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帖最后由 老树昏鸦 于 2010-3-26 10:21 编辑
我的名字叫临时工
曾经有过名字,而且不止一个。
头一个名字是我的小名,据说是爷爷起的。爷爷是半个木匠,虽然一辈子没有几件象样的作品,但对木匠手艺却十分痴迷,就连孙子们都要以他的木匠工具命名,锛凿斧锯依次类推。我排行老大,自然非“锛”莫属。进了学堂,老师问过我的名字,就笑了,说:这名字难写,也不好听,我给你另起一个吧。老师仰着头琢磨了好一会,就在本子上写上了我的第二个名字。
这名字我只在外面用,村里人很少知道,它陪我读完小学中学和大学,又陪我从农村走进了城里。进城后,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这个名字叫临时工。起初我不大明白也不大习惯这个新名字,渐渐地,我就适应了这个新名字,并且深深懂得了它的内涵,再后来,我就把原先的名字忽略甚至淡忘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达尔文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哲人。
偶尔也有疏忽的时候,同屋的老杨就用阴沉的脸色和高傲的目光及时提醒我,要是我看不出眉眼高低仍然忘乎所以,他会用主人对奴才的口气冲我发一声低吼——打水去!我心里一激灵,立刻就想起了自己的新名字,赶紧放下手里的活计,提上水壶一溜小跑直奔水房。老杨大兵转业,堪称遵守作息时间的典范,喝茶的功夫也甚是了得,不紧不慢一杯接一杯地喝下去,半天时间没有两壶水绝对滋润不透他的胃口。老杨的茶杯也着实让人惊叹,与其说是杯倒不如说是桶更确切一些,一壶水经老杨烫杯洗茶直至散发出缕缕茶香,我的第二溜小跑便刻不容缓地开始了。打水扫地擦桌子之类的小事对于我来说自然责无旁贷,但对老杨的茶杯却时常心存嫉恨。
刚给老杨的茶杯续满水,邻座的小张又开始给我布置新的任务。工作上我和小张各有分工,但小张很少拿正眼看我。小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年龄比我小了不少,可人家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公务员,过去的叫法应该是干部,那是我做了许多年梦都没有得到的名字啊。
说起来,我原本也应该有一个小张那样的名字。我脑瓜不笨,上学时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凭我的学习成绩,考个不错的学校应该没有问题。谁知道高二那年,不知道什么原因经常头晕,头疼,吃了不少药也不见效。娘心疼地抚摸着我的脑袋说,孩子,你这是累的,这学咱别上了。我摇摇头,说没事。爹重重地叹了口气,说,算了吧,为上个学把身子骨糟践了,不值。我没有听从爹娘的劝告,病歪歪地坚持到了毕业,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第二年勉强考取了一所普通大专,而且错过了包分配的年代。
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幸运的,起码有不少同学这么认为。他们毕业后也曾四处谋职,但一个个都碰壁而归,现如今有的卖菜,有的养鸡,有的给人打零工,有的干脆就成了地道的农民。而我能混进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单位,虽说只是个临时工,但一提起这单位的名字,就足以让他们垂涎三尺并对我肃然起敬。难怪钱局长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咱这个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来的,应该知足啊,同志们。别忘了你们是怎么来的,更别忘了你们的身份,想在这呆下去就给我好好干,否则的话就给我走人!说这话绝不是吓唬我们,钱局长不仅有这个权力,而且说到做到。上个月,锅炉房的老于就因为一点小事和钱局长顶了两句嘴,第二天就被戳了被卧卷。老于这样的下场每年都有几个人碰上,他们有的是因为脾气犟,有的是因为能力低,有的纯属头抬眼不睁,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另有高就,反过来炒了钱局长的鱿鱼。
其实我的脾气也很犟,好几次差点蹦了高,可是我不敢,一直憋着。每当快要憋不住的时候,就想起钱局长的话,也想起爹的话——小子,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咱能有这么个差使,不容易呢。
钱局长的话没错,爹的话也没错。月照南窗长夜无眠的时候,过去的日子就电影似地涌上心头——人头攒动的人才市场里,我羞涩地仰视着一张又一张高傲的面孔,把精心制作的各种资料诸如毕业证个人简介专业成绩什么的塞给人家,象推销产品一样推销着自己,可回答我的,仍是日复一日的盼望和期待。起初还有些不服,甚或牢骚几句难听的怪话,到后来连这些都没有了,我觉得自己活像一个饥肠辘辘筋疲力尽的乞丐,。我有什么理由责怪别人呢?当今中国,学士满街走,硕士象条狗,博士才有人瞅一瞅,象我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大专生,在许多招聘者的眼里,那是连狗都不如的啊。
于是把脚一跺,牙关一咬,去了一家砖窑卖苦力。每天,我忍着四五十度的高温,把还有些烫手的砖一车一车从窑膛里拉出来,再把砖坯一车一车拉进去,阳光炙烤着白皙的皮肤,稚嫩的手掌磨出一串串血泡,汗水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在衣服上留下片片地图似的白碱。几天下来,人就黑了一水,瘦了一圈。咬着牙坚持了一个月,就逃跑似地回了家。又尝试着去卖菜,这事倒不辛苦,可我却拉不下这张脸,专捡没有熟人的地方钻,我心眼实,掺假使水给小分量的事从来不干,几趟下来一算账,虽然没有赔本,可也没赚几个钱。娘为我上了愁,不止一次对爹说,孩子的事你想想法吧,上半天学咱总不能白上了,这么下去,怕是连媳妇都难说呢。爹不说话,只是低着头抽闷烟。
终于有一天,爹领我去了城里,找一个我从没见过面的表叔。表叔在一个部门当科长,官不大,权却不小,所以认识的人也多。去时,我和爹从家里带了小米、绿豆和新磨的棒子面,又在超市里转了老半天,爹最后咬咬牙,买下两瓶好酒两条好烟。表叔很忙,我俩在人家门口直等到天黑才见着。表叔西装革履,油头粉面,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物。表叔的家真阔,宽敞整洁不说,家具和电器也都是我从没见过的玩意。于是我和爹就很是拘束,人也一下子矮了半截。爹吞吞吐吐地说着来意,却常被表叔的手机所打断,后来表叔就有些不耐烦,说他还有事得出去,你们的事情我记下了,但不大好办,别着急,等话吧。
这一等就是半年多。这段时间里,爹又找了表叔四五趟。每一次去,爹和娘都要嘀咕半天,商量带什么东西买什么东西。后来爹也烦了,说:
“干脆塞钱,咱那点东西,人家看不上眼,这年头不动点真格的,办不成事。”
“这样的亲戚,他好意思接你的钱?”娘说。
爹说,“咱这狗尾巴栓棒槌的亲戚,算个蛋?咱非说这钱是给他的,就说是让他给咱活动关系。”
娘叹口气,不再说话。可钱从哪来呢?爹粜了几年来积攒的几千斤麦子,连没有长成个的一头猪也卖了。钱总算送了出去,爹和娘很高兴,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为我上学,家里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好容易毕了业,本应该为家里挣钱了,却还要让爹娘为我上愁花钱。爹娘都是六十出头的人了,省俭得一分钱都能攥出汗来,爹气管有毛病,一到冬天就连咳嗽带喘,娘腰和腿都不好,每到下雨阴天就酸疼得自己砸,我让他们到医院看看,可他们连个药片也舍不得买。可为了我,唉!我真是个废物!我说,别糟钱了,干啥不吃饭,非去上那个班不行?爹摇摇头,说,咱钱花出去了,他能让咱白花?你不懂,能有个公事干着,总是不一样啊,你放心,我和你娘就是砸锅卖铁,也得给你把这个饭碗弄到手。
我终于进城上班了,表叔说先有个班上着,慢慢再说。爹看事真是明白,虽说只是个临时工,但我的身份却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亲戚朋友们都说我的学没有白上,就连爹娘在乡亲们眼里也成了能人。我的亲事也一改往日的低靡,说媒的差点踢破了门槛,女方的档次也提高了许多,这让我很是飘飘然了一段日子。
然而这兴奋并没有维持多久,我便从虚幻中坠落下来。在领导和正式员工们面前,我感到一种令人窒息般的卑微,卑微得不敢攀比,卑微得不敢说笑,卑微得不敢出头露面,卑微得只剩下低声下气默默工作。我有时也想,干吗那么自卑?我是个临时工,可我也是个人啊。但另一个声音立刻告诉我:没错,你是个人,但人分三流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是绝对不一样的呀。于是就想起了钱局长和爹的话,我也就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身份和位置。
那天一上班,我顿时感觉到一种异样的气氛,小张小李有说有笑,连惯于发号施令的老杨竟也自己打来了水,后来才知道他们又调了工资,而且看样子幅度不小,这是年内他们第二次调资了。除了工资,他们的奖金也着实让人眼馋,好单位就是好单位,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原因就发钱发物。刚来时每遇这种情况,我总是识趣地避开,现在似乎已没有必要。小张小李吵着要老杨请客,老杨说这两天喝得有点高,过两天一定请,发这么多钱不花撂着下崽?说这话的时候,我觉得老杨的眼在瞟我。
我没有欢乐,只想哭。身为七尺男儿,顶着一个虚名,拿着雷打不动的七百元工资,干着别人不愿干自己不想干的活计,做着一个色彩绚丽却又遥不可及的梦,我究竟算个什么东西啊。我想到了年过七旬的爹娘,想到了同是临时工的妻子,想到了小学就要毕业的儿子,也想到了爹一次又一次劝我的话——熬着吧,你表叔说了,你的事他忘不了。
既然如此,那就熬着吧,为了一个并不值钱的脸皮,也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