国文学史而言，《连城诀》确实是最变态的书，同样没有之一。余华的《兄弟》《活着》与之相比，也是天壤云泥之别。

王朔也是做生意失败成了个彻底的穷光蛋，无奈走上文学之路，他自己都说，写作是成本最低的生意，只要笔和纸即可。不过现在搞文学的门槛也不低，至少要买一台能上网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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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水浒传中的人物从来没见过面却都听说过对方？难道是他们都有微博？

古代之堂口，都有细密的传递消息管道。明代笔记记载，一个河南的黑道大哥前往山东，一路不花钱，全程接送。可见中国黑社会文化很先进了。

武松杀虎一只，李逵杀虎则是一窝端，何以武松暴得大名？原因在于李逵妈被老虎咬死了，损失太大。连自己老母都保护不了，杀最多的老虎，也是李逵一生洗刷不掉的污点啊。结论是——成名之路，妈个逼的很重要啊。

我喜欢宋江、一刀就把老婆干掉。我喜欢武松。一刀就把嫂子干掉。我喜欢石秀。一刀就把兄弟的老婆干掉。全世界没女人啊，大家都上梁山搞基情，多爽啊。——代同性恋者拟一下《水浒传》观后感

多数观众读者是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欣赏现代小说。比如好多人认为三重门水平最高，就足以笑喷了。

鲁迅是明白太过，精明太过，谁也不相信，谁也不宽恕，幸则他有文字上之长处，不然在人群中总是要让人厌弃的。胡兰成是喜欢小圈子气味的人，交往的，很难得都是真知己，可见他为人，是极爽快，至少他在财物上，不然鲁迅计较，乃至于毫厘，所以他的文章既清通，又不讲道理。

作家情形大不同，鲁迅白居易在文坛吃的开，到处是朋友，也不妨碍他将文章写出好。孤独乃是人性，而非作家之属性。任何认为伟大作家必然孤独的逻辑和认定伟大的英雄必然独裁一样，都是在逻辑上耍流氓啊

贾平凹的《废都》基本是一部失败的小说，失败的结构、失败的语言。他唯一的亮点，就是用无数的口口口，让所有人带着一丝微笑，暧昧的分享党的文艺管制的虚弱和颟顸。主要里头陈腐而做作的明清小说习气派头，真让人无语，今夕何夕。这居然是当代小说。

还有一点，我觉得贾平凹不了解女人，没有一个女主人公被写的好玩的。比古龙还不如，古龙笔下的林烟儿之类的尤物至少展现了台北夜场的红牌的性感。

一想到莫言小学没毕业，我就知道他肯定有代笔。一想到他代笔居然得到诺贝尔奖奖。我就对中国文学失去信心了。。。。。。。。。希望方舟子老师揭露莫言这个大骗子吧，不要让莫言再堕落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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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没有在安妮小说里头看到人，她所有的人物只有一个——我。一个人出演所有的角色，并演完了。我都替她累的慌。

李自成从文学的角度而言，还是相当经典，甩现在的二月河、王跃文、当年明月那简直是几百条街，唯一与之并论的唯有金瓯缺。现在写历史小说的，写的都是小历史无非大历史，没经过战乱的人不会懂中国历史的。

对于这种偷看弟媳洗澡，玩弄自己女学生的畜生，千刀万剐都不足以解恨，普天之下，人人得而诛之，人肉吧，进击吧，少年！！！！

钱钟书应该也是文学价值不高的，全是才子气。真不知道这洋洋世界的文学标准，居然有一条是文人就写出好文学的说法。看来只有痞子才有真性情，才能写出真诗，写出真文学喽。

谢婉莹的所有文章给我树立了一个伟大的榜样——那就是一个女作家要多么努力，努力的去糟蹋汉字，才能写得这么难看啊。

这个时代，什么样的人才算小说家，就我曾经做编辑的经验，还有读过那么多烂书稿的经验，我觉得《姚晓》算一个，《华秋》算半个，其他的人都妈逼的不知道在写啥。不过前者没出书，后者才出了本《杀李哥》。

赛珍珠的书很常见啊，写的比较一般就是了。各大图书馆基本都是有的，不是生僻书——大多数中国人绝对看的到，就是没耐心去看，比如你，呵呵。——不要为自己没有努力去找寻的书找种种借口，很多很好的书我们没看，并不需要羞愧的。为了这个羞愧而宣称找不到书，就有点过分了。

应该还有没有看过《三体》的同学，推荐一下吧，而且高度评价一下——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和世界潮流接轨乃至于领先的科幻小说。读之前，你即便已经认定自己是个傻逼，读完后，你会恍然，原来你居然是如此傻逼。最好的图书，就是将所有的读者瞬间秒杀，完全置于傻逼之境界。通俗小说有此高度，唯有《三体》。

汪国真作为诗人，字写得不错。作为书法家，还能谱曲。这就够了。

卡夫卡、博尔赫斯都是正牌的公务员啊。

关于萧红，只能说无所谓好人坏人，当生存环境恶劣时候，是最容易让平常人走极端的，要么成了无情的恶人，要么成为圣人。所以老子说出圣人都是最坏的时代。好的时代，人都不会走极端。我们这个时代好了些，所以有时候经常忘记了这一点，说起别人腰都不疼。

主要还是因为漂泊，今天的北漂其实也差不多。男男女女都很容易恋爱，也很容易分手。经济上的不稳定造成人际上的不稳定，这其实和性别无关。男人也会遇到很多萧红的问题，遇到了，能说吗？不能。萧军打萧红，可是萧军本人也是城市生活的弱者。后来去了延安，有了组织，就安定了。萧红缺的是一个组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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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青对诗歌语言可能性的拓展，超过了很多的小说家。基本上，他一个的能力，等于50个小说家+50个诗人的能力总和。

鲁迅的文风刻薄恶毒，任何作家都有各自的气息，只要他能发挥到极致，便是风格。

余秋雨人品可能不招人待见，不过他的文笔是极好的，能把游记写到他那个份上，也是相当相当的牛的。总之，论文字功业，他是能入文学殿堂的。至少在近百年的白话文中有地位，虽然不高。但也胜过我辈多多了。

一般来说，批评四大名著写不好的同学，没有一个能写好小说的。这几乎是定律。这很正常，看不懂好小说的人怎么可能写出好小说呢？

现实中的亦舒并不美。所以亦舒笔下女子美而好强。而琼瑶真人很美，是以笔下女子美而柔弱，只有真美人才通美人之情，就是柔弱才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才能获得更大之利益，更赢得情场之主动权。

如果一个作家的性描写不能刺激读者，不能激发一点恶心，那也不是成功的。。。。。。。我想王小波是审查制度的牺牲品。如果可能，以他的性情，肯定会在直白的性描写中安排很多让人吃不消的恶作剧。

每个人只代表自己，章诒和为自己，自己家人发声并无不当。她传递的当然是她那个阶层的声音，真实的心态。遗憾的更多的文革受难的贫民不能发声，或者没有能力发声。指责在一场大灾难发声者，居然有那么多人叫好，让人失望。

作为作家，有时候要庆幸生活在独裁专制之国。略萨如是，鲁迅亦如是。那种认为中国文学之所以落后，乃是因为言论受到钳制的论调可以休矣。文人之所以文人呢，正因为有笔如枪，有枪不用，反而抱怨枪支管制，至为搞笑。

当代小说家里头，叶兆言算是最贵族气的，写法哀而不伤 ，乐而不淫，富于古典之情味。现在这样的作家真是太小了。《1937年的爱情》也不知道有没有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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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孩子没啥选择，林汉达的东西，说白了，也就是类似于70后喜欢王扶林版《红楼梦》，其实都是在找初恋的感觉，本身的作品也很一般。现在的童书市场，还是很庞大，有不少好书的。

我觉得雨果如果是很节制的抒情的话，肯定比托尔斯泰牛。同样的抒情啊，托尔斯泰都是不虚之言，有源之水。而雨果往往只是借着他的故事，说一大堆故事根本生不起搭不上的大议论，只能送他两个字——“过分”。

雨果一抒情，就是十几页纸张。王安忆就是学他的，而且还没学好，更难看。

这个时代，没有比苏美更锋利的言辞。从小在新疆的生活经历，是她永难磨灭的记忆。她没有用女人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却比女人更像女人。她没有用汉人的角度去思考新疆，却比维族人更热爱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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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相轻当然不是一句玩笑话。

与莎士比亚同时期的英国戏剧才子罗伯特·格林就曾公开将他形容为“一只暴发户式、自命不凡的乌鸦，在演员的外皮下包藏着一颗虎狼之心”。也有因为共同恋慕一个女人而造成恩怨纠葛的，比如“故意”追求雨果妻子的评论家圣勃夫、暗恋上大仲马妻子的内瓦尔、因为爱上同一位女演员而与诗人泰奥多尔·德·邦维尔成为情敌的波德莱尔。除了爱情，妒忌也可以用在事业方面：比如对弗雷德里克·苏利耶和欧仁·苏的成功难以忍受的巴尔扎克，以及公开透露自己获得三万法郎稿酬，实际上只进账一万法郎的福楼拜。

最清楚人类世界恩怨情仇的，当然是作家。夏多布里昂曾说：“成功总让最好的朋友难受。”朱尔·勒纳尔也表达过相似的意思：“别人的成功让我很不舒服，如果他的成功名符其实，我会更加难受。”安娜·博凯尔和艾蒂安·克恩在《法国文人相轻史》中这样说：“对作家而言，相互嫉妒和攻击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批评可以燃起作家超越别人和自我超越的欲望，激励他在世人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去争取流芳百世的美誉。在人间的游戏中，没有敌人就意味着自身无足轻重。”

“荣誉就像一个金球，得到它是一回事，控制它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能利用它的时候不及时利用，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滚向对手那边。”

在美国人安东尼·阿瑟所写的《明争暗斗：百年文坛的八对冤家》中，马克·吐温与布雷特·哈特位列冤家之首。很多冤家都是从朋友开始做起的，这一对也不例外。成名较早的布雷特·哈特在创办《大陆月刊》后，就把马克·吐温以“天才的幽默家”推介给读者，成为吐温的老师并刊登他的作品。

但是，马克·吐温毕竟是个百分百的现实主义者，天性喜欢竞争的他并不愿意将自己的名字与浪漫主义作家布雷特·哈特长久的联系在一起。更不要提在马克·吐温与富家女奥维利亚·兰登结婚后，布雷特·哈特就经常嘲笑吐温夫妇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以及用金钱堆积出来的排场，这让一向以嘲讽中产阶级为己任的马克·吐温记恨了三十年。

而在布雷特·哈特沉醉酒精、无可避免地走向破产后，马克·吐温拒绝借给哈特更多的钱，同时邀请他与自己合作创作另一个剧本——在之前的一次剧本合作让两人不欢而散之后。愤怒的哈特拒绝了吐温，这促成了两人的正式决裂。

布雷特·哈特（左）与马克·吐温（右）

尽管后来的哈特继续一蹶不振，事业急速上升的吐温依旧不想放过他。在已经被逼到要为肥皂写广告的哈特得到了去中国做外交官的职位后，吐温写信给新总统的朋友，只为阻止哈特得到这个职位。在其他一些朋友的“联合上书压力”之下，最终哈特被派往德国克雷费尔德城担任“商务代理”——知晓此事的吐温继续把哈特往死里黑，认为派他这样肮脏的家伙就是去玷污德国的城市。

尽管哈特在此后的20年都没有再回到美国，也没有对马克·吐温做出任何回应，在50岁时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一线作家后，吐温依旧对哈特念念不忘：他指责哈特曾试图掩盖犹太身份，暗示哈特是一个同性恋者，认为哈特的好作品都是剽窃来的。甚至在哈特饱受喉癌之苦去世之后，依旧称他为“狗娘养的”。

而哈特却从未收回对马克·吐温是个文学天才的判断，也从未对吐温做过任何回击。他只是这样告诉自己的女儿：“马克·吐温是一个病态的人。”

马克·吐温其实并不孤独。记得硬汉海明威与美男菲兹杰拉德是怎样化友为敌的吗？面对海明威的攻击，温柔细腻并死于酒精的菲兹同样没有回应——似乎在一个强势却躁郁的硬汉，与一个温柔但缺乏自制力的“浪子”之间，故事唯一的结局，都只能是相爱，再相杀。

“别人的攻击让人难过，但它实际上是有益的，因为它可以为创作增添一丝愤怒。”

接下来是一对“异国友人”的爱恨情仇。1940年，带着犹太妻子逃往美国的不出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结识了心肠很软、其貌不扬、喜欢小把戏、玩笑和讽刺的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几乎认识国际文学界所有大咖的威尔逊曾公开表示，在他一生认识的人当中，只有四位杰出人才在思想、成就以及国际声望上能够与他相比，其中就有纳博科夫。

埃德蒙·威尔逊（左）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右）

作为培育了菲兹杰拉德和海明威的评论家，其貌不扬的威尔逊与颇具绅士风度的纳博科夫几乎就是一对典型的高瘦与矮胖经典组合。在两人频繁的书信往来中，纳博科夫称威尔逊为“小兔子”，威尔逊则称纳博科夫为“瓦洛嘉”。而两人在文学欣赏上的分歧，在还是亲密朋友时就已显现出来：对于威尔逊推崇有加的亨利·詹姆斯、威廉·福克纳以及安德鲁·马尔罗，纳博科夫均评价不高。最终，二者的分歧落在了《洛丽塔》上——纳博科夫的“小兔子”认为，这部纳博科夫最著名的作品是一部“淫秽之作，令人不悦。”

而在纳博科夫于1958年完成了艰辛的翻译工作，将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带入英语读者视野后，威尔逊这样评价纳博科夫的译本：“一个令人失望的东西，就是在炫耀辞藻”。纳博科夫花费几年时间完成的三卷注释和编辑注记，被威尔逊用几行文字就否定了。

一向以绅士气度著称的纳博科夫，忍住了威尔逊对《洛丽塔》的否定，却没有忍住他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差评。纳博科夫在《纽约书评》上如此回击：“威尔逊先生的批评漏洞百出，他的语气非常离奇，是浮夸的自恃与别扭的无知的奇怪结合。”而这次回击却让更多作家越发坚定地支持威尔逊——他们认为绅士如纳博科夫之所以被激怒，恰恰是因为被威尔逊捏住了软肋。这也让两人的友谊加速毁灭。正如安东尼·阿瑟所说：“两人争吵的真正原因绝不仅限于字词和写作动机，而是他们对文学自身的目的，以及他们期望读者从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什么理解不同”——这也是大多数作家反目成仇的直接动因。

1972年，威尔逊去世，纳博科夫认为威尔逊的临终留言言不由衷。但在两年后，纳博科夫重新忆起了那个幽默亲密的“小兔子”——他在给威尔逊遗孀的信中这样写：“这些信件属于我们交往初期最耀眼的一段时光，重读这些信笺，感到痛苦万分，你应该知道我此刻的心情。”

说起死亡，不得不提到吞枪自杀的海明威。当全世界眼里的著名硬汉海明威自杀之后，除了他的死对头福克纳，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事实——因为在将死看作归途的福克纳的认知里，海明威是没有勇气的——他没有勇气面对世间的苦熬。福克纳这样说：“海明威所显示的无畏与男子汉气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伪装。我不喜欢一个走捷径回家的人。”

还能怎么说呢？有时候，最了解你的人，就是最讨厌你的那个人。

“仇恨和友谊一样，有时也需要对象具有相似性。”

到了光鲜的消费主义时代，文学的战场上出现了“美男”式新型撕逼战：杜鲁门·卡波特和戈尔·维达尔。这两位当时的风云人物除了都有好长相、才能以及雄心外，在人际关系上也都是一把好手：卡波特善用魅力和奉承，维达尔则善用智慧以及与肯尼迪家族的亲密关系。

戈尔·维达尔（左）与杜鲁门·卡波（右）

虽然维达尔一直与上流社会关系良好，但在文学界，他的名气委实不如写出了《冷血》的卡波特。维达尔对卡波特的看法是矛盾的。作为朋友，他承认卡波特所具有的魅力。而作为作家，他却否定后者的一切——正如1948年，维达尔在给朋友的信中所写：“杜鲁门无处不在，他是迅捷的，疯狂的，我认为他不在工作，只是依靠他本人的魅力。”与此同时，他认为卡波特的写作是“采用了一种特别低劣的方式，用装饰第五大道撒克斯商店的橱窗的方式创作出一些东西来，然后把它们称作小说。”

众所周知，维达尔的成名免不了与肯尼迪家族的亲密关系，但后来的他却如同混迹名利场的卡波特一样，共同得罪了肯尼迪家族。而本来就有罅隙的两个人，也因为一场“肯尼迪家族”事件彻底成为仇敌——在后半辈子成天泡在酒精和可卡因里的卡波特，晕晕乎乎地告诉《花花公子》的记者：“戈尔·维达尔唯一一次受邀到白宫作客，就喝得烂醉如泥，羞辱了杰基的母亲，被卫兵拖出去扔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后，维达尔向纽约州法院对卡波特提出诉讼，要求对方道歉，并提供100万美元的赔偿。于是在法庭上，二人产生了这样的对峙：

法官：你最后一次见到卡波特的时间？

维达尔：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聚会上。

法官：在这个场合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维达尔：我坐在他身上。

法官：你这是什么意思？

维达尔：我没有戴上眼镜，我坐在我认为是凳子的物件上，结果是卡波特。

法官：你坐在卡波特身上的时候，卡波特是坐在什么地方？

维达尔：坐在一把更小的凳子上。

维达尔曾经在给奥尔德里奇的信中这样写：“也许有一天，会有人撰文指出，美国的作家是世界上最具竞争精神、总是相互敌视的作家。”而他也身体力行地和与他相似的卡波特互黑了一辈子——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的预言。

朱尔·勒纳尔觉得文人真奇怪，“他们彼此敬重，又相互攻击。”儒勒·雅南则解释了文人之所以奇怪的理由：“只对敌人充满仇恨，对朋友充满友情的人实在少之又少。”

或许法国人安娜·博凯尔道出了这些撕逼战的真相：“作家的野心是绝对化的、无条件的。无论他是否才华出众，都渴望得到同行和读者的双重承认，即文坛和社会的双重认可。这两方面相互影响，难以区分。”——不论文豪们如何看透人性、心怀悲悯、超凡脱俗、才华横溢，他们也逃不开那道名为“普遍人性”的咒语：不论成就有多少，只有看到你过得也不好，我才安心。（来源/新周刊，文/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