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发小”
继红去世了,终年56岁。
继红是我的“发小”,是我二表姑的大儿子。
继红比我小两岁。我五岁时,他三岁;我十三岁时,他十一岁。我五岁到十三岁这八年,继红是我的“跟屁虫”,也是最好的玩伴。
我现在还记得继红小时候的模样,他属猴,长得也像一个小瘦猴,灵活、好动,他的一只眼皮上有个明显的疤痕,大概是淘气时磕碰的。
继红从小在姥姥家长大,他的姥姥就是我的二舅奶奶。继红喊姥姥时发音不够标准,怎么听都像是喊“咬咬”。
在至少八年的时间里,我和继红玩过所有60后的孩子玩过的游戏。继红最擅长弹玻璃球,他左手的五个手指稳稳地抠在地上,他的左胳膊做右手的支撑,他的右手食指和大拇指之间攥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彩色玻璃球,他闭左眼睁右眼,瞄准片刻,右手的大拇指突然发力,玻璃球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抛物线,准确无误地砸中地上远处的另一个玻璃球。
我弹球比不上继红,但摒烟盒却很拿手。我和继红一起去天津站,捡回各式各样的烟盒,那是旅客抽完烟随手扔在地上的,大港、绿叶、战斗、墨菊、香山、恒大、大前门、大重九、大生产……我们把废弃的烟卷盒拆开、铺平,然后叠成四指长、两指宽的长方形。我最擅长的技法叫“立刀”,我的右手码了二十几张叠成长方形的烟盒,起初是手心朝上,然后发力让烟盒集体腾空,趁这个机会改为手背朝上,接住下落的烟盒,我再次发力让烟盒集体腾空,在空中从后往前抓住下落的烟盒,唯独把最前面的一张烟盒用我的手指尖“切”出去,每当我圆满完成这个技术动作时,身边第一个为我叫好的就是继红。
除了摒烟盒,我和继红还一起捉蜻蜓、粘知了,放风筝、刻剪纸,一起在大木盆里玩自制螺旋桨的小木船,一起偷行进中的马车上运载的豆饼,还用细线拴住一个旧钱包在胡同里搞恶作剧,当有人低头捡钱包时,我们就把细线往回拉……
我和继红闹过一次别扭。我家有个柜子,上面有两个抽屉、下面有两个柜门。抽屉里放杂物,柜门里放碗碟,柜子上并排摆放着两个一米来高的大镜子,一面镜子上写着“农业学大寨”,一面镜子上写着“工业学大庆”。那天下午,我、继红,还有几个孩子,围着柜子玩耍。有人开抽屉,有人开柜门,还有人用身体压在了柜门上,突然,柜子倾斜了,两个大镜子瞬间掉在了地上,把我们都吓哭了。事后,我和继红互相埋怨对方是造成这次事故的罪魁祸首,因为这事儿,我俩很长时间没说话。
我和继红结伴走过一次远路。我奶奶去世当天,我和继红接受了大人交给的任务,一起去给我的姑姑和继红的妈妈报丧。
我和继红先去我姑姑工作的幼儿园,幼儿园在河北区一所意大利式的小洋楼里,我们沿着带转角的木制楼梯上了二楼,二楼有好多蓝色的小木床,当时孩子们在睡午觉,我和继红都没上过幼儿园,所以一进去就东张西望,对一切都很好奇。我的姑姑发现了我们,当听说我奶奶去世的消息后,她眼里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我的姑姑跟幼儿园的领导请了假,带我们一起下楼,然后我们分头行动,她去见我奶奶最后一面,我俩去通知继红的妈妈。
我和继红走大道、穿小路,边走边打听,终于找到了继红妈妈位于红桥区的印染厂。车间里很嘈杂,印染好的布匹正悬挂在空中烘干,当我把奶奶去世的消息告诉继红妈妈时,继红妈妈的眼圈马上红了,但她还不忘把我介绍给她的工友们……
快上初中时,我家从老院搬走了。几年后,我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继红技校毕业分配到自行车厂上班。我二舅爷去世时,我在葬礼上看到继红,那时我刚结婚一年多,而继红不仅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儿子。
好多年后,在一个亲戚的婚礼上,我又见到了继红,听说他下岗后跟老婆一起开花店了,再后来,夫妻俩开了一家早点铺,每天很早就起来和馅儿包云吞,听说生意很火,成了网红店。
其实,继红身体的底子很好,上技校时,是学校里的中长跑运动员,只是到了四五十岁时有点驼背,另外,血压有点高。
继红的去世很突然,我知道消息时,他已化作青烟驾鹤西去,我想,属猴的他西去途中一定很顺利,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自在逍遥。
继红走了,我很怀念他,也怀念我们曾经形影不离的童年。
活见鬼
我刚上初中时,我爸学校分了房子,住进了教系楼。
教系楼,顾名思义,是教育系统盖的楼。
在这个楼里,我结识了新的玩伴儿,要好的有张立、罗力和阿登。
张立的爸爸是印尼归国华侨,爱穿花衬衫,长着蒜锤儿一样的小脑袋和金鱼一样的大眼睛。他常年哮喘,喉咙里像拉了风箱。
罗力的爸爸是中学校长,身材高大魁梧,戴一宽边眼镜,常提着篮子去买菜。他爱听邓丽君的歌曲,翻录了十几盘邓丽君的盒带,听了那么多温柔缠绵的歌,可是他的脾气却依然暴躁,经常大声训斥罗力,外加拳打脚踢。罗力在家里就像小老鼠一样,胆小,怯懦。
阿登的爸爸是中学的数学老师,个儿不高,脸很瘦,胳膊上的肌肉却很发达。他爱打篮球,有一次,我在学校的篮球场上,看几所中学教师之间的篮球比赛,其中就有阿登的爸爸,穿深蓝色运动裤、深蓝色跨栏背心。我记忆犹新的是,篮球在空中出界,眼看快要落地了,阿登的爸爸一个鲤鱼打挺,又一个海底捞月,硬是把篮球救回队友的手中。
大约过了五六年,我们几个玩伴陆续搬家了。张立和阿登住得比较分散,罗力住得离我家不远。
1985年,我上大学,每周六的下午骑一破自行车回家。一天,我刚进家门,罗力来了。他说,听说张立的爸爸死了,咱去他家里悼念一下吧。我说,好,把阿登也叫上。罗力说,阿登联系不上,咱俩吃完晚饭一起去吧。
夜幕降临了,我和罗力骑着自行车奔了张立的家。
快到张立家了,我说,咱俩别给他爸买花圈了,不实用,随点份子钱吧。罗力说好,我俩锁了车子就上楼了。
楼道里黑漆漆的,静得吓人,我和罗力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迈着无比沉重的步伐,低着头,一言不发地上到了三楼。
“咚咚咚。”罗力敲门。
门很快就开了,屋里的灯管泛着白光,我定睛一看,开门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张立的爸爸。依旧蒜锤儿一样的小脑袋、金鱼一样的大眼睛,依旧哮喘,喉咙里像拉了风箱。只是,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伯父,您挺好的啊!”我一边失魂落魄地问候着,一边狠狠瞪了罗力一眼,心说,你提供的这是什么情报呀?幸亏没买花圈,活见鬼了!
“伯父,张立没在家呀?”罗力进屋后东张西望。
“哦,张立去阿登家了,阿登的父亲昨晚去世了。”张立的爸爸缓缓地走进屋里,坐在了床上。
半小时后,我和罗力骑车赶到了阿登家,见到了哭肿眼睛的阿登,也见到了在他家帮忙的张立。我、张立、罗力除了随了份子钱,还一起为阿登的爸爸送了一个花圈,花圈的黑色缎带上写着洁白的字:伯父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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