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作者=江绪林
来源=共识网

2011年底中国文化和思想界的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高华教授的英年早逝。我阅读过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和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两本历史著作。我是深深感佩和认同高华教授在后记中的一句表明心迹之语的：“如果说本书叙述中有什么价值倾向的话，那就是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以后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然而，这两部史学著作虽然都有淡淡的启蒙价值作为底色，却基本上将历史还原为围绕权力展开的隐秘而残酷的斗争。高华的叙事本身完全依赖于公开的文献资料，具有相当可靠的历史依据。不过，这种叙事让我读得非常压抑：我不太相信历史的基调完全是权力及其暴力式的展开，更不相信历史叙事应该是对这种低俗权力的记录。

随后在去东南亚的旅程中阅读了梁漱溟的《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天津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心里就豁然开朗了，直觉得这本书是一本非常伟大的书。飞机上已经读了一半，到马六甲市就已经读完了。可是当时虽然想写札记，却苦于没有电脑，就是找到电脑也没有中文输入。只能拖到现在了。

这本书其实是梁漱溟的研究者、著有《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的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GuySalvatoreAlitto在1980年来北京对梁漱溟进行的长达十余次访谈的录音记录整理。这一系列访谈涉及梁漱溟的思想和人生经历、对儒佛和中国文化的理解、与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和臧否、对历史、未来和现代性的理解。在1980年那个时间点上，梁漱溟对一个能获得其高度信任的外籍学者进行完全敞开、无所不涉的长谈，不仅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一访谈也因为梁漱溟本人的深邃、独立的判断和悠长岁月的铅华洗尽而极具思想价值。

在梁漱溟的口述中，出现了毛泽东的更为复杂的图景。首先，梁漱溟说，“最伟大的中国人物恐怕还是毛泽东。”理由有二：其一、毛泽东没有任何凭借，十五六岁还在韶山乡里种地，光身一人创造了一个新中国，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其二，梁漱溟在四九年在重庆接触过解放军，发现在四野（林彪）、一野（彭德怀）和二野（刘伯承）部队间有冲突和摩擦，特别只有林彪的部队装备精良，而其它部队则很穷，还很担心共产党军队天下未定就开始内部争夺了，但事实上毛泽东却把军队治理得服服帖帖。

其次，梁漱溟对后期的毛泽东的过失也是洞若观火，虽轻描淡写却切中肯綮。“什么事儿都揽在他手里头。到了晚年就不行，到了晚年人就糊涂了。这个时候旁人没法救，因为他的威望太高了太大了。那个‘四人帮’实际上还是他引出来的。…毛主席的话就是法制、大家都是在被动，几乎就是他一个人在那儿动。大家跟着走…”在另一处地方，梁漱溟还说，在苏联（包括东欧、古巴、柬埔寨和越南）出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也是一个变态，不是按照社会自然发展出来的，因为还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历练。虽然梁漱溟似乎回避了中国，但其清晰的意识和理论却很容易应用于中国的处境。

最后，梁漱溟在访谈时对譬如赵紫阳出任总理等政局变动给予了完全积极的评价，认为是朝向民主、法制化的积极进展。赵紫阳1980年9月份出任总理，而梁漱溟的访谈是在1980年10月份。

这里梁漱溟对毛泽东的勾勒虽然远远没有《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那么细致，却是一个更丰满而有厚度得多的形象：在梁漱溟处，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昏聩独裁以及梁漱溟对民主和法律的认同以一种可信而毫不冲突的方式结合在一起；而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那里，单纯的自由民主的启蒙价值将毛泽东映衬为一个前启蒙的权力暴君，使得宏大历史单纯沦为揭露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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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里吸引我的却不是哪一种毛泽东的形象更为真实，而是史家或个体看待或投向历史的目光本身。梁漱溟和高华有不同的命运轨迹。梁漱溟（1893-1988）经历了五四运动、军阀混战、抗日、内战、从事乡村建设、成立民盟以推动合作建国、文革中受到批判，在访谈回忆中他对军阀混战的惨状尤为痛切；高华（1954-2011）在文革中因家庭出身受到牵连、抱着揭示历史真实的志趣走上了史学研究的学术道路，以后因其独立的历史见解而遭受当局的钳制。不过虽然其主要著作不被容许在内地出版，高华却仍然享有教学、出国访学的相当学术自由。因此，高华之因患病并英年早逝虽然令人扼腕叹息，却也未必总需要隐喻以“天总会亮的”式的政治悲情。

使得我格外好奇的是：相比于高华，梁漱溟个人或许经历和见证了更多的苦难、动荡和险恶，可是梁漱溟的论述却流露出更多的从容、豁达和乐观；相较之下，高华对启蒙价值的认受虽然诚挚，却显得那么脆弱而令人担忧。为什么会是这样？

在阅读《这个世界会好吗》的过程中，我有了这样的一个初步的印象和解释：梁漱溟的思想是基于其丰厚的个体生命的，而高华则没有机会获取类似的思想资源和生命厚度。而正是丰厚的个体思想和生命使人有力量从容而豁达地承受命运的动荡和历史的冲刷。

梁漱溟有厚度的生命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获得解释。从家族和文化传统上看，梁漱溟本人是官宦书香门第，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并且，梁漱溟很早就获得梁启超、章士钊、章炳麟、蔡元培等人的提携和栽培，更从与李济深、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毛泽东、熊十力、欧阳竟无等政治、社会、文化名流的交往中获取了历练和洞察。

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梁漱溟从小就从儒家和佛教中汲取了深厚的生命资源。梁漱溟自认为是一个儒者，也是一个佛教徒。他从小素食，非常之认同佛教尤其是玄奘传统的唯识宗。梁漱溟认为自己一生的心理和精神本源在于佛学。他是如此地虔心于佛学，以至于毫不留情地指斥熊十力搞的新唯识宗完全与佛学无关，是对佛教的纯理论的构造品；梁漱溟还说他后悔请熊十力去北京大学讲佛学却也没办法辞退之。他说熊十力是一个凡夫，没有做过实际修养的功夫、新唯识宗是胡闹。虽然如此，梁漱溟又走在儒家的路上，按他的说法，这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路径。梁漱溟对儒家的认同偏重程颢和王阳明的心学传统，主张明心见性致良知。他甚至让人惊愕地说“我觉得我对孔子的了解，懂得比宋朝的朱子——朱熹，懂得要多一些。”他还在唯识宗的框架内来理解儒家，认为儒家与佛教的区别就是：儒家只破“分别我执”，而不破“俱生我执”，而佛教则是两执都破的。梁漱溟似乎认为自己是爱慕佛教，但因为还是平常人，所以就只做了一个儒家。显然，梁漱溟的儒学带有强烈的佛教色彩，他强调儒家是一种生命的学问和功夫。正因为这样，梁漱溟说自己的学生冯友兰根本不是儒家，而是玩世不恭的随风转舵之辈。梁漱溟对人物的臧否或许不会赢得普遍认同，但其臧否的坚决和掷地有声却揭示了其生命和思想资源的深厚和强大。

正是这种深厚的生命和思想资源解释了梁漱溟的豁达、自信和乐观。既对生命及其历史际遇充满怜悯，又能对特定的苦难抱有一种“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淡定态度。这种淡定不是真的淡漠，而是在介乎出世入世之间的梁漱溟看来，生命或灵性并不仅仅只有其在历史政治中展现的那个维度。正是这种对生命和灵性的强调能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和历史的际遇从而免于再回过头来看高华的处境。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高华明确宣称自己的思想和精神资源是自由民主以及正义和人道主义等。正是在这种视野或框架中，凸现出毛泽东大权独揽的暴君形象，而这种形象正是启蒙的政治价值需要予以揭露和摧毁的。自由自然胜过极权，民主也胜过独裁，然而，在自由与独裁的线性历史叙事中，却也隐含着因狭隘化而激化冲突的危险：历史变成了黑暗的权力史、而历史叙事变成了叙事者用个人的心力对抗或照亮黑暗的启蒙过程。这种个人心力对抗黑暗历史的模式对于叙事者而言似乎是不堪重负的。事实上，高华就表现出心力憔悴或紧张的迹象，起码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权力历史叙事中毫无喜悦可言，高华只有凭着良知和对启蒙价值的坚守苦苦坚持。

撇开自由与独裁的线性历史叙事模式是否恰当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的历史叙事本身的脆弱。高华所认受的自由和平等是现代社会中最主流的政治价值。然而，自由和平等虽然从启蒙以来就居于显赫的位置，却并非独立的或无根的价值，而是常常有其丰厚的文化和思想根源。我们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科学探究和政治实践、罗马共和传统和罗马法、基督教信仰中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灵性传统、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启蒙运动中的人道主义、康德哲学、资本主义、近代科学和技术等等。借用罗尔斯（JohnRawls）交叠共识的理念，在现代民主社会，自由和平等是各种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共识焦点；这里的关键是，有生命力的自由和平等价值总是与更宽广的传统或精神价值结合在一起的，而自由和平等更多的时候是这些更深厚宽广的价值体系中最绚丽的花朵或其政治表现。就算是在一个世俗化的观念体系中，自由和平等的价值也能获得其它社会观念的支撑或同构或至少是容忍。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历史叙事的脆弱就表现在他认信的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是非常单薄的，他似乎撷取了自由和平等的启蒙之花，却未曾拥有或获致相应的基督教的灵性传统或世俗的理性传统等启蒙之花赖以盛开的深厚的土壤，另一方面高华也无曾从传统的儒家或佛教传统中汲取思想或生命资源。于是在其历史叙事中，高华只是用自由和平等的启蒙之花去拂拭或照耀那沉溺在权力之域中的现代国史。我们常常被告诫说：应该欢乐地、充满希望地追求自由和民主，但是如果我们像那样只透过自由和平等的政治之眼，四顾之处则只有极权、独裁、迫害和肆虐的强权，正如《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呈现的处境。是以高华的心灵似乎是沉重而不胜重荷的，他没有办法真诚地欢乐起来；自由平等之花也显得摇曳不定，因为自身并没有扎根于丰厚的精神土壤且四顾尽是敌人。

以上对比了梁漱溟和高华两人的历史视野并礼赞了梁漱溟式生命的厚度。然而，事实上，当代成长起来的学人的处境更多的与高华类似而不是与梁漱溟类似。经历了中共建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重构之后，家族式的文化传承几乎丧失殆尽。总体上，像高华的处境那样，我们常常难以获得深厚的文化思想资源及其滋养，就是有所认信也常常很单薄；经历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造之后，从草根或普通家庭成长出来的个体，在就精神追求做艰难抉择的同时，却还不得不为个体和家庭基本生存的琐屑而真实的重担所苦。这一切，使得我们常常决定性地与梁漱溟区分开来而属于高华的处境。这是一个困难而脆弱的处境。

然而，无论我们的脆弱处境如何艰难，我们都有必要像梁漱溟那样拥有思想和生命的厚度，才能够豁达地委身于政治理解或事业而不至于为其所伤。只有从丰厚的思想和生命中汲取能量，才能豁达而充满希望地以人性之光透射历史和政治的幽暗之处。并且，脆弱的处境并不绝望。单以高华为例，本文虽似苛责《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中的历史叙事仅限于自由平等的政治价值维度，然而高华却以自己的生命和良知奉献于历史求真，在贫瘠和艰难的时代启蒙了整整一代的学人和无数的读者。我们今日较为宽松的学术土壤也受益于高华等诸多学者前辈在艰难中的开垦和耕作。因此，承续前辈的努力，当代学人是更有可能在追求和实践启蒙的政治价值的同时，获致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生命厚度的。况且，从普世的视角看来，这种努力也不孤单。就是在当代西方世俗的分析传统中，也不乏这种追求整全生命的努力。譬如新近因发表《论真正重要之事》而震撼伦理学界的帕菲特（Deret Parift）就大胆地确认对道德真理的直观，并勇于承认自身作为一个独断的理性主义者（dogmatic rationalist）；更何况各种伟大的宗教和传统价值向来都一直对我们敞开大门——无论作为信念还是作为思想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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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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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1日晚上，新华社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我看了一下，感觉“若干意见”很宏大。

“意见”这个词儿，在中文里很奇妙。如果领导给下属提“意见”，意味着批评，如果下属给领导提意见，意味着抱怨，如果不相干的人互相提“意见”，意味着扯淡——意见的本意只是一种“想法”，并没有力量，关键要看“意见”是谁提的。如果是最高权威提出的，那“意见”可能比法律都管用，比法律还管用的“意见”就政策。

如你所知，政策是很厉害的。政策常常关系着人的贫贱荣辱，衣食住行，甚至，生老病死。比如，一个政策，可以让无数的革命青年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去锻炼，一个政策，可以让孕妇肚子里的胎儿丧失来到这个世界的权力。所以，很多人都极其关心政策。政策的调整，往往是大事。

我看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发现这个意见，不是批评，不是抱怨，更不是扯淡，而是政策。这个政策的全文，将近8000字，它指出了多年来中国城市化所存在的大量问题和病灶，并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个政策如果能够严格执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品质，无疑将会大幅提升。

遗憾的是，这个政策出台后，很多人只关注了其中的两句话——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

针对这两句“意见”，一些群众积极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句话里，前一个“意见”是政策，后一个“意见”是抱怨。

我看这些抱怨，充满了“实用主义”的味道，那就是，这个政策让一些人觉得自己的利益将会受损——现有小区的安静和安全感受到威胁，所以反对拆墙。还有人忧虑，围墙都拆了，何处安放中国梦？

当然，也有人以“实用主义”支持拆墙——墙不好，墙象征着封闭，象征着农耕文明，长城，以及防火墙，都阻碍了文明的交流，所以支持拆墙；甚至有人“抒情”。更要拆的是“心中的墙”；甚至，据说有小偷为小区开放的新政喜极而泣簇拥成团憧憬偷窃事业的历史性机遇。

不过，就我所看到的舆情，相当多的人在抱怨。总体上，我觉得这些抱怨是极其无力的，一项改革，怎么可能因为某些人的利益可能受影响就不搞？否则，改革永远无法进行，哪一次改革不影响一些人的利益？而且，为了便于改革的进行，随时可以发布“95%的人认为这个政策好”的调查报告，你信不信？

在各种抱怨中，令人眼前一亮的是，有人放弃“实用主义”采用“法治主义”——不谈政策好不好，只谈政策是否有法律障碍。有些人兴奋地发现，新政策极可能与物权法相违背——封闭小区的土地当初是开发商购买的，建成楼盘后，小区内的道路在业主的公摊面积里。也就是说从法律上说，小区内的公共土地归业主共有而非归全社会共有。如此说来，强行把业主的公摊面积让全社会共享，就可能违背物权法。

如获至宝。

2016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小区内的道路公共化，会不会与《物权法》相违背的？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程新文用380个字回答了这个问题，他首先用300个字“论述”了新政策的重要意义，然后用80个字说，“目前，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这一意见属于党和国家政策的层面，涉及包括业主在内的有关主体的权益保障问题，还有一个通过立法实现法治化的过程。作为人民法院，我们将密切关注。”。

最后的80个字我读了好几遍，似乎才读明白，意思好像是，政策可以通过立法实现合法化，更进一步说，如果政策与法律相违背可以修改法律嘛。然后，法治化进程将再次获得一个里程碑。

是的，法治化就是把政策变成法律的过程。你看，我所在的城市，小汽车每周都有一天禁止上路，依据是什么呢？就是政策，有人说这个限行政策与物权法相违背。好消息终于来了，上个月，这个城市的人大会上透露，今年拟立法降低机动车使用强度为限行提供法律依据。嗯，不久的将来，限行一定会合法化的。

那你可能会问，政策还没合法化怎么就执行了呢。是啊，这个问题我也曾百思不得其解，一纸“意见”，怎么可以禁止我的车上路呢？后来想通了，上对下的“意见”是权力，下对上的“意见”是无力。所谓权力，就是，你对我的意见有意见也得执行我的意见。所谓无力，就是，我对你的意见有意见也得执行你的意见。

最后表个态：我没意见。（来源/新浪专栏，文/王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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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的《魔戒》其实是一部语言学杰作臧舟壑

J.R.R.托尔金，英国文豪，天才的语言学家，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中洲世界史诗，其作品《霍比特人》和《魔戒》被誉为当代奇幻的鼻祖
暴露在阳光下的事物鲜少神秘感可言，在英语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势通用语的今日，我们若听说百年前有位身陷战火的年轻学者曾孜孜不倦地为英语构造独属于它的神话，好让它有个地方可以安置自身的构拟历史时，多数人定会认为这是份莫名其妙的努力。但那位年轻学者，J.R.R.托尔金，对此却有不同看法：“神话的诞生基于它所从属的语言，与此同时，一门活的语言，也离不开代代相传的神话。”托尔金深爱故土英国，且自儿时起就为古英语所吸引，它没有神话支撑，无疑使他感到莫大的缺憾。
托尔金生于1892 年，他对于语言的兴趣自儿时起便显现出来。那个年代的语言学相对于其今日的面貌而言还至为单纯。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奠基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要到1916 年才在日内瓦首次出版，基于它而产生的重要学派“结构语言学”更是要到30 年代才崭露头角。
儿时的托尔金所能接触到的语言学的最普遍景象，还是众人忙于探究语言的历史和亲缘关系，这与达尔文进化论指导下的生物学界颇有几分相似。11 岁的托尔金已经读完了所有适合15 岁以下儿童阅读的书，牧师无奈地对他的母亲说，他也不知道该推荐什么给小托尔金读了。但牧师的担心显然是不必要的，因为就在那一年，托尔金得到了一部《钱伯斯语源学词典》（Chambers’s Etymological Dictionary），并从中得知了当时的语言学家探索语言演化秘密的工具——格林定律（格林兄弟中的哥哥雅各布·格林留下的关于语音演变规律的定律，据此人们可以在缺乏古代语言资料的情况下，推断语言间的亲缘关系、追溯亲属语言共同祖先的形态），就此开启了他此后持续一生的语言创造之路。
托尔金就读牛津之前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爱德华国王学校度过的，那时的托尔金还远没成为爱叼烟斗的老头子，他精力充沛，热衷社团活动。在取得了学校图书馆临时馆员一职后，就借地利之便发起了爱好诗歌与学术交流的小团体巴罗人社（TCBS）。他丝毫不向学校掩饰自己创造语言的兴趣，但即使是在TCBS 同仁中也少有人能分享这一古怪又严肃的爱好。他的TCBS 好友，同时也是爱德华国王学校校长公子的罗布·吉尔森称他是“绝对的语源学权威，语源学疯子”。另一位被他硬拉着一起创造语言的TCBS 好友克里斯多佛·怀斯曼则在几十年后的回忆文章中仍然满心不情愿地写道：“约翰·罗纳德（托尔金）实际上已经开始沉迷于自己构建语言，并且发展到创造了语言甲之后，还要创造语言乙，并指出语言乙是语言甲几百年发展后的变种这种程度。他还苦口婆心地劝我学习他发明的一种语言，并且用此种语言给我写信。”（《托尔金与世界大战》）
托尔金的语言学兴趣并没有止步于科学推导的层面。语言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浪漫与科学交相辉映的国度，他一面借着科学推导的工具去回溯母语的原初形态，一面借着对古语和神话的探索去挖掘古老纯洁的民族精神，而且显然后者才是他的真实目的所在，这是一种今日语言学家身上鲜少得见的浪漫主义作风。如今的语言学家会为大脑是否先天有语法预设而大加争辩，却很少会像托尔金一样被一两个单词背后隐藏的神秘历史搅得魂不守舍。
1914 年暑假，托尔金从《盎格鲁萨克逊诗集汇编》（Bibliothek der angelsachsischen Poesie）中读到了基涅武甫的《克里斯特》，诗作本身让他感到无聊透顶，但他却别有收获，比如，给后来诞生的精灵领主埃尔隆德找到了老爸——埃雅仁迪尔（原译“埃伦迪尔”，依《魔戒》世纪文景新译本改为“埃雅仁迪尔”）。
在基涅武甫冗长的文字间，埃雅仁迪尔的身影一闪而过，“万岁！埃雅仁迪尔，天使之光，远在中土九霄，直射万民之身”，这名字使托尔金瞬间为之倾倒。在多年以后的文字中，他回忆说：“我感到一阵奇特的发抖，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心窝子里震颤，又好像是突然间从睡梦中醒来。如果我能从古英语的角度，一瞥这些单词的背后，就会看到极为神秘、优美的事物在遥远的天际向我招手它们很有可能来自某种更为古老的世界，我认为这种揣摩，并非是一种不敬。”
《魔戒同盟》中，比尔博曾在埃尔隆德的领地上吟诵自己所写的关于埃雅仁迪尔的诗句：

星月交辉，
他起航远离北方海岸，
茫然穿梭在迷咒航道上
不知多少凡世辰光。
狭窄冰峡森冷严酷，
永冻冰山寒影寂寂，
疆外蛮荒，热炎高炽，
他连忙转向，在不见星月的
黑水上，漂泊续航。

阿拉贡说比尔博敢在埃尔隆德之家写埃雅仁迪尔的诗歌是全然不知轻重，但当时的托尔金显然毫不担心这类指责，因为埃雅仁迪尔在托尔金心中还只是位用前基督教时期的古英语记载下来的神话水手，离他成为埃尔隆德的老爸尚需时日，而托尔金寄托自身的霍比特人更是还在历史的迷雾中未现身形。
也就是在那年夏天，自托尔金还在爱德华国王学校时期起就一直笼罩在他这一代年轻人头顶上的战争阴影，终于降临了。托尔金和他的TCBS 好友们毕业后先后进入了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在战争中无可避免地成为伤亡率远高于普通平民士兵的下级军官。
将“一战”称为当时史上参战人员文化素养最高的战争绝不为过，TCBS 同仁们在行囊中随身带着希腊文的《新约》与《奥德赛》，在战火的间隙仍然坚持写信品评彼此的诗作。TCBS 的核心四杰约翰·托尔金、克里斯多佛·怀斯曼、罗布·吉尔森和杰弗里·史密斯，战争虽令他们身心俱疲，却从未磨灭他们的信念—他们依然相信生命的意义在于伟大的成就与神圣高尚的人格。就像史密斯所说的，TCBS 同仁们的使命当是“通过生命、书信、舞台和社团来驱动”，“涉猎人生中美好的一面，追求万事万物，并且在每个人胸中重建一种健全、纯洁、真诚的爱与美”。
对于托尔金来说，执行TCBS 重建社会道德和精神这一伟大使命的武器，就是诗歌与神话。托尔金的“一战”经历极大地催生了精灵历史的写作，精灵们宏大的史诗传奇最初都是以诗歌的形式呈现的。纷飞的战火不仅没能阻挡托尔金的作品在TCBS 四杰中传阅，反而在四人心中燃起了无尽的期盼与慰藉。1916 年春，史密斯在一次危险的巡逻任务前写信催促托尔金：“我亲爱的约翰·罗纳德，用尽一切办法，将你的诗歌出版。我是你狂热且全心全意的支持者。再过几分钟我就要上战场了，即便今夜战死，只要想到还有一位成员，把我们TCBS 的精神，把我们TCBS 的梦想传达于世，我死也瞑目了。”
1916 年7 月，吉尔森在惨烈的索姆河会战中战死。12 月，史密斯也在一次任务中被炮弹击中，不久便因伤口感染而死。怀斯曼虽然活到了战后，但缺失了吉尔森与史密斯的调和，最终也因理念不同而与托尔金分道扬镳。托尔金在吉尔森死后写下的话语“TCBS 的事业最终将由其中的三个或者两个或者一个幸存者来完成”，不幸竟一语成谶。战争带给托尔金的伤痛终身未愈。战火消散半个世纪后，托尔金在《魔戒》第二版前言中仍不无沉痛地回忆道：“1918 年，除了一人幸存，我所有朋友都死了。”
大战结束之时，托尔金尚未及而立之年，但他心中却已像他笔下的水手艾瑞奥（Eriol，意为“独自梦想之人”）一样，成为精神上永无安宁、徘徊游荡的瓦夫里人（Wafre），终其一生一面聆听精灵的历史，一面向已经失落精灵传统的英国人讲述上古的传奇。
克里斯多佛·怀斯曼虽然和托尔金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联系也再未像TCBS 的核心四人都在世时那般密切，但托尔金仍然用“克里斯多佛”给自己的小儿子命名，正是这个小儿子在托尔金身后承担了繁重的书稿整理工作，直至今日。没有他辛勤又低调的耕耘，精灵与中土的历史绝对无法以今日这般丰富的形态展现在世人眼前。
战争带走了托尔金的好友，也带走了一个时代。这种时代逝去的悲悯情怀在托尔金最完整宏大的作品《魔戒》中奏起了最终乐章。随着魔戒的销毁，精灵也结束了在中土的岁月，他们乘船西渡，后世只能在语言与神话的碎片中寻得他们的身影。
随同他们一同西渡的还有独自负担魔戒的弗罗多。弗罗多在销毁魔戒重回夏尔后，发现逝去的一切已经无法挽回，他的心也已无法再享受夏尔的安乐生活。“山姆，我被伤得太深。我设法拯救夏尔，它也获救了，但不是为了我。山姆，常常得是这样：当事物陷入危机，必须有人放弃它们、失去它们，好让其他人可以保有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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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中国培养了79名院士，最终却沦为国家罪人（转载）
2016-02-22今日看點

有这样一个人：
他在专业领域成就巨大，但鲜为人知。
中国23位两弹元勋，有一半是他的门生。
中国核物理奠基人王淦昌，是他的大弟子。中国的“卫星之父”赵九章、“氢弹之父” 彭桓武、“光学之父” 王大珩、“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以及“三钱”中的另外两位——“导弹之父”钱学森、“力学之父”钱伟长，都是他亲手培养的学生。邓稼先、周光召、朱光亚这些重量级的名字，也是他的门生。
他的学生杨振宁，在世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没有之一。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提出探望恩师，被政府拒绝。
他的学生李政道深情回忆：“是他决定了我的命运。”1946年，他破格将年仅19岁的李政道送往美国。半个世纪之后，诺奖得主李政道回国，再次见到那张被他毕生珍藏的泛黄考卷，不禁哽咽。上面是他的字迹：李政道，电磁学，5825=83分。
第一位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人，是他的学生林家翘。
第一位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的中国人，是他的学生戴振铎。
华罗庚说：“我一生得他爱护无尽。”当时华罗庚只有初中学历，是他力排众议，让华罗庚在清华数学系任教，又送往剑桥大学深造。与华罗庚齐名，就读于清华数学系的陈省身，同样受益于他的谆谆教诲，日后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几何学家，现代微分几何之父。
他一生解不开的结，是他的学生熊大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熊大缜放弃了赴德留学的机会，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在吕正操将军麾下担任供给部部长。熊大缜利用清华所学，为部队制造炸药、雷管、无线电发报机等军用物资，为地雷战提供武器装备；而老师本人则守在津门，为熊大缜提供支援。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中共“锄奸队”展开政治运动，将熊大缜诬陷为特务，未经调查核实，用石头砸死。封号频繁想读此类好文章请加微信：gpf861  （熊大缜为了给解放区节省子弹，自己提出这样的行刑要求）
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坚持为熊大缜奔走鸣冤，反令自己锒铛入狱。
文化大革命到来，这位七旬老者被指控为反动权威，“国家罪人”。
他变成了熊大缜变成中统特务的介绍者，惨遭毒打，脊骨受创，大小便失禁。
在听说两弹元勋姚桐斌被乱棍打死，爱徒赵九章含恨自杀之后，他精神崩溃，出现幻觉。
文革后期获释，他一度在中关村大街上乞讨，双腿肿胀，身子屈成九十度。
文革结束，他亦长逝。据说临死之前，口中还在喃喃：“回清华，回清华……”
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此人死讯，所有报刊均不予刊登。
1986年，在吕正操将军的努力下，他和熊大缜终于得以平反。
此时距离他去世，已十年之久；而他的学生熊大缜，冤死已近五十年。
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学者联名呼吁，请求清华大学为他树立铜像。
1995年，铜像落成。
请记住他的名字：叶企孙（1898-1977）
他终身未娶，无儿无女，但却桃李满天下。
他为中国培养了79名院士，无党无派，最终却沦为国家罪人。
获得2015年雨果奖（科幻文学领域最具权威的奖项之一）的中文小说《三体》，以一位名叫叶哲泰的物理学家作为肇始。
在文革中，他被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批斗致死他叹道：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以上内容摘编、改写自知乎网友王不二对问题“历史上有哪些成就颇高但鲜为人知的人？”的回答，这个回答，在短短数日内，获得了超过2.1万的点赞数。叶企孙这个名字，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线中。在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的《科学精英》一书中，有叶企孙的专门一章，现摘录其中部分内容，与读者一起回顾这位伟大的爱国者。

叶企孙的悲剧
作者：刘克选、胡升华

叶企孙是一位科学家、教育家，但他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青年时期选择科学救国的道路，便是他爱国主义的一种自发表现。在以后岁月里，这种爱国主义思想在他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叶企孙对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表示强烈的愤慨；面对九·一八以来日军侵略的步步扩大，他竭力主张抗击。1933年热河轻易失守，他十分气愤，和另外四位清华教授一起联名提请召开临时教授会议，给国民政府发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电报，谴责不抵抗行径，甚至呼吁严究“蒋委员长”、“宋代院长”的责任。1935年11月，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叶企孙起草电文，和梅贻琦、陶孟和、胡适、张溪宕等北平教育界人士联名通电全国，声明“华北民众无脱离中央之意”，揭露日伪汉奸分裂中国的阴谋。1936年绥远抗战，叶企孙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支持学生赴绥远劳军。同年11月和12月，二十九军在红山口和固安进行两次对抗性军事演习，他和学生一起前去慰问演习将士。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的一位学生还记得他当年在课堂上讲过的话：你们学物理不能光搞理论，打起仗来，你们也得做些实事，比如提高蒸汽机效率等。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奉命南迁，与北大、南开一起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9月，叶企孙抵达天津，准备乘船南下，但不幸染病，只得滞留天津住院治疗。
幸蒙他的得意门生之一，清华物理系助教熊大缜的细心照料，病情才较快好转。熊是江西南昌人，1913年出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叶、熊二人，相交甚笃，关系非同一般。叶企孙养病期间，清华大学决定在津设立临时办事处，负责帮功清华的师生员工南下和照管清华在天津的财产。办事处由叶企孙领导，熊大镇协助。就在这时，面对全国熊熊燃烧的抗日烈火，熊大缜毅然决定弃教从戎，前往冀中抗日根据地投身抗战。从个人感情和熊大缜本人的前途考虑，叶企孙不同意他前往冀中，然而“事关抗日，事关民族救亡，我无法阻止，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他”。
熊大缜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冀中根据地，先是在冀中军区修械所担任工程师，不久即任军区印刷所长。由于熊精明能干，又有专业知识，1938年6月，吕正操（当时的冀中军区司令员）任命他为军区供给部长。熊任职后，办起了冀中军区兵工厂，动员了一批技术人才到冀中参加抗日。还组织起了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地雷、雷管和短波通讯工具等。他还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购买了大批医药和医疗器械，装备电台的原材料等。他们研制的烈性炸药，成功地炸毁了日军的机车。在熊大缜的领导下，冀中军区的兵工生产一度搞得非常出色，配合部队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吕正操说，“熊大缜为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4月初，熊大缜派人到天津与叶企孙联系，请求帮助，希望他为冀中介绍技术人才和购买军用物资，叶企孙“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叶企孙奔波于天津、北平之间，物色技术人才，动员他们前往冀中投身抗日。他先后介绍了汪德熙、李广信、门本中（阎裕昌）、胡大佛、顾宗直等多人到熊大缜那里工作，他们中的多数后来成为冀中军区兵工生产的骨干。当冀中出现技术上的困难时，叶企孙本人一度也曾有过去冀中服务的考虑，但由于各种原因终于未去，坚持留在平津，冒着生命危险，为冀中购买军用物资，其中有医药、炸药原料、无线电零件、制备雷管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铂丝、电动起爆器等等。购买这些物资所用款项三万多元也由他四处募捐筹集，其中有清华大学基金一万元，清华子弟学校的基金一万八千元，余为私人捐款，他本人手中的积蓄五百元全部拿出。
他在天津英租界内还领导了为冀中制造炸药和装配电台的工作，参加者有林风（清华大学化学系研究生）等人。
1938年9月，叶企孙接到梅贻琦来信，通知他前往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另有两项理由也促使他南行。一是他为冀中筹借的资金已用罄，在日军占领下的平律无法再筹集，购买军用物资事难以继续进行，他决定去南方后继续为抗日筹款；二是他在天津的活动已受到日本人的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可能。10月5日，他离开天津，取道香港赴昆明。
叶企孙到后方后，和冀中抗日根据地一度仍保持着联系，他还想办法为冀中筹集资金，购买制造军事装备的物资等。他还著文介绍冀中的抗战情况，高度评价了冀中军民的抗日斗争。
不幸的是，在1939年春的锄奸运动中，熊大缜被指控为国民党派遣特务，被冀中军区锄奸部逮捕。严刑之下，熊大缜“供”出了叶企孙是“国民党C.C.特务”（这就埋下了引发叶企孙晚年悲剧的最直接的动因）。受熊案株连的有几十人，平津去的学生和科技人员全遭逮捕。熊大缜被野蛮处决后，共产党上级组织派人到冀中重新审查此案，认为是除奸扩大化的做法，其余人才被释放。造成熊案的原因主要是国共合作气候的变化和党内一部分人对知识分子缺乏信任感。熊大缜的死是令人痛心的，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近半个世纪后熊案才获平反！
1948年底，解放军逼近清华园，此时的叶企孙依然故我，他一生没参加任何党派，也不追随任何党派。他没有上国民党派来“抢救”教授的飞机，留在清华园，等待解决，因为他相信共产党也是要办教育、搞科学的。
1949年5月，叶企孙欣然受命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950年3月又被教育部任命为改组后的清华大学校委会主任委员。组织上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影响配合工作，主观上他也想为教育事业多做贡献，而且也付出了很大努力，然而他所坚持的学术独立、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工作方法及办学方针，与党的要求有一定距离。1952年，对于上级下达的院系调整方案，他认为不妥，出于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他自己搞了一个清华大学的调整方案，结果遭到从上到下的批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他是有抵触情绪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自觉不自觉地跟上了潮流，而他成了“落伍者”，他被指责为对“思想改造”没有热情，“分不清敌我界限”，比如梅贻琦是上级点名要批判的“敌人”，而叶企孙竟对他留恋，并为他的一些言行辩护。解放初，国内在对萨本栋的评价上颇有争议，一些名学者甚至在公开场合也有抵毁萨的言行，叶企孙一生难得撰文，这时却站出来写了“萨本栋先生事略”一文，高度评价萨本栋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和清华物理系的贡献。当然，他这样做的结果，带来的只能是更为激烈的指责和批评。面对现实，他不再作无谓的声辩与反抗，他把别人批评他的话收集整理后，做了两次公开检讨，总算被允许“通行”。
1952年10月，院系调整后，叶企孙被调到北大物理系任教，从清华大学负责人到北大的一个普通教授，职位是下降了，但他十分情愿，因为在他看来，在新形势下，思想不与上级领导合拍，工作很难进行。能以摆脱领导工作而致力于教学和研究，实在胜过违心的盲从。
到北大后至文革开始这一时期，他的生活还算安稳，没有大的波动。公开场合，他不与人争，以求安宁。甚至在学术会议上他也很少发言，而把精力放在教学和读书上，以求为国家多培养些有用人才。周围的人总的来说对他还是尊重的，有关方面也希望让他的威望和学识发挥一些作用。他当选为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表面上，他对许多政治问题，保持沉默，采取静观态度，然而他的内心是有一杆秤的，对各种社会现象，他都进行严格衡量，时时在私下不自觉地流露出他的看法，他认为李森科学说是伪科学，他主张学术研究应该兼容并蓄，自由发展，而不是搞什么“阶级斗争”；他对我国在外交上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颇有意见，认为这对我国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许多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书，他很不以为然，认为这些书完全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等基本假设之上的，人们必须先接受这些基本假设才行，大鸣大放时，他有先见之明，认为说了也没用，还可能会带来麻烦，从而没有成为“右派”，但他对于右派所受到的处理方法坚持认为不妥，在路上碰到右派学生也不避嫌，主动接近，给他们以安慰；“浮夸风”盛行时，他每日看报旁边必放着纸和笔，对报纸公布的统计数字，一再核对检验，不受欺骗。
那些年里，各种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但叶企孙因为没有进行正面对抗，平安地度过了十几年，他头脑中绷紧的弦有些放松了，再加上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和正直感，“文革”前险些惹祸上身：1965年，《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物理学家贩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一文，有关方面召集北京的一部分著名科学家开展讨论，绝大部分科学家在当时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说了一些套话，机械地说明唯物辩证法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叶企孙是唯一公开站出来唱反调的人!他觉得那样去理解科学发展和评价著名科学家恐失之于教条。“对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必须具体分析，给予正确评价”。并提出话难：“科学史上确有些例子，表明一个有唯心观点或形而上学观点的科学家也能做出重要贡献，为什么是这样？”许多人为他的这一举动而担心，还算侥幸，“文革”随后爆发，这件事便被冲淡了。
十年动乱开始时，叶企孙尚未受到冲击，仍在坚守着教学岗位。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6月，国家经委、化工部、中国科学院的红卫兵翻出熊大缜案批斗吕正操时，前往北大叶企孙家中进行所谓调查，被北大的红卫兵组织获悉，立即贴出了“打倒C.C.大特务叶企孙”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继而开始了对叶企孙的揪斗、审查，并被关进牛棚。肉体上的折磨，人格上的侮辱，使他的身心备受摧残，他精神近乎崩溃，得了幻听症，天天“听”到造反派们在广播里点名批判他并能对他的一切行动做出反应，多么绝望的感觉!然而1968年6月28日，更大的厄运降临，中央军委办公厅竟将他逮捕，关押时间长达一年多，1969年11月放回北大。这期间发生了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他后来也绝口不提，说是已答应过要保密。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他在里面写过不少交待材料，因为其中一些被装入他的档案；在此期间他患了前列腺肥大症，放出后已两腿肿胀，步履艰难。
叶企孙被送回北大后，学校继续对他的“特务问题”进行审查，工资停发，只发少量生活费，家已被抄，而且住房也已易主，他被安排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除了饱受物质生活方面的困苦外，更难堪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无休止地“交待”，“悔过”，人性遭到空前毁灭！就在如此境况下，他仍以坚韧的毅力，顽强地支撑着，他从不因委屈而向任何人倾诉，而是默默地忍受着一切，这种“濡”味，这种“达观”，曾让不少人百感交集，心酸难禁！物理学家钱临照曾把叶企孙与另一位物理学老前辈饶毓泰作比较，深有感触地说：他们两人都很刚强，但饶先生像玻璃，虽然硬，却容易碎，而叶先生象一块钢，不仅硬，还有Plasticity塑性）。然而，正是这种塑性对他晚年的悲剧起着相当的深化作用。
1972年5月，有关一方面对叶企孙的“C.C.特务”问题，做出了“查无实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以示“宽大”。他恢复了教授待遇，住进北大公寓。这时他的前列腺肥大症已是很重了，行走不便，因小便失禁，无法就床安寝。1973年教授体检，医嘱需动手术治疗，并警告若不及时采取措施，肾脏随时可能坏死，然而叶企孙认为自己的病状是人体自然衰老现象，他说，“这是一个不可逆过程，无须治疗。”在他看来，他一生要做的事已基本做完，即使做手术治疗能延长几年寿命，也无多大意义。何况，几年来，他已尝够了世态炎凉，一些本来应该帮助他而且也有能力帮助他的人，避之犹恐不及，提起他的名字就讳莫如深，更不必说主动来过问他的病情，这就更加速了“不可逆过程”的进展。
1977年新年伊始，中华大地已绽出几丝春的暖意，但在叶企孙的生命历程中，却是最寒冷的冬日，疾病一误再误，生命的活力终于耗尽，1月9日有人发现叶企孙说话混乱，11日完全昏迷，12日才被送到北大校医院，因情况危急，马上送到北医三院，但却不让住院，只准在观察室停留，不得已走后门才算弄到了病床，然而为时已晚矣。封号频繁想读此类好文章请加微信：gpf861    1977年1月13日21时30分，叶企孙带着所谓“历史问题”的尾巴，惨淡地告别了人世……
叶企孙去了，然而以他为主角的悲剧却仍在继续，北京大学有关方面为再次表示“宽大”，根据“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办法，于1977年1月19日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追悼会。从此之后的近十年间，他的名字和事迹很少有人提起，仿佛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叶企孙这个人一样。
1986年8月，中共河北省委做出了为熊大缜平反的决定，至此，叶企孙的所谓“历史问题”终于化为乌有！这种结果虽然是公正的，但却并不是历史的必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某几个人已经死了，而另外几个人还活着！
历史的进程像生命过程一样也是不可逆的，如果相信未来的历史可以、而且希望它不再出现昨天的悲剧，能更理性地发展，为什么不拾起“历史”这面镜子！
以上内容摘自《科学精英》，后浪出版公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10月，99.80元。原题为《叶企孙：他的贡献与悲剧》，摘录其中第5、6节，题目由编者所拟。

令箭

章立凡：警惕“文革” 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2016-02-22 章立凡 匯達人

今年将迎来“文革”五十周年，历史不断闪回。从几年前的重庆“红歌会”到今年的央视春**晚，“文革”式重口味再度袭来。权力指鹿为马的傲慢与偏见，激起公众强烈反弹，吐槽中有网民预测：这种强势造神秀只是热身，稍后必有重拳出手，应对历史和现实的问责。元宵节还没过，一场快闪式媒体巡礼之后，在号称与北京文艺座谈会规格比肩的官媒大会上，党姓四十八字舆论导向组合拳正式登台设擂。我在很多年前曾提出一个观点：毛泽东和中**共既是一党专政体制的受益者，同时也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债务，成为其自身长期历史行为的受害者。他们创立了一个斯大林主义的“互害”体制，而“文革”就是这一体制的现世报。其历史遗产包括：平均的贫穷、人为的仇恨、人口的爆炸和文化的毁灭。这个根据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立起来的体制，没有永久的朋友，且永远在寻找和制造敌人。1949年打败了政治对手国民党，通过土改消灭了地主，就开始整肃盟友和自己人。整完了民族资产阶级再整民主党派，消灭了党外民主，党内民主也保不住。 残酷历史 实现一党专政的后果，是执政党须直接面对全民，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党内，导致内斗连绵不绝。整掉了彭黄张周，“大跃进”折腾成大饥荒。七千人大会后，党内高层矛盾日益尖锐，最终酿成一场历时十年的空前浩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辈子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自称“其乐无穷”。文革期间他还有句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完全是独夫口吻。为了干掉“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他不惜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投入绞肉机。人们你斗我，我斗你，斗过他人，又被他人斗。抄家、批斗、文斗、武斗，夫妻、子女、父母、亲友相互告密揭发，图书、古籍、文物、古迹惨遭毁灭……正所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文明古国成了一座丧失理智的大疯人院，北京、湖南、广西等地都出现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仅普通百姓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很多“红二代”（包括当今中共总书记）的父辈们也未能幸免。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披露：“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董宝训、丁龙嘉：《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1页；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第9页）痛定思痛，1981年起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时，参与起草文件的亲历者们群情激愤。主持起草者是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一向被称为“左王”），也十分愤怒地控诉：“在全国范围停止了宪法和法律的作用，从国家主席到所有公民的人身自由没有了，抄家、抓人、打人、斗争。这件事一定要讲，宪法和法律废除了，这是大事变，是不能容许的，一定要大书特书！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侵犯了党员的权利，党员停止组织生活，在群众中公开宣传多数服从少数。所有这些事情，说明‘文化大革命’是怎样荒谬绝伦，怎样叫人没法在这个社会中生活了。”（胡乔木：《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90页。）但这种清算“文革”的诉求，很快被邓小平“宜粗不宜细”的政治谋略所稀释。邓提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出于执政党利益的考虑，《决议》虽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对毛泽东作出了三七开的评价，小心翼翼地将毛的罪错从毛泽东思想中剥离出去，保住了他作为中共开国领袖的脸面。但“毛泽东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立论，至今在逻辑上无从自洽。 反思文革 在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尽管存在着阻力，对“文革”及其成因的反思和研究，尚能以一种不太高调的形式踏实行进。出版了与国史、中共党史和文革史有关的一批著作，例如“历史在这里沉思”、“1949-1989年的中国”、“40年国史反思”等系列丛书、《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庐山会议实录》、《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等专著和大事记，以及《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译著，1989年的重大历史事件后，随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以及相关文艺作品，逐渐成为禁区。巴金先生生前呼吁建立的“文革博物馆”，至今无从实现。在官修历史教科书中，“文革”的历史被淡化处理。初中教材涉及“文革”的内容仅为一章节，沿袭传统史学的“奸臣模式”，将文革定性为林彪、江青等一小撮野心家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刻意回避对始作俑者的历史问责。叙事笼统，缺乏细节，“红卫兵”、“知青上山下乡”等重要的关键词皆一笔带过，既没有量化的数据，更不敢触及十年浩劫的深层原因。青少年无法从教科书中获取对这场历史浩劫的准确认知。“政府和人民从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黑格尔语）。一党专政下的权力私相授受，当然跳不出中国历史的治乱周期率。当局坚持自身利益最大化、拒绝反思“文革”的恶果，不仅使经济起飞后的社会严重两极分化，同时令绞肉机式的“互害体制”得以延续，至今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建政以来成系列的“宫斗剧”，至少已播出了三季。第一季，“文革”：以毛泽东借助林彪废黜刘少奇的宫廷政变始，历经扑朔迷离的副统帅林彪坠机事件，以华国锋联手叶剑英逮捕毛氏遗孀及其盟友的宫廷政变终。第二季，“改革”：华国锋被迫下台，“老人干政”导致胡耀邦、赵紫阳两任总书记被废黜，“垂廉听政”令弱主胡锦涛十年难有作为。第三季，“打虎”：自2012年王立军出逃到薄熙来垮台入狱，历经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一众高官落马被囚，“宫斗剧”仍在继续……。权力传棒到“红二代”手中，体制内对“文革”的态度，变得越发波诡云谲。作为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此群体中的很多人曾是当年的“老红卫兵”，运动初期扮演过加害者的角色，其本人或家庭后来又成为受害者，“文革”结束后再度成为体制的受益者。多数人对父辈打下的红色江山怀有血缘情感，视毛泽东为团体的教父，尽管亲生父母和自身备受教父的苦整，可团体终究是团体，教父依然是教父。这种角色的转换和利益的考量，使相当一部分人对第一个角色讳莫如深，拒绝反思和道歉。另一部分人主张深刻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这种成本最低的“维稳”，至今未被众多同侪所理解。 文明与理性 “文化大革命”这场反人类反文明的历史倒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所造成的文化、道德断裂，不仅令全社会咀嚼苦果，且历经几代人都难以修复。当下无论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是高官还是富豪，是“红二代”还是平头百姓，凡是从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亲历者，只要心智正常，绝不会希望“文革”重来。曾国藩曰：“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近年御用的官媒写手们，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明目张胆地涂抹掩盖历史罪恶，竟然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对于这类混淆黑白的妄人，史家尤须继承史德，秉笔直书，清算文革，坚持问责。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历史的修纂已不再是官府的专利，越来越多的民间亲历者，正以拼图式的勤奋书写，还原历史的真相；而一切伪史在信息互联的时代都变得不堪一击，随时可能被戳穿。在国门紧锁、信息封闭的毛时代，造神运动容易成功。而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尽管毛泽东的幽灵徘徊未去，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令箭

李悔之：莫骂朝鲜人民是“猪”，要骂就骂金屠夫作者：龙兴伟2016-02-22 18:11
当今特色之国有三个群体的人，都在扮演把中国往火坑上推的推手角色。尽管性质大不相同。
一群是梁效、罗思鼎的传人们——能把特色逻辑演绎得花团锦簇的文人。他们拿手绝活太多，这里只谈其中一个绝活：当教育人民群众要爱国，必须增强民族自豪感之时，便把祖国说得花团锦簇，什么“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山川秀丽”；把中华民族说成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当要突出政府养活了13亿中国人的世纪伟业，或谈到眼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种种尴尬时，却又告诉大家：中国虽然地大，但可利用能源、资源并不多，自然环境也不太好；一听到有人嚷着要搞西方那一套时，则说“国人综合素质太低”、“国情太复杂”……等等。另有一群自号“汉奸”人也极是奇葩：从其说话总是喜欢杂挟一二个英语单词，开口闭口西洋大师名言典故、好莱坞NBA名星趣闻轶事来看，他们并非装有文化的工农兵大学生，也确实看过太多中外名著，大学名校文凭决非他人代摘的……正因为如此，便自恃智商、学识、见识超人，动辄端出一副先知和“高等华人”架势，开口闭口骂本民族是世上最愚蠢的民族；骂中国大陆人为“支那猪”……甚至认定：又蠢又笨又懒一无是处的“支那猪”不配享有民主权利，活该做奴隶。还认定：纵然当政者也决意玩西方那一套了，但从酱缸里爬出来的人群也必将玩得一塌胡涂……这个群体的人十几二十年前盘踞在海外博讯网的“汉奸”论坛，专以辱骂、嘲笑“支那猪”为快事，影响了不少能“翻墙”的大陆网民。所以QQ群、微信群先后兴起后，类似言论又在QQ群、微信群盛行。还有一个群体的呢？则以“民主人士”或觉醒者脸孔出现——他们既在网络上鼓吹西方那一道，抨击Z家人；同时又以最革命姿态示人：他们既嘲讽、斥骂言论温和的同道，还将Z家子弟稳坐天之原因归咎于麻木的民众太多，因而经常痛心疾首地感叹周边太多“唤不醒”的“愚民”，或抱怨或痛骂“做奴隶活该”……等等。与后两个群体的人相比，梁效、罗思鼎的传人们显得水平就高了一大截——他们嘴里、笔下，国民素质的高低，是随时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来决定的，一句话：该说高时就说高，该说低时就说低！——这点，他们深得老一辈宣传家真传：需要农民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之时，则热忱赞扬“贫下中农”与工人阶级一样，都是“先进的无产阶级”；要搞“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把分给农民的田重新收回来了，则认定农民“最落后、最愚昧、最保守”，所以“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当无法安置数千万初中、高中毕业的“知识青年”就业，决定把他们流放到农村之时，“最落后、最愚昧、最保守”，以文盲和半文盲为首的“贫下中农”，转眼间成了可以“教育”千万知识青年的“先进阶级”了——“知识青年上乡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骂“支那猪”、骂“愚民”的两个群体之所以不及前者高明，也就情有可言：没有前辈丰富的经验可借鉴，当然也就远远没有宣传家们灵活多变的革命智慧。骂“支那猪”者，纯是图嘴巴痛快，只为在众人面前显示个人超群逸伦、卓尔不群，此类轻浮、轻狂至极之辈，也就犯不着在极其简单的常识上费太多口舌与他们理论——朝鲜与韩国就是最好明证：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分开只半个多世纪，北边的便成了躺在猪圈里饿得皮包骨的“高丽猪”；南边的却成了向世界输出三星输出现代输出江南style的牛逼强国！骂“愚民”，怪国人“太懦弱”者呢？更多的是发泄怨气。这个群体相对较大，具有一定代表性。也就十分必要与之理论一番。平心而论：在特色之国，面对无处不在的谎言、荒诞、野蛮和不公，自觉无力改变现实的“先明白一族”，偶尔骂骂周边“沉睡不醒”的“愚民”，也实在难免。只要不老挂在嘴边、只要不太过分就行——孔夫子惹急了也骂“攀迟者，小人也！”但问题是：不少自身满脑子浆糊的人，却也经常摆出“世人皆浊唯我独醒”架势，专好说一些哗众取宠、一竹杆打翻一船人，让不少同样的糊涂人听了生怨、消极、泄气的话。在“愚民”和“半愚民”太多的国度中，其言论所产生的破坏性，决不亚于宣传家们。前天下午，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个很具代表性的帖子：“非常佩服中国人民的上诈下愚，全世界恐怕难于找出这样的民族：一忍，只要活着，那怕猪狗一样活着。二蠢，没有思考，什么谎言都信；三软，丝毫无骨，任由强者凌辱和伤害。四笨，不会反思，任由悲剧一次次重演。五，没有敬畏，对弱者更加凶狠残暴。六恶，没有底线，为一已之私无恶不作。”看了上述帖子，被腰挎盒子炮的“人民的勤务兵”们折腾了大半辈子，已越来越没有脾气的老李，也不禁学蒋委员长骂了句“娘希匹！”之所以骂“娘希匹”，是因为这位骂“中国人民”既“蠢”且“不会反思”的网友，跟太多动辄骂“唤不醒”的“支那猪”、“愚民”、“奴才”的人一样，根本无视笼中鸡、粘板鱼的人民“只要活着，那怕猪狗一样活着”背后的苦难、辛酸、无奈！——自“秦皇扫六合”之后，“百代皆行秦政制”，历朝统治者无不奉愚民、弱民、贱民为“基本国策”。在皇帝老儿口含天宪的凛凛“天威”之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一类“正国级”，以及六部尚书一类“副国级”的朝廷领导同志一言不合“圣上”之意，尚轻则革职、抄家、廷仗，重则砍头、灭三族、诛九族，人称“草民”、“蚁民”的普通百姓活得就更如草芥，如蚂蚁，如猪狗了。尽管如此，直至民国，春秋以来传统文化中堪称优良、精华部分，多多少少还是由少数士绅传承下来；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精英还是不断涌现；有着较多现代自治元素的乡绅自治传统仍在，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伦理道德尚存，民风相对仍是比较淳朴的。这就是台湾五十年代之后制度转型绝不能忽视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回望大陆呢？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之后，一个前所未有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任何人“无所逃离于天地之间”，比皇帝老儿的家天下厉害百倍的“D天下”出现了：清末民初开始形成的、带有很强现代NGO色彩的民间社团一夜之间被彻底荡尽；各种政党组织要么被取缔，要么成为装点门面的花瓶；新一代士绅——知识分子遭遇漫长的、钝刀割肉式的“思想改造”乃至肉体折磨，整个阶层彻底被打趴、彻底犬儒化；庸众阶层，也即是所谓群众阶层，则彻底沦为丧失起码是非分辨能力，被领袖和组织玩弄于掌心之上的乌合之众；国民的人格、心智前所未有退化……在社会彻底碎片化、沙粒化，人人直接面对冰冷、强大的国家机器情况下，指责国人“太懦弱”，痛骂国人不该像猪狗一样活着，无疑是极其冷血的——前苏联以及东欧文化程度并不低，斯拉夫民族是世上公认的强悍、好斗的民族，然而在长达七十年间，或五六十年间的日子里，那里的人民不同样像“猪狗”一样活着？当今的韩国人，也以强悍、血性著称，然而同一民族的朝鲜人民，却至今生活在全世界最血腥、最野蛮、最黑暗的金氏政权之中，如果有人骂朝鲜族是世界上最劣等的民族，斥责他们太懦弱、愚民太多，是否太冷血了？同时，是否还显得太弱智了？无疑，争议最大的是当下的现实：太多人认为，当下吾国人比三十五年前无是自由度，还是其它方方面面，都比前三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在如此条件下，尤其是“苏东波”纷纷一夜之间变天，我等却仍生活在特色之下，归根到底之原因，是国人太懦弱，愚民太多……问题果真如此简单吗？确实，后三十五年不但经济和物质条件发生了巨变，自由度也相对宽松得多。然而或许命中注定，或许天负中华：上世纪那场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在“苏东波”之前，所以尘埃落定之后，为江山永不变色计，惊魂甫定的当局之后实施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极为精致的，而且越来越“与时俱进”的伟大特色治国方略。其中如下几点堪称精妙杰作：（1）、将“W稳压倒一切”理论落实到实处，甚至使其制度化——大规模壮大W维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精心编织立体、全方位的数字化W稳网络。用D管W装理论，将包括城管在内的“人民武装”牢牢掌控在手。如此之下仍觉不安稳，隔三差五组织专家讨论哪里存在N级危机，真正做到滴水不漏了。（2）、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名，将一切垄断能源、资源，以及一切主宰国民经济命脉的要害企业置于“国有”。以确保政府任何时候不差钱。（3）、改变权力集团成员结构，大规模扩大利益集团阵营，将企业家、知识分子，以及包括体育明星、歌星、演艺人员在内的各界精英拢入怀中。随后，利益集团不断向基层延伸。时至今日，无数村委会支书、主任也成了“老康”群体。太多垄断“国有企业”普通员工，太多发达地区城市的普通公职人员、教师，也成了月收入上万或过万，福利武装到牙齿的群体。在信仰缺失、实用主义理性过于发达的国度中，这个极其庞大群体中，成了特色体制的坚实底盘。上述一点比前两者或许更为重要：因为既得利益集团成员延伸至最基层，使得当下吾国与“苏东波”之变前的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巨大不同：后者因为经济改革滞后，利益集团只停留在高级别官僚阶层。而且其所谓“既得利益”，也就是城里有房子，郊外有别墅，不缺伏特加、香肠、黄油、面包而已。而当今特色之国沿海发达地区太多村官的油水，也比前苏联一个政治局委员丰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局限在较高级别官僚，且既得利益与当今特色之国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是苏共解体之时其两千多万党员“无一是男儿”之最重要原因。而当今吾国，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富可敌国且不说，包括公、检、法、军队和武警部门在内的太多中、底层的，官不大、权不小的芝麻官也捞得盆满钵满。纵然没捞到太多油水的普通公职人员，因为体制内的太多优势，也远比周边绝大多数普通国民强太多。加上“国有”垄断企业、沿海发达城市的教师、事业单位员工，就更惊人。这个数千万的群体如果再加上其家人，就是一二亿的极其庞大的群体。这就是“人民江山牢又牢”的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4）、汲取数千年饥民揭不开锅屡屡暴发“农民起义”历史教训，建立一套涵盖城市、农村最低收入人群在内的城贫困人口保障机制。——近年偶尔回老家，发现政府对农村最贫苦人员的“关怀”真正“落实到了实处”——对各类最贫困人员，都实行一二百元、三四百元等不同标准的补助。钱虽少，但盘古开天以来却是第一回。所以，这一点也是极是高明的——钱是纳税人的，但领钱的人却感激涕零，边擅抖着手边念叨：感谢政府！还有诸多英明之举，不再赘述。如此刚柔并济、刚柔相济、精妙绝伦的特色体制，古今中外难览其二。有人谓之”后J权“，其实是有欠精准的。究竟应如何定义，恐怕政治学家要动一番脑筋。如此特色大环境，作为一位矢志于推动自由民主者，或作为“先明白一族”，思想都要“与时俱进”。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半个多世纪的指鹿为马的教育灌输，足于使无数不愿、也无条件再进行知识结构更新的曾经饿怕了、穷怕了、斗怕了的国人生产满足感和感恩心理。少数觉醒者鉴于血腥斗争的回忆，以及国家机器对一切不利于维稳大业的人和事一概秋风扫落叶一般的严酷现实，使得他们继续“装睡”。再加上三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不少非体制内国人也奔上“小康”，乃至富了起来，所以在如此特色国情之下，用什么方式推动自由民主，就要三思而后行。如果动辄用辱骂的方式鄙弃、嫌弃周边的“愚民”，或动辄拿“国民劣根性”说事，只能适得其反。古今中外，真正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大变革，总是由一群社会精英去推动的。占比例极大的庸众，为生计所累，乃至为三餐所困，总是充当看客，被历史车轮推着走的。——举凡了解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德国当代史的人都会发现，这些国家之所以成为世界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每当国家和民族面临重大危机，或到了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之时，总是有一大群有信仰、有血性、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地站出来——甚至毁家纾难，肩负起扭转乾坤的伟大历史使命。正是这些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能“舍弃小家为大家”，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充当伟大的“历史扳道工”，才使这些国家免于陷入“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恶性循环。骂人，并非完全坏事。一个听不到骂声的国家，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国家——金三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就听不到骂声。但举凡骂，也要讲理、讲道。就当下特色之国而言，诸君有火，请不要轻易骂周边或每天被生存折腾得焦头烂额，或满足于“老婆孩子热坑头，或醉心于“小康”日子的“愚民”。要骂就骂那些小人小志、鼠目寸光、贪婪无比，只图个人、家族和小集团永享荣华富贵，置人民福祉、民族前途、国家兴衰而不顾的肉食者；要骂就骂那些与权力狼狈为奸、只顾自己闷声发大财的精英；要骂就骂那些为朝廷族舍的酒肉，甘愿抬轿子吹喇叭的学者文人！骂人并非完全坏事。但骂人之时，也要反思自己是否比常人做得更好，做得做多。还有，骂人之后，要反思自己是否真正的明白人。例如上述那位责怪中国人民“不会反思，任由悲剧一次次重演”的网友，其自身就是一位“不会反思”之人——“忧国忧民”、“救国救民”，阻止“悲剧一次次上演”，历来是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责任——也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为生计所累，为生存所困的人民——普通百姓，皆是自身难保的泥菩萨，岂能阻止“悲剧一次次上演”？如此之骂，与泼妇骂街也就五十步与一百步之距了。关于“愚民太多”的问题，我历来是持慎审乐观态度的：经三十多年的思想启蒙，以及全球化引发的思想文化大交流、大碰撞与大融合，时下特色国度上，尽管仍有太多未觉醒者，但总体、相比较而言，国人之思想觉悟和素质之高，比之一百年前辛亥革命之时，比之“五四”运动之时的中国不知高出不知N百倍：从微博、微信、博客和论坛众多文章和帖子中，可以看出托克维尔、哈耶克、波普尔、哈维尔等自由主义大师的著作在中国越来越受欢迎；契约精神（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和法治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有限政府”、“小政府、大市场”、“小政府，大社会”等政治术语越来越成为业余网络作者文章的热点词汇；作为制度诉求的宪政民主呼声越来越高涨”……网络空间形成的巨大民意力量，以及绝大多数国家已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特色之国已成孤岛一座的孤立环境，无时不给当政者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如果看不到发生的巨大变化，而是只看到周边太多“愚民”，必将陷入可悲的消极和悲观之中。最后，用下面一番话与共道们共勉：作为“先明白一族”，作为立志为祖国民主进步作为奉献者，在全新的特色大环境下，要随时更新知识结构，提高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唯此，才能在新形势下保持清醒头脑，才不会盲目误判形势。也唯此，才能作出更有效、更智慧的行动抉择。文不对题，实有难言之隐，你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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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比鬼怪更可怕的是丧尽天良的人！2016-01-29 中华热点
在我的童年生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饥饿和孤独外，那就是恐惧了。然而我们恐惧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恐惧从何处来，一直像是一个怪圈问题。我出生在一个闭塞落后的乡村，在那里一直长到二十一岁才离开。那个地方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有了电，在没有电之前，只能用油灯和蜡烛照明。蜡烛是奢侈品，只有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才点燃，平常的日子里，只能用油灯照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煤油要凭票供应，而且价格昂贵，因此油灯也不是随便可以点燃的。我曾经在吃饭时要求点灯，但我的祖母生气地说：“不点灯，难道你能把饭吃到鼻子里去吗？”是的，即使不点灯，我们依然把饭准确地塞进嘴巴，而不是塞进鼻孔。在那些岁月里，每到夜晚，村子里便一片漆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度过漫漫长夜，老人们便给孩子们讲述妖精和鬼怪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似乎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有变化成人或者具有控制人的意志的能力。老人们说得煞有介事，我们也就信以为真。这些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恐惧，又让我们感到兴奋。越听越怕，越怕越想听。我如此地怕鬼，怕怪，但从来没遇到过鬼怪，也没有任何鬼怪对我造成过伤害。青少年时期对鬼怪的恐惧里，其实还暗含着几分期待。譬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希望能遇到一个狐狸变成的美女，也希望能在月夜的墙头上看到几只会唱歌的小动物。几十年来，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国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总是有一部分人，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管制。有一部分孩子，因为祖先曾经过过比较富裕的日子，而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当然也没有进入城市去过一种相对舒适的生活的权利。而另一部分孩子，却因为祖先是穷人，而拥有了这些权利。如果仅仅如此，那也造不成恐惧，造成恐惧的是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们，对那些被他们打倒的人和他们的孩子们的监视和欺压。我的祖先曾经富裕过（而这富裕，也不过是曾经有过十几亩土地，有过一头毛驴和耕牛），所以我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被赶出了学校。在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谨慎言行，生怕一语不慎，给父母带来灾难。当我许多次听到从村子的办公室里传出村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打手拷打那些所谓的坏人发出的凄惨声音时，都感到极大的恐惧。这恐惧比所有的鬼怪造成的恐惧都要严重许多。这时我才理解我母亲的话的真正含义。我原来以为我母亲是说世界上的野兽和鬼怪都怕人，现在我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猛兽或者鬼怪，都不如那些丧失了理智和良知的人可怕。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虽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黑暗的时代已经结束二十多年，所谓的“阶级斗争”也被废止，但像我这种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还是心有余悸。我每次回到家乡，见到当年那些横行霸道过的人，尽管他们对我已经是满脸媚笑，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低头弯腰，心中充满恐惧。当我路过当年那几间曾经拷打过人的房屋时，尽管那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即将倒塌，但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就像我明知小石桥上根本没有什么鬼，但还是要奔跑要吼叫一样。回顾往昔，我确实是一个在饥饿、孤独和恐惧中长大的孩子，我经历和忍受了许多苦难，但最终我没有疯狂也没有堕落，而且还成为一个被人尊敬的作家，到底是什么支撑着我度过了那么漫长的黑暗岁月？那就是希望。我希望在未来的时代里，由恶人造成的恐惧越来越少，但由鬼怪故事和童话造成的恐惧不要根绝，因为，鬼怪故事和童话，饱含着人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包含着文学和艺术的种子。
摘自《恐惧与希望:演讲创作集》（莫言，海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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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社会的规则

  熟人社会，从上古到中古，一直到现在，乃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规则；文言文一般用故、亲等词表示，即当代信息时代的汉语朋友圈。熟人社会的规则，自古至今，人鬼神共通。记得去年参加一个会议，一官员感慨为何年轻人热衷北上广？因为这些地方是生人社会，机会相对多，而地方城市是熟人社会，草根阶层的机会少。这是一个常识，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人如何叙述熟人社会规则的。                连鬼都会加入的朋友圈  《孙阿》是一篇情感真实、生动逼真的阴曹地府志怪小说，用我们现在无神论眼光来衡量，满纸荒唐言。但是，这篇鬼怪小说却写出了一个几千年不动摇的现实熟人社会的规则。蒋子通的儿子年级轻轻就死了，他的妻子梦见了儿子哭诉，说他生时权贵，死后居然在阴曹地府当了一个普通差役，供人差遣，很辛苦。说一个叫孙阿的人马上去阴曹地府阴司当泰山令，让父亲去求孙阿，给他谋求一个好职位。妻子告诉蒋子通这个奇怪的梦，但蒋不信。后妻子反复做梦，内容大致相同，后又梦见儿子说回来迎接新任长官孙阿。  蒋子通不认识孙阿，不知其状况。其实孙阿还活着。如此奇怪，蒋子通去查问孙阿，发现其相貌如儿子描述相同，蒋子通将儿子叮嘱之事告诉了孙阿，求孙阿照顾，让儿子在阴曹地府有个好差事。 孙阿是什么官职，并没有交代，但咒人死亡是大忌。但孙阿没有不高兴。接受了这个请求。蒋子通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探听孙阿的消息。果然，孙阿死亡了。后来儿子又托梦，说在阴曹地府谋一个好差事了。   跳出人与鬼的故事，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孙阿被咒死亡没有发怒，反而答应了蒋子通的请求？来看看蒋子通的职务，是魏文帝的领军，管辖禁卫军，禁卫军是皇帝身边的最高级别武装，蒋子通担任这个职位，那个不怕？求人人应，求鬼鬼也应。   这就是我们熟知的一个规则，位高权重者熟人越多，越好办事，连鬼都会加入这个朋友圈。
                  吃拿卡要慢慢就熟了
  用现在的思维翻译，小说《帟侯》讲的也是熟人社会的规则。帟侯是神，是神当然无所不能了，看透人间生死祸福事。帟侯到底在古代民间表达下层人民什么诉求不得而知，不过查古汉字得知，帟字在古文里是帐幔上面遮蔽尘土的一块布帘。帟的使用，是人们在日常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防止尘土落在帐幔上，保持睡床的清洁。但作为神，有其隐喻，即防尘世的丑陋、不法和龌龊侵入平静的生活。帟侯之职很抽象，不容易理解，把其引入现实历史中，其实相当于皇朝御史大夫、巡按御史一类。秦代叫御史大夫，汉代叫御史台，明代好像叫都察院。这些机构就是我们现在的纪检监察组织机构。  小说中，汉中闹蝗灾，庄稼被吃尽了。于是太守就让人去求帟侯。人和神之间是陌生的，常人如何能与神对话呢？帟侯最喜欢吃腌制的鱼，太守的差人就给帟侯供奉了很多腌鱼。怎么成熟人？吃拿卡要，慢慢就熟了，能办的事，都给办了。这个极其简短的小说中，帟侯收到贿赂后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蝗虫小事，辄当除之。帟侯果然把蝗虫吃尽了。  是的，人们遭遇天灾，祭祀避祸，是人与自然相处的一个文化现象。帟侯既然在人类精神幻象里带有避祸防灾的隐喻，蝗虫来了，帟侯自己说是小事情，很容易就消灭，为什么不根除蝗灾？反而在收到贿赂后才行动，以前一直装瞎。本来是制度使之然，是你份内的事情，你不作为，做点应该做的事情，反而收到好处后，才干应该干的事情，还歌功颂德，标榜政绩，炫耀治理能力，乃一混蛋帟侯。
                  不说话能延长寿命   管辂是三国时一个能知人生死的术士。他发现颜超有早死的迹象，其父求他破解。管辂回答，拿祭祀的酒和肉，到桑树下，有两人下棋，只管递酒送肉，要是问，坚决不说话。  于是，颜超就到树下，果然有两人一南一北在下棋，只顾吃肉喝酒，后来北边的人发现了颜超，问他为什么在这里？颜超只是叩拜，不说话。坐在南边的人说，吃人家酒肉，不办事，有点不通人情。于是，北边坐着的人把颜超的寿命从十九改成了九十。  南北分坐的两人乃是南斗和北斗，南斗管生，北斗管死。颜超一凡人，通过高人指点，通过贿赂酒肉，就能享受到熟人社会的利益了。此为常识。不赘言。  重要的是熟人社会的规则，中国志怪小说大都扛不住好奇，往往会犯偷看等禁语。如果颜超说话了，会发生“回家后，几日后死亡”事情，但颜超遵守禁语，不说话。要想在熟人社会谋福利，常规是贿赂，还有一个隐蔽的秘诀：不说话，能保延长寿命。这个小说让我怵目惊心，说明，自古至今，不说话是生存下来的技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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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论《三国演义》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中国小说史略
   此语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三国演义》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缺陷。
    二、论《水浒传》
  “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此语在文革时期大红特红，曾被反复引用，甚至和毛主席评《水浒》的语录并列排印。现在看来，这些评论，仍然对我们认识《水浒》有很高的价值。
    三、论《西游记》
   1.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忽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中国小说史略
   2．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这些语言，表现了鲁迅先生对吴承恩高超人物写作艺术的赞许。
    四、论《红楼梦》
    1.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绛洞花主》小引
   此语一针见血指出，许多人对《红楼梦》主题的实用主义倾向。
    2.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被打破了。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红楼梦》无论思想和艺术上的成就，都是以前中国古典小说达不到的。《红楼梦》对于人物的塑造，有许多现代小说的影子。
    3.《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花边文学•看书琐记
    鲁迅先生对《水浒》、《红楼梦》小说中人物语言描写个性化的特点很推崇，这也是一部优秀小说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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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老婆与民主

原创 2016-02-14 羽戈 羽戈
案：春节无事，翻检旧文，发现这些年来所写以民主为题的文章，已经不下十篇。集于一处，还是有些脉络可寻。稍加修订，陆续推出。


我的朋友蔡朝阳老师，在其新书《寻找有意义的教育》末章自供，他怕老婆，并言之凿凿为此声辩：“作为一个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人，怕老婆是好品质之一。”上升到政治高度，且谈及自由主义，自然要引出胡适先生。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曾对学生说：“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多，则容易民主；反之则否。德国文学极少怕老婆的故事，故不易民主；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故将来必能民主。”

当年聂绀弩读到这段话，认为“是一种玩笑性质”，“企图以玩笑来解消学生们对严肃工作的情绪”。这样的诠释，未免一厢情愿。胡适的本心，虽不可问，参照他一生的事迹，可知以怕老婆来谈民主，并不仅仅是幽学生一默。

从1942年起，胡适开始收集世界各国关于怕老婆的故事、笑话和漫画，他发现，中国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日本却无一个；美国、英国、斯堪的那维亚有好几百个怕老婆的故事，德国却无一个。“倘然我们做一个结论说，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里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或者还不会错吧？”

除了日本和德国，还有俄国，胡适说，全世界惟此三国无怕老婆的故事。他还提到与德日同属轴心国的意大利，不过拿来作为反例，称意大利不乏怕老婆的故事，所以他预言意大利迟早会背叛轴心国，果然，1943年9月，意大利便向盟军投降了。

有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有多少怕老婆的故事，便是判定一个国家民主与否、民主程度高低的标尺么？“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凡事一旦“凡是”，便无足观。从这“两个凡是”来看，胡适显然把问题简化了。不说其他，反躬自省，古今中国，怕老婆的故事代不绝书，然而中国与民主的距离，相比德国、日本，孰近孰远？说到底，怕老婆与民主（不论民主的基因，还是民主的结果）的关系，并不像胡适所预期的那么大。

有些时候，不是民主自身的问题，而是我们观察民主的视角，出现了偏差。我们惯于视民主为宏大叙事、高头讲章，殊不知民主更应该落实于个体的细微言行；我们惯于从政治的高度考量民主，殊不知民主更应该化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我们惯于宣讲“民主是个好东西”，殊不知民主只是最不坏的东西：“不坏”与“好”，意思相同，角度则异，就像你面前有半杯水，乐观主义者说：还有半杯水！悲观主义者说：只有半杯水！认为民主为好东西，那是从乐观的角度；认为民主为最不坏的东西，那是从悲观的角度，民主政治的建构，毋宁更接近后者。当然，民主首先必须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基于此，可见怕老婆与民主之间，假如有一条隐秘通道的话，其前提当为：这里的民主，不必宏大化、政治化，而是一种形而下的生活方式、日用伦理（用胡适的老师杜威的话讲，民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胡适高谈阔论怕老婆的故事与民主国家的关系，则属误入歧途；反倒是发生在他身上的怕老婆的故事，更易呈现民主的要义，与他对民主理念的热爱和追逐。

与蔡朝阳一样，胡适常常将“怕老婆”三字挂在嘴边。古代中国，针对女性，有“三从四德”之说，胡适将其改编为“三从四得”，压在男人头上：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了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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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从巴黎给他捎来十枚铜币，上面铸有“P.T.T”的字样。他顿生灵感，说这三个字母不是“怕太太”的谐音吗？于是将铜币分赠友人，作为“怕太太会”的证章。这就有些恶作剧的意思。胡适向来喜欢开玩笑，他还说，自己属兔，老婆属虎，兔子见到老虎，焉有不怕之理呢。

事实上，宣扬自己怕老婆的男人，未必是真怕。1961年5月6日，《征信新闻》（后改名《中国时报》）刊文“胡适之伪装惧内”，称胡适尊夫人江冬秀作女皇，“这是虚君，实权自在首相手中”。胡适读到这一节，哈哈大笑。

一个“怕”字，并不足以表现胡适以及许多号称怕老婆的人对老婆的真实态度。这一面源于汉语的匮乏，另一面，则是在父权主义的中国，历来男尊女卑，如今，但凡尊重女性，主张妻子与丈夫是平等的主体，便容易被扣上“怕老婆”的恶名。反之，如“怕老公”，却被视为常态，而非作为一种弊病，风行于闲人的口角。

胡适谈“怕老婆”的时代，中国正从父权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可悲的是，至今转型尚未成功——故而他不免使用一种激进甚至极端的姿态，譬如拼命抬高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以拨乱反正，平等男女。“怕老婆”云云，并非畏妻如虎，敬妻如神，究其实质，胡适的“怕”，第一是容忍，他一直呼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第二是平等，以“怕老婆”为利器，解构男尊女卑的父权主义传统——自由与平等，都是民主的前提。

切记，胡适谈“怕老婆”的意图，在于男女平等，而非女尊男卑。一旦“怕老婆”之怕沦为对河东狮吼的恐惧与屈服，夫与妻，如兔子与老虎，那便无关民主。以“怕”（恐惧）为基石的政体，往往不是民主，而是专制。

最后依然要申明，哪怕如胡适这样用心良苦的“怕老婆”，并不必然通往民主，同理，一个国家，怕老婆的故事再多，并不必然是民主国家。我们只能说，怕老婆如胡适、蔡朝阳们，相比那些善于欺压老婆、欺压女性与弱者的壮士，与民主的距离，则更近一米；更具备民主的潜质：如你所见，在胡适、蔡朝阳们的中国，民主仅仅是一种潜质。

2012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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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这枚阴冷的标签，往往都是朝他人身上贴，惟有柯文哲先生，竟以此自封，令人瞠目。那么这位现任台北市长酷在哪里呢？他履新之后，要求下属早上七点半必须到岗，下属表现不好，便遭他破口大骂，“市长室秘书上班第一天就哭着辞职，柯再去秘书处要人，因为工时太长，没人敢报名”。不过，对比中国古代的著名酷吏，如张汤、严延年、周兴、来俊臣等，柯文哲便成了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酷吏面前，新官上任的柯文哲以骂人立威，好似小孩子过家家。同为酷吏，张汤、严延年之酷，可谓严酷、残酷；柯文哲之酷，充其量只是严格，我想到的形容词，则是Cool，更多是一种性情、姿态的张扬，难以上升到政治高度。

柯文哲自称酷吏，未尝没有一丝哗众取宠的意思，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不足以与张汤等前辈相提并论。说起来，法治社会，焉有酷吏的容身之地。酷吏本是反法治的物种。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称道酷吏赵禹“据法守正”、义纵“直法行治”，这里的法，并非良法，法治则是良法之治。汉朝的立法，正是在赵禹和张汤手上，开始走向严峻（“（赵禹）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而且，赵禹“见文法辄取，亦不覆案，求官属阴罪”，不讲程序，更有违法治精神。依据恶法，甚至不依法律，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不啻是酷吏的本色。

所以我们不必见柯文哲自诩酷吏而色变。尽管台湾的法治及民主并不完善，它可能纵容庸人当政，却不会滋生酷吏横行。法治之于酷吏，首先在于预防，其次在于补缺。求法治而必反酷吏，反之，酷吏肆虐的地方，法治必定不彰。

酷吏是法治的天敌，却是专制的忠犬。专制者惯用两种人，一是贪官，二是酷吏。为什么要用贪官呢，专制政治最讲究对专制者的忠诚，把贪官肥硕而肮脏的辫子捏在手里，他们则不得不听话，不得不忠心，所谓“用贪官而结其忠”，正是此意。贪官的另一大妙用，则在扮演替罪羊和出气筒的角色，危急存亡之秋，专制者可杀贪官以平民愤，把社会矛盾从制度身上转移开来，与此相应，便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和口号，风靡千载，至今不息。再次，贪官搜刮的财富，貌似属于个体，实则属于国家，随时可收归国库（当然国库即专制者的私囊，还是属于个体），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可为注脚。此之谓一箭三雕，一举三得。

任用酷吏，则事关贪官：大体而言，酷吏的作用，一为治乱，二位反贪。不难想见，贪官的心思大都用在贪上，不愿或不能做事，政务废弛，民心涣散，须得有人收拾局面，这就需要酷吏出场。酷吏往往敢于任事，而且富有干才，试看《史记·酷吏列传》所载的郅都、王温舒等人：

“济南瞷氏宗人三百馀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郅）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瞷氏首恶，馀皆股栗。居岁馀，郡中不拾遗。旁十馀郡守畏都如大府。”
王温舒任广平都尉，以毒攻毒，手段狠辣，以至“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任河内太守，抓捕郡中豪猾，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上任三月，“郡中毋声，毋敢夜行，野无犬吠之盗”。
……

其次，反贪官而用酷吏，甚至非用酷吏不可。贪官虽然贪渎，却非尽是无能之辈，有些奸猾无比，如同耗子，且喜结党，一为营私，二为自保，是以贪污多为窝案。对付这些人，惟有起用酷吏，施以雷霆手段，才能事半功倍，一网打尽。

有人会问：假如酷吏本身也是贪官，那该如何？这其实对反贪毫无影响，反而正中专制者下怀。专制与法治的一大根本区别在于，法治以法律制衡权力，专制以权力制衡权力，其制度设计，除了专制权力至高无上，不受制约，余者皆环环相扣，以乙制衡甲，再以丙制衡乙，再以丁制衡丙，最后用甲制衡丁，一环扣一环，扣成一个连环，这个连环，只有专制者能解。作为其中一环，酷吏概莫能外，制衡他人，同时为他人所制。专制者用酷吏反贪，赋予其强权，却也担心其权势熏天，尾大不掉，因此需要备好后手。若酷吏是贪官，那就好办多了，随时可以剪除，甚至不必浪费行政资源，照搬反贪的名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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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而为清官，对专制者来讲，反成难题。《史记·酷吏列传》所载诸人，不乏清官，郅都“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张汤死时，“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这二人之死，都值得玩味再三。窦太后欲杀郅都，因无罪证可寻，只能“以危法中都”，“中都以汉法”，这便有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意思。张汤被审讯，拼命辩解，不甘就范，皇帝急了，派赵禹前去开导：“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张汤幡然醒悟，于是自杀。假如这两个人都是贪官，杀起来便轻而易举，何必罗织、威逼。

由此可以说说酷吏的结局。老话说，酷吏都没有好下场，反观国史，固然能找到反例，却也罕见，而且最知名的酷吏，几乎都是横死。司马迁撰《史记》，商鞅、李斯独立成篇，故未纳入“酷吏列传”，这二人可谓酷吏的先驱，商鞅战败而死，尸身遭车裂示众；李斯被腰斩于咸阳闹市。西汉的酷吏，郅都、义纵被杀，张汤、王温舒被迫自杀，唯有杜周病死，得以善终。东汉的酷吏之代表，有“屠伯”之称的严延年，被处弃市。唐朝的酷吏，名气最大的莫过于周兴和来俊臣，周兴虽被武则天赦免了死刑，改判流放岭南，却在路上被仇家所杀；至于请他入瓮的来俊臣，结局也是弃市，被斩之后，百姓争割其肉。

然而酷吏的横死，却不当归结于报应论的灵验。不能说，酷吏生前有多么严酷，死相必将严酷十倍百倍。严酷只是酷吏之死的表面原因，正如贪污只是贪官落马的表面原因。专制之下，决定贪官与酷吏命运的因素，权力的盛衰，远过于法令的宽严。试想，倘一个酷吏，一生大权在握，死后权柄将传承至其子孙或党羽，那么他怎么会不得善终呢？笃信并鼓吹报应论，犹如寄望于天道，也许是一种虚弱的表现。古往今来，报应论失效的时间，未必少于生效的时间。

酷吏与贪官一样，都是专制者得心应手的工具。关于酷吏的譬喻，通常拟为刀枪，更形象的说法则是夜壶，用舍行藏，端看主人是否内急。譬如需要肃清贪腐，需要打击豪强，便把酷吏从幽暗的床下取出来；需要拨乱反正，需要平衡左右，便把酷吏一脚踢下台去，甚至杀之而后快。酷吏为专制而生，更当为专制而死，他的生死往往不由自主，对专制者而言，如果酷吏死亡的价值高于生存，那么他就必须死亡，反之亦然。无论生死，作为螺丝钉的酷吏，都得为专制机器贡献最大价值。

说到底，酷吏的命运，与专制政治的命运牢不可分。酷吏之酷，其实就是专制之酷：酷吏或者以其严酷博取专制者的青睐，或者以其严酷贯彻专制者的意志。酷吏政治正是专制政治的一个面相，它的背面，则是所谓的仁政。抛开专制而谈酷吏，结论恐将流于表面，正如抛开酷吏而谈专制，结论恐将失之片面。

令人诧异的是，而今竟有人推崇酷吏。揣摩其情由，不外两点，一是酷吏能做事，这则需要细究，他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即便做好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酷吏之严酷，更多在过程而非结局，为求目的而不择手段；二是酷吏能反贪，这不免叫人哑然失笑，酷吏对付贪官，手段的确严酷，然而他们对付民众，何尝不是如此呢，甚而更胜一筹，汉朝的酷吏，被用来针对豪强，后来则等而下之，到了周兴、来俊臣的时代，酷吏手下的冤魂，到底是官多还是民多？

法治之下，酷吏无处扎根，专制之下，酷吏难得善终。作为一种政治病毒，酷吏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快消亡。这不仅是国家之幸、民众之幸，于酷吏自己，也是莫大幸事。如果给酷吏一个重生的机会，他们还会选择重蹈这条不归路么？刑场之上，李斯对其子感慨：“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然而权力的魔法，不是忏悔、鲜血和生命所能破解。李斯之后，酷吏不绝；他的临终叹息，却成绝响，渺不可闻。

2015年3月16日

令箭

有底线的张作霖与没有底线的张学良

原创 2016-02-01 羽戈 羽戈
案：此文原题拟为“有底线的张作霖与没有底线的张学良”。受张明扬先生启发，张作霖父子，恰好对应了电影《老炮儿》中的两代人：虽然都是混混，老炮儿有底线，新生代没有底线；老炮儿的江湖还是江湖，新生代的江湖则成了庙堂的盗版。张作霖堪比老炮儿六爷，张学良哪怕活到一百岁，还是小六子，还是少帅，当不起一个“爷”字。
我本来想借张学良和袁世凯这两个镜鉴来谈张作霖，不料下笔之后，信马由缰，写到袁世凯，一发而不可收拾，差点喧宾夺主，只好临时更换主题，见报的标题变成了“为日本去一大敌”。


从袁世凯到张作霖：“为日本去一大敌”


电视剧《少帅》选角相当讲究。譬如让文章演少帅张学良，简直天作之合，这二人经历近似：从国家宠儿到民族弃儿，从万众瞩目的偶像到千夫所指的败类，人生大起大落，命运天翻地覆，却纯属自作孽，不可活。再如请李雪健演老帅张作霖，遂令观者有惊艳之感。有人说，对一些人而言，自张作霖被炸死那一刻起，《少帅》就算结束了。有人说，张作霖死时，文章扮演的张学良涕泗横流，痛彻心扉，张学良哭，那是因为此后东北大局无人主持；文章哭，那是因为《少帅》后面的戏该他妈怎么演！

《少帅》之于张作霖，可谓正名之作。张作霖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影像，无论正史还是野史，似乎都不大好。拿影视剧来说，对他的刻画，不是粗鲁如土匪，就是昏聩如财主。事实上，张作霖虽出身绿林，孙科见到他之后，“方知他长得非常清秀，个子不高，不像土匪一类人物”；曹汝霖回忆录则谓：“张氏身躯不高，声亦不大，颇有恂恂儒雅之风，没有赳赳武夫之气，北人南相，决不像长白山出身之健儿也。”以此而论，李雪健的表演，豪气有余，文气则不足。

形象、才具之外，张作霖最具争议的一点，还是与日本的关系。《少帅》对此的处理，未免过于简化。诚然，电视剧是市场的产物，有所取舍，不该苛责，但是我们欲认识张作霖其人，却必须牢牢把握这一点：中日关系，不仅构成了张作霖以及张学良一生的纠结，更是中国近代史的纠结。

张作霖这辈子最钦佩的人是袁世凯，且从袁世凯说起。

令箭

袁世凯

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同样纠结。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袁世凯因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被扣上了卖国贼的帽子，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然而，重返历史现场，你会看到，自1884年起，袁世凯一马当先，冲锋于抗日前线，朝鲜十年，出生入死，软硬兼施，令日本人头疼不已。甲午战争失败，马关议和，伊藤博文等人与李鸿章谈判，第一次会谈，日方代表不问他人，唯独问起袁世凯的下落：

伊藤博文：请问袁世凯何在？

李鸿章：现回河南乡里。

陆奥宗光：是否尚在营务处？

李鸿章：小差使无足轻重。（《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第10页）

由此可见日本对袁世凯的忌惮，以及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回护之意。

袁世凯与日本，从不亲近。他最崇拜的国家应是德国，关系最好的外国友人应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他曾聘请日本人有贺长雄担任宪法顾问，却也只是顾问而已。至于“二十一条”事件始末，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袁世凯与日本人的谈判何其艰辛，结局何其惨淡。简言之，针对“二十一条”的压迫与诱惑，惯用权术的袁世凯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如拖延、离间、诉诸舆论、借势于美国、英国、俄国等列强。最终，双方所签订的《中日新约》，并非二十一条，只有十二条，真正丧权辱国的条款不是被删除（如袁世凯深恶痛绝、告诫曹汝霖“万万不可开议”的第五号条款），便是加以限制。结合彼时国情，当知这是最不坏的结果。蒋廷黻的评价无疑是持平之论：“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袁世凯、曹汝霖、陆宗舆诸人都是爱国者，并且在当时形势之下，他们的外交已做到尽头。”胡适认为：“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也能刚，此乃历来外交史所未见。”

更可见袁世凯态度的是，他把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那一天，即1915年5月9日，定为国耻日；还在政府官员面前声泪俱下：“……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谍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予定计划、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之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托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此外，据陶菊隐说，袁世凯签署《中日新约》之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世峄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并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了。’”

曾叔度时任国务院参议兼大总统府秘书。据其所撰《我所经历的“二十一条”内幕》，谈判期间，袁世凯告诉他：“满洲外的要求，我尽量全部驳回。满洲内的要求，多少答应几点，而这几点答应了，我有办法要他等于不答应。不但如此，我还要杀他个回马枪！”那么袁世凯怎么架空《中日新约》呢？“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手段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这是典型的耍无赖，不过却具奇效，以至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寺内正毅认为，他的前任大隈重信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有一说，袁世凯死前，曾撰一联，置于案上：“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后半句也许言不由衷，前半句则属事实。究其平生，他的确是日本的大敌，当然，日本也是他的大敌。

张作霖

再说张作霖。我以为，张作霖与日本打交道，师承袁世凯，甚至可以上溯至李鸿章。李鸿章曾与其师曾国藩谈如何办外交，曾国藩的主旨是以诚待人，感化洋人，李鸿章则主张打痞子腔。不过，李鸿章终究还是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他的痞子腔，袁世凯有所借鉴，张作霖则全盘接纳。

同为一代枭雄，相形之下，张作霖的才干与处境，都不及袁世凯。袁世凯与日本人打交道，哪怕最艰危的时刻，如直面“二十一条”的威迫利诱，还是能强项一下，张作霖就差远了。如今流传最广的张作霖对抗日本人的故事，只是一个段子。话说张作霖给日本人题字，落款不写“张作霖手墨”，而写“张作霖手黑”，有人提醒他少了一个“土”字，他骂道：老子能不知道“墨”字怎样写么？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能行吗？这叫“寸土不让”！这个段子，说起来十分提气，不过，细细思量，假如张作霖的抗日事迹足够多、足够壮观的话，后世何必拿这样难登大雅之堂的段子说事呢；恰因乏善可陈，“手黑”才成壮举。这表现的不是豪情，而是悲情。

张作霖与日本的纠结，归纳起来，可分两面，一面妥协，一面对抗。早在清朝末年，东三省已经沦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张作霖崛起期间，一再向日本示好，甚至赤裸裸表态：“吾人现已失去应为之效忠之皇帝，则依附同种之日本，乃属理当然。”从1918年担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到1928年命丧沈阳，单说这十年，张作霖所出卖的东北利权，包括土地、路权、矿权等，简直罄竹难书（详见吾友杨津涛兄《张作霖不卖国，是抗日英雄？》一文）。有人为张作霖辩护，称他“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诚然，他不曾割让一寸土地，却出卖了大量土地给日本人，“如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建厂为名，在1917年买了东北415万平方米土地，1918年又买了36万平方米，其中用于建厂的仅161万平方米，剩下的都被用于建立街道、住宅、医院、学校等”，这二者，性质或有差异，效果却是一样；再如对路权的出卖，他不仅帮助日本人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满蒙五路”等计划，皇姑屯事变之前，还与日本签订了《满蒙新五路协约》，须知那个年代，控制了铁路交通线，等于控制了当地的经济与政治动脉。

当然，张作霖并不甘心做日本人的傀儡。他出卖东北利权给日本，同时却阻扰、抵制日本扩张和侵略。譬如开电力公司，与日本人抢生意；修铁路，与日本人控制的铁路线平行，其用意昭然若揭，日本人依据条约表示抗议，他却不予理睬。说起来，他对抗日本，不够光明正大，其手段，一是拖，二是赖，哪怕对已经签上了他的名字的条约，能拖则拖，能赖则赖，令日本难以如愿（那个“手黑”的段子，正呈现了张作霖的无赖风格）。敌强我弱，弱国无外交，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无可厚非，只是不宜夸大其效果：你和君子耍无赖，也许还能沾点便宜；和日本人这样贪婪、残忍的强盗耍无赖，能有什么好果子呢？张作霖的结局，恰是答案。

加文·麦柯马克《张作霖在东北》一书指出：“就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而言，张比一个纯粹的傀儡还多些什么；但却比一个民族主义者少些什么”，这大抵可作为盖棺论定之语。

张学良

我们的历史，对张作霖的确有些妖魔化，然而拨乱反正，还历史以真相，还张作霖以清白，却不必矫枉过正，反成美化。我实在无法接受那些以爱国来粉饰张作霖的论调，这从何谈起呢，相反，他的卖国罪行，反而有据可查，证据确凿。他与日本对抗，所维护的不是国家利益，甚至不是东三省人民利益，而是自家私利。话说回来，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中日新约》，何尝没有夹杂私心？

不过，张作霖无论怎么妥协，怎么卖国，终归有其底线。这是他与张学良的最大差别。“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下令不抵抗，逐步放弃东三省。后人常常假设，倘若张作霖在世，必定不会这般窝囊、仓皇，一枪不放，拱手相让。我认同这个判断。张作霖虽主政东北，贵为东北王，甚至名义上执政中国，贵为国家元首，他的行事，却始终不脱江湖气。庙堂可以无法度，江湖不可无规矩，江湖若无规矩，则与丛林无异。这里的规矩，换一个说法，就是底线。这里的底线，用梁敬錞的话讲：“……大抵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若日韩合并论中，宋秉峻、李容九之所为者，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贤在此，日本满蒙分离运动之失败亦在此。”不难想见，这个有底线的张作霖，在日本人步步紧逼的刺刀与铁蹄面前，决不会下令不抵抗，决不会一退再退，他必然孤注一掷，奋起一战，即便战争的结局是失败，即便他的结局是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张作霖之死，可与袁世凯并提，适用那句“为日本去一大敌”。

2016年1月27日

令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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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箭

一直以来，知道德芙巧克力，却不知道＂DOVE”是“DO YOU LOVE ME”的英文缩写，更不知道它背后有如此凄美的爱情故事： 一句被错过的“你爱我吗？”

1919年的春天，卢森堡王室。后厨的帮厨——莱昂整天都在清理碗碟和盘子，双手裂开了好多口子，当他正在用盐水擦洗伤口时，一个女孩走了过来，对他说：你好！很疼吧？这个女孩就是后来影响莱昂一生的芭莎公主。两个年轻人就这样相遇。因为芭莎只是费利克斯王子的远房亲友，所以在王室里地位很低，稀罕的美食——冰淇淋，轮不到她去品尝。

于是莱昂每天晚上悄悄溜进厨房，为芭莎做冰淇淋。芭莎教莱昂英语。情窦初开的甜蜜萦绕着两个年轻人。不过，在那个尊卑分明的保守年代，由于身份和处境的特殊，他们谁都没有说出心里的爱意，默默地将这份感情埋在心底……

20世纪初，为了使卢森堡在整个欧洲的地位强大起来，卢森堡和比利时订立了盟约，为了巩固两国之间的关系，王室联姻是最好的办法，而被选中的人就是芭莎公主。一连几天，莱昂都看不到芭莎，他心急如焚。终于在一个月后，芭莎出现在餐桌上，然而她整个人看起来异常憔悴。

莱昂在准备甜点时，用热巧克力写了几个英文字母“DOVE”是“DO YOU LOVE ME”的英文缩写。他相信芭莎一定猜得到他的心声，然而芭莎发了很久的呆，直到热巧克力融化。几天之后，芭莎出嫁了。

一年后，莱昂离开了王室后厨，带着心中的隐痛，悄然来到了美国的一家高级餐厅。这里的老板非常赏识他，把女儿许给了他。时光的流逝，平稳的事业，还有儿子的降生，都没能抚平莱昂心底深处的创伤。他的心事没有逃过妻子的眼睛，她伤心的离开了。莱昂此后一直单身带着儿子，经营着他的糖果店。

1946年的一天，莱昂看到儿子在追一辆贩卖冰淇淋的车，记忆的门顿时被撞开。自从芭莎离开后，莱昂便再也没有做过冰淇淋。这次莱昂决定：继续那未完成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研制，一款富含奶油、同时被香醇的巧克力包裹的冰淇淋问世了，并被刻上了四个字母：Dove。德芙冰淇淋一推出就大受好评。

而正在此时，莱昂收到了一封来自卢森堡的信，信是一个同在御厨干活的伙伴写给他的，信中莱昂得知，芭莎公主曾派人回国四处打听他的消息，希望他能够去探望她，但却得知他去了美国。由于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封信到莱昂的手里时，已经整整迟到一年零三天。莱昂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打听到芭莎。

芭莎和莱昂此时都已经老了，芭莎虚弱的躺在床上，曾经清波荡漾的眼睛变得灰蒙蒙。莱昂扑在她的床边，大颗大颗的眼泪滴落在她苍白的手背上。芭莎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莱昂的头发，用微弱到听不清的声音叫着莱昂的名字。芭莎说，当时在卢森堡，她非常爱莱昂，以绝食拒绝联婚，被看守一个月，她深知自己绝不可能逃脱联婚的命运，何况莱昂从未说过爱她，更没有任何承诺。

在那个年代，她最终只能向命运妥协，离开卢森堡前她想喝一次下午茶，因为她想在那里与莱昂作最后的告别。她吃了他送给她的巧克力冰淇淋，却没有看到那些融化的字母。听到这里，莱昂泣不成声，过去的误解终于有了答案。但一切都来的太晚！三天以后，芭莎离开了人世。莱昂听佣人说，自从芭莎嫁过来之后，终日郁郁寡欢，导致疾病缠身，在得知他离开卢森堡并在美国结婚后，就一病不起。

莱昂无限悲凉，如果当年那冰淇淋上的热巧克力不融化，如果芭莎明白他的心声，那么她一定会改变主意与他私奔。如果那巧克力是固定的，那些字就永远不会融化，他就不会失去最后的机会。莱昂决定制造一种固体巧克力，使其可以保存更久。

经过苦心研制，香醇独特的德芙巧克力终于制成了，每一块巧克力上都被牢牢刻上：“DOVE”。莱昂以此来纪念他和芭莎那错过的爱情，它苦涩而甜蜜，悲伤而动人，如同德芙的味道。

当情人们送出德芙，就意味着送出了那轻声的爱情之问：DO YOU LOVE ME？那也是创始人在提醒天下有情人，如果你爱他（她），请及时让他（她）知道。并深深地爱，不要放弃。

令箭

1、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 后母戊鼎

四羊方尊，商代晚期的青铜礼器，主要以祭祀为用。四羊方尊是目前已知的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高度为58.3厘米，重达34.5公斤，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尊工艺之精湛、造型之典雅、气势之磅礴，堪称“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是名符其实的国宝级文物，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后母戊鼎（一称司母戊鼎），全称为后母戊大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

2、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的原画长528厘米，高24.8厘米，最早的版本为北宋画家张择端所作，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该画描绘了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的繁华热闹景象及优美的自然风光。《清明上河图》不仅仅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详实形象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其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的审美视角、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都使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被奉为经典之作。

3、北京故宫博物院：“大禹治水”大玉山

“大禹治水”玉山，又称“玉禹山”，是中国玉器宝库中用料最宏，运路最长，花时最久，费用最昂，雕琢最精，器形最巨，气魄最大的玉雕工艺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

“大禹治水”玉山置于嵌金丝褐色铜铸座上，系用呈青白二色的最为名贵的密勒塔山和田玉雕成，高224厘米，宽96厘米，座高60厘米，重5350千克，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作品，也是国之瑰宝。

4、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剑身修长，有中脊，两从刃锋利，前锋曲弧内凹。宽格上铸阳文鸟篆书“越王鸠践，自作用剑”。茎上两道凸箍，圆首饰同心圆纹，铸工精湛，被称为“天下第一剑”。

5、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为战国早期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成功发掘。出土后的编钟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为“稀世珍宝”。编钟是中国汉族古代大型打击乐器，兴起于西周，盛于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中国是制造和使用乐钟最早的国家。

6、甘肃博物馆：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又名“马超龙雀”、“铜奔马”，为东汉青铜器，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雷台墓。东汉时期镇守张掖的军事长官张某及其妻合葬墓中出土，现藏甘肃省博物馆。奔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

7、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镶金兽首玛瑙杯

镶金兽首玛瑙杯，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也是唐代玉器作工最精湛的一件，此杯选用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红色玛瑙琢制，而兽嘴镶金的工艺处理，也是匠心独运。它金光闪闪，克服了兽嘴处材质色泽太深的不足，使兽头的造型之美更为突出。

8、河北省博物馆：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

金缕玉衣是汉代规格最高的丧葬殓服，大致出现在西汉文景时期。据《西京杂志》记载，汉代帝王下葬都用“珠襦玉匣”，形如铠甲，用金丝连接。这种玉匣就是人们日常说的金缕玉衣。河北满城一号墓出土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它用一千多克金丝连缀起2498片大小不等的玉片，金丝重1100克。其妻窦绾的玉衣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重700克，其制作所费的人力和物力十分惊人，由上百个工匠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整件玉衣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是旷世难得的艺术魁宝。

9、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

舞马衔杯纹银壶，高18.5厘米，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链连结着壶盖与提梁。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壶腹两侧用模具冲压舞马图，马肥臀体健，长鬃披垂，颈系花结，绶带飘逸。只见它口衔酒杯，前腿斜撑，后腿蹲曲，马尾上摆，好像正合着音乐节拍，以优美的舞蹈为饮酒者伴饮助兴。马身和提梁、壶盖及“同心结”纹带均鎏金，使得银壶富丽堂皇，明快悦目。该壶构思巧妙，工艺精细，古今未见类同者，堪称国宝。

10、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博物馆：商周太阳神鸟金饰

太阳神鸟，是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一张金箔，属商代晚期作品。整个金饰呈一圆环形状，金饰上有复杂的镂空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围绕着内层图案，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首足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行，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对其进行成分分析得知，其含金量高达94.2%。该金饰可能是古蜀人祭祀用的神器。

令箭

自1995年创刊以来，《咬文嚼字》杂志组织审读了约3000本图书、1000种期刊、100种报纸，并请100家新闻出版单位协助调查各自的用字差错，整理出了一批常见别字。《当代汉语出版物中最常见的100个别字》便是在此基础上，依据出错频率和专家评议拟订的。免费关注微信公众号 jiarenorg ，就能天天收到佳人精彩文章了，还有机会和主编小陌一对一私聊喔，咱们微信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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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字的音序排列，括号中的字为正字）

1、按（安）装

2、甘败（拜）下风

3、自抱（暴）自弃

4、针贬（砭）

5、泊（舶）来品

6、脉博（搏）

7、松驰（弛）

8、一愁（筹）莫展

9、穿（川）流不息

10、精萃（粹）

11、重迭（叠）

]2、渡（度）假村

13、防（妨）碍

14、幅（辐）射

15、一幅（副）对联

16、天翻地复（覆）

17、言简意骇（赅）

18、气慨（概）

19、一股（鼓）作气

20、悬梁刺骨（股）

21、粗旷（犷）

22、食不裹（果）腹

23、震憾（撼）

24、凑和（合）

25、侯（候）车室

26、迫不急（及）待

27、既（即）使

28、一如继（既）往

29、草管（菅）人命

30、娇（矫）揉造作

31、挖墙角（脚）

32、一诺千斤（金）

33、不径（胫）而走

34、峻（竣）工

35、不落巢（窠）臼

36、烩（脍）炙人口

37、打腊（蜡）

38、死皮癩（赖）脸

39、兰（蓝）天白云

40、鼎立（力）相助

4l、再接再励（厉）

42、老俩（两）口

43、黄梁（粱）美梦

44、了（瞭）望

45、水笼（龙）头

46、杀戳（戮）

47、痉孪（挛）

48、美仑（轮）美奂

49、罗（啰）唆

50、蛛丝蚂（马）迹

51、萎糜（靡）不振

52、沉缅（湎）

53、名（明）信片

54、默（墨）守成规

55、大姆（拇）指

56、沤（呕）心沥血

57、凭（平）添

58、出奇（其）不意

59、修茸（葺）

60、亲（青）睐

61、磬（罄）竹难书

62、入场卷（券）

63、声名雀（鹊）起

64、发韧（轫）

65、搔（瘙）痒病

66、欣尝（赏）

67、谈笑风声（生）

68、人情事（世）故

69、有持（恃）无恐

70、额首（手）称庆

7]、追朔（溯）

72、鬼鬼崇崇（祟祟）

73、金榜提（题）名

74、走头（投）无路

75、趋之若骛（鹜）

76、迁徒（徙）

77、洁白无暇（瑕）

78、九宵（霄）

79、渲（宣）泄

80、寒喧（暄）

81、弦（旋）律

82、膺（赝）品

83、不能自己（已）

84、尤（犹）如猛虎下山

85、竭泽而鱼（渔）

86、滥芋（竽）充数

87、世外桃园（源）

88、脏（赃）款

89、醮（蘸）水

90、蜇（蛰）伏

91、装祯（帧）

92、饮鸠（鸩）止渴

93、坐阵（镇）

94、旁证（征）博引

95、灸（炙）手可热

96、九洲（州）

97、床第（笫）之私

98、姿（恣）意妄为

99、编篡（纂）

100、做（坐）月子

令箭

1

在成为一名小说家之前，奥尔罕·帕慕克在大学本科学过建筑，研究生又转学新闻，十八岁时还写过诗歌，梦想成为一名画家，这些是他从七岁到二十二岁之间差点成就的职业。二十二岁之后，他放弃了绘画，开始写作，用了八年时间才出版了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在他看来，吸引他成为一名小说家东西，就是这样一种希望：将那种乏味而单调的世界抛在脑后，去追求一个更加深沉、富饶和多样化的世界。因为只有小说家的想象，才能赋予日常生活的这样的魔力和独特性，只有成为一名小说家，才能成为许许多多的他者。

回想一下帕慕克的作品，在《黑书》里，他把自己想象成了一位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在《我的名字叫红》里，他探索了如果他继续从事绘画，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的；在《雪》中，他打破了那种“上帝没有跟我说话”的诗人魔咒；在《新人生》里，那种“某天我读了一本书，我的一生从此改变”的心路历程更像是帕慕克自身从绘画到写作转变的隐喻：只不过改变了他一生的不是读了一本书，而是不断地写了很多书。

从帕慕克的作品看来，他的小说大都有自传性的影子，除了以上提及的自我代入感，还有以家族史入小说家的笔法。2008年，他的小说《纯真博物馆》出版之后，甚至很多读者去信直接追问他是否就是小说中的富家公子凯末尔。帕慕克玩了一个小花招，说他内心情愿读者把他看作是凯末尔，换句话说，“我期望我的小说被看作是一部虚构作品，一件出自想象的产品——然而，我也愿意读者相信故事及主要人物都是真实的”。这是故事的魅力，也是小说的艺术。

2

但时隔几年之后，帕慕克携着长达六百页的最新小说《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出现在公共视野里时，一种熟悉而陌生的声音又将我们强烈地吸引住了。陌生的是故事：帕慕克的新作与以往的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再也不是代入感很强的自传性家族故事；这是另外一个帕慕克不熟悉的世界，属于消逝中的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街头小贩的爱情史诗、冒险传奇、人生奋斗史。但是这个故事也有让我们感觉到熟悉的音调，熟悉的影子，甚至在细节上，一不留神，我们也能感觉到帕慕克的存在，在他以主人公的化身半夜游荡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时，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一点，正如帕慕克所言，在生活方式上他们虽然大相径庭，但是他们头脑里的思想，从小细节里寻找线索、在一条背阴的小街上推究人生哲理的才能和愿望是相似的。我很羡慕帕慕克这样的作家，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叙述声音，无论故事怎么变换，朝代怎么更改，叙述者如何轮换，我们总能分辨出这是帕慕克的声音。

帕慕克说他为了写作这本书采访了很多街头小贩：“我对很多人做了采访，他们中有卖钵扎的、卖贻贝、卖烤肉丸的人，还有在街头生活的人、卖东西的人和喘息休息的人。然后我把所有这些材料，根据麦夫鲁特脑袋里的怪东西来重新写作。”麦夫鲁特就是小说的主人公，而他脑袋里的怪东西就是让他从繁重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的东西，就是让他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大城市感觉到自己不再孤独的东西，就是让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独一无二东西。

3

帕慕克应该是土耳其最会讲故事的人了吧，只有一个如此自信的小说家，才会在小说开篇里和盘托出，用短短几百字告诉我们整本书的故事，就好像有种隐秘的语调寻找着对这个故事合拍的理想读者，告诉我们如果你对这个街头小贩的平凡罗曼史不感兴趣，你可以去读其他的书了。但小说家的自信在于，他知道我们会继续下去，因为这是帕慕克的声音，也是伊斯坦布的这座废墟之城现代化的历史。小说的开篇就告诉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麦夫鲁特，一个叫卖酸奶和钵扎的街头小贩，1957年出生于亚洲最西端的安纳托利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十二岁那年，他来到世界之都伊斯坦布尔，便一直生活在这里，故事结束时是2012年，麦夫鲁特一家和伯父一家搬进了城里的公寓楼，从城外一夜屋的贫民窟到城内的公寓楼，看似简单的跨越，他用了四十三年。

帕慕克从不是循规蹈矩的故事讲述者，他所有的小说都极力在短小的章节与厚重叙事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他喜欢让书中的众多角色从不同的角度开口说话，诉说自己的烦恼和故事。他喜欢愉悦他的读者，而读者也相信他的判断，这是阅读与写作心照不宣的契约。这本小说当然也不会简单采用传统线性叙事手法，故事开始于麦夫鲁特的二十五岁那年，在他堂弟苏莱曼的帮助下，他从邻村抢了一个女孩。女孩拉伊哈是他堂兄的妻妹，在堂兄婚礼上一见钟情。麦夫鲁特给她写了三年的情书，却从未收到回信，也从未再见，当他服完兵役决定抢婚和他心爱的女孩私奔时，他才发现这个同她私奔的女孩拉伊哈其实是姐姐，而他当年在婚礼上相中的是妹妹萨米哈。他的人生起始于这样一见钟情的错位。

他们来到伊斯坦布尔的郊外，一座半秃土山的山腰下，在城中村一样的一夜屋定居下来，开始了他与这座城市的缘分。在以后的年月里，他与私奔的女孩结婚，有了两个女儿。他不停地劳作，做过各种营生，他卖酸奶、冰激凌、鹰嘴豆米饭，做过餐馆服务员，快餐店的经理、电费催缴员、停车场管理员。但他最爱的还是卖钵扎：这是奥斯曼帝国禁酒时期发明的一种替代饮品，由小米发酵而成，气味浓郁，微含酒精，呈深黄色。

我们会注意到，小说的第一章起始于麦夫鲁特与拉伊哈的私奔，这已经1982年的事情了；而第二章已经到了他们私奔的十二年之后，即1994年的一个漆黑的夜晚。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街上叫卖着钵扎时遭到了抢劫。在此之前，他如此自信，因为他干这行二十五年来，从来没有被打过劫，因为谁也不会骚扰一个卖钵扎的穷人，人人都尊重卖钵扎的人：“因为钵扎是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一样东西。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里不会有超过四十个卖巴钵扎的人。大多数人，他们听到叫卖声，会幻想一下旧时光，从中得到安慰。这也正是让卖钵扎的人得以生存、感到幸福的事情。”

但从遭到抢劫的那一刻起，麦夫鲁特所坚守的世界轰然倒塌。这是他脑袋里的怪东西，是他对这个城市寄托了浓厚的感情所在。他渴望融入这个伟大的帝国之城，渴望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但他大多数时间只能寄身在城外，远远地观望着这座城市的变化与成长。这有点像卡夫卡的小说，他用了一生的力气想进入城内，赢得别人的尊敬，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拥有自己的一个家。但等他花费了一生的力气，赌上了他的婚姻和爱情，才发现这座城市变得面目全非。从他遭到抢劫的那一刻起，麦夫鲁特才知道这座城对他充满了敌意，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外来者和陌生人。

然后我们回到了故事的原点，从麦夫鲁特的一生开始讲起，从这座城市的变化开始讲起，帕慕克不紧不慢地让我们领略了一个讲故事人的魅力，为了吸引我们，他让麦夫鲁特的家族人物一个个出场，从多个角度来交叉讲述他们与麦夫鲁特的故事，但是这种讲述故事的技巧与《我的名字叫做红》里多大数十种的叙述视角不同，这里的分别讲述只是为了弥补上帝视角的缺席，为了补充麦夫鲁特的故事完整性而设。比如我们后来知道，是他的堂弟苏莱曼捣的鬼，他喜欢妹妹萨米哈，所以把麦夫鲁特的情书掉了包给了姐姐；萨米哈同样跟一个男人私奔了，不是苏莱曼，而是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认识的好朋友费尔哈特；拉伊哈给麦夫鲁特生了两个漂亮的女儿，在怀上第三个孩子的时候，偷偷堕胎失败，大出血而亡；而费尔哈特因为介入了政府腐败和黑帮争斗死于非命；在故事结尾处，已经步入老年的麦夫鲁特与萨米哈重新生活在了一起，但他发现，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是最爱逝去的妻子拉伊哈。

4

帕慕克的小说中一个永远不变的主角是伊斯坦布尔。他的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先生》以及后来的《黑书》，都通过伊斯坦布尔城中富足且西化的角色讲述这座城的故事。他甚至以《伊斯坦布尔》为题写了一自传性质的回忆，在那本迷人的随笔中，帕慕克坦诚说伊斯坦布尔“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在他的诺奖的演讲《我父亲的手提箱》中，同样提及到说，他世界的中心就是伊斯坦布尔，“这不仅是因为我一生都居住在那里，而是因为，在过去三十三年中，我一直在描述她……它比我实际生活的城市更真实。这是所有这些居民和街道、物体和建筑都似乎开始自己说话的时候，他们以我没有想到的方式互动，好象他们不是生活在我的想象我的书里，而是自成一体。我象一个用针挖井一样创造了这个世界，这时比所有其它世界都更真实。”。

我在阅读《我脑袋里的怪东西》时就发现，虽然这是一个街头小贩的一生传奇，但总会在不经意间发现帕慕克的影子会出现在麦夫鲁特的身旁，用他的眼睛打量伊斯坦布尔。比如麦夫鲁特跟踪一位姑娘走在伊斯坦布尔街头时，“身处城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也可能感到孤独，但是让城市成为城市的东西，也恰恰是这种能够在人群中隐藏自己头脑里的怪念头的可能”。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后，麦夫鲁特感到伤心，这里有一段描写整本书让我最动情的地方，值得摘录一下：“随着新路、拆迁、楼房、大广告、店铺、地下街道和过街天桥的出现，麦夫鲁特感到伤心，因为他在二十年里熟知并习惯了的城市旧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他更多地觉得城市在为自己改变，由此他又感到了一份欣喜。在他看来，城市并非自己走人其中的一个早已建好的地方，他喜欢把伊斯坦布尔幻想成一个自己在其中生活时建造起来的，未来将更加漂亮、清洁和现代的地方。他喜欢那些住在老房子的人，他永远不会忘记那里的人们对自己的友善。”这大概是每一个渴望融入都市，却又纠结着的外来者的心态写照。

也许真如人们所言，帕慕克的小说最卓越之处就在于，他找到了一个让全世界读者都对土耳其，尤其是伊斯坦布尔产生兴趣的途径。他之前有很多作家都写过伊斯坦布尔，但只有在帕慕克的笔下，这个充满了忧伤和呼愁的帝国之城变得魅力非凡。这是小说的艺术，也是小说的秘密：因为我们只有通过仔细、耐心地阅读伟大的小说，才能了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独特历史；才能分享困扰我们的各种独特人生。

思郁

2016/1/17书

令箭

走在博物馆里，高更的画识别度很高，仿佛在吟诵一首奇异而神秘的乐章，剩下的就要靠你自己去欣赏和想象了。在他的旋律里，古典主义的准确与光环已经褪去，在印象派的柔情抒情中，他的画作原始而新颖，用粗犷的线条勾勒了妇女的轮廓：半裸的上身、结实的体格、茂密的头发和厚嘴唇。没有贵族的生活，没有西方文明，没有雷诺阿笔下优雅的舞女，没有莫奈的唯美风景，却将一切从社会形态中解放出来，将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

很多人认识高更是因为梵高，梵高的名气太大，故事也被描绘得有声有色，离奇而浪漫。他们在巴黎的一家画廊相遇，一见如故，梵高称赞高更的画“极富诗意”。在梵高的故事中，他是如此孤独且渴望高更的友谊，他对高更的热情宛如明艳的向日葵，在高更四十岁生日前寄出邀请函并附加五十法郎的路费，日夜盼着与他相见。在他们在一起生活的两个月，发生了著名的争执事件，梵高因此情绪失控割掉了一只耳朵。从此梵高住进了精神病院，两人至死没有再相见。

《生命的热情何在：高更的塔西提手记》祝小兔序：生命是神的灵感之作

与梵高一样，高更的人生也是传奇。我们想要感受高更的故事，就必须抛开世俗的偏见和标准，面对争议，他注定以背德者之名忍辱存在。毛姆用他的原型著成《月亮与六便士》，在小说中，高更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一个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本已有牢靠的职业、社会地位以及美满的家庭，却为绘画鬼上身般地着迷。高更抛弃妻子，只身与文明社会决绝，来到塔西提岛，创造一个前人没有探索过的世界。

绘画是高更不可回避的梦。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最勇敢的莫过于去新的地方做新梦，而不是在旧梦上缝补编织，这才是梦和现实的实际距离，是一种永不妥协的精神。

最早了解高更住到岛上时，直觉他是在寻求一种实验性的生活，一种感官刺激和灵感的激发。看到这些祥和而宁静的画面，你会觉得他不是过客，而是生活在画作中的岛民，是一个土生土长、从小对这片土地熟稔的居民。此时的欧洲社会正在转型，改变中产生巨大的冲力与矛盾，使得更多人涌入城市。高更从与金钱打交道的务实生活中抽身，脱去衣冠楚楚的外表，血液中的基因滚滚发烫，奔向祖先的生活方式，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己的栖身之所，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伊甸园。

生活中无趣的人已经有很多，人们在城市里孤独地行走，尽管身体互相依傍却不了解彼此。人们具备语言能力，却只局限于陈腐、平庸的对话。这样活着，同异乡人并无两样。文明社会消磨心智，在整个价值体系中，个体被牢牢捆绑，每个人希望获得他人的肯定，把时间浪费在应酬上，渴望因财富带来的尊重，心甘情愿为财富做奴隶。

搭乘一艘法国货船来到太平洋上的小岛，带着一股英雄般的无畏，高更在塔西提岛的生活是标志性的历史传奇，他被当作艺术家寻求自由、摆脱文明限制、逃脱世俗生活的象征。高更的整个艺术都是追求本真的，甚至有意把人的原始自然状态与文明对立起来。在高更的艺术中，原始本真的生活风貌偶尔令人不安，但多数时候是平静、至美、和谐，令人感受到一种人间难寻的安宁。

后来的文艺作品，比如电影《出租车司机》、《搏击俱乐部》等，都回应着追寻本真自我、摆脱文明束缚的主题，既赞赏这种追寻，也留意到了这种追寻背后的黑暗一面，这是非常高更式的精神。伟大作品的意义在于启迪后人，伟大的艺术家是超越同时代的。

二十世纪，权力与商业的世界日益成熟，文明对人的限制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艺术家以各种态度和手法对此做出反应，艺术的个性越来越突出，对常规的突破越来越频繁，这一切，都投有高更的影子，他是一个敏锐的先驱。

文明不见得比未开化更高级，人类精心炮制的物质不一定比沙滩上的石头更美妙。艺术家在混沌的宇宙中发现美，又创造美，高更在塔西提的生活与创造都无拘无束，于是有了更多天真的内涵。塔西提妇女成为高更最钟情的模特，她们身上那种粗野但健康、强烈的美是城市女人不具备的，她们天真直率，不做作，不媚俗。她们的眼睛宛如湖水，手脚很大，肢体没有束缚，肌肤闪烁着炙热而又丰富的色调。这些与众不同的形象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他的作品。

高更的艺术个性在于“本质”，深度同样与“本质”有关，也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层面。最著名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要到哪里去？》通过原始自然的素材，兼具真实与虚幻的画面，重新向世人提出了宗教式的问题。

高更成熟期的绘画多为平涂，色彩和谐，不强调对比，装饰性很强，富有诗意，造就了一种宁静、安详的气质。他出道于印象主义，但绘画风格与最初的印象主义迥然不同，他不单是光的捕捉者，更是风格强烈、主观表达的强人，他用绘画说出的“话”才是他最重要的价值，最终他又为自己的作品加入了象征主义，摒弃了画作的客观性，更加注重自我表达的感受，他的色彩和技法启发了野兽派的诞生。

活着也可以成为一种艺术，就像艺术本身一样具有不确定性，用美来克服阻碍，用赤诚与天真度日。生命是神的灵感之作，高更用生命告诉我们：一个不失去天真浪漫的人，是可以重返伊甸园的。（文/祝小兔）

令箭

我相信这世上，有人生来便带着伟大的灵魂和高贵的宿命。譬如500 多年前的王阳明，被谪贬贵州龙场，在这里他日夜反省，感应天地万物的根本，传奇般地顿悟，创立 “心学”。譬如100 年前的弘一法师，东渡归来，却诀别妻子，皈依佛门，“一轮圆月耀天心”。又譬如高更，中年潦倒的他，为追求心中的艺术，毅然离开了繁华的巴黎，前往南太平洋上的塔西提岛，宿命般地过上了原始、荒蛮却自由、隐逸的生活。马克·吐温说，人生最重要的两天，是你出生的那天和你明白自己为什么出生的那天。我相信，断绝了家庭关系，只身行走在茂林深篁、碧海长天中的高更，他灵魂的旌旗一定是孤独而招展的！

保罗·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与梵高、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三大巨匠，对现当代绘画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生命的热情何在：高更的塔西提手记》午歌序：在孤独中飞翔

高更1848 年生于法国巴黎，三岁至八岁在秘鲁度过，回到奥尔良后他的生活特别不愉悦，常常逃学，十七岁弃学，当了七年水手后在法国一家银行工作，娶了一名漂亮的丹麦妻子。二十六岁开始作画，因想要专心于绘画事业，高更放弃了银行工作，妻子与家人十分反对。此后，高更穷困潦倒。1887 年11 月，高更与法国另一位印象派巨匠梵高在巴黎画廊相遇，两人一见钟情。梵高称誉高更的画“极富诗意”，高更则赞赏梵高“关于艺术的热情”，梵高与高更在法国一个叫阿尔的小镇一同度过了62 天。作为印象派的画家，两人希望丢弃一切，给世界留下“一份新艺术的遗言”。但是由于性格差别，加上创作理念不同，他们共同度过的日子里充溢着分歧与争执，高更终于不辞而别去了布列塔尼，而梵高当晚割掉了自己的耳朵，之后住进离阿尔不远的圣雷米一家叫圣保禄的精神病院。

高更把绘画本质看作是某种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东西，当成记忆中经验的一种创造，而不是一般所认为的那种通过反复写生而直接获得的直觉经验中的东西。在塔西提，茂密的植物、蔚蓝的天空、慷慨的大自然、质朴的民风成为高更创作得天独厚的艺术给养。高更在此度过了此生中不多的一段心平气和的幸福时光。他坚持绘画，写短而美的诗歌：“南纬17 度，夜夜都是美的……北纬47 度，巴黎，我相信椰子树己经不存在，声音也不再悦耳动听……”岛上的湖泊鲜艳夺目，树木郁郁葱葱，土地闪烁“流金与阳光的欢乐”，岛上的土著性情温和，也激励着他的艺术创作。

高更的画作，充斥着神秘的象征色彩，满是原始情调，但本质上却是孤寂的。而看似隐逸、自由的塔西提生活，于高更而言，更像是一场孤独而旷日持久的修行。他在日记中写道：“塔西提是洪水的杰作，在古代的一次大洪水之后，海面上升，淹没了原先的群山，只留下几座山顶兀自露出，和攀附在山顶的珊瑚丛。在面对这片无边无际的海洋时，会让人升起莫名的孤寂之感。”

然而孤独也沉淀了高更的艺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是高更最为宏伟的一部作品。此时的高更贫病交加，心情沮丧，他曾决定自杀，喝下毒药却被人救活。就是在这样极端孤独中，高更以巨大的热情完成了此画。这幅画展现了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意向绵密，极具象征意义，是高更的巅峰之作。日本俳句大家佐藤义清隐遁山中时，曾望月兴叹写下凄美孤寂的俳句：

“洒在孤单草堂上的月光，就想我在山里的友人。

人影在月下交叠，若有人能陪我一起赏月，该有多好啊？”

我想，生活在塔西提的高更，一定也曾伫立在南天平洋的澄明月空之下，而这一卷《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向哪里去？》正是高更根植于深邃的孤独之中，偃仰啸歌、冥然兀坐的执着“天问”。

1903 年1 月，塔西提岛遭受龙卷风的蹂躏，高更勇敢正直，在岛上维护土著的正当利益，不惜与法国殖民当局发生冲突。5 月高更心脏病突发，猝死在马克萨斯岛阿图阿那的一间小屋内。这本《诺阿·诺阿》的成书几经波折，与历次版本不同的是：编者引用了卢浮宫最原始版本的插画，汇总了高更在塔西提时期创作的30 余幅名画，并印制了高更《诺阿·诺阿》法文原始手稿，随书附赠。

周国平在《爱与孤独》一文中写到：有两种孤独。灵魂寻找自己的来源和归宿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没有根据的偶然性，这是绝对的、形而上的、哲学性质的孤独。灵魂寻找另一颗灵魂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人世间的一个没有旅伴的漂泊者，这是相对的、形而下的、社会性质的孤独。前一种孤独使人走向上帝和神圣的爱，或者遁入空门。后一种孤独使人走向他人和人间的爱。而高更在塔西提的创作生活，从最初的隐遁出走，到最后的“终极天问”，实现了从“社会属性”的孤独，像“哲学属性”孤独的抽离与升华，也终将个人艺术推向巅峰。

波斯诗人鲁米说：“你生而有翼，为何竟愿一生匍匐前进，形如虫蚁？”反观高更的人生，除了潜心沉浸于塔西提的艺术创作，似乎终身都在孤寂中踽踽独行，匍匐前进。而正是这种孤独成就了他，让这颗倔强而冥顽的灵魂，在艺术的乌托邦里生上翅膀，自由翱翔。（文/午歌）

内容简介：《生命的热情何在》由法国“后印象派巨匠”保罗·高更所著。本书是他出走文明社会后在塔西提岛书写的散记。高更用充满诗意的文笔，勾勒出第二故乡塔西提的万种风情，层层拆解，屡屡绽放，使之成为艺术创作巅峰的记录，更是他晚年艺术创作的宣言。

本书记录了他在塔西提生活的十二年。高更以自传色彩绘出心中的美好，他要告诉文明社会，那些野蛮人教会他，关于生活与幸福的事。

令箭

生命的意义是由死亡赋予的，不敢谈死的人，多半要浪费生命。

我已经四十多岁了，按平均寿命，也活了将近一半。我觉得正到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岁月，经过二十来年的努力，经济上无压力，挣钱的能力还可加强；思维上也更清晰，问题想得透，分外有快感。只要我愿意，只要不偷懒，我将过得越来越好。

在这个年龄段，如何安排自己的死亡，逐渐在脑海里多了起来。现在向你汇报一下，或许有助于你。

首先，我要活得比老婆更长一点，我101岁，她100岁。当然不是为了续弦。夫妻，总是先走的那个人幸运一点。这点是愿望，不过我的父系母系多有长寿老人，不太算空想。

接下来，是比较逻辑的论述，对你更有用一些。

我要这样死

人是自己身体的主人。这是人类社会的基石，这是一切文明的起源。

人是身体的主人。这也是死亡观的基石。这前提意味着人可以毁灭自己的身体，人可以终结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安乐死是一个人最正常的选项，当他觉得生命已无法带来乐趣之时，可以选择死亡，任何他人都无权阻止。

遗憾的是，这常识被遮盖，安乐死，目前只在极少数国家合法。为了各种各样奇怪的想法，你无权终止自己的生命，虽然病床上的你极其痛苦，可是他人开心呀……

有行动力的人，可以实践自我了结的权利，即自杀。

自杀的不利之处是，给亲人带来困扰与过分的悲痛，死亡现场也显得非常没有尊严。可是在安乐死不合法的地方，有死亡需求的人，只好选择自杀。这也是侵犯人身权带来的恶果。希望在将来安乐死合法化的讨论中，你能站在正确的一边。

我认为人有安乐死的权利。在两种情况下，我会选择安乐死。

一是罹患极为痛苦的病痛，当时的医疗技术又无法解决。二是得了阿兹海默症。过了90岁，患病率就很高了。

原因都相同，那时的生命已没乐趣，活着没有意义，没有尊严。

我有家人供职于顶尖的制药公司，每次见面，我都得问：阿兹海默症有无突破？答案都让人失望。

我固然相信科技的进步，但也做好了在我晚年阿兹海默症仍然没治的准备，我的死亡计划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当时安乐死在中国仍然非法，那我将在有意识之时前往安乐死合法的国度，安排自己的死亡。

我喜欢清静，死的时候也是如此，并不想让亲朋来看我硬梆梆地躺着，我又无法起身答礼，起身了更可怕。还有主持人念些溢美之词，听起来似乎是死了另外一个人。所以，死了就死了，句号。

我是无神论者，我不信有死后的天堂或地狱。这一生，在我看来，就是一堆原子刚好组成了我，这些原子，它们曾经组成庄子与李白；清风与乌云；鲜花与牛粪……在我死后，它们如一群飞鸟离巢，组成另外一幅美妙的图案。

所以， 我不希望有墓地，以宣誓我死后还有领地。我喜欢清澈的水流，也喜欢植物，总之，把我埋在（或骨灰撒在）这些安静漂亮的地方即可。

我知道，如愿的死亡，是奢侈品。奢侈品的意思是，要花更多的钱。

我会在一生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营养均衡，只信专业人士的，不听各类秘方与补品；持续健身，一直保持身体的最佳状态。这样可以降低得病的概率。

最重要的是，努力多赚钱。你需要的，市场总是可以提供。当我决定安乐死时，从旅途、医院、葬礼，都可以在生前安排妥定，一点也不会打扰他人。

我一定会按自己想要的方式死掉。一个自由主义者，我这个最后的梦想不能被剥夺。（文/连岳）

令箭

在我的阅读判断中，阿乙是离西方文学最近的作家之一。弥足珍贵的是，从我最初接触到他作品，一直到这部小说集《情史失踪者》，他始终尊崇内心的写作，这样作家凤毛麟角。因此，其小说大都带有文本探索的文学印迹。羞辱感、宿命观和诗意暴力三大隐蔽的叙事策略（诗意暴力此前分析过，下文不再赘述），构成阿乙诠释内心混沌的荒谬叙事经验。阿乙的小说越来越内敛，隐蔽的叙事策略里携带着旗帜性的撕裂。再加上阿乙新作强化把西方文学叙事经验和农村生活经验焊接到一起，类似《情史失踪者》这样，读不到日常的故事。阿乙一直在探索适合自己的文学暗器，他经营的文学，超越了小说与故事的传统关系。我不敢说读懂阿乙小说内部隐语，因阿乙小说逐步从内部的雕刻转向外部结构的表现。2015年，我最早是从《南方周末》读到其小说《废人》，即小说集中的《忘川》，发现了阿乙叙事结构外部扩张之势。小说集《情史失踪者》叙事结构升级更新比较明显。任何一部小说都藏有作者沉默的隐语，阿乙的忧伤是通过小说外部语言是不显现的，分析他的小说必须分析其小说中隐蔽的内分泌。
                           病
阿乙叙事中，有两隐蔽的区域：一是早期持续八年的暗恋；一是前几年得的怪病，靠激素康复。这是阿乙小说表现羞辱感、宿命观很重要的起源。（暗恋此前长文分析过，此处不再赘述。）
“就像意外痊愈者，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味药拯救了自己，因此将所有药都抓回来，不加判别地服用。沉默就是其中的一味。”小说《肥鸭》是一篇与患病无关的小说，但小说中出现阿乙一以贯之的比喻，是用药来来影射一个行为怪异、一言不发的老人。开头第一篇小说若隐如现，有那种轻微的隐喻，《情史失踪者》对药物治疗和激素治疗叙述清晰许多。在这篇梦境和现实混合的幻象式叙事中，“我”对患病的丁洁妮母亲说：“您瞧，我也这样，吃激素就是这样，满月脸，还有水牛背、向心型肥胖……”然后又对卧怪病在床的丁洁妮展示手术过程：“我将讲述手术结束后提着引流桶……引流管走肋下某处插进身体，不时有污血或脓水从胸腔内流出……”
《永生之城》里的李伟，也是一位得了2010年才被国际医学命名的怪病，作为一名永远不能痊愈的病人，李伟往后的日子便是每天吃九片激素……
《虎狼》里的寡妇的儿子俊峰得的也是这个怪病。（《虎狼》此前分析过，这里不赘述）
《对人世的怀念》叙述碰到堂兄，有短对话：“是因为吃激素啊……是因为得了一种免疫系统的怪病……直到二0一0年，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才宣布它诞生……”
为什么阿乙不同的小说里会出现类似的隐喻？阿乙在小说《对人世的怀念》里，开始对死亡进行试探和凝视：在我三十三岁时，死亡侵蚀我身，我开始体验到当初祖父所拥有的恐惧，就像是被那鬼龌龊的长手给狠狠摸了一把……独自面对下一秒就将死亡的事实……你感到羞辱和痛苦，没有一个人能救你。也许妈妈可以，看妈妈在万里之外的天空下，正浑然不知地骑着车。
我读出震颤，是我的感受，也是阿乙在叙述中的感受。阿乙在长期体验了病魔的折磨和恐惧，这些已经融入到了阿乙的文学叙事的内分泌中。
羞辱
淡化阿乙和西方文学、中国当代作家的风格比较，纵观阿乙的小说叙事，其大部分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一个共同的幻象：在羞辱中挣扎的男人或女人。阿乙小说语言习惯中，除了比喻之外，“羞辱”这个词出现的频率相当高。
《肥鸭》叙述的是底层社会一个初中毕业的少女，饱受奶奶的羞辱和虐待，最终在奶奶死后离奇死亡。她的尸体也被罩上阿乙式的羞辱感。“在尸体发白的腰部那里有一个尖锐的凹洞，那是因为尸体压在石尖上，压了一夜。李诗丽一直心疼地注意着死者右手中指佩戴的那枚发光的戒指。”少女张瑞娟的死亡暗示她的爱情、生命和亲情都被匿名羞辱着。
《虫蛀的外乡人》里那个装神弄鬼的老人，被阿乙诗意而冷漠地阉割，“那东西猛然掉在地上，像泥鳅极为有力地翻跳一下……”还有什么比阉割带来更大的羞辱呢？
“她就像一头看似庞大的抹香鲸，孤独地死在我记忆的脑海里。”《情史失踪者》 是失败的荒谬爱情，“我”不爱丁洁妮，却被绑架去救赎得怪病的丁洁妮，为了安慰她和她的母亲，暴露自己患怪病的隐私，在这场没有爱情的爱情救赎中，我扮演的是一个被羞辱者角色；而丁洁妮明知道对方不爱自己，在重病中，想念那个男人，来到自己的病床上窥探病中丑容，接受自己被羞辱。在梦境和现实混合一体的幻象叙述中，这是双重爱情羞辱。
《作家的敌人》更具有现实主义的羞辱感。年轻作者把自己的作品送给权威陈白驹。而陈离开时，书稿还留在座椅上，小伙子悄声嘟囔：省得再花钱打印了。在作家聚会场景中，年轻作者却得怪病晕倒在地，陈白驹悄然离开。这是年轻作家或者一文不名时，大都经历过的羞辱，我记得以前在网上读到过阿乙讲述过这个被羞辱的经历。
《永生之城》里离奇敲诈的李伟，犯罪动机模糊不清。李伟作为一个失败的男人，失业后，怀疑自己的父亲和妻子暧昧，他和服务员偷情。敲诈教师的金额，是妻子全年工资的两倍。小说的结尾，阿乙似乎在暗示李伟离奇敲诈是在洗刷自己的羞辱感。
鱼头剪、亲人、权威、爱情、婚姻……，把阿乙小说这些日常的词语串起来，就会发现，这些都会在小说中发动羞辱的行动，与其说阿乙小说在总结荒谬，毋宁说是在总结羞辱感。
宿命观
阿乙小说中的宿命观，并不他在这部小说里才出现的叙事策略。而是我开始意识到宿命观是阿乙神话叙事的隐蔽内核。
《肥鸭》中并没有解释张瑞娟是怎么死的。这个被奶奶残酷虐待的少女在奶奶尸体前哭诉：我搞不懂我婆为什么要说这个，我刚刚好像听她说，我要是死了，就一定把你带走。而她奶奶死前说的就是：我要是死了，就一定把她带走。当时张瑞娟并不在场。结果，张瑞娟离奇死亡。
《虫蛀的外乡人》，姑爹对装神弄鬼的老贼说，你预测的都是对的，说的都是对的。
《情史失踪者》丁洁妮被吓出怪病，花岗岩石球从天而降，没有砸着她，却吓着她了。得了怪病。
《对人世的怀念》叙述农村卑微的老人，鸭子被毒死后，舍不得扔掉，就跑到乡村医生家门口吃，在死亡和财产损失的矛盾中，采取宿命观叙述，先吃一小块，一天吃一小块，人没有事就再多吃一点，循序渐进地吃。一开始吃的时候，我还去汉友（乡村医生）那里，我要是出事，汉友还不开药救我？
这种宿命观在阿乙早期的小说很少展现，从《虎狼》之后，宿命观表现相对突出。宿命观里人的生老病死，是在神秘的规则里既定下来。中国自古有南斗主生，北斗主死一说。阿乙的宿命观大约是在和病魔抗争经验中滋生出的神秘思维。
结构升级
在这部小说集中，阿乙依然保持其混沌叙事的先锋风骨，语言风格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叙事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带有宿命论的神话色彩和注重外部结构的叙事策略，再加之阿乙把西方文学经验和农村生活经验焊接在一起，使阿乙这部小说集有一定的阅读障碍。阿乙大部分小说描摹的乡村生活残酷图景，不是为他的乡愁服务的，很难读到凄美和哀愁，是为他的叙事结构服务的。

《虫蛀的外乡人》这篇小说里，一个封闭的乡村里发生了匪夷所思的悲剧，一个装神弄鬼的老贼，杀死了一家两个孩子，激怒乡民。绑架老贼并阉割了他。这篇小说没有《春天》明显的倒叙结构，《春天》也揭示出暴力谋杀的前因后果。可《虫》顺序结构，反而淡化了核心事件，即老贼怎么杀死两个孩子的、为什么要杀死两个孩子的线索被省略了。顺序结构在叙事中取消了顺序叙事的合法性，留下高深莫测的悬念。
《情史失踪者》第一句话是“我从梦中完全醒过来”，接着主人公被不是情人的情人丁洁妮表哥绑架。似乎这是清醒状态，属于现实主义的叙事，但整篇小说没有任何什么地方标注是梦境，什么地方现实，梦幻和现实界限模糊，形成了梦境和现实的混合结构。小说最后一句话：这时，我从梦中完全醒过来。这种刻意设置的模糊结构制造了文本的幻觉。
尤其是《永生之城》，从小说形式结构来看，段落工整，符合逻辑。但读完小说，发现是在取消结构的合理性。小说从第一段犯罪前奏开始，一直到最后犯罪动机猜测，小说中最核心的犯罪现场，即李伟敲诈行为被悬置起来，犯罪现场被悬置，不是说有多么重要，而是取消核心犯罪现场的核心地位。
从阿乙小说叙事结构更新手法来看，阿乙也在隐蔽发布对作者是全能上帝这个传统叙事模式的怀疑。小说作者安排人物生死、负责解释一切悬念的套路在阿乙的结构中解除了合法性，这种结构和阿乙带有神话色彩的宿命观一起，构成了阿乙的神话叙事。

令箭

翻译家黄昱宁周三微信，一小段：“清早大街上这一张张不甘早起的脸啊，种种怨念收集起来可以发电”……这暗喻将焦虑、焦躁、轻抑郁、重虚无、起床气、熊猫眼之类睡眠缺失综合症一勺烩，并以怨念命名，忽然让那种种有了一种语文上的电能，可喜之至。

令箭

妈的智障】

本周网络流行语之一，兼有叹息、诅咒的詈语属性，语源1据称来自新近流行的微博双格漫画，语源2据称来自数百年前画家让-安东尼-华多的油画作品《热尔桑的画店》。某知友的一句留言将此流行语的语用功能一语道破：“当一句卧槽不能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时，妈的智障的出现犹如及时雨”……据此，可将本句理解为老派罹语（如卧槽，如草泥马）升级版？

令箭

“意大利百科全书式学者艾柯离世，世界上又少了一位聪明至极的人。当人们都扼腕叹息时，他却早有言在前，‘书籍是为生命买的保险，是为得到永生的一小笔预付款’……其身殁矣，其言却留在纸张上散发隽永的芬芳”……艾柯的这句名言猛一看蛮鸡汤，可仔细咂摸，会发现，又极具深意——书命长于人命，那些伟大书籍，哪本不是寿比南山，我们能从其中支借一点永恒之魅，实乃万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