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预报带来的遐想 [复制链接]

hushaozhong

主楼

发表于 2017-6-30 14:4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在电视上每日可以看到中央台与地方台（省、市、县）的天气预报，越是碰到恶劣天气，天气预报越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你想出门、航海、飞行、露天作业……都要去关心天气预报。人们能够很自然地接受各种好天气、坏天气的信息，不会因连逢坏天气而去怨恨气象台。预报偶尔失准，谁也不会去计较乃至追究气象台的责任。因为气象预报是一门科学，科学的东西就没有十全十美的，由此才会引发新的发明创造。
   自从市场经济被公认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分后，统计调查对象的范围更广泛了，抽样调查方法成了主要的调查方法。经济成分的多样化，使得经济变动的轨迹与计划经济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掌握哪些数据，又如何去获取这些数据，这是一门社会科学。由于是科学，这一过程就永无完美，需要统计工作者不停地去努力，去完善。
   统计主要是调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中运用统计方法是统计的另一个工具性功能的发挥。统计部门与气象台的不同之处，前者调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后者调查研究自然界天气现象；相同之处，都是科学工作，都要将调查研究结果告诉公众（某些统计数据在一定条件下需要保密），服务于社会。统计局与气象台虽然同是从事科学事业，但是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外部环境：
   一、地方政府领导的干预。统计数据事关政府领导政绩，地方统计局领导的官职是地方政府领导决定的，地方统计局的经费大部分又是地方财政给的，地方政府的计划指标能不加以考虑？而怎样去协调统计数据与政绩的关系，就严重破坏了统计的科学性，就使统计成了伪科学。地方政府领导不会去干预气象信息，但是却会充分利用恶劣天气造成的损失做好统计这篇文章，因为那是天做事，不关领导的事。
   二、舆论阵地的管卡。电视台不会因天气恶劣，不去播放这些信息，反而会突出这些信息的播出地位。然而面对统计数据，电视、广播、报刊都爱听“好话”，只要是增、升的信息，一般都会开绿灯。如果是减、降的信息，一般就难以与公众见面。这样使得统计在公众的心目中，只是报喜不报忧的摇旗呐喊的小角色，统计部门对民众而言就显得可有可无。
   三、政治思维的惯性作用。气象调查研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可以放心大胆地深入研讨。对经济的调查研究，就离不开政治因素，传统的思维方式使得分析的结果很容易去“上纲上线”，说得多总会出错，就容易招来政治麻烦，这种潜意识或多或少挫伤了统计工作者对经济现象深入研讨的积极性。
   四、科研单位，行政管理方式抑制了统计队伍的良性发展。目前只有“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从名字上就会让人明白是科研单位，其他统计部门习惯认识难与科研挂钩。事实上基层统计员，在统计科研中只是没有穿白大褂，拿着笔、测具去调查记录成千上万个数据，输向统计总部，是统计科研的实验者，犹如气象台中去查看风向、水位刻度、记录温度等的工作者。按统计归类是“综合技术服务”比较恰当，归“国家机关”实有欠妥之处，因为统计部门没有可以管治的对象（内部系统管理另当别论）。现行的管理体制存在弊端主要有：一是缺少压力与动力。统计部门由于没有管治对象，就没了权力感，这对局长来说心理上有点难受。为官的，谁愿意在这个部门长期呆下去？可以夸张地说，在统计部门最不安心工作的是一局之长，这叫统计事业如何蓬勃发展？做兵的，稍有门路的，都调往其他单位，留下的只是些老实人（当然还包括聪明之士，那是太傲了点，不愿意去求人所致）。虽然目前都有岗位责任制，那只不过是变相好分奖金而已，假设让局长们去夏威夷度假半年，各专业报表仍然会及时报出！目前还是“铁饭碗”制。二是人才流动机制不利于科研单位的发展。由于是公务员管理体制，做领导的一届一换，就会常常是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做兵的，一般是“一脚”定终身，当你第一次踏入工作岗位时，或乡、或县、或省、或国家级的单位就是你的终身单位。在上的即便是平庸之辈，仍然可以指挥“千军万马”，在下的即便是有威廉•配第之才，也得唯唯诺诺服从统一的调查方案。
   方今世界经济占据主导的地位，经济全球化使得领导不懂军事可以，不懂经济就不是称职的领导。管好经济，发展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务！作为统计部门，就是以经济为研究对象，在当今更显得举足轻重。不重视统计，就不知经济为何物，更何谈发展经济！每当出现政府部门秘书早早写好政府工作报告，将需要统计数据反映的空在那里，等统计部门报来满意数据填入就好的场面，真是感慨万千！心中的滋味难以表述。
   统计人员是经济侦察兵，统计部门是政府的“经济间谍”机构、是民众的经济“气象台”。在有国界的前提下，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中，更要有国家至上的意识，这一意识要渗透到统计的方方面面。为了统计，我遐想：
   ●为管理者服务，为大众服务。目前决策者想要的统计数据拿不出或迟迟才拿出，大众对统计的认识还处于朦胧阶段，全新的调查方案未出台，旧的调查思维仍居统治地位，许多没用的调查数据仍然在耗费统计人士的精力。譬如农业统计，先估产后实产，先分季后全年，品种又分得很细。难道决策者非要先掌握估产数据，再掌握实产数据才睡得着？已有分季数据，再报全年的，基层人员累不累？品种分得很细，对决策有必要吗？农民要知道这样的数据吗？很显然许多报表数据，是自家累自家。官方统计除了要建立一套能够描述整个经济运行情况的调查体系（抓住大的）外，也要根据决策者与大众的需要去调查研究，否则就是生产了没人要的统计产品，研究经济者却不顾经济规律，这是最大的愚蠢行为。地方的《统计年鉴》需要推销，从中难道不值得统计部门深思反省？统计着重为宏观管理服务，要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去调查研究，只有先弄清楚为谁统计、统计什么？继后才可谈如何去统计。总有那么一天：《统计年鉴》能够成为畅销工具书！
   ●历史记录与预测并重。经济的高速发展，使统计显得有点跟不上步伐，而要使经济长期良性发展，统计必须要与之相适应发展。预测统计的比重要逐渐提高，这是统计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统计求发展的必由之路。统计预报要像天气预报那样在大众心目中占据同等地位，这该是统计改革的近期努力目标！
   ●体制服从于调查目标。在探讨统计体制改革时，许多文章往往单独论述，各陈利弊，莫衷一是。我们的观点是：良好的体制标准是最有利于对调查目标组织开展调查、有利于对调查结果进行开发利用的体制。因此应该是在调查目标确立后，根据调查目标再去考虑确定建立相适应的调查体制，兼顾统计部门领导要有经济与统计双重专业知识，要有能者向上的激励机制，要有对重大贡献者重大奖励制度。随着调查目标中的内容变化，中央以下的体制可以相适应变动；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经济差别较大，各地统计部门可以根据本地的经济状况，采取相适应的体制。而固定一种不变的体制，面对随经济变动而变动的调查目标和不同的地域经济，就会出现不顺畅的地方。世界上没有笔直的河道，也没有完全相同的河道，体制犹如河道，祝愿中国统计之河有一条通畅的河道！
   ●宽松的调查科研环境。统计是一门科学，统计部门是科研单位，但不生产一般的产品，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产品。这种产品是经济运行轨迹的数据模型，是经济的润滑油，是经济的警示器，是经济的激发剂。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同理中国的统计研究的对象是中国经济，也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面对发展变化的经济，统计也在相适应地变化发展，也就是说生产这种特殊产品没有固定的生产线、固定的模具，需要统计人员时时去努力探索。因此地方领导要重视统计工作但不干预统计数据，舆论界要客观对待统计数据，共同给统计调查科研一个宽松的环境。
   ●优越的调查条件。1996年修改后的《统计法》已经确定应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历经5年，统计内部仍然是全面调查占据主导地位，几支调查队在1996年前就已是抽样调查另当别论，这是统计系统内部有法不依的典型事例。法要公正严肃，又要具有可执行性，希望将来的《统计法》是个硬法，能在全国民众心目中树立起庄严的形象，调查者与被调查者都有强烈的法制观念，单位与公民都乐意向统计部门提供调查资料。那时候，民富国强，统计调查科研经费要多少就给多少；基层单位全部加入互联网，纸张报表宣告退出历史舞台；统计人员身穿制服，胸佩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调查证，手提笔记本电脑，对公民进行随机现场调查，当场录入调查数据；统计人员都具有经济与统计双重专业知识，娴熟的电脑操作技术；统计人员的福利待遇大大改善，人们将以加入统计队伍为荣，对身穿统计制服的人投以羡慕的眼光。
   ●超级程序。现在各专业有各专业的汇总程序，互不联系，外界人士也无法从中获益。在不久的将来，各专业并入一个超级程序，基层单位与基层调查员在自家的电脑中录入各种调查数据，各级统计部门直接可以快速获取各级所需要的各专业和综合的统计数据，并且各级统计部门的大型计算机编有各种预测公式，能够随时对各方面进行预测，制作出各种各样的精美统计图表。需要保密的资料，各层次掌管各层次的密码才能打开。个人与基层单位都可以随时在互联网上查看可以公开的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各种统计资料与预测信息。
   ●多样化的分析文章，优质服务于社会。统计信息通过网络、电视定期向大众公布外，还要配合一定的文字分析、图画，做到图文并茂。在统计界除了专题调查外，最常见的统计分析形式有两种：一是数字文字化叙述，二是与上年同期对比法。分析或论文最通用的格局是：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对策建议。形式单一，公文语言，显得干燥无味，对大众缺乏吸引力。许多统计分析文章只能在统计内部相互传阅，孤芳自赏。对经济发展的分析，统计工作者不能像某些股评专家那样吹“黑哨”去误导投资者，也不能仅仅只是做歌功颂德之辈，我们要注重探索发展之道与揭露发展过程中的隐患。今后我们将用通俗、简洁、生动、形象的语言，多样化的表述形式，向大众描绘经济生动的舞姿，充分展示她的曲线美……

2001.12.10（该文《浙江统计》登载，并获当年全国统计论文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