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四手 于 2022-5-4 22:22 编辑
一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对自己一笑，还好，终于不是随便说说，或者晚安了。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其实心里一片混乱，看了黄金时代关于民国风的话题，我琢磨着，我的知识架构和逻辑思辨能力，是不足以支撑这个话题的。 可是看了很多人写的这个话题，发现他们和我差不多，于是放下心来，那我也信口胡扯一下，既然都是胡扯，不在乎多这一篇。
前几日和两个闺蜜见面。我们说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大家说对呀，说到有些钱可以挣，有些钱不能挣，大家又说，对呀。 然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五一节期间，儿子回家。 我问他，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他说：毕业后，好好挣钱，好好享受生活。 我又问他，什么是享受生活？ 他说，就是挣了钱，吃喝玩乐呗。 我皱着眉头说，儿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挣钱不是唯一目标，专业（行业）方向和积累才是第一，其实吃喝玩乐也会很空虚的，物资追求要简朴一点最好。 他说，辛苦挣钱，然后犒劳自己，生活干嘛一定要简朴呢？ 我说，你的理想要不要更多一点啊？ 然后我把话题引到马斯洛，说，儿子，你看，有五个层次啊。 我老公过来，迅速站到了儿子一边，他说，儿子哪一点不对了？你以为你不是俗人吗？ 然后儿子和老公，一起批评我，说我不合时宜，不接地气。 他们满怀着忧虑说，我这样去人群里公开说这些话，一定会成为大多数人眼里的奇怪存在。 我灰溜溜地低下头。非常沮丧。
二 这几天一直读《南渡北归》。 在那个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有那么一群人，面对国家兴亡民族荣辱，演绎了从北方到南方又回到北方，从繁华都市到偏远乡村，这一段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这是一场突发的毫无组织和次序可言的慌乱大逃亡。
《南渡北归》这本书里，有无数感人的场景。
随便说一个小故事，陈寅恪的书掉了，他当场晕厥。（如果用现在某些人的眼光去评判，还有人因为书掉了而昏倒，这不是笑话吗？）读到这里，真地百感交集。 随便翻开书第一章，南开大学被日军炮火哄炸，而黄珏生，杨石先与郭屏藩一直在校园检视师生，没有回家，直到最后黄珏生才从家的废墟里扒出一件衬衣，杨石先只有身上的一套单衣，就这么率领着南开师生去往长沙。
而北京大学，由于校长蒋梦麟和文学院院长胡适在外地参加***会议无法赶回，日寇已经进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面对困难，顾不得夫人在战火中新丧，子女年幼无人照顾，全身心保护学校财产，倾心竭力组织师生转移，维持残局，和日本人周旋，直到最后离开。（如果用现在某些人的眼光去评判，他们会不会被抨击为不顾及老婆孩子的渣男）
此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已经出城了，已经安全了，他却悄悄潜回日本人已经占据的北平，为了取回清华大学物理实验室保险柜里的50毫克的擂，担心一旦落入日本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如果用现在某些人的眼光去评判，如果是他的家人，会不会阻止他）
赵忠尧到了梁思成家请求帮助，物理系和梁思成没有任何关系，而此时是梁思成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城的关键时刻，他不顾安危，冒险开车闯入日军占领的清华园，冒着被日本人和高丽浪人抢劫和杀害的危险，躲过日军盘查，终于将镭安全取回。（而林徽因只有担心，没有阻止，没有对赵忠尧说这一切和梁思成有什么关系呢，也许她根本没有想到过这句话）
梁思成和林徽因离开的时候，放弃了财产，带走的是几箱学术资料和一些随身换洗衣服。（用现代人的眼光去看，资料比财产重要吗？） 赵忠尧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在泡菜坛子里，昼伏夜出风餐露宿，躲避日军和伪军的盘查，没有任何行李，只有这个泡菜坛子一路形影不离，像个叫花子一样逃难了一个多月，才到达临时大学报到处，见到梅贻琦时，梅贻琦泪水涌出了眼眶---（如果用现在某些人的眼光去评判，他这样做，值得吗？）
还有，在李庄，林徽因肺结核已经很严重了，几乎常年躺在行军床上。日军逼近重庆，蒋***招募10万青年军。西南联大梅贻琦保留了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读书种子，自己儿女应征入伍；闻一多原先对国民***失望，不主张学生参军，此时也一改常态呼吁学生们参军报国。李庄同济大学从军热情高涨，傅斯年也积极支持动员史语所青年人员参军，却遭到了梁思成林徽因他们的冷遇，林徽因从病床上起来，从来不参与政治的她写了《刺耳的悲歌》，抨击那些战后放弃学术，奔走豪门，投机钻营，一门心思升官发财的年轻人，抨击国民***不怀好意，接青年的爱国热情，骗取他们去参加所谓的青年军，名义上共赴国难，参加抗日，实则是为打内战做准备。 林徽因幸好去世较早，否则以她的性子，如果活到梁思成落难的时候，林徽因估计还要受更多的苦。
这些都是随手翻的小故事。 整本书里，这些故事比比皆是，俯拾皆是。让人感动落泪的故事，比比皆是。
在战火中，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考古人员在田野间进行考古发掘，做出了举世震惊的贡献。 在撤往西南的长途跋涉中，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结合湘西黔东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当地民歌、民谣，研究不同民族语言，对风土人情进行写生。 在日军飞机时时盘旋，轰炸越来越密集的日子里，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一边“跑警报”一边继续上课，在战火纷飞中安下了一张书桌。 陈寅恪拖着病体，借着一只即将失明的眼睛，完成了不朽名篇《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同济大学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短时间内查清川南一带流行的疾病“麻脚瘟”的病源并救治一方水土和百姓。 童第周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在自己创造的简陋不堪的实验室里培养学生，撰写论文，做出科研成果。 梁思成、林徽因在经济窘迫、病困交加中完成《中国建筑史》 梅贻琦在偏僻乡村主持研究生论文答辩 而傅斯年，用尽心力协调帮助指导保护师生的安全和全部工作和生活，他说，我的职务就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这句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现在，用我们今天的眼光去看历史，用我们今天的思考方式去琢磨。 为什么会有那么一群人，在硝烟弥漫的炮火下，在颠沛流离物资匮乏的艰苦岁月里，抢救各种珍贵学术资料，坚韧不拔地执着于学术研究，致力于教书育人文化传承，在乱世里尽显风骨，为未来的中国留下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和希望。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群人，义无反顾地把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当成第一要义，抛弃个人得失，把个人包括家人生命，个人际遇始终放在做人节操下做选择，演绎了悲凉悲壮又可歌可泣，让人荡气回肠又扼腕唏嘘的一段真实历史，留下了中国旧知识分子为国为民的胸襟情怀和高尚的人格精神。
在没有信仰的中国，在乱世的风云变幻里，这些人凭的是什么来支撑着，做出这样的选择？节操是什么东西？
三 论金在《民国所谓自由》这篇字里，写了民国是乱世，没有自由。 我指出，所谓黄金时代和民国风里的自由，指的是思想的自由，知识分子可以作为一个人独立思考的自由，思想与思想之间碰撞出意想不到火花的自由。而不是生存的自由。 论金指出， 民国时期，传统的儒家农业社会，在大众人民层面，仍然保留着君臣主仆的封建意识，普罗大众毫无自由意识可言，婚配、教育、人伦关系，任然是旧一套，谈什么自由？人民也全无从政的生态可言，国家没有经济发展的自由，人民没有发展事业的自由，也没有追求幸福的自由。 是的，每一个乱世，当生命面临着威胁，国家面临着灭亡，民族面临着危机的时候，人民全无从政的生态可言，国家没有经济发展的自由，人民没有发展事业的自由，也没有追求幸福的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却始终有一些先觉醒的人，探出头来思考救世和自救，目前应该怎么办，未来会好吗？我们需要做哪些准备或者哪些牺牲？ 而这样的牺牲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反而不是他们考虑的结果。 这些先觉醒的人，依然是现实里那些活在生存不自由的空间里的人，却是思想上自由思考的人，带着思想火种的人，或许这些敏感的人，就成了最初的思考着和践行者。 而这些最初的思考着和践行者，对于一个时代，他们所具有的是一种担当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引领的精神----可以心里有苍生，眼里无权贵，可以对真理低头，和领袖打架（比如刘文典和蒋介石打架，傅斯年炮轰宋子文和孔祥熙）
所以当论金和鱼小贱认为那些最初的那些海归们，学术或许名不副实，可能是因为当时的条件限制，信息不发达，人才竞争小，得以竖子成名。 论金和鱼小贱只关注技术层面学术层面的东西，却忘了一切混沌艰苦的条件下，这些人摸索着在思想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引领，开先河的开创性。而不是我们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后来只为稻粱谋。 所以一个允许思想上百家争鸣宽容包容的时代，才能容得下章太炎的疯，刘文典的狂，辜鸿铭的怪，傅斯年的猛，鲁迅的尖刻，梁实秋的雅，陈寅恪的厚，梁思成的诚-----允许所有的特立独行。
然后儒家思想就只有君臣主仆关系和奴性吗？ 我说过，儒家思想是因为双赢，因为忠君孝道和仁义道德，既得到了君王的拥护，又得到了百姓的拥护，才在历史长河里传承下来。 儒家的核心就是通过个人的修养达到治国平天下，改造社会的目的。正因为个人修养在先，儒教教化的人并不完全是政权的附庸，而是也用这种思想为统治者制定合理的行为准则，从而获得正当性的依据。所以历史上有忠臣，有死谏这些事情发生。
不仅仅是儒教思想，其实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讲座里是这样说的：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 也就是国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这样的崇德修学的君子，吸收新文明，改良旧社会，以后才会担当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做中流之抵住。 后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校训，对清华大学优良学风的养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们的旧知识分子，他们吸收的是新的海外的事物，但是骨子里大多是传统文化的熏陶。 而这些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文化，里面有君子，有圣人作为标准和榜样，要求修身养性，自律自省，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宋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国家***变成了文人的***，范仲淹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张载提出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些思想传承下来，到了民国，就成就了旧知识分子骨子里对社会百姓，天地万物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这就是《南渡北归》那一代人，骨子里支撑他们的精神内核。这也是旧知识分子身上绽放的生命力和理想主义的光芒。 这一代旧知识分子，他们本来完全可以凭着优越的原生家庭条件，优越的高等教育的履历，哪怕在乱世，也可以获得一份好的属于个人和家庭的优渥生活，保障家人的安全和健康，可是，他们都是在这样的使命感的召唤下，把属于个人的部分舍弃了，而把家国情怀放在了第一位。
四 今天的我们，在和平的阳光下，在安静的书房里，衣食无忧，岁月静好，还需要这样舍弃个人利益，遵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风骨和道德吗？ 时代一直在变，日新月异。 那一代人的牺牲，值得吗？ 而某一段时间，这种为集体，舍弃个人的做法，好像得到了很多公知的批判，说是不符合人性。 这是时代道德的与时俱进吗？
《蜜蜂的寓言》里，描述了一个蜜蜂的国度，在那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 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利益的时候，整个蜂巢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而当蜜蜂变得正直，善良，诚实起来，整个蜜蜂王国却失去了活力，出现一片萧条。 这个结论是属于经济学的，即“私人的恶德，成就公共的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支撑。 以满足私人欲望，维护市场和社会繁荣。这就是著名的曼德维尔悖论。
但是如果以公共精神的道德情怀来建立一种充满美德的繁荣社会，那么公共利益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益心和道德感这样的善之花，会结出贫困和伪善的恶之果。 就像佛家的放生一样，有可能是破坏生物链的平衡，反而成了恶行。 这个思考告诉我们，人性的自私是正常的，恶行其实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要让它成为动力。
那么我们的时代，还需要儒教思想的精神内核吗？ 需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吗？ 既然指责别人更好，需要克己复礼吗？需要自省吗？凭什么需要自省？ 就像我儿子说的，为什么要简朴，为什么不能享乐？
但是，作为靠竞争繁荣的市场经济，只有经济学的指标作为考量。 而我们作为人，以及想要获得幸福感的人，利益指标肯定不是唯一考虑的因素。 所以曼德维尔悖论，它如果用在人类社会的进步方面，一定会出现更多的恶之花。
我们依然需要法律作为底线来保障，需要推崇公德作为个人自由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标准，需要常识，作为生活和美好生活的指导。需要宗教约束过分的贪婪和欲望。 这一切是现代人的选择。 而作为精神内核的儒教思想，渐渐被我们不再重视。做人和道德，已经不是必须要求的东西了。
后来我们没有资格去指责任何一个人，社会阔大到，我们没有任何资格去把自己的价值观加给别人。 所以更没有资格去指责只为稻粱谋的人，包括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我们只能在他们利用职权，不计一切后果损害大众利益并且伪善的时候，重新从道德上来评判他们。 这个底线越来越低，这个社会越来越包容和宽泛。 他们在法律的灰色地带游走得更加肆无忌惮的时候，我们以更大的沉默来对待。 我们也仿佛全民参与了网上的新闻热点，仿佛自由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而公民意识的良莠不齐，已经变成了一堆人因为不同的站位，就可以互相谩骂，自省是稀有愚蠢的，指责别人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真相其实越来越少了，很多背后有更龌龊的操作和引导。 而混乱和道理越来越多。 后来发现，价值观后来成了我们渐行渐远，或者互相走近的最重要的指引。
可是，那些把修身养性，把自省自律作为做人标准的人，把集体的国家的他人的放在心上的人，愿意舍弃自我牺牲成全的人，他们渐渐成了渐行渐远的最美的风景，最温暖的光芒。 它们满怀着善意，在这个虚无浮躁的世界里，若隐若现，越来越稀有而珍贵，不容易遇见。 而我们只有尽量靠近他们，去得到指引和温暖。 我们会不会也盼望着，我们的社会，有没有重新回到，那个有底线，有自律的黄金时代的一天，重新见识更多的具有民国风骨的那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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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2022-5-4 2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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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22-5-4 21:32
就是字太小了，看着费劲！婆婆准备每人配发一个放大镜吗？
发表于 2022-5-5 07: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