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安
我家楼下曾时常出现一个女子。她坐在地上,戴副黑框眼镜,显得挺有学问的样子。之所以如此认为,源于我的眼镜情结,总觉得读书读的多,眼睛才会近视,戴眼镜的都是文化人儿。由于自己没文化,一向敬仰文化人,所以也总想冒充文化人,害得我最近打算去买个没镜片的眼镜戴上去糊弄人。好了,言归正传。
这个戴眼镜的女子衣着整洁。她不讲话时的安静,与狂躁时的愤怒,使你确定——这人一定有病。但你别问我她是否精神病,我明确告诉你,吾不知。虽然临床医学上有种种标准,可以为病人做出判断,但那是否真的能够去解释一个具有灵性生命的人,我姑且怀疑着。
而当我看到在邓玉娇刺死官员案中,在侦查期间,经精神病医学鉴定,结论为“心境障碍(双相),属部分(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就更使我觉得精神病医学所谓的鉴定可疑。所以,我压根儿也不相信那些所谓的标准。
站在窗口打量她,我在想,衡量正常与否的标准是什么?当然,从心理学上讲,可以从个体是否具有清晰连贯的思维,所表现出的行为方式是否为大众所认同。但是,这标准对于个体而言,往往显得荒谬无比。
从她的状态及话语中,可以得出结论她的思维方式有异于常人,并且我们还会认为,若再严重些就会具有攻击性,属于高危防范人群。至于她的心灵是否需要安抚,以纾缓其焦躁,使她减轻些痛苦,则显得并不重要。那么,她眼中的我们与这个世界,又是什么样?
为适应一元普世道德标准,我们在公众场合或人际交往中,要按照社会规则行事,“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如变色龙般随时换上保护色。否则你就被隔绝于社会规则门外,并且有异类嫌疑。关于异类,我这儿倒有个案例。
今年夏天,一个背着破麻袋的农民工走上万众瞩目的舞台,横空出世,导致了两种价值观的冲击。此君既是刘东立。采访时,他问我在迪欧咖啡为什么不能随意照相;为什么我们花钱买的时间和空间聊天,服务员要过来打扰;为什么他要坐着上场,导演非要他站起来等等,他还问我:“被社会规则改造后的我,那还是我吗?”我没有答案给他,这,只能自己去找。
在我所接触过的人群中,对此君的评论褒贬有之。我亦有我的判断:他是个“原生态”的人,而社会是个万花筒,两相对比,自就有答案。而至于他的其他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就此打住。
我曾经在对该君的评论中,借用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一段话,“格里高尔由于沉重的精神肉体压迫,失去人的本质,从而造成人性丧失,失去素有的东西,异化为非人。格里高尔被束缚在异化社会中,四周到处充满看不见摸不到的力量,他做的是毫无希望的斗争”。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日渐出现这样一种价值取向:为获取利益不择手段,那是能力的体现;上访人群骤然增多而被驱散迁乡,那是有碍安定团结和谐社会的建设;生于贫困长于贫穷,那是投胎时没选好你娘的肚子;遇到老弱跌倒面前无人伸手相助,那是怕惹麻烦甚至吃官司;为了一套房子你要奋斗几十年,那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等等。
常识既是一种普通人都该明白的道理,但人总是忘记常识,甚至是连常识也算不上的常识。而海子早就写下这样的诗句: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
人类学家吉尔兹说:“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我们生活的这个常识稀缺的时代,连最基本的道理都被遗忘。当集体默许了变异的价值导向,并臣服于此;当社会的价值导向出现变异,所衍生出的种种怪胎怪现象,反倒视为正常时,最坏的时代将无可避免地来临。
卡夫卡让格里高尔在某天醒来变成一只巨大无比的甲虫,是源于对现实的嘲讽;而若干时间后的某天,满大街都是虫子在爬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这绝非科幻片儿中的镜头,我相信卡夫卡已经预见到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