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慕容春光 于 2025-9-6 14:44 编辑
应该向美国文学组织表示祝贺，我感到由衷的欣喜，因为约翰·格里森姆的《超级说客》创造了一种表述形式，那就是作品的每一个段落，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大概因为格里森姆很喜欢文学作品的开头，那样一种隽永洒脱，所以他创造了这样的形式。
《超级说客》作为美国畅销书，也未避免内容被形式抽空的问题，但是格里森姆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那是一种非常大的努力和过高的要求，他作为擅长内容创作的作家，曾经艰难地追诘文学的形式到底是具体的，还是无意义的，有确定性，还是没有确定性，最后他得出的结果，就是文学的形式产生技巧，但是应该是具体的技巧，也就是技巧要形成名词，可以作为名词定义。“每一段都是新的开始”，这就是技巧的名词。《荷马史诗》的“中途说起”，要成为具体的名词。不仅是新的开始，实际上《超级说客》的每一个段落，都是具体的，可以成为名词的技巧。“先描述物品，很久以后再描述颜色”，可以简称为“后写颜色”，“连续描写时间，使读者真实地感受到一段时间过去”，可以简称为“真实时间”，这是非常困难而又具体的创作方法，通常只有内容文学作家才会如此具体而专一，属于写的困难，读的美好。这是“小说先具有索引的形式，然后具有工具书的属性”，于是格里姆森似乎不知不觉地借由法律文件，写到一串名词：“绿色封皮，工作手册”，这可以看作是“在作品中提出性质定义，封面装帧设计”。如此，文学的形式，技巧，就具有了确定性，可以成为创作的理论，可以更好的把握创作。“文学技巧词典”，也就成为实用的工具书，文学由此成为确定的工作。
格里姆森在创作法律小说的同时，似乎无意大肆推动律师行业的发展，或者说，他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律师企图在犯罪率高的地区赚钱”，这在形式上是没有道义的。我认为，尽管美国非常自由，但是律师不应该抱有这样的心态，要扩大律师行业，不应该在犯罪发生以后的地区赚钱，而应该在犯罪以前，想方设法阻止犯罪的发生。
基于此，我提出一个告示：从犯罪以后，到逮捕以前，是最后的一段挽回的时间。
实际上，一个人犯罪时，罪名并不成立，只有在逮捕以后，罪名才成立。也就是说，虽然犯罪，但是只要及时挽回，例如“最后的10天”，及时挽回，那么也就可以避免逮捕，拘留，判刑的非常苦楚的下场。
所以律师的职能的扩展，重点就不应该是“辩护犯罪”，而应该是“避免犯罪和挽回犯罪”。广大公民应该广泛联系律师，多做法律咨询，监督自己不犯罪，而律师尤其应该在公民犯罪以后，及时给以制止和挽回，这样犯罪率就会大大降低，而律师的经济收入，也就可以大幅度的提高，并且是健康的，有意义的。
对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适合“避免犯罪和挽回犯罪”的行业，就应该是律师、私人侦探、咨询公司、风险评估公司、四大机构扩大规模，从政府到企业，事业单位，都聘请很多这样的人员，那么一个国家就会快速实现更大的法制和安全。所以例如柯南·道尔创作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松本清张，再到现在的东野圭吾的侦探推理小说，就应该力图在犯罪以前，做出更大的工作。
格里森姆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特别是从内容到形式的过渡，转换上，卓越地提出了“技巧名词”的定义，这是非常好的。但是他的内容毕竟也还是空荡的，这正如他的另一部作品《毒气室》的名字，虽然具有强烈的整体性，但是内容并不如此。广大作家应该做到阿加莎·克里斯蒂那样，作品围绕名字创作，形成名字的意象。文学的内容的空虚，其实也像毒气室，如果将房间里的物品搬走，那么就会产生大量的灰尘，和有毒的气体。
在并不是非常自由的国家，提高法律惩罚的力度，不等于直接降低犯罪率。只有在犯罪以前，做好避免犯罪，在罪名成立以前，做好挽回犯罪，才是真正的救助，真正的救赎。涉及犯罪题材的小说，从《红与黑》到《罪与罚》，从《苔丝》到《肖申克的救赎》，应该走的都是这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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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5-9-6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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