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轻言 于 2025-4-21 17:02 编辑
1929年的巴黎,花神咖啡馆弥漫着咖啡浓郁的苦涩香气,萨特与波伏娃相对而坐,桌上摊开的不仅是哲学手稿,还有一份挑战传统爱情观的契约。 他们彼此承诺,不结婚不占有不隐瞒,以绝对自由为名,将爱情视为一场充满未知与探索的思想实验。 这份契约蕴含着三重自由:肉体关系的开放化,情感经历的透明化,思想交流的绝对忠诚。 萨特说:人是自由的,但自由意味着选择,而选择需要承担一切后果。 波伏娃低头沉思,笔尖在纸上颤抖,这份契约不仅是爱情的宣言,更是对传统伦理的挑衅。 萨特认为,爱情若被制度束缚,便成了自欺的产物。 波伏娃从女性视角回应,婚姻将女性物化为第二性,而契约能让她实现女性的主体性。 于是他们承诺,彼此忠诚于精神,将肉体的流动权交还给自由。 但哲学的理想主义终究要面对人性的混沌考验。
1933年,萨特在柏林研读海德格尔时,与女学生奥尔加的恋情如野火燎原。 波伏娃却在日记里写到,他的信里夹杂着对新欢的赞美,我在字缝间读到了自己的空洞。 萨特从没隐瞒任何一段关系,但透明化的契约却成为痛苦的放大器。 在第二性中,波伏娃批判男性对女性的凝视,但她自己却无法摆脱对萨特情感独占的渴望。 萨特宣称偶然爱情给他源源不断的灵感,却在奥尔加的拒绝中,尝到被抛弃的恐惧。 后来据波伏娃回忆录记载:我们反抗了婚姻制度,却创造了一种新的奴役,用自由之名,合理化不平等的痛苦。 萨特晚年也承认,每次看见波伏娃桌上的情人照片,我的胃部都会痉挛。 自由成了最精致的镣铐,禁锢着两个人的心灵。
1980年,萨特临终前握着波伏娃的手,气若游丝地说:我们从未真正自由,但至少,我们从未停止追问。 这场持续了51年的契约式爱情,无疑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复杂的思想遗产。它撕开了传统爱情的虚伪面纱,却暴露了自由主义的局限,它解放了身体的欲望,却未能消解性别压迫的结构性枷锁。 人注定是自由的,但也注定要为自由付出代价。 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份世纪契约,其价值或许在于,它揭示了自由和责任的永恒张力。提醒我们,任何情感制度设计,都需回应存在主义的三个追问,自由是否成为逃避承诺的修辞,透明是否演化为情感监控的手段,契约是否再造了新的权利牢笼。 花神咖啡馆至今保留着萨特常坐的37号桌,桌角铭牌刻着存在与虚无的箴言:人是被判了自由这种徒刑的。 或许对我们来说,这份契约真正的启示并不在于对其形式的简单模仿,而在于深入理解所有试图对抗异化的努力,本身就可能存为新的异化之源。 这种存在的荒诞本质,正是萨特和波伏娃留给现代人最深刻的哲学思考。 以上摘自书杰,来自于书籍《告别的仪式》。
萨特和波伏娃是哲学家,也是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在于他们诚实,不以自己的私利为目的。t他们诚实地提出质疑:自由是否成为逃避承诺的修辞,透明是否演化为情感监控的手段,契约是否再造了新的权利牢笼 第二在于他们探索人类的自由之路。他们用一生的爱情作为思想试验,也对人类情感制度的设计进行反思,对契约和自由的反思。 婚姻是一种人类设计出的制度,它不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它是从历史演化而来,是从伦理人性和情感模式综合考虑设计出来的,或许是现在最有可能最合理的存在。 但是现有的婚姻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以及未来的情感制度设计,萨特和波伏娃用他们走过的路,提出了思考。 让后来的人们在人类通往自由之路的前行探索中,避开了很多不必要的低质量的重复的坑或者陷阱。 所有试图对抗异化的努力,本身就可能存为新的异化之源。---这句话也想到了门罗的逃离,现实习俗伦理包括惯性,其实有强大的力量。它们不一定不是现阶段最合理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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