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傻子的对白（中篇片段） [复制链接]

青丝.红颜

主楼

发表于 2010-12-25 19:5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两个傻子的对白



　橘子：
　　
　　带着一身的痛，走在秋风萧飒的马路上，时不时有落叶在眼前飞过，宽宽的人行道，只有我一个人的身影，身边川流不息的车流，是那样的遥远而宁静。
　　
　　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才知道已经在马路上晃荡两个多小时，心中的痛已经让我忘却了身体上的疲劳，很奇怪的想起生癌的人，在没得知自己病情时，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一旦知道后，整个人的绝望和虚脱。
　　
　　现在的我就是这个样子，酸痛的双腿加上脚上被鞋磨破的痛，已是一步一伤。
　　
　　该找个地方住下来了，我很累，又很饿。
　　
　　站在宾馆的前台，发现身份证没有带，不由痛恨起这个循规蹈矩的臭规定。
　　
　　无奈地再次踏上无人的街道，夜风冷的刺骨。才发现偌大的城市竟然没一个归处，原来，离开那个家，我注定就要流浪街头。
　　
　　手机上的通讯录翻到第九个，看到麦收的名字。
　　
　　“怎么了？死丫头又出什么事情了？在那呢”
　　
　　几乎每次接到我电话，最后总是雷打不动的冒出这三句话，我想我此身不会安稳了，有这么个人咒着我，会好么？
　　
　　四十分钟后，麦收裹着那件穿了几年的咖啡色棉袄站在我跟前。
　　
　　眼眶潮湿的一塌糊涂，可我楞是没让它流下。徐家汇的风不够干燥，不能瞬间风干我的泪。
　　
　　“他又发酒疯了，奶奶的，得福不知。咱不跟他计较，别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
　　
　　每次我受到伤害时，他总是这几句。要不是心情很差，一定替他念完这段台词。
　　
　　“去我那吧。“
　　
　　“恩”。忘记第几次这样回答了，从来没发觉有什么不妥。甚至几年以后，我都不敢相信，我会那么自然且心安理得地跟着丈夫以外的男人回家。
　　
　　其实，我认识他租住的地方，毕竟，对这里的熟悉程度不比他差，因为他经常东南西北的接活挣钱，好象玩和他永远搭不上边，最多下雨天的时候会窝在家里，然后写上点文字玩玩，而我永远是他文章里的主角。
　　
　　一直不知道为什么，麦收那个简陋的住处总是让我觉得很亲切，亲切得就像故乡的老屋。
　　
　　麦收拿出两包袋装康师傅方便面，又从冰箱拿出两枚鸡蛋，有点苦涩的对我笑笑。我明白，他家里除了这些，再没别的。
　　
　　风卷残云般吃完，顿时心里暖哄哄的，抬起手用力的抹了一下嘴，满足地打了个饱嗝，带点夸张的说：“这是天下最好的美味了！”
　　
　　麦收用一双怜惜的眼睛看着我，在眼泪没掉下来前我低下头嘟噜了一句：“我想睡了。”
　　
　　很多时候我躺在麦收的床上想：要是这时候他妻子或者我丈夫一头撞进来会是什么样子？
　　
　　没人相信孤男寡女在一个房间什么也不会发生，可我在这里留宿很多次，我们之间连手也没碰过。
　　
　　也许有碰过，就是他递给我茶杯的时候。
　　
　　麦收过来帮我掩好被角，关了灯，去厅里的沙发上睡了。
　　
　　他应该习惯我在受伤时离家出走的样子了，因为只有第一次我能从他眼里看到心疼，后来他总是用淡淡的口气说：“两口子哪有不吵架的，别多想，好好睡一觉。”
　　
　　真的很悲哀，我连受伤的模式也一层不变，真想让他也有些新鲜感。像看一场场不同的电影。
　　
　　或许，他和我都早麻木了。
　　
　　第二天，眼睛睁开的时候，他已不在，桌子上放着我最爱吃的稀饭和萝卜干，稀饭稀的要能当镜子照。
　　
　　很早他就知道，我可以没有鱼和肉，但一定要有稀得像镜子的稀饭。他常说我命里注定富贵不了。
　　
　　我深信，他没有说错。
　　
　　麦收：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么？我怎么就想起小时候唱的一首歌了！”

   电话里，橘子的声音平心静气，丝毫也听不出有什么异样。这时我正将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掏出来，打发走一个债主。郁闷烦躁着随口回了一句：“这问题怎么来问我，暗无天日的日子过这么久，你难道不知道？！”猛然我心里一动，改口问：“哪首歌？《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我想应该是第二首。”

   “成妈妈了？”我心里长叹一声。

   “恩，不过还好，外面没下雪，我也没跌倒。”

   “怎么了？死丫头又......”我赶忙挂了，转身出门。不自觉的抬头看看天空，没有看见月亮，也没有看见白莲花般的云朵。

   后来想起那天晚上，那个日子，那种天气。月亮和云朵应该有的，只是躲在林立的高楼后面，我没有发现。

   我当时没有来得及深究的原因，是马上明白了那个老歌里的一句歌词：又冷又饿。

   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越来越不敢正视她。虽然她那天倚靠在路灯的立柱边，双手抱胸，呆呆的凝望深远的天空，和往日没什么区别。直到有一天，我想用文字将那副场景重现时，才蓦然惊觉她那种动人心魄的婉约和凄美。

   “他又发酒疯了！......”

   我戛然而止，陡然发现后面的话我已说了多次。如同祥林嫂那段永恒不变的台词，她一定比我更烂熟于心。

   和往常一样，她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然后一起乘地铁，换公交，去我的住处。一路上，我们不再说话。

   一路上，我反复想起这样一句：世界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一个女人需要一个男人保护的时候，那个男人总是无能为力。我始终想不起来这句话是谁说的，后来终于有一天，我恍然大悟，说这话的居然是我自己。

   看着她狼吞虎咽的吃完我泡的方便面，然后含糊的咕哝一句什么，就瘫倒在我的床上，很快进入梦乡。我竟然可以无动于衷的淡然面对，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冷血。

   看多了，经受多了，人就会变得迟钝，甚至麻木起来。所以，在她安静地睡去后，我也躺倒在厅里的沙发上，开始想明天怎样安排工地上的材料和人员分配，以及必须完成的任务，才能赶得上进度，直到我累得不再想为止。

   手机里闹钟刚开始尖叫，我就翻然坐起，这一夜没留下一丝梦的痕迹，有点失落，好在这念头也是一晃而过，毕竟，我已经记不起上一次做梦的时间了。

   对着镜子里的点点白发，我开始嘲笑自己，嘲笑自己到了无梦的年龄还有做梦的幻想。

   我猜，一墙之隔的房间里，她一定睡得正香,也一定和我一样，不再有梦。

   赶到工地，见几个工人并没有我想的那样正常开工，站在一边窃窃私语，正要催促，却看到以前给我做的一个姓俞的工人，坐在角落里一张凳子上，悠然自得的抽着香烟，很快明白了一切。

   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能习惯被人追债的，我也不例外。看来，今天又不是一个寻常的一天。

　　
　　橘子：
　　
　　四岁那年，做了厂部主任的父亲带头把妈妈下放到农村，住在奶奶家，奶奶家的墙和麦收家的墙只隔一米宽。
　　
　　从此，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孩子。
　　
　　第一次见到麦收的样子已经在我脑海里被永恒了，身上穿着一件洗的发白的蓝布棉袄，袖子口漏出已经发黑的棉花，撅着满是补丁的屁股正在和几个玩伴斗玻璃球，妈妈叫他的时候，我在他的鼻子下面看到两道黑黑的线，一直拖到嘴唇边。
　　
　　而我就像草丛里开出的一朵花，灿烂璀璨地盛开在开阔的乡野。
　　
　　当我从口袋里掏出折叠得四四放放的小手绢，然后翘着小拇指优雅地在鼻子或嘴唇上轻轻擦一下，马上身边会有很多双小眼睛看着我，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骄傲。
　　
　　我想，我吸引麦收的不仅仅是这些，更多的是我那多病的小身子，没有妹妹的麦收在我一次高烧打针后，爬在我床边说：你就没我勇敢，我打针从来不哭。
　　
　　事实上我到现在也没见过麦收生过病。或许他生病的时候，我不知道。
　　
　　可能是我老生病吧，他不允许村里任何一个孩子欺负我，若谁让我受了委屈，他会发疯似地把人家按倒在沙地上，然后吸一下鼻涕说：再敢欺负我妹妹，要你好看。
　　
　　不记得多少次了，我第一个吃到麦收偷来的果子或蚕豆之类的，他总是一边咽着口水一边说：好吃全吃了，我刚才已经吃过了。
　　
　　在麦收的保护下，我快乐地成长到上学的年龄。
　　
　　半学期下来，班级里人全都知道，我身后有一个叫麦收的哥哥。
　　
　　有次因为同桌的小男生欺负我，麦收和他干了一架，等我跑过去时，麦收一边擦着鼻血一边狠狠地踢了那小子一脚说；再敢欺负橘子一下，看我不把你丢坟堆里伴鬼去。
　　
　　看着他胖呼呼的脸蛋上横着已经被风吹干的血迹，突然间知道哥哥的含义，傻傻的问：你又不是我亲哥哥，干吗要对我这么好？
　　
　　“我妈说了，男孩子应该保护女孩子不受人欺负，才是好孩子。”
　　
　　五年级时，国家政策下来了，我必须跟随妈妈一起返城。
　　
　　离开前我到处寻找麦收的影子，手里拿着厚厚的一搭小人书，带我们回城的卡车司机叔叔不停地按动喇叭，刺耳的声音惊动了村里的狗，还有人。
　　
　　扒在车窗上，我哭得像个泪人一般，妈妈抱着我说：暑假了，你可以回来和麦收哥哥一起玩的。
　　
　　车子路过学校的时候，我看到麦手流着泪的脸从学校的大门后探出来看我。我伸出手在风中不断的对着他摇晃，回头再看，飞扬的尘土中，麦收变得那么小。
　　
　　再回到那片土地时，我已是邻家有女初长成了，在村里大妈大婶的夸奖声中，我看到的麦收，那个永远低着头的麦收，他再不愿和我多说一句话了，有时候远远地看着我，等我转身看他时，他会用最快的速度离开我的视线。
　　
　　童年的我们已经一去不返了，留在我心里的是那个如哥哥一样的麦收。
　　
　　再后来，妈妈告诉我麦收没有考上大学，只差了三分，家里穷，再供不起他复读一年了。
　　
　　再后来的后来，听妈妈说，他去上海打工了。
　　
　　当我因为年轻的心经不起一丝伤害要离开那个小城时，首先想到的是上海。因为上海有个叫麦收的人在，我不会害怕。
　　
　　等我和麦收联系上后，麦收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包工头了，也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
　　
　　麦收穿着笔挺的西装站在我的饭店里时，我已经有点认不出来了，胖嘟嘟的小脸变得那么清瘦，脸上已经留下岁月的痕迹，唯一让我熟悉的是他对着我那腼腆的一笑。
　　
　　而我也不再是那个羞涩的小丫头，只是外表柔弱依旧。
　　
　　那一晚，麦收和我全喝醉了，我一点不记得和麦收聊些什么，而麦收也说不记得，只是饭店的同事在第二天问我：老板娘，昨天那人是谁呀？你在他面前哭的一塌糊涂。
　　
　　我想，这个城市能让我在他面前放肆落泪的，除了麦收不会有第二个。
　　
　　
　　
　　麦收：

   记忆是件奇怪的东西，就算尘封了十几年，被重新翻起，还是那么鲜活亮丽。尤其是那些儿时干净得透明的散碎片段，总是像清晨叶片上的露珠，晶莹剔透。

   接到橘子电话的那天，我正坐在医院病房的躺椅上，茫然的看着床上熟睡的妻子，还有床头上方盐水瓶里无声滴落的液体。

   “我是橘子啊。还记得么？”橘子的声音兴奋得像小时候她采到一支最大最鲜艳的野菊花。

   短暂的空白之后，我眼前浮现出许多无数人都熟悉的影视画面：在一片野花遍地的岸坡，花丛里，有一个双手舞动着野花，甩动着两条麻花辫，嬉笑着追赶蝴蝶的女孩。远处，有一个灰头土面拖着鼻涕的男孩，茫然的将他编织得极其难看的花环藏在身后，傻傻的看。

   在一所乡村小学的操场上，女孩游戏累了，从口袋里掏出一方折叠得很整齐的手帕，擦拭小脸上溢出的汗珠，有个淘气鬼一把抢过，笑着在头上身上乱抹，女孩急的哭了，那个拖鼻涕的男孩赶紧跑来，猛然将他推倒，奋力抢过手帕，递给女孩。女孩看看满是污渍手帕，流着泪摇摇头说：不要了，送给你。男孩欣喜地问：真的？女孩含泪点头。男孩就用油黑的衣袖擦下脸，很小心的将手帕收起。

   在尘土飞扬的学校门口，男孩躲在砖墙后面，看载着女孩的汽车飞速驶过，车窗外，女孩的抓着小儿书的手拼命挥动着，渐行渐远。男孩呆呆地倚在墙边，望着灰蒙蒙的天边，直到夜色降临。

   这些画面里的男孩就是我，女孩，是一个叫橘子的姑娘。叫她姑娘，那是再一次见到橘子之后，我总是躲在树后墙外偷偷的看，再不敢见她。有一天夜里，我惊叫着她的名字醒来，母亲叹息说：孩子，那不是属于你的，醒醒吧。

   我明白，我身边那朵美丽炫目的小花，早在几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已经彻底消失在学校前面那条公路的尽头。

   两天后，妻子身体稍有好转，医生说，这病非常罕见，估计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概率，建议我们去更大的医院请专家彻底检查下，然后再决定治疗方案。

   那晚，我独自去橘子的饭店。

   那晚，我醉的不省人事。

   那晚，我重又见到久违的操场，岸坡，嗅到沁人心脾的野雏菊的花香。醒来后，发现自己睡在一张很舒适的床上，恍惚中，我仿佛成了梦游太虚的贾宝玉，原来，秦可卿的那张举世罕见的床，离我并不遥远。但却不属于我，永远不会。

   到工地时，已近十点，几十多个工人正干得热火朝天。我身上的异味很快成了他们取笑的把柄，在脚手架上逗了一圈后，我回到下面临时办公室里。隔夜的酒力未曾消退，闭上眼睛躺在沙发里，没来由的回忆起这些年的经历来。

   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将第二天要去内蒙的消息告诉父母时，母亲的眼神是哀怨又无奈的，父亲看看我，独自走进房里，我跟进去，看着他坐在床前的小凳子上抽烟，我发现，父亲已经老了，木刻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他叹息一声说，是老子没用，如果能供你补习，你一定会考上大学的。我说，爸，你已经尽力了。父亲就不再说什么，使劲抽他的“甘”字水烟，烟枪里的水呼噜噜的响。后来很多年里，我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那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回荡。

那一年，我十八岁。

我跟在一群泥瓦匠木匠水电工等组成的小工程队离开了家乡，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个贫瘠乡村，从此做起了这个浸透汗水和血泪的行业。

那次，也是我有生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出行。我先从苏北老家坐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到省城南京，然后坐火车到齐齐哈尔，最后从齐齐哈尔到目的地海乐尔。中间因买不到车票宿在候车室两晚，整整七天七夜，我和所有人一样累得筋疲力尽。可能是我第一次坐那么久的火车，以致进入工地好多天后，我仍然感到脚下坚实的马路还似车厢一样颠动不息。

   因为没有任何手艺，在工程队只能做小工，每天累得睡下去就不愿翻身，更不想起来。工程队上的作息时间基本都是“吃三睡五做十六”（三小时吃饭，五小时睡觉，做十六小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我身材矮小，体格瘦弱，即便工友们不时照顾，也常因体力严重透支累得头晕目眩。加上北方气候恶劣，很难适应，做了一个多月，就病了一场。好在只是寻常的感冒，休息三天就照常出工了。可能是年轻吧，我居然坚持到三个月后工程结顶。

   那是一幢国营企业的住宅楼，土建结束后，还要帮各家各户简易装修。幸运的是，队里唯一的施工员被调去别的工地，其他的工人却没有一个看懂施工图的，在里面唯一念过高中的我就成了“人才”，我也就在做小工的同时常客串做施工员，由此节省了不少体力。年底回家，队里领导破格将我的工资按大工结算，父母为此高兴了好几天。

   第二年，我随工程队去了徐州，因为工程大，人才济济，我只得继续做小工。可叹我的体质实在不敢恭维，没出两个月又病了，最后居然感染上黄疸肝炎，只好回家养病。

   或许我生来就不是个安分的人，一年后，我和一个朋友就离开了家乡，转去了上海一家刚成立不久的小公司，原因不仅是工资稍微高点，还是因为我在手艺行当是“没吃过三年萝卜干饭”的，没能力和“科班”出生的老师傅相比。不如人意的是，上海那家小公司生意不太理想，半年后，我们就失业了。我和那个同事并没有回老家，而是在城市的各个地方揽工，其间，摆过地摊卖过蔬菜水果，还做过装卸工。一般白天找事情做，晚上就窝在桥洞里，有一天没一天的挨过一个季度，到秋季，终于寻到一个小建筑工地，并且承包了一幢大仓库的模板制作。两人日夜奋战两个多月，最后结算，居然可以挣到近五十元每天，开心异常。

   也是那次尝到甜头吧，我们开始四处找建筑安装公司，从他们手里包点小活来做。虽然不稳定，可比在土建做轻松多了，也自由多了，收入也高了不少。后来我和那个朋友合租了一间民房，虽仅十几个平方，但在这个城市的边缘，总算有了个临时安身之处。不巧的是，那个一起闯荡的朋友，因为妻儿老小生活等因素，在第二年回家后，就没再出来。

   以后几年里，我就一直做着“小包工头”，混迹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虽然纠纷也有不少，总体来说还算顺利。到二十六岁，我在老家盖上了一幢新房子，经人介绍，和邻村一个叫小桃的女孩结了婚。年底，还没落下外债。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好日子已经触手可及了。

   可结婚的第二年，小桃的身体就出了状况，我边找活做边带着她四处求医，却总是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确诊。所以，小桃的病也就时好时坏，就像夏天的雨，常常将人猝不及防的淋透，然后又莫名其妙的转晴。

婚后第四年，我们收养了一个女孩，是一个农村打工者超生的。

我努力想在这十几年里，寻找些许有关橘子的点滴。最终除了失望，还是失望。生活的重压，似乎已经剥夺了我的思想，甚至丧失了去想念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

不知道橘子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呢？也许，昨晚她和我说过她的事，可现在，我已记不起半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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