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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留神,竟然50岁了,这让我有点不适应,没怎么努力,怎么就到了50岁了?
1966年深秋的一天,我在医院里降生了。我爸说我是早晨出生的,我妈说我是下午出生的,我无所谓,把我生出来就好。
1971年,我5岁。白天父母上班,奶奶在家做饭,胡同和大杂院就是我的幼儿园。我用五颜六色的粉笔在无论谁家的水泥地上画画,画的最多的是天安门、海上日出、汽车和交通警察,往往能得到大人们的夸奖。那时候,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可以和奶奶排一上午的队,等着买凭本供应的带鱼;可以和小伙伴去火车站捡一下午的糖纸和香烟盒儿。
1981年,我15岁。奶奶去世6年了,白天父母上班,我上学。家已搬出了大杂院,住进了位于铁道边的楼房,离学校咫尺之遥,只隔着一座墙头,我曾因爬墙头进学校差点被老师请家长,所以,上下学都规规矩矩地绕圈子,顺着铁道线走上一刻钟,一次,我进校门后,发现自己竟然穿着一双拖鞋,又急忙往回返,回家换鞋去了。
印象最深的还有两件事:一是开运动会时,楼里的邻居纷纷打开玻璃窗探出头来,朝一墙之隔的操场上张望,当我伴随着运动员进行曲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分列式时,看到邻居们正在“检阅”,突然不好意思起来,差点就乱了步伐。二是我得了猩红热,打针吃药,在家休息了一个礼拜,百无聊赖之际,我看了父母订阅的《小说月报》,记得里面有一篇小说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不知咋回事儿,我病好后,作文水平竟然直线上升,自命题作文《针》,语文老师给我打了98分。转年上初三,我的另一篇作文《当我种小树时想到的》被收进“中小学生作文选”,开校会时,校长亲自把用红绸子捆着的十本样书送到我的手上,同学们都朝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1991年,我25岁。父亲在小学校里当了几年的副校长,母亲还在小学校里教语文,父亲分了房子,又一次搬家。我参加工作已经两年了,新闻科班出身的我,采访之余,还负责报社的评报工作,挑错字、改病句、对稿件提出批评和表扬。三年后我结婚了,妻子叫霞,报社同事介绍的,是某建筑公司的会计,人很朴实、厚道,跟我算是一路人,但她的性格比较要强,我则随遇而安。她平时爱看古典文学和历史典籍,我则喜欢看轻松一些的东西。
1994年9月,我们的孩子临越出生,七个月时被确诊脑瘫,一天晚上,霞疯了似的跑出屋外,紧紧抱着一棵小树,嚎啕大哭。她从单位辞职,先是去了私企,后来又与好友合伙做服装生意,1998年,从央视看到一个专题片后,她和我母亲一起去辽宁兴城的一家脑瘫康复医院给儿子做治疗,针灸、按摩、中药,治了几个疗程,虽然儿子在肢体和肌张力方面有所进步,但总体上并无改善,儿子仍然智力低下,不会站立,不会行走,也不会说话。临越唯一会说的两个字是“爸爸”,但一次剧烈的抽风过后,“爸爸”两个字也不会说了。还好,邻居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主动“请缨”,用针灸扎舌头的方法治好了儿子的抽风。
2001年,我35岁。两年前入了党,一直在报社做编辑部主任,此前我有两三次机会可以去机关“升迁”,但儿子的状况让我心气全无。报社工作时间比较灵活,我可以有一些兼职,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我的母亲已在一年前病逝。霞在两年后被确诊乳腺癌,她在做了手术康复一段时间后又开始工作。我们买了商品房,父亲一个人住老楼,我则两头跑。2014年5月,霞不幸去世,儿子也不知道,只是那个疼他爱他的妈妈再也见不到他了。其实,2005年,霞就和我离婚了,可能这个家庭让她太感压抑了吧,也可能是真的为我好,霞与我离婚后,去了北京,每两个星期她都回天津看儿子,给儿子买衣服、买吃的,她后来顽疾几度复发,做完化疗、放疗后,最惦念的依然是孩子。她常说对不起我,给我生了这么一个孩子,我能说什么啊,这都是命,我又怎么对得起她呢?不久后我“遇见”了一个叫英的女人。
2011年,我45岁。我的一个在医院工作的表舅心脏病突发去世,我和父亲一起乘出租车去吊唁,把临越一个人放在了家里。出门之前,我给临越喝了水、把了尿,然后让他坐在床上看动画片,右侧摆了一个大枕头,临越的右手可以获得支撑,左侧放了一个塑料碗,里面是一个苹果切成了十几小块,苹果上面放了一些薯片……一小时零四十分钟后,我和父亲匆匆赶回家,我几乎是冲进屋里,临越安然无恙。现在,我陪身患脑梗的父亲一起洗澡,也可以放心地把临越放在家里一个多小时,属狗的临越成了名副其实的“看家狗”。
2012年,是我的人生新起点。英和我相识几年后,在2012年2月16日中午,给我生了一个聪明、健康的儿子——普普。
2016年,我50岁。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不是为自己而活着,而是为父亲、为爱人、为孩子而活,这让我更加珍惜生命,也更加热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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