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但如果我们考察卖淫业，就不是那么黑白分明了。因为正是现代生活的几股力量——城市扩张、外省穷人进城、资产阶级的壮大、共和国平等主义的需求 ——将妓女以及其他边缘化的娱乐从业者、三教九流的骗子和小偷公开化了，将他们带进了新式林荫道、小酒馆和舞厅。越来越多的被称作 “insoumises”（自由的、叛逆的）的妓女拒绝妓院的约束，自己出去揽客。没多久，对著名交际花的浪漫迷恋就为一种新现实主义让了路，艺术家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卖淫的悲惨，时常用一种黯淡污秽的色彩去再现它。奥斯曼的巴黎有一种性街头剧场，充满暧昧，各阶层的男男女女混在一起，最后常常搞得身败名裂。　　第三共和国始于1870年，其时改良运动正热火朝天，道德主义甚嚣尘上，两者频繁合流。官方试图取缔未注册的卖淫活动，但成果寥寥。站街女不许穿职业特色的衣裙以吸引注意。妓女（或是被怀疑为妓女的人）要定期被强制进行带侮辱性的体检。道德家还企图禁止诚实反映性交易的图片流传。
      1877年，巴黎沙龙拒绝了马奈为高级妓女娜娜所作的肖像画。她穿着丝质内衣，正朝脸上涂粉，身后一位男士坐在沙发上欣赏她的蕾丝上衣，他头戴礼帽，一身晚礼服，手持一根象征阳物的手杖轻放在腿上。当然人人都知道，这位男士出身的上层资产阶级时常召妓，下层社会也一样。你甚至可以说，在道德要求特别高的社会，买春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机制。被严格要求顾家的男人得有地方发泄。这在十八世纪的日本、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十九世纪的巴黎都适用。艺术家尤其爱揭露这种伪善。

《等待》

　　撕掉人造的面纱，揭穿幻想和神话，是祛魅的现代艺术的标志。达到这一目的有许多种方式，其中之一就是纪实。让·贝劳德（Jean Béraud）的画《等待》（1885年前后）是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看到一位精心打扮的“自由女子”站在一条空旷街道（夏多布里昂路）的角落，一只脚踩在阴沟上，试探性地看着远处路灯下徘徊的一位正装男子。第二幅画也是1885年前后所作，在同样的地点，《夏多布里昂路的约定》画的是另一位年轻女人低垂着眼帘，似笑非笑，身旁一位典型的布尔乔亚男子正在提议什么，他头戴高帽，看上去有点儿急于完成交易。
　　这些画有种刻意反浪漫的东西。即将发生或是实际发生的交易是直截了当的——生意。你不用专门去学十九世纪的视觉符号也能猜到在发生什么。在一条空荡荡的马路上，只有这对男女，虽然没有明显的色情元素，但女人脚下的阴沟已经暗示了这谈话的污秽本质。

《夜间的蒙马特大道，综艺剧院对面》

　　让·贝劳德还有一幅《夜间的蒙马特大道，综艺剧院对面》（1882年前后）展示了街头剧场更拥挤的一幕：一个年轻女子在拥挤的人行道上朝身后不远处一位穿棕色大衣的男人瞄去，他看上去正打算尾随她，去附近的旅馆行乐。另一位背对观众的年轻女子正在和侍者谈什么事情。两个咖啡桌上的酒杯都空了。背景处综艺剧院的灯光照亮了整个场景。我想画中剧院的隐约存在是清楚的信号。卖淫正是一种戏剧化的表演形式，甚至像观看戏剧一样要求你暂时将怀疑搁置一边，全情投入。当左拉写娜娜在卑躬屈膝的求爱者穆法特伯爵面前化妆时，他“被脂粉和彩妆造成的变形给迷住了，立刻对那位脸上浓墨重彩的美人产生了极度的欲望……”
　　男人付钱购买的，并不光是另一个人的肉体，而是一种对浪漫的幻想。妓院是一种高度戏剧化的产业。威尔士王子光顾的著名青楼沙巴奈（Le Chabanais）在王宫附近，卢克·桑特的书中有详细描写。它有路易十五风格的房间，有中世纪的刑房，有日本风格和摩尔风格的房间，甚至有模仿庞贝古城的住宅。有的妓院还提供移动的火车车厢、海盗船等场景。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剧院本身和妓院也并非天壤之别，剧院一样以年轻漂亮的女演员和芭蕾舞者为卖点（事实上，在十七世纪的江户、京都和大阪，歌舞伎是禁止女性表演的，因为她们中许多兼具妓女身份，这样的禁令导致采用年轻男演员来男扮女装，结果就是男演员承担了同样的功能）。

令箭

　这意味着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买春图像已经走回了第二帝国早期的东方奇幻故事的戏剧化老路。但这里有一个重大区别：德加、杜鲁兹-罗特列克、让 -路易·福兰之类的艺术家不伪饰现实，他们忠实地展现剧院和演出，有时精妙绝伦，有时只是悲伤可怜。德加和杜鲁兹-罗特列克最有趣的作品都是如实展现后台情景。罗特列克不仅光顾舞厅，观察猎艳的男子、冷酷的皮条客、眼神悲伤的妓女，他尤其擅长展现表演结束后的妓院生活：疲倦的妓女穿着睡衣打牌（《打牌》，1893），摊在椅子里的女人筋疲力尽地呆坐着（《在沙龙里》，1893）。　　罗特列克对下层人民的描绘时常被形容为冷冰冰的。他肯定不是那种畏首畏脚避开巴黎夜生活最俗艳一面的讽刺画家。当时一位评论家形容他的风格是 “坟地滑稽戏”。但在我看来，他讽刺的对象往往是男性嫖客而不是女人。他作品中一个不断出现的主题是布尔乔亚的体面外表和内心色欲之间的紧张关系，德加以及其他“坟地滑稽戏”一脉的艺术家也爱挖掘这一主题。波德莱尔曾经写过，“卖淫是潜伏在文明中的野蛮的贴切形象”。

福兰的《客人》

　　德加、罗特列克以及其他艺术家不断描绘的妓院生活的典型形象，是一位或多位裸体或只穿鞋袜的妓女，站在穿着黑色正装的体面男士面前摆造型。德加的一幅1876年前后的蜡笔画画了一个全裸的妓女拉着一位穿三件套正装、戴圆顶礼貌的拘谨绅士的胳膊，旁边还有三个裸体女人在笑嘻嘻地看。这幅画叫《正经的客人》。

爱德华·蒙克的非凡版画《小巷》

　　德加还有一幅1877年前后的画作，画了一个裸体女人散漫地梳着金发，梳妆台上放着浴巾和一盆水。男人依然是衣冠周正，心满意足地看着她，好像刚吃完一顿大餐。在福兰的《客人》（1878）中，穿黑西装、戴丝质礼帽的胖男人倚着手杖，审视四个穿着彩色丝袜、摆好姿势的裸女。爱德华·蒙克有一幅非凡的版画《小巷》（1895），一个苍白的裸女被一排面目模糊的黑衣男人簇拥着，好像在经受夹道鞭打的刑罚。
　　这些画的创作者并没有试图让女人看上去美丽或是魅惑。尤其在德加的作品中，甚至有些许恶心的氛围。这与现实主义的意图有关，但也表现出十九世纪末人们对卖淫的看法。买春被视为必然，其戏剧性让艺术家无限着迷，挑逗着布尔乔亚的神经，但同时它也令人恐惧，仅性病这一项就足以让上流社会敬而远之。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羊脂球》（1880）精准地捕捉到了这一紧张。1884年的一幅同名画作表现了短篇中的主人公、绰号“羊脂球”的矮胖妓女，在和一个普鲁士军官完事后，与几位尊贵的先生太太同坐马车离开（故事发生在法国刚刚被普鲁士打败之时）。她成了羞耻的可怜代言人，那些穿深色礼服、戴丝帽的正经人们躲着她，好像唯恐沾上什么病。
　　这些体面市民的虚伪之处在于，几个小时前他们逼迫了那爱国的、极度不情愿的羊脂球委身给一个普鲁士军官，以便他们安全逃离。莫泊桑用黑色幽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但其中的一个精彩细节揭露了资产阶级的深层伪善。当他们讨论如何说服妓女去和魁梧的军官睡觉时，平时一本正经的贵妇们突然过度兴奋起来。莫泊桑写道，那一夜的旅馆房间里，几对夫妻都没怎么合眼。

莫里斯·德·弗拉芒克的《在酒吧》

　　二十世纪初的艺术中，幽默常常转化成彻底的恐怖，比德加的画作更甚。描绘卖淫的漫画变得越来越古怪。罗普斯（Rops）在1880年代的画作已经探索了性行业中疾病和死亡的阴霾，他画过一个戴着美女面具的骷髅在阴暗小巷里勾引男人（《人类戏仿：凌晨四点钟的街角》，1881）。乔治·鲁奥（Georges Rouault）画的裸体妓女看上去畸形恐怖（比如1905年的《堕落夏娃》）。莫里斯·德·弗拉芒克（Maurice de Vlaminck）的《在酒吧》（1900）里的红发食人魔瞪着我们，旁边一杯红色的饮料好像干涸的人血。

阿维农的少女

　　但至今为止，女性摆好姿势让男人取乐的最有冲击力、最令人不安的图像并不在奥赛的展览里，而在纽约的现代艺术美术馆。奥赛博物馆只能凑合着展示了对该作品的研究，已经足够瞩目。毕加索的《阿维农的少女》（1907）画了五个裸体女人，她们怪诞的姿势好像玻璃碎片一般，脸孔好像非洲原始人面具。毕加索喜欢称这幅画为《我的妓院》，其灵感来自巴塞罗那的妓院一条街。毕加索的杰作全无艳光，也无道德教化，或是纪实的现实主义。同时代的马蒂斯对该画的粗粝触目感到震惊。这就是波德莱尔说的“潜伏在文明中的野蛮”。但它也美得惊人，引人无限着魔，毕竟这才是展览的真意。 ■
　　盛韵 译

令箭

1

从一个段子说起吧。奥斯卡颁奖前夜，我在阅读诺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新作《二手时间》，恰好读到一个苏联老兵的回忆片段：二战期间，一个苏联游击队的小分队遭到德军的围困，撤退途中，只剩下了三个人，看似已经无路可逃：“我们掩护分队里只剩下三个人……我们剖开一匹死马的肚子，把里面的东西都掏空，然后自己钻进去。就这样在里面待了两天两夜，听着德国人走来走去，到处开枪，最终完全寂静下来。我们爬出来的时候，满身血污，全是马的内脏和屎尿……人已经神志不清了。”

看过《荒野猎人》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这个片段意味着什么。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刚刚凭借这部电影成为了新晋奥斯卡影帝，这部电影也成为了他职业生涯中拍摄最为艰难的电影之一，他饰演的皮草猎人休·格拉斯被熊袭击，被同伴抛弃，被印第安人追杀，儿子又被杀，最终靠着顽强的复仇意志在恶劣的大自然中活了下去。其中最令人震惊的片段中就包括这个剖开马尸取暖的场景。只不过《二手时间》源自真实的口述历史，而《荒野猎人》源自艺术的加工。两者的巧合让人领略了不同艺术形式的魅力：历史的真实性总让人震撼，而艺术总会从历史或者其他艺术形式中寻找到灵感。

2

《荒野猎人》改编自美国作家迈克尔·庞克的小说《复仇》，最终在奥斯卡上斩获了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摄影奖。这当然不是唯一的一部根据文学改编的电影，事实上，相对于往年，今年的提名影片中大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斩获最佳女主角的《房间》是根据爱尔兰作家爱玛·多诺霍的同名小说改编；口碑上乘的《布鲁克林》改编自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的同名作品；女王凯特·布兰奇特主演的《卡罗尔》改编自美国女作家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作品《盐的代价》——如果你对这位以犯罪小说扬名的小说家不太熟悉，至少也应该看过根据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天才瑞普利》，大帅哥马特·达蒙饰演的男主角；今年在奥斯卡获得提名的马特主演了一部科幻力作《火星救援》，改编自安迪·威尔的科幻小说；《史蒂夫·乔布斯》改编自沃特·埃森克森的同名传记；另外一部讲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片《大空头》改编自迈克尔·刘易斯的非虚构作品，最终也获得了最佳改编剧本奖——值得一提的是，刘易斯此前的作品《弱点》和《点球成金》都被改编成了电影，都是前几届奥斯卡的热门影片。

说起来有些尴尬，这一届的奥斯卡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原创性不足，就连获得最佳影片的《聚焦》也是改编自《波士顿环球报》2002年1月发表的一篇曾获普利策奖的新闻，揭露了美国天主教神父对男童的性侵案。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间谍之桥》根据根据美国律师詹姆斯·多诺万真实经历改编，《特朗勃》是好莱坞著名编剧，达尔顿·特朗勃的传记片——改编自文学、历史和真实经历的作品成为了讨巧奥斯卡的捷径。说起来也不难理解，原创剧本意味着凭空捏造，架空想象，是对想象力和创作能力的极大考验，而改编文学，尤其是那些改编自畅销书和侦探小说的影片，在上映之初就具备了一定的观影基础，用现在的话说，可以很好的利用IP效应和粉丝经济，吸引固定的读者群加入到观影序列中。

3

改编文学虽然不是影片成功的关键，却是不可小觑的因素。小说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这种艺术形式所能展现的内容可以涵盖一切，历史、神话、宗教、政治等等，都可以纳入到虚构的写作之中。更重要的是，小说所具备的社会意义在电影出现之前是无法想象的，德国作家席勒曾将他生活的十八世纪称为墨印的世纪，在小市民生活的圈子里，大量的阅读变得具有传染性，而且这种阅读已经不是简单地阅读一本书《圣经》，而是渴望更多的小说类型；十九世纪时，民众期待狄更斯的作品连载毫不亚于现在对好莱坞电影的热情。但正如美国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所言，新世纪以来，社会小说逐渐式微，是现代科技远比它更擅长做社会的教化工作，电影、电视、广播等都是生动而实时的媒介。在卡波蒂的《冷血》连载成功之后，就连新闻报道杂志也比小说更具有影响力——影片《聚焦》的成功登顶，将这种新闻报道的影响推波助澜，成为了更具影响力的传播形式。

改编文学一直都是好莱坞的伟大传统。相对于舞台剧等形式，电影是最高效的改编机器。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佐证，电影史上有很多因为改编让默默无闻的文学作品变成了炙手可热的畅销书，比如现如今流行的各种吸血鬼电影和美剧，追溯到源头就是1930年代的经典影片《诺斯费拉图》，改编自布莱姆·斯托克的小说《德拉库拉》。从那之后，德拉库拉已然成为了一种品牌，而吸血鬼的爱情故事也成为了一种文学题材。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斯托克的小说，就不会有《暮光之城》系列小说和电影，也不会有大热的美剧《吸血鬼日记》。可是，现如今谁还会记得这位爱尔兰小说家的名字？尽管他的一部作品激发的灵感变成了好莱坞长盛不衰的产业链。

另外一点，在早期的好莱坞，很多鼎鼎大名的作家都为好莱坞写过剧本，像威廉·福克纳、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雷蒙德·钱德勒、理查德·耶茨都是一手小说写作，一手剧本写作。这种重叠的身份，自然会让很多作家将小说技巧和经验带入到影片拍摄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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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年获得提名的《史蒂芬·乔布斯》为例，这部风格化片段化的影片之所以赢得很多人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编剧是鼎鼎大名的艾伦·索金，他也是《社交网络》和《点球成金》两部作品的改编者。

而另外一部提名影片《特朗勃》的人物原型，好莱坞十君子之一，《勇敢的人》《罗马假日》《斯巴达克斯》等电影的编剧达尔顿·特朗勃，早年也是以小说出道闻名，他的反战小说《无语问苍天》还赢得了1939年的国家图书奖，只不过后来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不得不隐姓埋名，以笔名的方式进行创造。时隔多年之后，我们才发现了《罗马假日》的真正编剧是特朗勃。他在浴缸里写作的情形，成为了奥斯卡提名展示的精彩片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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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影响力虽然不如以前，但是小说却具备了影片所不具备的细节描慕功能。小说可以讲述，而电影只能展现；小说可以具有想象的空间，而影像画面的直白粗暴夺走了人们自由想象的空间能力。在特定的空间中，小说的功能是电影不能替代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原著小说《房间》中，有个隐喻性的段落，杰克在房间里有九本书，四本是带图片的《爱丽丝漫游奇境》之类的童话，另外五本是适合妈妈看的《达芬奇密码》等畅销小说。小杰克就是通过童话来建构自己内心的世界和外面世界的，他五岁的时候跟妈妈做蛋糕，就说是从《爱探险的朵拉》童话里知道生日蛋糕的。房间里有一个电视，妈妈只是有选择地让他看动画片，当播放广告的时候就调成静音，“因为广告会更迅速地侵蚀我们的大脑，所以要尽量避免它们进入我们的耳朵”。

当妈妈制定逃亡计划的时候，她调动了杰克所有的童话故事：要跟爱丽丝有勇气一样逃出秘境，要像《猫和老鼠》一样地逃跑，要像魔法故事里的巨人杰克一样勇敢，要像《爱探险的朵拉》一样不停地寻找一个安全之地。杰克得救的时候，他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告诉警官，妈妈被囚禁在一个房间里。童话代表的文学作品成为了一部电影的麦高芬（MacGuffin），成为了推动剧情的关键道具和线索。

当然，电影的优势在于画面的精确性，视听语言可以带给我们极大的娱乐和享受，弥补我们阅读时想象力的不足，这方面《卡罗尔》的表演就很出彩，比如电影中很好地表现出了从卡罗尔与特芮丝双方不同视角的几次凝视，结尾两人遥遥对视，又将开篇的那种单一视角的凝视相融了，那种情绪化的感觉是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而《火星救援》呈现出了小说不可能描慕出来的真实而直观的维度；《大空头》借助电影明星和厨师来解释那些金融术语的做法显得通俗而有趣，这些都是文学作品无法展现出来的。

6

但从另外一点看，很多影片都改编自文学作品，但大多数影片选择的畅销文学作品，犯罪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种类型。电影改编对严肃文学的关注程度很低，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二流的通俗文学可以成为一部好电影，这是好莱坞不成文的规矩。经典的文学作品过于深入人心，大刀阔斧地修改无异于破坏经典在公众心目中的各自拥有的形象。

对很多人而言，电影就是阅读文学的一种方式。如果电影对经典文学作品的改编篡改了原著的精神，这就意味着电影变成了另外一部抄袭之作，而且是一种拙劣的抄袭，因为电影毁掉了一部经典，这对于那些从不阅读经典，只通过看电影了解文学的观众/读者而言是一出悲剧事件。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选择畅销书就成为了讨巧的改编方式，因为大多数畅销书都是昙花一现，改编电影的成功，反而是用一种记录/扭曲影像的方式留下了那个时代的阅读精神风貌的一瞥。

今年提名的众多改编作品中，称得上严肃文学的似乎只有托宾的《布鲁克林》，但《布鲁克林》的改编只能算成功了一半。因为这种平淡的文学只能通过妥帖的文字蕴藉着读者，置换成视听语言，用画面讲故事，就显得过于波澜不惊，缺乏影片所需要的冲突和高潮。

小说《布鲁克林》中，艾丽丝去买泳装的段落，本来是个闲笔，但是却暗示出了弗提尼小姐的暧昧，读起来很有趣。她不停地要求艾丽丝换泳装，假装不经意地抚摸艾丽丝的大腿，拍打她的臀部，一览艾丽丝胸部的春色，让艾丽丝感觉很尴尬。这个段落确实不重要，所以影片中并未过多展示，但却丰富了小说人物的多样性，也让人窥得时代的隐秘风貌。

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后，我看到过一个评语说，这届奥斯卡可以看作是“电影之外讲的故事，输给了电影里的故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荒野猎人》和《疯狂的麦克斯4》这样用纯粹视听语言讲述电影制作本身的故事，输给了《聚焦》这样社会性新闻的电影故事。这个评价最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电影里的故事代替或者说延续了小说的社会教化功能，而电影之外的故事极力用一帧帧画面展现小说无力展现出来的强烈现实感和在场感。

思郁

2016/3/1

令箭

文/严杰夫

迪士尼动画片《疯狂动物城》（Zootopia）上周末在国内上映后好评如潮，可谓是刷爆了朋友圈。甚至于有的朋友评价其为“《狮子王》之后最伟大的迪士尼动画长片”。

事实上，不仅是国内，在美国本土舆论眼中，它也是迪士尼近年来少有的口碑爆棚的佳作。在北美著名的影评网站“烂番茄”上，《疯狂动物城》的好评率高达100%。甚至于有业内人士认为，这部电影已经预订2017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

《疯狂动物城》之所以一鸣惊人，不仅在于其细腻的人设和场景，还在于它老少皆宜的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它通过动物的视角，完美诠释了一种理想城市本该有的面貌。正是有了这一层喻意，才使得这部动画不仅获得了票房的成功，并且也成为迪士尼历史上又一部里程碑作品。

当然，作为第一次观看的观众在惊呼过瘾的同时，可能很难留意到影片暗藏的丰富细节和巨大的信息量。所以，我也想在这里通过10个单词，来帮助大家能更好地欣赏这部动画的绝妙之处。

1、 乌托邦

外国影片引进过程中的“汉化”，往往会令其魅力打个折扣。这部《疯狂动物城》就是个典型例子。《疯狂动物城》的英文原名是“Zootopia”，这是个明显的“合成词”，它是由“zoo”和“Utopia”两个单词合成，字面含义就是“动物托邦”，对应的是人类社会所谓的“乌托邦”（Utopia）。

“乌托邦”是西方古典哲学的经典概念，它的诞生最早可溯源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而在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经典作品《乌托邦》中，这个词语被注入了更为具体的内涵，代表了人类文明对理想国家的幻想。在影片中，主人公抱持的是一颗“每个人都能让世界变得美好”的理想，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则俨然是更为现代的“乌托邦”。而在更多程度上， “人人都能为世界奉献爱”的这种理想，显然是符合纽约这样的美国大都会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很显然，在好莱坞导演的眼中，纽约这种兼容并蓄的城市就是真正的“理想国”。

2、 X漂

之所以说，《疯狂动物城》里的“乌托邦”是美国式的，影片所倡导的那种包容并蓄、共同奋斗的“都市精神”，是我们曾在许多美剧中都似曾相识地体味过的观念。《好友记》、《老爸老妈的浪漫史》、《破产姐妹》里的纽约城，在气质上不正是《疯狂动物城》里所塑造的这个“乌托邦”吗？

甚至于，在全球化的今天，《疯狂动物城》里所表达的城市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在影片开头，兔子朱迪从家乡来到中心城的时候，狭小局促的租住屋、到处受排挤的境遇，恰恰是全世界每个从小村庄、小城镇走出的小人物来到大都会时，几乎都会经历的遭遇。所以，在兔子朱迪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每个“纽漂”、“京漂”、“海漂”的影子。

3、 种族

《疯狂动物城》整个故事的戏剧冲突是建立在两个“种族”的差异之上的：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这种划分以生物学为基础，并成为了大众的潜意识。所以，当一些食肉动物中毒发狂后，动物城的居民自然反应就是“基因决定论”，从而认为：食肉动物在潜意识里依旧没有消除野蛮的基因。

在这个意义上，《疯狂动物城》的主旨就不再只是简单地讲个寓教于乐的小故事了，却暗含了人类文明史上流传了数千年的种族偏见问题。这种偏见，恰恰正是“理想城市”最大的障碍。

不用说，美国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来自于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即使是中国国内，每每谈起“城里人”对“农村人”的偏见，“上海人”对“外地人”的偏见时，不也是源于某种根深蒂固的潜意识：“农村人”或“外地人”因为习惯粗陋、不讲究秩序，所以是讨厌的。这种潜意识的问题在于，它完全忽略这样一种事实：人类的行为习惯是会调整和“进化”的；或者反过来说，不管你是哪里人，不管你的肤色是什么样的，其实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区别，而在基因层次上，这种差异更是可以忽略不计。生物学早就告诉我们，人类和黑猩猩间的差别，也不过只有百分之零点几，更何况人与人之间呢？

所以，这部影片也告诉我们，基因的差异并不是一个城市面临的真正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开放和包容，还是充满了偏见和促狭。

4、 暴力

这种偏见或歧视，正是“理想城市”最大的威胁和敌人。而且，偏见和歧视的存在，不仅意味着不同人群间的对立，也就造成了敌对状态的出现，并最终酿成种种暴力事件。

遗憾的是，人类历史正是一部“暴力史”。在最初的时候，暴力或许是为了维系族群或国家的存续或发展；而今天，弥漫在都市里的暴力，大部分则就是来自于偏见和歧视。更令人痛心的是，大部分人在面对暴力来临的时候，却似乎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而只能选择以暴制暴。

正如影片中，以绵羊副市长为代表的食草动物，在面对食肉动物或大型动物的歧视时，不是采取更为理智或文明的方法应对，而是采取了残害和暴力的办法。而这种依靠人数众多而实施的暴力，恰恰是现代暴力区别于古典暴力的经典特征，其带来的伤害却远远高于古典的个体暴力。因为，后者不过是给某个具体的个体对象带来了伤害；前者则是企图伤害甚至于消灭整个族群。这种大规模杀伤性的现代暴力，正是盘旋在现代都市上空最可怕的阴影。

5、 羊群效应

这种现代的大规模杀伤性暴力，事实上早就有社会学家进行过论述。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即为其中的经典。在这本书里，勒庞对这种社会现象的心理学因素有过精彩的总结：他将其称之为群体性心态。而在今天，对于这种群体性心态的描述，还有另外一个词，那就是“羊群效应”。

吊诡的是，在《疯狂动物城》里的反派，正是以副市长为代表的一群羊。正是这群羊掀起了动物城里的恐慌，并将食肉动物整个族群推到了悬崖边缘。

6、 选举政治

之所以“羊群效应”会掀起波澜，就在于现代选票民主自带的缺陷。选票民主实行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此一旦有人能够利用好羊群效应，或掌握了“乌合之众”的群体心理，就很容易操控民主。从古希腊时代的僭主政治，再到二战时期的希特勒，“少数服从多数”的选票民主的缺陷可谓是已是一次次被暴露在阳光之下。

而在今天的大都市里，尽管管理运作体系经过了更为严谨的设计，但投票机制的缺陷仍可能会被利用。在影片里，绵羊副市长正是深谙这种制度缺陷，才会言之凿凿地称有了“占选民90%的食草动物”的选票，作什么恶都不用怕了。

7、 公务猿

如果说，电影对投票政治的吐槽的槽点有点大，那么它对现代城市官僚系统的吐槽，则精准的多。

《疯狂动物城》里对公务员的形象设置，选择用树懒这种动物，可以说是绝妙无比。行动迟缓的树懒，用来比喻效率低下的官僚系统，实在是再合适不过。另外，中国人常常将公务员称为“公务猿”，树懒尽管并非灵长动物，但其除了缺乏灵长类的灵巧外，在外貌和习性却和灵长类极为相似。所以《疯狂动物城》的这一设置，在中国观众看来，更是堪称是完美。

8、 绝命毒师

《疯狂动物城》里尽管有诸多政治和社会隐喻，却看起来并不沉重，这与全片轻松愉悦的基调有很大的关系，也与制作团队在作品中插入了许多流行元素有莫大关系。

在影片中，制作“午夜嚎叫”毒药的犯罪集团利用的是地铁车厢，这一设置很显然是借鉴了经典美剧《绝命毒师》的场景。而犯罪集团的衣着打扮，以及用来炼毒的化学设备，更是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老白”这个经典的角色。

9、 夏奇拉

影片里的“奇拉羊”这个角色在原版中，由哥伦比亚的超级天后夏奇拉配音。这个角色可以说是为夏奇拉量身定做的。在影片中，“奇拉羊”是个心怀动物城政治环境的超级偶像，而在现实生活里，夏奇拉自己也是联合国的慈善大使。

另外，夏奇拉还和体育界有着密切联系，除去她的成名曲与南非世界杯有极大的关系外，她的丈夫也是巴萨球星杰拉德?皮克。夏奇拉代言这个角色，可以说是给整个动物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

10、 美国POP文化

除去《致命毒师》、夏奇拉外，iPod nano 6、时代广场等诸多美式POP元素也充斥于整部电影的细节之中。在此，我们不得不再度惊叹美式文化的强大。所以抛开其中的“别有深意”，《疯狂动物城》代表的仍是一种美国式的主流文化观。这里面的城市、城市里的动物居民，以及他们之间发生的感人故事，归根到底还是属于美利坚的。

很多人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会把它和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作比较。或许他们在政治隐喻上的确有相近之处，但在观赏性上，显然我们的动物城要惊艳靓丽许多。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大都市所拥有的超级景观，以及城市里炫目的风景，显然要比晦暗的英式村庄诱人的多。所以，天性乐观的美国人讲的故事也很明显，会比悲观消极的英国故事讨喜的多。

令箭

回顾3·15的前世今生：假为何越打越多？2016-03-15 我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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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导读 为什么打假行动会越来越多，乃至形成旷日持久的全民性“运动”？假货增多只是一种客观条件，更重要的主观原因是，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每天都在增强。

又到3·15，每年这一天都是消费者万众一心的“出气日”，人们将心中对无良商家的愤怒尽情宣泄，不少人在媒体上现身说法，严词控诉假冒伪劣产品之害。此外，央视的3·15晚会算而今已办了二十多年，时间不可谓不长。但是年年晚会、年年打假，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假货大国、山寨大国。3·15与假货，似乎也是相辅相成、互为扭结的两种社会元素，成为一种我们今天非常熟悉的某种社会现象，其前世今生，颇值得作一番回顾。

“假货”二字，在改革开放后不久的中国就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1985年被媒体披露于天下的福建晋江制药假案，引起了全国哗然。群情激奋之余，人们也猛然发现，假货现象远远不仅是晋江一例，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遍及全国。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中国1978-2008》一书记录，当时的假冒伪劣大案包括：河北清苑、安新等地的假铝锭，河北平乡的冒牌“飞鸽”“永久”“凤凰”牌自行车，广东潮州市洋东食品厂的劣质奶粉，浙江温州等地用残次配件组装出来的冒牌手表……可以说，假货二字，几乎伴随了中国一代人的成长。

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眼界，不难发现这种“制假”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离我们更遥远的时空。早在19世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就被誉为“世界的工厂”，但在这所“工厂”内，人们见到的却是假货遍地，产品伪劣现象不绝。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当时英国市场上的制假现象作了细致的描述：“糖里面掺上米粉或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照净糖的价钱出卖。制肥皂时剩下的废弃物也掺上别的东西冒充糖卖。咖啡粉里掺上菊苣以及其他价钱便宜的东西。可可里面常掺有捣得很细的褐色黏土，这种黏土是用洋脂油搓过的，掺在真的可可里简直看不出是假的……在市面上行销的各种各样烟草里都掺上了各种令人作呕的东西。”

这些伪劣商品售价便宜，因而买家大部分是穷人。富人则大可花高价去大商店买东西，因此很少会受伪劣产品之害。恩格斯把这种现象归因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商业道德”没能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

英国铁路工人，1862

说回咱中国。正因为商品经济初级阶段假冒产品现象实在不可避免，为此，自80年代以来，政府针对消费者权益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文件。全国人大相继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等，并在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第一次设立了制售伪劣产品罪。1992年，中国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了联合打假斗争，并在第二年成立了全国打假办公室，推动了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领导的打假工作。90年代出现的王海等民间维权者，似乎也成为民间对于官方打假行动的一种“呼应”。

“打假第一人”王海

席卷全国的打假行动显然是卓有成效的。据统计，1993年查处贩卖商品掺杂假货、缺斤少两的案件共108.9万件，查处商标侵权案件2.4万件，违法广告案件4895件，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约1327万件。这一场声势浩大、持续多年的消费者维权运动，由政府发起，全民参与，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不禁让人联想到了过去中国甚为流行的大规模政治运动。

为什么90年代之后从政府到民间的打假和消费者维权行动会越来越多，乃至形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性“运动”？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断增多只是一种客观条件，更重要的主观原因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消费者确立自我身份和权利的意识每天都在增强。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体验：改革开放为中国培养出了的新一代消费者，他们有独立的思想、有诉求、遇事会为维护自己的权利想办法，或者说，他们已经开始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公民意识。

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也是集体的公民权利意识的一部分。它之所以能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主流话语的肯定，这说明国家对于树立消费者的权利意识更多地采取了“政府引导”的方法。如果国家对于公民权的定义做出一种定向的解释，即把公民权利限定在消费者的权利范围内，那么民众个人意识的觉醒，也就将主要体现为作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的觉醒。

英国学者贝弗利·霍伯（Beverly Hooper）将90年代以来维权意识增强的中国消费者称为“消费者公民”（Consumer Citizen）。她认为，中国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和自主意识是在刻意的培养和引导下逐渐确立的。这种“保护”的最明显特点是，消费者向销售商和制造商争取自己的权益时，都必须通过政府授权的机构来进行裁决和解决争端。换言之，中国的“消费者公民”仅仅针对市场伸张自己的经济权利。这也可以接受为什么中国人在消费领域的权利意识要强于其他任何方面。

贩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无良厂商无疑是国家与消费者的“共同敌人”，也成为消费者伸张权利的主要对象。进入90年代，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购买电话、空调、冰箱、彩电、录像机、音响器材等等家电产品，却失望地发现这些产品中很容易存在质量问题，加之不同品牌之间产品的品质差距显著，对比之下，消费者对于假冒伪劣产品就更为深恶痛绝。而在国家层面，市场上大量充斥的伪劣产品客观上有损于国家形象，“抹黑”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成果，当然是需要严厉打击的对象。如此，国家与“消费者公民”二者的利益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国家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带领消费者向市场伸张权利，因为“不断增强的消费者权利意识是一种能让市场变得更好更健康的力量”。

当然，打假之举只是“治标”，消费者主体意识的“培养”势必要通过某种有组织的教育来循序渐进地完成。电视、报纸、杂志都是可资利用的宣传工具。事实上，它们的确在时时刻刻灌输给消费者们“主人”的意识。而作为对消费者维权和教育的统筹性机构，1984年成立的消费者协会在“教化”消费者方面更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把自己的宗旨定义为：“对商品服务进行社会监督，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指导广大群众消费，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其代言人的功能，不言而喻。

消费者协会成立之初规模并不大，但扩张迅速。这种势头也是凭借了所谓“保护消费者权益没有国界”的“世界潮流”。当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展壮大、人民维权意识觉醒的时候，国际消费者维权运动正值高涨时期。上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1960年，国际消费者联合组织成立，各国纷纷加入成为成员国。国际消费者组织认为，现代社会的消费者应当遵守一系列准则，例如他们应该多留心商品和服务的质量，掌握信息并提出问题；应该关心消费对其他人的影响，使之更加公平、合理等等。这些宗旨，都与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自我定义十分契合。

1987年9月，中国消费者协会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国际消费者联盟，并越过通讯会员资格直接成为国际消费者联盟的正式会员。数年间，消费者协会成长为全国性的大型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根据葛凯在《中国消费的崛起》的披露：当时全国“拥有3000多个县级消费者联合会，在乡镇和城市拥有15.6万个分支机构，全日制雇员达到2.7万人，有10.2万名理事会成员，此外还有9.3万名志愿者”。

1991年3月15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与中央电视台、中国消费者报社、中华工商时报社联合举办了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消费者之友专题晚会”，从此拉开了中央电视台3·15晚会的序幕。至今，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收视人数已经成为仅次于春节联欢晚会的大型综合性晚会。这堪称消费者协会开展的一系列宣传活动中最有代表性者。在消协不遗余力的教育培养之下，民众的消费权利意识在十年时间内得到了很大的加强。这从消协接到的打假投诉中可以明显看出来。十年间消费者协会接受的投诉增长了不止十倍。在处理这些消费投诉当中，新设立的一系列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规成为消费者维权的重要依据。法制思想，至少在消费领域已率先成为中国人奉行的普遍原则。

阎肃先生专门为1993年央视3·15晚会写了歌曲《雾里看花》，由那英演唱

不过，也正因为消协等政府组织的主动引导和教化，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被严格限制在了商品消费的领域，消费者们并没有将权益受侵的事件归结为广泛的社会现象，从而产生更进一步的诉求。人们仅仅将关注点停留在商品市场本身。

对于从“温饱”迈步走向“小康”的民众而言，优质的商品和服务显然是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它们共同预示着国家更美好的未来、个人更优质的生活品质。市场经济初期的消费实践让投身商业浪潮的人们尝到了甜头，于是，中国的消费者很自然地把理想中的国家蓝图想象为“更多的购物自由和消费选择”。伪劣产品和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无疑成为阻碍人民实现这一伟大蓝图的不利因素，理应打倒。

可以说，对中国人而言，商品经济中的个人权利普遍被理解为一种自由消费的权利和消费优质商品的权利，这种权利帮助人们建立了“大国公民”的自信。当作为“消费者公民”的中国大众永远只在消费领域行使着自己的公民权时，一个主要由消费者构成的“百货商场型”社会便诞生了。在这里，人们最大的权利就是“买买买”，此外别无他物。

令箭

《马太受难曲》背后的故事：到底是谁杀了耶稣？男性的阳刚漂移残暴，对比女性的阴柔忠诚坚毅，是《马太受难曲》的主旋律。作为一位男性创作者的巴赫，细腻地感受着女性角色在人类进程中的重要质素。

虽因缘际会有幸认识许多顶尖古典音乐家，我其实一点也不懂音乐，先别提行家朋友们听一分钟就能点名作曲家甚至指挥是谁，或者演奏者的几个不同版本，耳朵尖的，连哪一场演出都能刁蛮地具体陈述，很难相信，我连五线谱都看不懂，基本靠猜。

有位指挥家朋友说我：“也许没有这些技术性包袱反而有利，你听到的是最直接的声音，更贴近作曲家与演奏者想要表达的心声。我们听到的，永远是挑刺，钻牛角尖地找失误，反而容易忘记享受真正的聆听。”意外获得这么响亮的豁免权，自此，我更口没遮拦了。在欧洲跟随各国音乐家们暑期巡回交流两个月，场场都有演出者一下台便问我如何，闹得好像我比乐评家还靠谱，可想见，我肆无忌惮得有多顺水推舟了。

两个月前购买德国莱比锡圣·托马斯合唱团在上海演出的《马太受难曲》，非常期待这场三小时的清唱剧。这个历史悠久的乐团，也是巴赫撰写《马太受难曲》期间担任指挥的乐团。当年推出这作品时，因宗教政治受到抵制，未料百年后，竟成神曲。至于坊间谣传，巴赫遗作稿纸被遗落在市集包装猪肉，为陪同夫人采购的门德尔松捡拾重组而成再推出才成名作，殊为荒谬。巴赫虽穷困，二十名子女存活十人中，都接受了完整的音乐教育，保存巴赫作品毫无疑虑，怎可能流落街巷而被遗弃？

3月7日，《马太受难曲》第一次完整地在中国上演

热爱清唱剧《马太受难曲》并称之为天下第一神曲的陈季冰说，源自犹太教的基督教敌视犹太人，是杀死耶稣的真正凶手罗马人精心策划的煽动结果。这个千古疑案竟能如此拍板，让我忍不住回应：“你白听了《马太受难曲》这么多回！”竟然误解得如此之深，实在太叫人意外，三小时的乐曲，难道没把故事说清楚？

我因为就读教会寄宿学校八年，每周固定有圣经课与周日礼拜，早晚各读一章圣经，让我中学期间把新约圣经看了四回，旧约圣经看了三回，对于《马太福音》里，最后的晚餐到被钉十字架的故事，早已耳熟能详。即便是没有读过圣经，因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andel, 1685-1759）圣乐再掀热潮，而跟着复活的1727年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遗作《马太受难曲》，也非常直接地表明了，耶稣受死是自愿命定之路。犹太人出卖耶稣，整体呈现了人类之所以是人类的原罪，恶形恶状得无遮掩，更彰显出耶稣代罪羔羊的任务，既为突出人类愚昧，更为自己顶替人类之过的净化作用，清晰明确地摆出了姿态。罗马人在这事件过程中，只是过场龙套罢了，几乎与之无关。

最后的晚餐，耶稣一一点名，门徒中除出卖者外，便是转头否认的背叛者，这还是誓死追随的门生。至于那些多年被救助被扶贫的犹太族人，众口铄金地要求罗马人钉死耶稣，完全忘记于已有恩的种种神迹，甚至丧心病狂地等待更大的“神迹”：既然耶稣自称上帝之子，那么逃脱十字架岂非易如反掌？证明，证明，再证明，永远不嫌多。贪婪，是人性本色。

犹太人，在《马太受难曲》里，鲜明地呈现了人性本恶。代表人类的犹太人被痛恨，天经地义，残害人类的，永远是人，不是吗？犹太人，在圣经里，不仅仅是一个族群，而是整个人类。

《马太受难曲》中有男高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中音与儿童合唱团，其中合唱团代表群众，男声代表了控方与被控诉者，而女声则完整地感叹着耶稣的慈悲与神圣，不参与而始终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省思，其表述赞美的情怀，比耶稣这位当事人的慈悲之情还饱满。人性的光华，似乎只有在女性角色里得到抚慰。

莱比锡圣·托马斯合唱团

男性的阳刚漂移残暴，对比女性的阴柔忠诚坚毅，是《马太受难曲》的主旋律。我记得新旧约圣经里，所有的人神争斗，都属于男性范畴，女人，不是润滑剂，就是牺牲品，看似无足轻重的配角，却无论如何让人无法忽视。

Mel Gibson导演的《耶稣受难记》（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大概是我见过最贴近耶稣的故事，把耶稣之所以成为人的部分，更贴近人味地呈现。整部电影的演进，就是一部《马太受难曲》的过程，其中最让人震动的片刻，亦为女性角色的被动与无边际的慈悲之情。当年看这部电影时，疑惑连连，一直没搞懂，作为无足轻重的女性们，为何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电影《耶稣受难记》剧照

这次千辛万苦千里迢迢地飞到上海听《马太受难曲》，才忽有所悟，巴赫更绝对地用男女独唱，区别了阴阳，在于一个字，从Passion到Passionate的过程，竟然是受难转化为慈悲的进阶，而绝非表面上的激情。作为一位男性创作者的巴赫，与西班牙大导演阿尔莫多瓦一样，细腻地感受着女性角色在人类进程中的重要质素，我不得不佩服大家之所以成为大家的内在涵养，终究是互通有无的。

小时候读旧约圣经，总觉得无所不能的上帝很凶残，对于是非善恶，取决于自己一时的好恶，跟自私自利的全能知识分子有何区别？只是更具备杀人的本事而已。尤其是面对女性角色时的鄙视，更叫人望而生畏。唯有到了新约圣经，耶稣对待女人的态度，完全反转，不但百般呵护，甚至蜗居于柔弱甚至被视为污浊低下的女人堆里。再反复回头去看旧约圣经，又对上帝的抉择有了不同的看法。

巴赫在《马太受难曲》中用弦乐来展示耶稣的神圣光辉，其中唯有十字架上呐喊被上帝遗弃的人子，短暂失去了乐音上的光芒。此时彼刻，我仿佛又穿越了重重迷雾，短暂地窥视了上帝的玩笑。

一部神曲，可以经历百年探索，上帝的复杂性，远远超越我们想要玩味的层次。然而，母性的光辉，却展现无遗，教人动容。

听完神曲，终于知道，除了上帝，有谁能杀了耶稣？

令箭

颂歌在床上，民谣在路上


齐国上大夫晏婴老师曾说过，“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所以我们现在讲究礼貌性上床，礼貌性上床的同时还要礼貌性叫床，女人的呻吟对男人来讲就是床上最美妙的颂歌，颂歌一定要认真诚恳发自肺腑，不能无病呻吟敷衍了事，最近流行的那几曲颂上之歌，叫声里的职业性、风尘味实在太浓，一听就不是烟花柳巷里未成曲调先有情的佳作，充其量只是路边大保健里的叫卖声，这种颂上之歌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鸡之谈，阉人不知男女事，法海不懂许仙爱，自然也就写不出好的颂歌。


自古以来，颂上就是一件听上去不那么高级的事情，也是一件令人矛盾的事情，特别是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颂，风骨全无，不颂，则有可能尸骨全无，在风骨和尸骨之间，人们往往选择保全后者。即便是颂，他们也尽量表达的不那么露骨，婉转曲折，含蓄内敛，类似于“毛主席赛过我的亲爷爷”和“斯大林是我爸爸”这样的词句是没有的。颂，不论是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地位都比较低，《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历来就有“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的说法，而十五国风指的就是从十五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谣，那时候的统治者听取民意、了解民情的方式不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而是听听民谣，只不过时代发展至今，颂歌已经上床了，但民谣还在路上。

古代统治者对民谣的政治功效和社会舆论影响非常重视，从周朝开始就专门设有“采诗之官”，这里的“诗”就是指民歌民谣。采诗官巡游各地，替统治者采集民歌民谣民女，以体察民情、政治得失，“过则正之，失则改之”，可以说采诗官就是情报官，负责输送各类民间信息，使统治者兼听则明。当年东德也有这样的部门：斯塔西，全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他们也相信“监听则明”，四处窃听，发现不满言论立即查办，当时斯塔西的标语是“我们无处不在”。同样是信息采集，一个是补察时政，向统治者建言献策，一个是清除异己，告诉统治者天下太平，这就是古代的民谣，这就是东德的颂歌。

到了汉武帝时，汉朝正式设立了乐府，是进行音乐管理的行政机关，汉乐府所采集到的民谣流传至今，有不少都是反映底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比如《十五从军征》、《陌上桑》等。到了唐朝，唐诗不仅承继了汉朝乐府诗的叙事特点，还丰富了表现手法，多了浪漫和写实。白居易老师和元稹老师等人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主张恢复采诗制度，发扬汉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作用，新乐府时期出了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现状的佳作，就不一一赘述了。白居易老师为什么和元稹老师一起合作呢？这并不奇怪，当年大唐盛世，娱乐业飞速发展，很多社会名流醉心于青楼之上，这其中就有一向以“苦大仇深”的诗歌示人的白老师，当然也少不了多情的元老师，一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令无数女子为之宽衣解带，都是青楼资深VIP，两人自然有机会相遇，据说二人还交换过小妓，那么交换一下彼此的想法一拍即合搞了新乐府，也就说得通了。回到现在，历史惊人的相似，唱过“我深深的爱着你，你却爱着一个傻逼，你还给傻逼织毛衣”、写过“那一年的寒风中，你化了很浓的妆，第一次牵我的手啊，却装作老练的模样”的卢中强也跟两个朋友一起搞了个“新乐府”，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搞在一起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中国大陆是没有青楼的。卢sir之前做的是民谣在路上，这次做新乐府心很大，目测有D杯，我看过他们其中的一个项目“新乐府|昆曲”，真的是很好，女主角特别好。

生活需要批判的一面，但也需要歌颂美好的一面，就像白居易老师既写过“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样描写社会悲惨面的诗句，也为自己心爱的两个家姬樊素和小蛮写过“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这样歌颂美妙少女的诗句。只不过颂歌的创作要有真情实感，创作者心甘情愿去做，而不应为了某种目的或迫于某种压力去做，李白当年虽然是受唐玄宗之命为杨贵妃写颂词，但见了杨本人后确实感觉倾国倾城，于是写下了千古佳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同一时期对杨贵妃动了真心谱写出美妙颂歌的还有唐玄宗以及安禄山，唐玄宗亲自写了《霓裳羽衣曲》当作颂歌献给杨玉环，一向以批判为主业的白居易老师称赞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还有一次贵妃出浴，酥胸半露，玄宗摸着她的胸脯说：“软温新剥鸡头肉。”，安禄山老师则接下句说：“滑腻初凝塞上酥。”，不用再多举例子了，什么叫真爱，什么是真颂歌，显而易见。

贵为天子还要自己亲自写颂歌的很多，除了唐玄宗还有汉高祖，“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喜欢自带颂歌的还有曹操，外出考察时情绪来了，就给自己写了个颂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所以说，现在热衷于写颂上之歌的人一定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不要动不动张口就喊爹啊妈的，粗俗不堪，不仅颂不了，反而成为笑柄。

宋代谢灵运曾说，“士颂歌于政教,民谣咏于渥恩”，在贵国的“颂上文化”里，知识分子历来是主力队员，不论是王朝更替的血腥残暴，还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的迫害，都使他们在风吹草动时活得小心翼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一直在延续，即便遭遇了不白之冤，也一心等待上面的“平反”，对于“文革”他们还有“娘打孩子”的说法，拒绝面对真相，到了现在更是期待“改良”、期盼“明君”。对于那些选择创作颂歌的人，我倒觉得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毕竟做出了选择，只是水准有待提升，反而是那些既不敢面对当下现实，又要装出一幅推动社会进步的嘴脸的人很可笑，他们一直躲在自己的幻想里，活在虚假希望里，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我建议这些人多听听民谣。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不敢说人话的人，自然只会唱赞歌。如今颂歌已是满天响，民谣却还在路上。（来源/微博，文/@阅后即焚）

令箭

千古侠客成旧梦，最是文人不自由

查良镛先生九二寿诞，各位闷头打坐的武侠迷纷纷出关怀旧，我也跟把风。

回忆少年时的我，对金庸小说的迷恋已经无法形容。但那时基本没有管道拥有哪怕一小套（即上中下册）完整的金庸小说，只能靠同学间传阅，争分夺秒抢读。有机会看完全套金庸小说，是到了中学阶段，得感谢那时遍布城镇的图书出租摊，大约几毛钱一天租金那种。

后来听老同事陆晖讲，他和我情况仿佛，不过他是直接站在图书摊前看完的，因此连租金都省了。陆是贵州读书种子，一目十行，天资聪颖，后来考入北大中文系。

不知道有多少像我和陆晖这种物质与文化双重匮乏的农村孩子，从八零年代伊始就被老先生这只天马行空的健笔所俘获。其实不止是武侠小说，他那篇附在《碧血剑》后面的《袁崇焕评传》，成为我中学时代对历史和时政产生浓厚兴趣的启蒙读物，影响我大半生。所以说对老先生这种情感，是从少年时代就已经牢牢植入的记忆。

大学毕业后终于有了一大套完整的金庸全集，很惭愧还是盗三联版的。我记得是我和师姐兼同事刘湘平一起去定王台（这个中南地区著名的盗版书市彼时刚从黄泥街搬家）买回来的，这套盗版书后来跟着我一起搬到上海，直到后来送人。

女儿十周岁时，我给她网购了广州朗声版的正版（全本36册）金庸全集，又先后给几个好朋友送了这套全集，算是我个人对老先生的一点点敬意，这情形就好比这次不少人去电影院看《美人鱼》，也大多是只为当年在遍布神州的录像厅里欠下星爷一张电影票。

我有机会见到老先生真人，是在岳麓书院和浙大。

前者是2000年，我还在长沙教书，芒果台请老先生来做现场读书节目，于是过去凑热闹。老先生其时七十有六，可算春秋正茂，气色也相当好，当时也还没有多少负面信息传出。节目现场内容乏善可陈，印象最深的反倒是一个细节，老先生在来去乘坐的大奔上，均紧篡着后座左上方的顶棚抓手，就像他风雨人生中一贯审慎的态度。

再次见到他是四年后的冬天，老先生预备辞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那次貌似风波不小，我在央视做电工，不怀好意地前去搅局。在一堆媒体包围下，面对面和老先生做了个短暂的采访。记得采访前握手寒暄，老先生手很绵软，问沈先生您是哪里人啊，查太太则远远躲在一边关切的看着老人家。

这次辞任风波，对老先生影响不小。他一位从外校转学而来的女弟子，貌似精神出了点问题，将梅超风对黄药师的情感投射到老先生身上，来找我絮叨了无数这种情感。我不太信这种匪夷所思的想象，也相信老先生在这个事情上完全无辜，只能将这些转告他彼时的助手，让老先生小心应对。

再以后除了作协风波外，老先生几乎已经消失在公共视野，江湖上只剩下牛逼的传说。

我老家有俗语云“开坏一场亲，出坏三代人”，这就是所谓家族遗传的影响，先母也一直喜欢讲根脉二字。我常常想，老先生的牛叉，毫无疑问有世家子弟的根脉所系，也有吴越这个人文荟萃之地千古以来的浸润。

多扯一句，现在的地域歧视确实政治不正确，但反过来的地域认同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比如某地出才子（当下政坛第一网红奇帆同志和我友斯伟江都才高八斗名动朝野，也都是大额头诸暨人），某地出倔头（浙江有宁海和奉化两大倔头产地，我友袁裕来籍奉化，即著名倔头），某地出商人等。

根脉与地域两者纠织缠绕，我想海宁查家四个字，概括起来就是古人所说的人杰地灵与钟灵毓秀吧。

“南来白首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三十多年后，老先生赋诗追忆生平，一生功业确实浑不负海宁查家后人这几个字。

在我看来，老先生一生最为牛逼的是两个力：想象力和判断力。前者在他笔底下已经展露无遗，全球华人文化圈里，我相信排进前十名不会有争议。想象力真是作家最重要的才华，另外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小说家王小波也是这般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

后者除了传奇般的明报社论（据闻傅国涌老师对此另有高见），更体现在他个人的进退选择上。他有过小失误，特别是年纪大了后，会有不少却不过情面与乡情的事情，也有过不少近似老糊涂的表态，但终归大节无亏，基本面站得住脚。

我理解他31年前做基本法起草委员时的入世和热心，也相信他27年前泪如泉涌中的真诚与感伤，以及随后几年中与体制的若即若离，以及最终的神隐于江湖深处。他从来都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骨子里又是骄傲得不得了的江南才子与名士。

都知道他笔下最经典最震撼人心的英雄是萧峰、郭靖，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其实他自己的个性是“携手红颜去，我自逍遥无人管”的张无忌与令狐冲，而他现实中的选择则更像袁承志式的“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吴国桢式的杀伐果断进退自如，达济天下穷善其身。

1985年夏天，坐了国共两党一共22年零2个月牢的陆铿以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身份专访胡耀邦，胡对陆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陆先生受苦了，我们对不起你。陆报以“大时代嘛，个人命运就是这样”的哈哈大笑。

同样是1980年代，同样是为了统战香港媒体人，海宁当地政府给他死在镇反刀下的父亲查枢卿平反，他在致谢信中写道“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30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所谓大时代洪流冲刷下的个体命运，在命运与历史面前，抗争与妥协同在。

但他终究没有陆铿那种骨子里的倨傲不逊与顽童式反骨，陆是借机捉弄党魁，而他却始终要顾忌进退和情面。以交友论，他和同样远走海外大他8岁的香港分社老大许家屯是至交，和小他10岁先掌香港分社后掌浙大的张浚生也是好友。捐赠无数之外，再在西湖边上留下一栋云松书舍给故乡。

他比李嘉诚年长4岁，和李嘉诚一样都属于总是选对了的香港人。即便一步踏错，他也能迅速凭籍惊人的判断力纠错。他一生中有两次是特别重大而准确的纠错，一次是1950年代那次北上和南下，另一次是1997年前后那次先入阁又辞官最后远走英伦。

如果说李是判断力超人的商人，他就是判断力超人的文化人。千古侠客成旧梦，最是文人不自由。如果从热爱自由的中国读书人传统的人生目标来说，老先生一生多难而履险如夷，可谓自在自由，基本已经是做事做人的极致了。

先写到这里。想起前两年在京做杂志的时候，我一直想做一期金庸特刊，一直不得其便，权把这篇作为偿还这个宿愿的草稿和前奏，以后慢慢增补和修订。（来源/石扉客栈，微信公众号/石扉客栈）

令箭

如果说荒野精神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那么塑造了中国人气质的就是江湖文化。北美新大陆的移民最终走向了欧洲旧传统的反面，离开了土地的中国游民最终也走向了儒家文化的反面。不同的是，今天的美国渴望重拾荒野精神，而中国则试图摧毁江湖传统。



由去年奥斯卡最佳导演伊纳里多执镜的《荒野猎人》，配上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汤老湿（汤姆·哈迪）的大卡司，还有绝美风光和惊险复仇的噱头，甫一上市就吸引无数粉丝捧场。

尽管没有正式在中国公映，《荒野猎人》也谋杀了无数的娱乐版面，但是我们除了赞美落基山脉瑰丽动人的壮美景色，感慨老姜、劳模、小鲜肉齐上阵的大卡司，围观小李和大熊的捡肥皂游戏，调侃他与奥斯卡的八字不合，似乎再无其他。

事实上，把《荒野猎人》看成风光片或者复仇片都低估了这部真实人物传记改编的电影。对于不了解荒野文化的东方人来说，看这部电影就像一个不了解江湖文化的西方人看香港武侠片，只看到动作和异国风情。

那么，在片中的猎人眼中，白雪皑皑的落基山脉是绝美风光？致命威胁？还是精神皈依？“荒野”对小李子来说是冒险家的梦想家园，还是入侵者的葬身之地？今天的美国人又是如何看待《荒野猎人》？

小李子眼中的荒野是什么？
如果今天的观众穿越回到19世纪，当我们赞美落基山脉的壮丽景色，小李子和他的同伴会以为我们疯了。电影中小李子一角的真实原型格拉斯，于1832年被阿里卡拉人杀死，就在他死前一年，法国人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要去美国原始森林中旅行，当时所有人都说他疯了。

荒无人烟、渺无边际的落基山脉对于19世纪的新移民来说是阴森、邪恶和危险之地，小李子和他的小伙伴们不是旅游者、也不是探险家，只有一个目的：掠夺。在小李子和初到新大陆的移民者眼中，北美的荒野既不是什么千山鸟飞绝的壮丽景色，也没什么鸟鸣山更幽的浪漫情怀。新移民一样以一种仇视、恐惧、征服的复杂心态看待荒野森林。他们眼中的荒野就是阴森、荒凉、野兽出没的场所，他们心中的荒野意味着孤寂、混乱、邪恶的未知之地。北美的荒野中没有欧洲大陆的牛羊遍地与果蔬累累，荒野中只有猛兽与冰雪，以及更危险致命的印第安人，如果说旧大陆的田园诗歌是上帝的祝福，冰雪荒野就是上帝的诅咒。荒野猎人们沐浴在落基山脉的夕阳余晖下，也不会吟诵赞美诗，他们要时刻提防密林里呼啸而出的箭镞。在19世纪的北美入侵者眼中，荒野就是敌人，动物的皮毛就是战胜了荒野的奖赏。

《荒野猎人》并不像《与狼共舞》一样，讲述一个文明人被原始荒野同化的故事。也不是诸多西部片里讲述的那种“文明”驯服了荒野的故事。小李子和队友并不试图改造荒野。猎人的身份与农场主或者商人不一样，农场主和商人砍伐森林，摧毁荒野，是为了征服荒野建立人造天堂，把荒凉的土地改造成蜜与奶流淌之地，把山林野地改造成田园诗歌。而猎人只是无情的猎取。

荒野抹杀了文明世界的秩序，置身荒野的人只有变得野蛮残忍才能在丛林法则中存活，所谓的道德文明、法律秩序在荒野里荡然无存。所以小李子失去行动力时，上尉面企图活活掐死他，以免拖累队伍。所以片中的汤老湿毫不犹豫地对同伴小李和小小李下毒手，只是为了早几天拿到300美元酬金。在荒野之中也无所谓正义，当闯入荒野的猎人小李子与那只护犊子的母熊扭打在一起的时候，只不过是弱肉强食的动物之争，哪一个才是代表正义呢？

“文明人”试图征服荒野，荒野也会侵蚀着“文明人”。荒野中的小李子慢慢褪去文明外衣，露出原始的本色。他加入了印第安人的部落，并且为了保护印第安妻儿杀死了白人军官。在无数次午夜梦回时，他眼前浮现的是逝去的印第安妻子，而不是温暖富饶的文明世界。这是他对文明世界的背叛，对荒野文化的认同。

尽管他最后还是回到了白人掠夺者的队伍中，回归到文明世界。但是荒野已经成为了他身体与精神的一部分，因此他可以杀大熊、吃生肉、卧马腹、飞悬崖，拖着残躯在冰雪世界里活下来，并最终报仇雪恨。小李子远比他的队友更彪悍、更狡黠，因为他就是荒野与文明的结合体。小李子的传奇就是新大陆的入侵者在荒野中肆意掠夺，同时也接受了荒野的惩罚与同化的故事。

美国观众眼中的荒野是什么？
今天的美国观众在看《荒野猎人》的时候，当然不会像早期新移民一样对荒野充满恐惧与敌对态度。但是美国观众也不会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只看到落基山下的一场浪漫悲壮的复仇记。单凭素食主义者的小李子活剥生鱼、与熊共舞和生撕牦牛的八卦，还不足以横扫金球奖和奥斯卡。这一部小李子历险记其实说的是第一代北美移民的荒野故事。

19世纪后期，就在小李子饰演的真实原型死了半个世纪之后，美国人面对荒野的态度大为改观，人们不再恐惧与憎恨荒野。这个年轻的国家昨天还是一片荒野，今天已是炊烟处处、屋舍俨然的富庶之地，人们有一种征服者的骄傲与自豪。美国人在挑战和征服荒野的过程中建立了秩序与文明，也建立了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的自豪感。

荒野的征服史也是美国人的精神独立史。面对荒野，一切文明世界中的社会地位、家族背景都没有意义，在团队中每个人都承担自己的责任与考验，掉队意味着绝境，弱者意味着死亡。美国人的坚韧勇猛、独立自主、强者生存、平等主义、个人主义与自由精神由此滋生。

小李子这些第一代移民身在荒野中而不识真面目，他们的后代逐渐发掘出荒野的道德价值和美学价值。如果说第一代移民的自豪是建立在对荒野的摧毁和改造之上，那么后来的美国人则深切地表现出对荒野的渴望与热爱。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文学与艺术也开始赞美荒野。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荒野的阴森变成了神秘，荒凉变成了壮美。小李子的19世纪，人们认为荒野是精神的未开发之地，是恶魔肆虐而上帝未至之地，对荒野的欣赏意味着对上帝的背叛。20世纪开始，人们开始相信荒野也是出自上帝之手，欣赏荒野等于赞美上帝的造化。

美国人在荒野中开拓了新文明，但是他们并不想重建一个欧洲。他们渴望寻找到一种独特的性格和气质，或者说文化，让自己从欧洲旧大陆的文化与历史中脱离出来，建立起美国的民族性。但是新大陆的艺术、文化和历史在源远流长的旧大陆面前显得贫瘠、寒酸。美国人很快意识到广袤而富饶的荒野就是他们的文化之根源、历史的起点、民族主义的支点。对荒野的征服塑造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塑造美国人的优越感和道德感，塑造了一个国家的价值。

新大陆的移民认为正是荒野赋予了他们强壮的体魄和野蛮的精神，也让他们有理由瞧不起欧洲旧大陆的精致而腐朽的古典文化。有“荒野情怀”的新移民，反感凡赛宫那种精致整齐的皇家园林，他们认为粗犷神秘的荒野丛林更能体现人性的自由，以及造物者的完美，从荒野中得到灵感的美国艺术与文学也将获得比欧洲更高的成就。这种自豪感让新大陆的殖民者从“脱欧者”的身份焦虑中摆脱出来，荒野精神成为美国人对抗欧洲古典传统的爱国主义王牌。

20世纪，进入后工业文明的美国人面对着腐败的华尔街、贪婪的托拉斯、权力膨胀的政府、工业文明的污染、战争对人的毁灭，让困惑的美国人重新思考“现代文明”的意义。也让美国人产生了回归自然，重返荒野的思想。人们希望在荒野里寻找到城市所没有的宁静与安逸，人们相信在荒野中能找到被工业文明压抑的纯真和活力。从那时起，“荒野主题”的文学和电影层出不穷。美国人在荒野艺术中描绘人的独立与自由、坚韧的民族性和英雄主义。至此，小李子眼中邪恶而混乱的荒野，披上了美学与道德价值的外衣。

二战之后，美国人在荒野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挽救了欧洲，建立在荒野精神上的文化与艺术也压倒了欧洲的古典文明。西方艺术与文化的“首都”由巴黎变成纽约，萨特等欧洲的老派知识分子终究还是没能阻挡“粗鄙而野蛮”的美国荒野文化的入侵。

20世纪下半叶，美国由开发荒野转为保护荒野，美国人征服荒野的欲望与能量无处可泄，转向海外扩张，甚至转向探索与征服外太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投入巨大的热情去探索外太空。这一切都小李子等第一代美国荒野拓荒者的精神遗产。

北美的荒野与中国的江湖
我们之所以把《荒野猎人》看成风光片或者复仇片，是因为中国人难以理解与欣赏荒野精神。美国人热爱荒野的原始和广袤，传统中国人则喜欢园林和盆景，那是一种被矮化的自然，被秩序化的森林，被驯服的荒野。因为儒家文化不喜欢野性和自由，中国人不会欣赏荒野。诞生于荒野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也从来都不是中国文化赞美的对象。

如果说荒野精神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那么塑造了中国人气质的就是江湖文化。当欧洲的贫瘠土地无法承受人口膨胀之时，欧洲人开始漂洋过海去开拓新大陆的荒野。而古代中国在面临人口膨胀的压力的时候，同样向外扩张，却不是探寻新大陆或开拓荒野，而是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北美新大陆的移民最终走向了欧洲旧传统的反面，离开了土地的中国游民最终也走向了儒家文化的反面。离开乡村的宗族、血缘关系之后，安居乐业的儒家理想被打破，流落他乡游民和闯天下的商人，需要在庙堂体制与儒家秩序之外，建立一种新的精神理想，由人情、关系与面子构成的江湖秩序由此诞生。

江湖是庙堂的对立面。儒家体制的主要组织机构是宗族，决定人们行为规范的是儒家礼制。而江湖组织结构是帮会和私人团体，关系、面子、人情决定着江湖中人的行为。由明一代，江湖文化由下而上，由民间影响庙堂，官场也开始流行帮派结盟、人情交易，朋党成风之下，政见之争让位给派系利益。江湖的价值观逐渐侵蚀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明代之后的中国被关系、面子、人情所卷裹。如果说荒野塑造了美国人的性格和精神世界，江湖则塑造了近代中国人的国民性。

结语：
如果说《阿甘正传》代表着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卷土重来，《荒野猎人》则代表着美国人重建西部精神的愿景。

21世纪的美国，宗教信仰日渐式微、金融危机难以摆脱、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不断、互联网和智能化对人的异化······在种种现代危机的轮番冲击下，人们泛起回归荒野的愿望。卢梭曾经开过药方：“荒野不仅仅壮美，它还是人类恢复活力的补品和草药。”面对恐怖主义、中东危机、经济低迷、种族冲突而步履艰难的美国，需要重新唤起生于荒野的美国精神。

今天的美国渴望重拾荒野精神，而中国则试图摧毁江湖传统。江湖文化是对庙堂体制的侵蚀，江湖文化中的人情、关系是对政治秩序的破坏。江湖是古典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过渡，要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现代政治体制，首先要剔除的就是江湖文化。

20世纪50年代，新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把江湖文化横扫一空。党的力量压倒一切，填充了所有的权力空间的缝隙，江湖文化无处生存。60年代开始的文革，破坏了国家机器和政治秩序，权力产生真空之后，江湖文化死灰复燃。80年代改革开放后，在经济转型期的混乱秩序中，靠关系、讲人情的交易成本远低于正常办事的成本，江湖文化再次成为当代中国人的行为与精神的支柱。

近年来重提传统文化的复兴，意在复兴儒家文化的家国同构和等级秩序，同时剥离盘踞官场与民间的江湖文化。成功与否，重点在于体制内的交易成本是否低于江湖人情关系的交易成本，否则也是一纸空文和一厢情愿。因为我们中国人从不在乎什么“现代精神”、“体制秩序”或“江湖规则”，实用主义的我们只会选择最便利、成本最低的那一种模式。（来源/凤凰文化，文/廖廖）

令箭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
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
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

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
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
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

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
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
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

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
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
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

而它们
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令箭

《我爱你》

巴巴地活着，每天打水，煮饭，按时吃药
阳光好的时候就把自己放进去，像放一块陈皮
茶叶轮换着喝：菊花，茉莉，玫瑰，柠檬
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
所以我一次次按住内心的雪
它们过于洁白过于接近春天

在干净的院子里读你的诗歌。这人间情事
恍惚如突然飞过的麻雀儿
而光阴皎洁。我不适宜肝肠寸断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
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
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

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
春天

令箭

评论阴谋论者为什么相信“总有刁民想害朕”？


我写过一篇文章，谈阴谋论何以在中国流行，归结于五点原因：黑箱政治、酱缸文化、权谋经济、阶级斗争与冷战思维、受害(虐)心理。有人读后指出，阴谋论是一种世界病，放之四海而皆准，不独中国如此。这一点我不否认，只是需要辨明：阴谋论在一些国家的流行度，远甚于另一些国家，据说最喜欢阴谋论的国家，一是英国，二是日本，我以为可以加上中国。他不置可否，随后说：你该从人性当中找找阴谋论流行的原因。

这句话的确提醒了我。

尽管不是所有人都相信阴谋论，然而阴谋论的信徒，大抵存在共通的心理。基于此，阴谋论研究者，包括心理学家和科学家，致力于探寻“阴谋论欺骗大众的心理机制”。他们找到的答案，五花八门，千奇百怪。其中最重要的两个，一是惰性，二则关乎安全感。



著名心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彭凯平先生说过：“只要真相的复杂性超出了一些人的理解能力，阴谋论就永远有市场。”这话该怎么理解?对阴谋论信徒而言，只要事态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知识与智力所支配的范围，他们既不能对未知保持敬畏之心，存而不论;更无意反思自己的欠缺，从而去学习新知识，反而动辄高呼“此事必有蹊跷”“这是一个阴谋”，用一记阴谋论的勾拳，打发了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物和现象。

此即惰性。我们常常谈及权力的惰性，那是权力不受制约、横行无忌之故;源自人性的惰性，说白了就是偷懒。偷懒其实是人类的天性，所以勤劳被视为一种美德，先贤企图用道德的力量，感化、消解潜伏于人性深处的偷懒基因，可惜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凡有偷懒的机会，想必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顺服天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阴谋论可谓人性的苦果：当人们遇到难题，惰性发作，停止思考，放弃探究，一头扎进阴谋论的幽深怀抱，以此为解释世界的捷径，殊不知这恰恰构成了我们认知世界的障碍。反过来讲，阴谋论的诞生和风靡，正在于迎合了人性的弱点，它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阻止人们深入思考与追索。

有人会说：阴谋论难道不是一种思考么，正如阴谋难道不是智力的表现么?严格来说，阴谋论只是猜测，而且往往毫无来由。真正的思考，需要清明的理性与缜密的逻辑，这则为一些人所不能企及，抑或不愿企及。一旦出现“不愿”，便是惰性使然。试举一例。以前我有一位同事，遇到不可解的事情，往往归之于阴谋，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即“总有刁民想害朕”。有一天他的电脑无法开机，思来想去，满头雾水，忽然一拍桌子，判定保洁阿姨为事故责任人，因为阿姨昨天来打扫卫生，碰翻了他的书架，被他狠狠训斥一顿，今天趁他还没来上班，故意弄坏了电脑，以为报复。结果，请网管过来一看，原来接线板烧坏了。这即是惰性成就阴谋论的典型案例。检查一下接线板，谈不上什么大难事，他却不愿动手，甚至压根不曾想到这一层，反而诉诸阴谋论，怀疑他人加害于己。

有时惰性不止在偷懒，还表现为对偏见的依赖。还是这位同事，我们一同逛书店，他手指傅国涌《金庸传》问道：这本书这么厚，金庸得给作者多少钱?我答：据我所知，金庸非但没有给作者一分钱，因作者在书中对金庸不无微词，如指出金庸抠门、商人习气过重，金庸甚至拒绝与作者见面。他摇了半天头，表示不可思议。就这个故事而言，阴谋论正是建立在偏见(为名人立传都是金钱交易)的基础之上。一个人不能祛除偏见，反以偏见为真理，甚而无比自负、专断，这背后原因之一，即思维的惰性。

再说安全感。我曾读到一个说法：有些人为什么会相信阴谋论呢，因为他们把阴谋论当作一种应对不确定性和无力感的武器。这世上许多事情，包括历史，本质都是偶然，并无必然性可言，但是，有人偏偏恐惧偶然，恐惧随机性和意外的出现，他们企图把整个社会、整个历史、整个世界都纳入秩序、计划、规律、决定论所主宰的版图，这便给了阴谋论用武之地。阴谋论的解释方法，即将一件事情与另一件事情联系起来，哪怕这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如美国心理学家、打假超人迈克尔·舍默所言，阴谋论的生产程序，第一条正是“从无关的随机事件当中寻找有意义的潜在关系”，然后才是“愿意相信世界是被一个隐形的幕后组织控制”“断章取义，引用片面事实，证明自己所认同的理论”……

阴谋论的手段之一，即通过为偶然性和随机性找到原因的方式，来消灭他们。这终归徒劳，无一成功。世界照样由偶然支撑，就连阴谋论大行其道，如阴谋论书籍的畅销，都极大依赖偶然性。不过话说回来，成败姑且不论，单说这种努力，恰从反面印证了安全感的缺乏与对安全感的追逐。这依然可归根于人性。对人类来讲，寻求安全感的方式并不止阴谋论一种，有人选择理性，有人皈依神灵。相形之下，阴谋论毋宁是其中最拙劣的答案：阴谋是黑暗、恐惧的孪生兄弟，它所提供的安全感，近乎虚假的安慰。

把惰性、安全感与人性联系起来，并不等于说，阴谋论基于人性。况且，即便得出这样的结论，亦非以人性的名义为阴谋论辩护。相反，我正要谈谈阴谋论的毒害。其最大毒害，除了如知识鸦片(这是陈志武先生的说法，我觉得可以把“知识”二字拿掉)一般，给予信徒一种虚幻的满足感，麻痹他们的神经，中断他们的思考，进而败坏了他们的理性;便在于对人性的严重扭曲：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一旦深陷阴谋论的泥沼，迷失于“总有刁民想害朕”的执念，长此以往，必将患上被迫害妄想症，世间万物，皆为敌人，风吹草动，都是斗争，世界和人性，就此被阴谋论染成了一团暗黑。（来源/羽戈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令箭

文/路明

有几天没更了，给大家找些文看吧，算是补偿。老男人这种东西本来就雅俗共赏。节选自《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

一、舅舅

1969年，舅舅初中毕业，穿上梦寐以求的军装，奔赴江西某军垦农场，成为一名“兵团战士”。

说是战士,主要还是干农活。兵团在鄱阳湖边围湖造田，战士们农忙时插秧割稻，农闲时挖土修堤坝，天天一身泥巴一身臭汗，十分辛苦。

舅舅说，辛苦不怕，最难受的是洗不了澡。连队一个月才安排集体洗一回澡。夏天还好，天天下湖游泳。到了冬天，汗水捂在衣服里，裤腰上一圈白花花的盐，肉都发咸了。加点蒜薹、干辣椒，下锅一炒就是一盘好菜。

舅舅向连长提意见，被连长一顿臭骂——你们这些城里男人，穷讲究。不洗澡咋了，老子几个月不洗澡，老婆也不嫌弃。

某天夜里，连长起来小解，迷迷糊糊正想回房，猛地瞅见厨房有火光。连长一个箭步冲进厨房，只见灶膛里柴火熊熊，火上架着一口大锅。锅里还飘出歌声，是《铁道游击队》的插曲：

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
微山湖上静悄悄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舅舅一边哼着歌，一边躺在锅里洗澡，无比惬意。好家伙，也不怕把自己给煮熟了。

第二天清早，舅舅出列。“啪”的一声，连长把一整块肥皂丢在地上——给老子刷锅去，不把这块肥皂擦完不许停。奶奶的，全连这么多人，都吃你的洗澡水不成？

据我所知，这是“丢肥皂”典故的最早来由。

农场附近有个知青点。赶集时大家凑一块，聊几句家乡话，分口烟抽，十分亲热，也算是他乡遇故知。有个叫巧玲的女知青，时不时塞把香瓜子花生米给舅舅。有一回还抢过舅舅的手帕，说洗完了还给他。周围的男知青都不怀好意地起哄，舅舅红着脸，赶紧一把夺回来。我说，人家那是对你有意思吧。舅舅哈哈大笑，舅妈怒目横眉。

有一回，巧玲红着眼来找大家。原来别的公社想调巧玲过去当民办教师，巧玲很高兴，可大队书记不肯放人。巧玲找他理论，书记关了门，出言污秽，还企图动手动脚。男知青们气炸了。有的嚷嚷着要去公社告状。可无凭无据的，公社凭啥信你？有的提议写信给知青办，揭发这个“破坏上山下乡分子”。可等知青办派人下来查，民办教师的事早黄了。大家吵成一锅粥，谁也拿不出个办法。

舅舅抽着烟，一声不吭。

那天半夜，舅舅悄悄起床，摸黑走了三十里地，找到大队书记家。书记养了条狗，舅舅扔了块骨头过去，狗呜呜地摇着尾巴，叼着骨头跑了。不知等了多久，门“吱呀”一声开了，书记披了件衣服出来。舅舅从背后绕过去，一把剔骨刀架在书记脖子上。

书记腿都软了，一泡尿全撒在裤子里。好汉……同志……饶命啊……
奶奶的，谁是你同志！舅舅压低嗓音，敢欺负女知青，老子放你的血。
不敢了……不敢了……
舅舅松开手，书记一屁股瘫软在地上。
舅舅撒腿狂奔，一口气跑出十里地。停下来，喘着粗气，对着晨曦初露的旷野，纵声大笑。

爬飞车那个搞机枪
闯火车那个炸桥梁
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
打得鬼子魂飞胆丧

几天后，巧玲来找舅舅告别。是忧伤还是欢喜，舅舅没说。

我问舅舅，那件事告诉她了吗？
嗨，说出来挺傻的。就不说了。

令箭

二、爷叔

爷叔穿着大红色裤子，黑面布袄，站在冬日的阳光里，目光闲散，神情淡然。老上海人一眼看穿，这是个“白相人”。

爷叔四十五岁左右，精瘦，大光头，鹰钩鼻子，钻石耳钉，一对眼珠精光四射，像武侠剧里身怀绝技的淫僧。

中午时分，弄堂里人渐渐多了起来。附近写字楼上班的白领，商场当营业员的阿姨，喜欢来弄堂觅碗馄饨或排骨年糕吃吃，物美价廉，比“美食广场”划算得多。不少阿姨们显然跟爷叔打过交道，虽说徐娘半老，毕竟有屁股有腰，款款而过，看爷叔的眼神一半像老冤家，一半像老相好。

我要了一支烟，点上，跟爷叔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看爷叔调戏妇女。

今朝哪能嘎漂亮，做新娘子去？

长远不见了，想侬想得来……

阿姨都见过世面，一点不气恼，朝爷叔翻一个白眼，或是秋波一转，似嗔非嗔的一笑。
一个中午，爷叔收获了无数句“触气”、“十三点”、“讨厌”，他嘻嘻地笑着，掩饰不住的欢喜。偶尔有个阿姨停下脚步，问他讨一根烟抽。

爷叔开腔：那年我从新疆回来……

身旁抽烟的阿姨乐了，哎哎哎，讲讲清楚，为啥去的新疆？怎么讲得像去旅游一样。

爷叔讪讪的，挠挠头皮，唉，年纪轻时不当心，“搭”进去……

接着猛吸一口，烟屁股扔地上，用力跺两脚，嗓门调高：搭进去哪能？搭进去哪能？年轻时谁没糊涂过？老子一不偷，二不抢，三不强奸，打打相打嘛……

弄堂里有爷叔的传说，说他当年是个狠角色，打起架来不要命。

江湖中人，自有一套的行事法则和底线。坑蒙拐骗，强奸妇女，那是极不地道的，下三滥。牢子里要是进来一个猥亵幼女的败类，不劳政府动手，其他犯人会联手“修理”。打架则是另一回事。爷叔当年威名远扬，江湖中有他一把交椅。人在世上飘，可以嚣张，不能苟且；可以恃强，不能凌弱；可以无法无天，不能无耻猥琐。

白相人，这点腔调要有。

爷叔又掏出一根烟，神抖抖点上，一个烟圈吐出来。我忍不住想象当年他“在新疆”的光景——每天列队出操，唱《社会主义好》，上厕所得先报告政府——那是什么模样？思想有没有改造好？不知道。结识了一帮民族兄弟倒是真的。这个我信，凭爷叔的个性，混西域绝对吃得开。

有个塔吉克哥们，也是当年的“难友”，在野外逮了一只鹰雏，两三个月大。这哥们神通广大，从喀什到上海，居然一路瞒天过海，通关无数，亲自把鹰送到爷叔手上。两人喝了顿大酒。哥们说想老婆了，硬是当晚就醉醺醺地上了火车。

爷叔对这只鹰喜欢得不得了。鹰得熬，不然不通人性。说白了就是不让鹰睡觉，消磨掉它的野性。鹰不睡，人也不睡。爷叔每天灌五大杯咖啡，看A片提神，实在撑不住就打个盹，脚上绑绳子连着鹰架，过几分钟晃一下。熬到第七天，爷叔撑不住，睡死过去，醒来时，一双鹰眼正挑衅地盯着他。

第一次没熬成，算打了个平手。一年后，爷叔借了朋友家郊区的大房子，再熬。鹰终于服帖，认了这个主人。

爷叔喜欢这只鹰，叫它囡囡。想方设法买活鸽子活兔子喂它，有一次还专程开车去湖南，《捕蛇者说》的地方，抓回一笼子活蛇。囡囡天天在弄堂上空盘旋，吓得附近的居民不敢养鸽子。

每天下午，爷叔带着囡囡出街。囡囡站在爷叔肩上，一副睥睨众生的模样，爷叔威风凛凛，耀武扬威。不少姑娘及妇女怯生生地搭话，问爷叔，能不能摸一下他的鸟。

爷叔昂然答，我的鸟凶得很，会咬人。

有个卖瑞士名表的阿姨，每天中午去敲爷叔家门。说是来看鸟，眼神却直勾勾的，像一锅滚烫的小馄饨。关键地方爷叔不讲了，只悠悠地叹口气，女人呐，比老鹰厉害。

一次出街，爷叔偶遇某晚报小胖记者，相聊甚欢。小胖端起相机，给爷叔拍了多张神气活现的遛鹰照，皆大欢喜。不想没过多久，“政府”纷纷上门，劝说居民区不能养鹰，得送动物园，不然罚款云云。

爷叔纳闷，上网一查，尽是这样的新闻——《弄堂有鹰散养，低空飞行吓坏路人》、《市民养鹰当宠物，四处排泄让居民头痛》、《居民区宠物鹰行人头上掠，未经许可不许私人驯养》。爷叔晓得，囡囡保不住了，关起房门大哭了一场。囡囡不声不响，看着他哭。

那一天终于到来，囡囡被关进铁笼，凄厉地嘶叫。爷叔面如死灰，拉住动物园饲养员的手不肯放，“对它好点，对它好点”。一连数天，爷叔闭门不出。朋友叫他出来吃饭唱歌，散散心。爷叔一律谢绝，老子连鸟都没了，还玩个鸟？

那天有人笃笃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小胖记者，跑来做后续报道。爷叔操起一把菜刀，大吼“还我的鸟”，撵得小胖记者满弄堂乱窜。

下午两点，行人渐渐少了。老人坐在阳光下，眯着眼睛晒太阳。爷叔低头看表，差不多该去打彩票的时间。说声“回头见”，转身走了。背影逆光，像一只鹰。

令箭

三、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成为一个男人？有一天我老了，会不会有一个小男孩，傻乎乎地看着我，偷偷地想，这是我以后的模样。那是对老男人的最高褒奖。

令箭

我们都知道唐代伟大诗人杜甫，他写过一首诗，名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其中有这么几句脍炙人口的诗文：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是杜甫自己的茅屋被飓风部分摧毁之后，联想到天下无房阶层，顿生怜悯之心，杜甫说：希望自己有能力为天下所有无房家庭免费建造房屋，使居者有其屋，人人有房住，如果这个志愿达成，自己就是冻死，那也是值得的。
历史上的杜甫，一生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志，但是在另一个平行宇宙，忧国忧民的杜甫，当上了大唐宰相兼“大唐居者有其屋委员会”主任，权势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杜甫向唐皇哭诉了大唐无房者的痛苦，连唐皇都被他感动了，二人一同落泪，杜甫说：我一定不负重任，一年之内，令大唐全国上下，居者有其屋，人人有房住。
让我们以“周”为时间单位，记录杜甫走马上任“大唐居者有其屋委员会”主任以后，大唐发生了什么，以及大唐的经济，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向崩溃的：
第一周：《唐民日报》头条，伟大爱国诗人杜甫上任“大唐居者有其屋委员会”主任，在长安城门接见贫民，宣誓一年之内实现居者有其屋，人人有房住，贫民痛哭流涕，纷纷称杜甫为“杜青天”。
第二周：杜甫与幕僚开会，初步确定：大唐分房只面向无房家庭，有房家庭一律不得参与分房。消息次日见报。
第三周：幕僚紧急报告，以长安为核心，方圆三十里，发生了百姓摧毁自己的破旧房子的现象，而且这个现象有向四方扩散的迹象。放眼所及，断壁残垣，延绵不绝，触目惊心。杜甫下令微服私访。
第四周：经走访得知，老百姓捣毁自己的破旧房子，是因为知道大唐政府即将分配新房，而有房者不得参与分配，所以房子破旧的人家纷纷自毁家园、以获得分配新房子的资格、弃旧换新。杜甫闻讯，大怒，说这些自毁家园的都是刁民，一律不得参与分房。
第五周：自毁家园的家庭代表约一千户、共五千人左右涌进长安城申诉，指责大唐政府误导人民，使他们无家可归，杜甫斥之“刁民”，不见。这一批人捣毁了《唐民日报》社，部分被捕治罪，其余沦为流民，导致长安及附近治安急速恶化。
第六周：“大唐居者有其屋委员会”吸取教训，重新召开会议确定：废掉“无房者才可参与分房”的原标准，重新制定标准：只有月收入为二两银子以下的极度贫困家庭，方可参与分房。
第七周：大唐掀起降薪潮，一周之内，许多上班族的工资主动降到月俸银子一两九，部分上班族与老板谈好：等分到房了，再恢复原来的月薪水平。杜甫偶有所闻，但认为刁民只是少数，他坚信大部分的大唐百姓是诚实的、正直的。
第八周：只要你收入足够低，你就可以分到新房子，天下竟然有这么好的事，于是大唐进一步掀起了辞职潮，许多上班族宁愿选择失业，也要参与到分房大军中去。结果上班人数剧减，懒汉人数剧增。
第九周：幕僚统计数据上报，全唐共有人口一千万户，其中月收入二两银子以下的家庭有三百万户（数据有水分，因为不少人主动降薪、主动失业）。
第十周：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天上不会掉房子，杜甫的建房经费，毫无疑问需要从税金出，经幕僚精算，建设三百万套新房子，需要将商业税从30%增加到50%。
第十一周：《大唐新税法》出台，商业税从30%增加到50%，商家哗然。此外“大唐居者有其屋委员会”宣布：先建设第一批新房十万套。
第十二周：增税之后，已经有不少实力欠强的商家倒闭，且倒闭现象有持续发酵的迹象。与此同时，大唐政府“居者有其屋”计划第一批次十万套新房工程招标完毕，蛙蛤蛤地产公司中标，开始动工。
第十三周：大唐越来越多的商家在50%的商业税制度下，无法盈利，商业倒闭潮在全国加速度发酵，民间失业人口急速增加。
第十四周：因加税而引发的商业倒闭潮所催生的失业人士家庭满足了杜甫“月收入二两银子以下”的标准，纷纷报名参与分配新房，于是，大唐政府“居者有其屋”计划原定三百万套，不得不增加至四百万套。
第十五周：由于大唐福利分房从三百万套增加到四百万套，原有预算不足，唯一办法是进一步加税，朝廷下旨实行更严厉的盐铁专营，同时商业税进一步调整至60％。
第十六周：第一批十万套新房子竣工，杜甫下令各地县政府以抽签方式，尽快分配给满足月收入二两银子以下的家庭；
第十七周：杜甫幕僚报告，第一批十万套新房子，绝大部分是分給了各地县令的家属、亲戚、朋友和各种走后门的人。民间怨声载道。杜甫闻讯大怒，下令抓几个县令做典型，从快从重，严加惩戒。
第十八周：大唐全国上下火速查办了在第一批十万套新房分配中徇私的县令三百名，斩首，流放，十万套新房子洗牌、重新分配。
第十九周：蛙蛤蛤地产公司老板向大唐政府交收首批十万套新房子之后，从杜甫账房收到了工程款，但是以60％的商业新税率一算，利润微乎其微，不如回家耕田。于是，蛙蛤蛤地产公司立即解散，老板回乡务农。
第二十周：“大唐居者有其屋委员会”公布第二批十万套新房计划，因蛙蛤蛤地产公司解散的缘故，“大唐居者有其屋委员会”重新向全国招标，但一周过去，无人响应。
第二十一周：杜甫幕僚报告，因60％商业新税率的缘故，大唐全国80%以上的房产承建公司破产，剩下20%的房产承建公司因为市场竞争不充分的缘故，供不应求，要价奇高，为现在财政税收所不能负担。杜甫闻之，愕然。
第二十二周：大唐全国商业持续凋敝，城市萎缩，百姓大规模失业，米价暴涨，部分地区开始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第二十三周：“大唐居者有其屋委员会”宣布：因财政力量不足，暂缓执行“居者有其屋计划”。
第二十四周：在首批十万套新房分配中没有抽到签的百姓代表约三十万人，涌进长安城，群情汹涌，他们说：“第一批人分到了房子，第二批该轮到我了，凭什么现在暂停分房计划？”，老百姓当街呼喊“杜甫下台”的口号，要求杜甫出来给个说法。
第二十五周：杜甫不胜其烦，为了开辟财路对着账单苦思冥想，忽然发现厉行盐铁专营以来，江淮各道的地方政府和民间私营盐铁的商人、工匠相互勾结欺瞒朝廷，实际增收并不多。杜甫于是亲自兼任盐铁转运使督镇江淮。
第二十六周：淮西节度使表示朝廷贪得无厌，断了太多百姓生路，公然抗命。杜甫大怒，拿出国库里最后的积蓄作为军费，率军攻破淮西。江南各道顿时悚然，不敢再和朝廷对抗，各地盐商纷纷破产。
第二十七周：看到新征上来的盐课，杜甫喜出望外。然而由于各地产业凋敝，大量人口失业，各地暴乱不断，治安极度恶化。杜甫发现，新征上来的盐课还不够维稳。唐皇大怒，好好的江山被你的政策搞成这样。杜甫表示愿意带兵四处维稳，却发现国库已经空空如也，再也凑不出钱了。杜甫心力交瘁，引咎辞职。
第二十八周：杜甫下台后把家产全部捐给了国家，但却是杯水车薪，回天乏力。最后在贫病交加中，杜甫去世。临死前杜甫仰天长叹：我一心报国，毁家纾难，就为了天下苍生安居乐业，为什么会事与愿违，落得如此下场？
结局：大唐各地，四处暴动，一个叫黄巢的盐商子弟在破产后率领饥民，异军突起，攻城掠地。大唐盛世，如摧枯拉朽，顷刻灭亡。
本故事纯属虚构。
一千多年后，一个叫哈耶克的经济学家出版了一本叫《通往奴役之路》的书，解答了杜甫的疑问——通往地狱的道路，往往由鲜花铺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杜甫的初衷是好的，但结果却是搞垮了大唐的经济，并且招致了大唐的覆亡。某些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罔顾经济规律，以一颗赤子之心，行祸害社会之事，这样的事情，无论海内海外，在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继续还会有。（本文来自网易云阅读自媒体冯学荣读史，文/冯学荣，2016年3月18日首发于人文经济学会：Hes2012）

令箭

电影圈有句俗语，叫“一流的小说往往只能改编成三流电影”，大体意思是如果小说如果过于出色，反而没有太多电影的改编空间，只能中规中矩的还原原著的精神。

不知道陆川在自编自导的《九层妖塔》被告了之后，在庭上会不会引用这句话来进行抗辩。

2016年1月，著名盗墓小说《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真名张牧野）一直诉状将电影《九层妖塔》的编导陆川和出品公司之一中影公司告上了法庭，认为该部作品侵犯了自己的署名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电影发行传播，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100万元。

此后，经被告陆川要求，法院同意将片的另外两个出品方梦想者电影公司和乐视影业追加为共同被告。

该案虽然尚未宣判，但已引发了公众、媒体乃至法律人士的广泛关注。除了电影对原著面目全非的改编确实引发广大读者强烈不满这个原因之外，从法律上来说，这也是影视行业较为少见的一起关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知识产权诉讼。

究竟什么是“保护作品完整权”？为什么行业内这种诉讼并不常见？

回答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大致回顾一下小说《鬼吹灯》略显混乱的改编授权经历。

《鬼吹灯》的曲折授权路

由天下霸唱大神本人创作的正牌《鬼吹灯》小说目前共有八部，其中前四部分别为《精绝古城》、《云南虫谷》、《龙岭迷窟》、《昆仑神谷》；后四部为《黄皮子坟》、《南海归墟》、《怒晴湘西》、《巫峡棺山》。

这八部书的电影改编权，经历了一系列兜兜转转的曲折过程，前四部卖给了中影，后四部卖给了万达。

于是我们看到，中影将前四部中的《精绝古城》交给陆川拍出了《九层妖塔》，特效惊人但口碑扑街；万达把后四部改编成了电影《寻龙诀》，票房井喷且符合原著。

其实说句实话，盗墓题材小说的因为涉及到犯罪，改编成电影的难度很高，更何况这其中还有审查部门命令禁止的鬼神，这也是两部电影的片名都未出现“鬼吹灯”这个金字招牌的直接原因。

面对上述客观困难，陆川的《九层妖塔》选择了和《寻龙诀》完全不同的创作方式：在保留人物姓名的前提下，几乎抛弃原著的所有情节，并把自己曾经创作过的科幻小说情节嫁接进来，在一部探墓小说中强行加入外星鬼族入侵、地球人和外星人通婚等内容，被网友称为“粉碎性的改编”。

正是因为这次粉碎性的改编，《九层妖塔》被诉侵犯了原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

必要改动 还是歪曲篡改？

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著作权都分为两种：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其中著作权人身权因紧密依附于作者，因此不可转让，而且不受时间限制。

保护作品完整权就是著作人身权的一种，其他的还有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等。

所谓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简单来说，就是保护作品不受歪曲和篡改的权利。而影视行业此类诉讼之所以稀少，是因为在改编性质的创作过程中，对原作的改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三流小说之所以能够改编成一流电影，很多时候正是因为大刀阔斧的改动焕发了新的活力，这也符合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因此很多小说作者在面对自己作品被改编时，往往持一种放任的态度。

对此我国法律也有相应的规定。《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条规定：著作权人许可他人将其作品摄制称电影作品的，视为已同意对其作品进行必要的改动，但这种改动不得歪曲篡改原作品。

就《九层妖塔》一案来说，陆川不顾作者原意的随性改编显然已经越过了“必要改动”的界限，可这是否达到“歪曲篡改”的程度了呢？恐怕这也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了。

歪曲，是指故意改编事物的真相或内容，篡改，是用作伪的手段最作品进行改动或曲解。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如果对作品的修改实质性地改变了作者在作品中要表达的原意和思想感情，导致作者声誉受到损害，则往往视为侵犯了保护作品完整权。

可以说，这是一个自由裁量空间极大的问题，过往也没有太多的相似案例可供借鉴。因此任何一方提供的证据都有可能影响法官的最终判断。

例如天下霸唱如果能列举出“读者冲着原著的名头去看电影最后发现被骗”的诸多网络恶评，则是证明他声誉受到损害的强有力证据。

而陆川如果能遴选并列举出大量对原著改编极大的电影作品以证明自己的改动完全符合客观创作规律的话，歪曲和篡改的认定可能也会困难很多。

理顺版权问题 不亚于保护作品完整

可以说，在这种判决结果模棱两可的案件中，律师举证或抗辩时的想象力往往对最终结果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本案不管谁赢谁输，给我们的启示都不会局限于这个个案本身。

在资本热捧文化产业的当下，网络小说作家作为产业新贵被一个个推到了前台。过往草根时期不太注意的版权管理及授权等问题，如今一个个的暴露了出来。而天下霸唱和他的《鬼吹灯》系列，显然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虽然他目前已启动了一个个诉讼进行多项维权，但多年的乱麻显然不是一时能理清的。

《九层妖塔》剧照

除了天下霸唱，顾漫因为《何以笙萧默》和乐视的纠葛，九夜茴因为《匆匆那年》续集狐的斗争，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人目不暇接。

不管是往日的大神还是未来的写手们，希望能如珍视自己作品一样重视自己的版权。因为前者能够为读者缔造出另一个世界，而后者则是这个世界让更多人完整看到的坚固基石。

令箭

范鸿仙，名光启，1882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北乡的一个耕读之家，他从小聪颖好学，早年曾中过秀才。1907年，范鸿仙来到上海，在于右任等人创办的《神州日报》开始了记者兼革命家的职业生涯。

范鸿仙的革命业绩

1908年夏天，离开《神州日报》的范鸿仙与李铎（警众）、李燮枢（辛白）、陈仲衡、王无生、胡适等安徽同乡，创办《国民白话日报》。1909年5月，范鸿仙协助于右任创办《民呼日报》，常以“孤鸿”为笔名，发表时事评论文章。《民呼日报》被上海租界当局查封之后，于右任、范鸿仙等人又创办《民吁日报》。《民吁日报》被查封后，于右任、范鸿仙等人又于1910年10月创办了影响更大的《民立报》。

范鸿仙

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范鸿仙当选候补文事干事，成为文事干事宋教仁的得力助手。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率先爆发，同盟会中部总会委派柏文蔚、范鸿仙等人负责南京方面的光复工作。南京光复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于12月7日通电宣告军政府职员名单，宋教仁任政务厅长，范鸿仙任参事会长。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力主北伐的范鸿仙在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人鼎力支持下，辞去江苏省参事会长一职，返回安徽家乡组建“铁血军”。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后，范鸿仙又积极参与了国民党方面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失败后，范鸿仙一度流亡日本。1914年初，范鸿仙等人潜回上海，秘密组织中华革命党总机关部，从事地下性质的革命活动。1914年5月，居住在法租界民赖达路新民里的蒋介石、范鸿仙等人，曾经秘密策划过一次未遂暴动。关于此事，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在呈送外务大臣加藤高明罗男爵的调查报告中汇报说：

“这次行动以蒋介石为首，当地安徽派的一部也参加进来，以中国街闸北小沙渡的秘密分机关为据点，计划在5月30日举事。第一部长陈喻荫在小沙渡地方的闸北某处举行暴动；第二部分陈荣廷在真如方面发起骚动，进攻闸北警察署；第三部分何元龙破坏铁路和电信，然后袭击沪宁火车站，抢夺当日火车上由上海送往南京的官款。但尚未行动，即为闸北警察署侦悉。闸北警察署的部分人伪作革命党内应，他们突然进攻小沙渡的秘密机关，陈喻荫等十余人被捕，判处死刑和其他刑罚，其他人逃走。”

所谓“安徽派的一部”，指的就是范鸿仙所领导的一部分安徽籍革命党人。经过这次未遂事变，袁世凯应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要求，在原有两团兵力的基础上，又从直隶增派骑兵、炮兵各一团驻扎上海。郑汝成还在租界区设立秘密机关，大量收买下层革命党人充当线人密探。按照有吉明的说法，这些线人为了争功领赏，行为至为恶劣。自1913年秋至1914年夏，因“乱党”嫌疑而被判死刑或其他刑罚的达数百人，其中真正的革命党人只有数十人。

蒋介石在行动失败后，躲藏到张静江位于租界区的一处秘密住所。有一天，蒋介石外出归来，发现该住所已经被租界巡捕所包围，只好逃回浙江奉化的溪口老家短暂躲藏。为了筹措逃亡日本的路费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蒋介石在盟弟王恩溥协助下，绑架了奉化北门外的首富夏全木，从夏全木那里敲诈勒索了一万元现洋。

米占元组织实施的暗杀行动

1914年7月8日下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的筑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正式就任该党总理。8月28日，孙中山、丁仁杰、周应时、戴季陶、陆惠生等人来到陈其美在东京赤坂区高桥医院养病的病房，商讨下一步的革命行动，决定“邓铿图粤，夏之麟图浙，复灵兄弟图宁，互为犄角”。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孙中山专门委派蒋介石、陆惠生回到上海，着手筹办行动总部。

9月1日，蒋介石携款离开东京，9月16日抵达上海。9月19日深夜，正在通过安徽籍军官陈元辅等人，谋划攻占郑汝成设在上海制造局的镇守使署的范鸿仙，在设于法租界葛罗路33号（现嵩山路39号）的上海中华革命党总机关部里，被四名杀手刺杀身亡，年仅三十二岁。

9月19日晚上，范鸿仙留宿上海中华革命党总机关部的前楼二楼，保镖杨斌在楼下负责保卫。平时总要睡在范鸿仙床前地板上的贴身保镖钟明贵，声称自己的被子拆洗未干，要求回家住宿。

当天深夜，从隔壁空房子的前楼阳台沿着绳梯悄悄闪进四个黑影，他们闯进范鸿仙的房间，掀起床帐挥刀便砍。范鸿仙惊醒之后，忍痛负伤向楼下跑去，被两名凶手死死抓住，又被另一名凶手顶住胸膛开枪射杀。枪声惊醒了住在楼下的杨斌和住在后楼的刘秋水、刘义章、张海洲、陆学文，张海洲卸下门板迎着枪弹冲向前楼二楼，陆学文等人手执铁棍、柴刀紧跟其后。四名凶手一面开枪，一面沿着绳梯逃往隔壁。其中一名凶手于慌乱中跌倒摔伤，被杨斌等人活捉。范鸿仙因伤势过重，倒在了血泊之中。

据法租界司法当局的审讯记录，组织实施暗杀行动的密探头目是米占元，充当内应线人的是范鸿仙的贴身保镖钟明贵。

米占元与徐宝山、李征五、应夔丞等人同为青帮“大”字辈大佬。按照陶成章《浙案纪略》中的说法，1908年前后，米占元在两江总督端方手下任督标中军官，专门替端方缉捕革命党人，陶成章、张恭等人都是米占元在刘师培、汪公权等人协助下追踪访拿的目标对象。辛亥革命期间，米占元在扬州军政分府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徐宝山手下担任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徐宝山被陈其美、张静江、黄复生等人设计谋杀后，米占元投靠冯国璋，继续负责在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苏境内缉捕革命党人。他先是买通钟明贵的师傅芦某，又通过芦某买通钟明贵通风报信，从而成功实施了针对范鸿仙的暗杀行动。

冯国璋
范鸿仙附葬中山陵

范鸿仙遇难后，由蒋介石出资七百大洋购置楠木棺材和贵重礼服予以收殓。9月20日，上海革命党人给陈其美写信汇报情况，22日又致电陈其美通报情况。陈其美恰巧到小田原的山田纯三郎家里客居三日，直到24日才收到电报信函，当即赶往孙中山住处汇报情况。

同年11月1日，孙中山在写给邓泽如的筹款书信中介绍说：“前月范鸿仙君在沪被刺。范君系安徽旧同志，办事甚久。此次担任上海事，已运动北军过半，袁贼一方知其势力不可遏，乃悬红暗杀之，花红六万元，其死与宋教仁相类。范死同时，上海镇守使捕杀其北来军士二百余人，盖皆与范通而担任代表者。又埋攻制造局之炸药，亦被发觉。上海本与杭州省城为一气，范死，浙江事亦有顿挫。至上月廿日杭州省城破坏机关五处，捕去党人三十余，军事主任夏之麒（寅卿）亦与焉。夏老成负重望，其在江浙，屡为武备陆军学堂总办，与广东之赵声相似，而势力尤大。······第二次革命，我党乃无一死于战事者，范君、夏君以流血洗前事之辱，即以种将来之果，断非徒死者也。”

1929年9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范鸿仙附葬中山陵园内。1935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追赠范鸿仙为陆军上将，并组织葬事筹备委员会，办理其葬事。同年11月，国民党中央派人到上海将范鸿仙灵柩迎到南京，暂厝第一公园内的国民革命烈士祠内。1934年2月18日，蒋介石、于右任、林森、孙科、汪精卫、何应钦等国民政府要员及各界人士在停灵处举行公祭仪式，2月19日举行国葬。1936年，范鸿仙又被移葬于南京中山陵东侧的马群，成为中山陵的“附葬”。在国民党历史上，能够享受此种丧葬待遇的，只有韩恢、廖仲恺、范鸿仙、谭延闿四个人。

但是，把范鸿仙的女儿范天德（雪筠）收养为女弟子的章太炎，却在《书范鸿仙事》中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当宋氏变作，时袁世凯虽倾险为谋主，然元首之号未去，非蒙外患内忧之罪，不得而谴之。徒以见微知著······斯时宜伏以俟之矣。光启笃于故旧，感愤所激，愿与袁氏争一夕之命······卒为奸人狙击以死。吁！其可哀也！”

章太炎的意思是说，范鸿仙之死是激于情感，而不是出于理性，他应该潜伏下来等待为宋教仁复仇的最佳时机。“自光启等死逾年，袁氏果潛号，而东南（党内）人物耗矣！讨之者则蔡锷、唐继尧、陆荣廷，非素有瓜葛者也。”

在替范鸿仙以及整个革命党表示惋惜之余，章太炎还把泄愤的矛头指向了中华革命党的党魁孙中山：“丈夫谋大行固有道，或以术取，即往往蹈危地，此官以一身任之，毋牵率才俊以殉可也。”意思是说，孙中山身为党魁应该自己冲锋陷阵，而不应该让一个个青年才俊去牺牲送死。

在此之前的1912年，章太炎也曾经批评过不懂军事的师范学生黄兴：“广州之役，黄兴驱少年才俊以殉之，死者六七十人，而黄兴仅伤两指。得脱者奔出广州，比至香港，黄兴已端拱座于中矣。汉阳之败，诚由南北不敌，而知兵者多以轻率偾事讥之。”

章太炎的入门弟子鲁迅，在1935年2月24日写给杨霁云的书信中，另有与乃师同一腔调的历史评判：“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

令箭

周末在上海一家不大的书店里，偶然间发现了四本封面亮眼的王阳明传记。作为该家书店唯一有传记出现的哲学家，王阳明的曝光率深深折服了我，也折服了他周围的王石、马云、乔布斯、曾国藩甚至是毛主席。

我终究还是少见多怪。以王阳明作为关键词搜索了一下线上书店，上百本王阳明仿佛从地底冒了出来，也打消了我原本想尽数罗列书名的幼稚想法，一篇以报书名为主要篇幅的文章太有挑战性了。

作为王阳明的崇拜者，我觉得有几个书名非常值得分享。《神一样的男人王阳明》、《神奇圣人王阳明》、《明朝一哥王阳明》……个人崇拜并不是重点，如果你是NBA迷的话，一定会感受到一阵浓厚的虎扑文风向你袭来，王阳明身兼库里（神一样的男人）和伊格达拉（一哥）崇高地位。

若做一番小数据分析，会发现出版市场的这股大规模“王阳明热”基本也就是形成于最近两三年，最早可能也就追溯到2010年的《明朝一哥王阳明》（吕峥著）。当然，如果一定要做终极考据的话，创其滥觞的应是当年明月。出版于2007年的《明朝那些事3》基本可以看作王阳明不留名的个人传记。还可以说，也是当年明月率先在通俗历史写作界创立了“拜王阳明教”的个人崇拜风潮。我至今还记得，彼时读到当年明月口中“真正的圣贤”、“彪炳显赫，自明之后，唯此一人而已”这些评价时的巨大冲击感，满满“明朝一哥王阳明”的既视感。

而后，自吕峥始，各路通俗历史写作高手逐鹿其间，雾满拦江（《神奇圣人王阳明》）、度阴山（《知行合一王阳明》、王觉仁（《王阳明心学》）、鹤阑珊（《一生伏首拜阳明》）等此前都是在历史畅销书榜证明过自己的人。比较搞笑的是，《王阳明心学》后来还以《神奇圣人王阳明2》为名再版。

如果说此次“王阳明热”是从通俗历史传记启动的话，其后则形成了两种维度的后继风潮。第一，以通俗传记带动学术传记，高濑武次郎的《王阳明详传》和冈田武彦的《王阳明大传》（厚厚两大本）这两年相继出版，相信我，非常学术，购买前必须保持头脑清醒；第二，以传记带动思想解读（心学），除了《王阳明心学》一书，那本如同武学秘籍一样的《传习录》从去年开始被密集出版，读客以畅销书的操作勇气出了本号称“明隆庆六年初刻版”，封面难得的不光怪陆离，还有九州出版社的“梁启超版”，今年1月江西人民出版社成为最新的入局者。

作为近年来历史出版界的新晋大IP（目测已达到了“前辈”曾国藩的高度），王阳明据说正在被改编为电视剧。对于如此迅捷的崛起，多少还是应该讨个说法，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像托克维尔被王岐山同志点名的福气，更何况，王阳明的持久力比托克维尔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这样的比较或许更直观点。在心学领域一直“陆王”并称的陆九渊，我简单网搜了一下，没有一本在售的陆九渊传记，网店中连学术著作也就只有几本。那就再网搜理学界的朱熹，按说正统中的学术（政治）地位还要高于王阳明吧，学术思想类的倒是有一大堆，但传记寥寥无几，通俗历史传记那更是一本没有。更加亵渎先圣的是，孔子在通俗历史界仍然缺乏王阳明式的存在感。

那么，同样作为哲学家的王阳明为什么可以走出畅销书式的独立行情？

先说点浅薄但靠谱的。第一，在“内圣外王”、“知行合一”这样的大词背后，哲学家王阳明具备了远超朱熹、陆九渊等学界同仁的“事功”。有了事功，就有了话题性和故事性。中等点的段子有王阳明和明朝大权监刘瑾斗法、在贵州驿站龙场有过一次比释迦牟尼创立佛法还戏剧性的“龙场悟道”；各种通俗传记中最爱大书特书的则是王阳明的各种炫目军事胜利，在他走向战神的进程中，江西的土匪、广西的土匪、宁王朱宸濠（周星驰《唐伯虎点秋香》中也有亮相）都成了举止可笑任王阳明驱使的滑稽人物。就好比拿破仑和伏尔泰合体，那将是何等大的IP？

第二，除了丑角，王阳明背后还有一大批可以定位为崇拜者的大人物们。这一点也同样为那些通俗历史作品所反复利用，甚至成为封面的标配，张居正、曾国藩、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毛泽东等可考不可考的顶级崇拜者们轮番上阵。其中最具话题性的是蒋介石，一座阳明山已经道尽了蒋公一生对王阳明的顶礼膜拜。

第三，与上一点紧密相连的是，王阳明对于近现代日本的巨大影响。王阳明在日本精英中也同样粉丝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日本海军军神东乡平八郎更有“一生伏首拜阳明”的说法，这也成为各种历史通俗著作中的序言金句（甚至书名）。不过，最为这些书中津津乐道的是王阳明对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决定性作用”，似乎没有王阳明，就没有明治维新，更没有近代日本。这一充满文化自信的说法也不能没有根据，曾做过日本天皇帝师的高濑武次郎曾有言“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以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在蒋介石的演绎发展下，这一说法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据雾满拦江所引的蒋介石在1932年《中国的立国精神》中的说法，“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了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落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

雾满拦江先生又顺着蒋公的逻辑推向了极致。他在《神奇圣人王阳明》一书中的序言中总结说，非但帮助东乡平八郎全歼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是阳明心学，决定近代中国沉沦而日本崛起的主要原因更是在于中国丢掉了王阳明的智慧与思想，若非如此叱咤风云的本应是中国。

我相信，任何一名爱国读者都会深深为蒋公和雾满拦江所打动，从此超越晚清救国无门的各种低级迷惘，告别一切诸如“李约瑟难题”、“改良革命之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无聊论争，坚定地走上崇拜王阳明之路，继续购买更多有关王阳明的各种出版物。但是，这可能还是稍微超出了我同为一名阳明先生崇拜者的认知。

更强烈震撼我心灵的是，当我从这些黄钟大吕的救国根本之道中难以自拔之时，还有一些非常违和的精彩语录在诱发着精神分裂。

有必要诵读一下。《神奇圣人王阳明》的腰封上最显眼的一句话是“欲成大事业，必读王阳明”，下面跟着“浮躁现实中，最后的一剂心灵解药”，“走出人生困局，成就辉煌事业，尽在阳明心学”。一下子就让我从中国往何处去的理想主义急速滑向成功学与心灵鸡汤的小格局中。

《神奇圣人王阳明2》的腰封也很有一套。除了共享着那句“欲成大事业，必读王阳明”之外，还有一句直抵我们最柔软心灵深处的金句，“从此，没有人能伤害你，没有事能困扰你”。如果脱离这本书的语境，我一定会将它当作爱情箴言，或者张惠妹的《最爱的人伤我最深》中的一句歌词。

好像我又偏激了，腰封本来就是走夸张路线的，说明不了啥问题，如此直接给“王阳明热”扣上“成功学”的大帽子很不科学。那就让我们翻开《神奇圣人王阳明2》的序言吧，标题就叫“由内而外，从心开始”，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是乌鸡白凤丸的广告。序言的最后一段话是“从今天起，与成功相约——由内而外，从心开始，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必须说，上述书都在可读之列，上述成功学的宣传无非是想为王阳明热多添几把火多卖几本书罢了。可我更关心的是，成功学为何无远弗届无处不在，连一个哲学家都可以进行如此的深层次开发。

逻辑也似乎并不复杂。如之前所说，王阳明不同于朱熹、陆九渊等学人的特质就是他的“事功”，与单纯思想哲学上的成就不一样，所谓“事功”似乎更等同于世俗（成功学）意义上的成功，没有立功作为立德立言基础的哲学家不会被视作成功者。因此成功学与通俗出版永远不会看上朱熹、陆九渊甚至“累累若丧家之犬”的孔子。

或者，借用一下马克思同志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嗯，王阳明先是用改变世界证明了他的成功，而后在出版商的帮助下又用成功学的方式解释了世界。

有心人完全可以如此暗示或者在偷换概念中说服读者：王阳明的成功有赖于他的哲学思想（这并没有错），而他的哲学思想可以总结为一系列成功学的心灵箴言（开始偷换概念了），只要看了这些心灵箴言（哪怕只出现在腰封和序言中，这还不影响内文质量），那么，我们大家都可以像王阳明一样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书中越像说书一样彰显王阳明的事功段子，越能够在榜样的感召下激发我们学习王阳明成功学的动力。

大可以将蒋公那句“我们要革命、要救国，就必须奉行阳明心学”加工一下，喊出“我们要成功，要成大事业，就必须奉行阳明心学”。

由此阐发出去，还有一种“反向王阳明成功学”。在我一开始提到的书店中，还有另一种意义上的哲学著作。浓浓的哲学或传道味从书名就可以看出，《马云：我的人生哲学》、王石著的《道路与梦想》和《大道当然》，刘长乐与星云大师对谈的《包容的智慧》，就连一本李小龙的画传中也专门辟出一章撰写李小龙信奉的中式哲学。总之，此种成功学告诉我们，商业领袖等等精英成功者不仅仅拥有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们的成功一定具有特别高妙的哲学及思想基础。那么，如果你想像他们一样成功，就去买书学习他们的成功学呗。至少，每一个商业或者政治精英都会笑纳被当作一名思想者的恭维。

在前些年，角色定位比王阳明和王石更为模糊的曾国藩则同时在以上两种成功学角色中游刃有余，在王阳明之前创造了今日余威尚存的出版神话。

正是在这种逻辑下，成功学通过两种书部分统治着我们的书店：哲学家的成功与成功者的哲学。

作为大IP，王阳明的时代，到了。那个值得“一生伏首”拜的王阳明，可以是那个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学代言人，也可以是那盏被放大、被传说的强国启明灯，但也应该是临终前笑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的哲学家王阳明。

令箭

，“人机围棋大战”是最热话题，有评家称，这场“人机大战”已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全球的科技界都在关注着这场棋战的结果。而作为围棋的发源地，中国媒体更是对它倍加关注，截至本周三下午，收官之战落幕，谷歌人工智能系统“阿尔法围棋”终以4比1胜韩国职业棋手李世石九段。西闪：“通过不断修改定义来获取心理安慰，这样的精神胜利法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人工智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普通民众也就罢了，学者的傲慢与偏见更有危害……这种说法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它会误导人们沉浸在一种乳液般的自信之中，短视，甚而盲目。而一旦这种自信普遍存在，人类的伦理观就必然会堕落成一门事后追认的修辞学。”
王佩：“虽说是，谷歌是一个以不作恶为口号的公司，虽说是，谷歌搜索引擎比百度、搜狗更值得信赖，虽说是，人工智能的成功以后可以用在医疗等领域反过来服务人类，虽说是，科技的进步会让全人类都能均沾……但是，作为一个怀疑论者，我对这样说辞有着天然的不信任……我从不怀疑人工智能哪怕是全面获胜的那一天，人类也是最终的掌控者和受益者，问题在于：哪一部分人类？”
施密特：对于人机大战最后的意义，谷歌母公司Alphabet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表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的日益发展将使世界上的每个人变得更加聪明、更强大，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对于人类而言，这将是伟大的一天。无论谁胜谁败，人类都是赢家。最终，人类会变得更聪明，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令箭

译言网本周推荐，是一个有关个人私生活习惯的研究术语，除“膀胱害羞症”（尿尿羞怯症）外，还有“便便羞怯”等，听上去统统不明觉厉。这类冷知识当然无关生死，可却是一个人质量生活细节，且多与心理学，建筑文化、设计文化、性别文化等密切相关。

令箭

作家李大卫在朋友圈写的一则段子：“一朋友看见阿尔法狗赢了，情急之下，打算拜家里的扫地机器人做干爹，留条后路”

令箭

这一次，准许你，不告而别
放心去旅行，我知道，你去了更美的地方
不再有眼泪，也不再有悲伤
当我想你，我会抬头看天上
当你也想我，就到我梦里逛逛

令箭

樱花美啊，春天从四楼跳下

语出诗人九度秋裤微博短诗，仅上句……这个句子没头没脑地跳出来，才发现时序之变之微，良辰美景，去岁已辜负，今次辜负依旧，辜负再辜负。

令箭

余秀华3月3日发布的新作，题为《我们老了，没有人再对我们说爱了》：
是的，多少让人沮丧。
黄昏里的花香正在淡去
一些小蝙蝠倒悬的身体如同刺在心尖上的话
心尖上的话，比蝙蝠倒悬得还高
我们点燃炉火，火光颤抖
你不允许我说话。
衰老的身体敏感于空气的波动
你说钥匙太多了，不利于谜语（衰老是最后的谜语啦）
你看，我并不关心天上的星群
也不关心温热的气流里一些回窝的鸟雀
我那么远赶来，就想赞美你无处安放的沮丧

令箭

《鸡笼》诗的争议
刘永翔   发表于2016-03-20 01:56
记得当年我读到《孽海花》中的这两首诗时，只觉得“杜气”甚重，似非闺阁中人口吻。
■ ——《鸡笼》诗与张李姻缘（续一）
　　记得当年我读到《孽海花》中的这两首诗时，只觉得“杜气”甚重，似非闺阁中人口吻。若果如小说所言，那真是青衣唱出老生调了。如“宵旰甘泉犹望捷，群公何以慰龙颜”两句，使人联想起老杜的“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五首之二）。除此以外，还颇怪张佩纶兵败福建马江，为什么诗要提台湾基隆（鸡笼）。该地之陷，责任该由别人承担才是。
　　由于《孽海花》一书脍炙人口，加上佳人慧眼、君子好逑，窠臼虽陈，而流俗爱听，此事此诗，流传甚广。但文人学者中有信其有的，也有斥其无的。
　　信其实有者甚多：
　　赵炳麟（1876-1927）《柏岩感旧诗话》卷一云：
　　佩纶尤有远略。会马尾与法人战败革职，李傅相之女公子惜其才，为诗云：“痛哭陈词动圣明（下略）”云云。傅相见诗，因以女嫁之。女公子少张三十馀岁，年十五、六，能为是诗，亦奇女子也。（《赵柏岩集》，民国十一年排印本）
　　“厚黑教主”李宗吾（1879 -1943）还将此事取为怕老婆者善搞外交的一个例证：
　　讲到外交，也非“怕学界”中人，不能胜任愉快。我国外交人才，李鸿章为第一。鸿章以其女许张佩纶为妻，佩纶年已四十，鸿章夫人，嫌他人老，寻着鸿章大闹。他埋头忍气，慢慢设法，把夫人的话说好，卒将其女嫁与佩伦。你想:夫人的交涉都办得好，外国人的交涉，怎么办不好？所以八国联军，那么困难的交涉，鸿章能够一手包办而成。（《怕老婆哲学》，《宗吾臆说》422-423页，哈尔滨出版社，2012年版）
　　高拜石（1901-1969）《教你挑担去——张蒉斋与马江战役》一文复述了《孽海花》中的故事（《新编古春风楼琐记》二，311-312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惟用“据传”两字引出，想来也没有勇气承认其材料出自稗官。不过从其行文喜作考辨来看，于此事一无驳正，显然也是不疑其无的。
　　钱默存先生（1910-1998）似乎也可排在信其有者之列，侭管他在自己的著述里于此并未表述。《管锥编》里虽曾引过《孽海花》，而且正是第十四回文字，但却与庄仑樵无关，而是涉及米筱亭妻傅氏悍妬的（《管锥编》132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幸好友人安迪兄记录下一段钱先生的谈话，恰好是关于此事的：
　　又说到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李鸿章的女婿，打了败仗回来，李鸿章的女儿写了两首诗:“基隆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钱先生一边念一边还用双手做着眼泪汪汪的样子。（《默存先生》，《看图识字》17-1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
　　从钱先生饶有兴味的样子看来，显然没有否定其事其诗。记得其尊人子泉先生（1887-1957），于《孽海花》亦深感兴趣，曾写有《〈孽海花〉匡谬》和《〈孽海花〉考信录》二文（傅宏星主编《后东塾读书杂志》92-103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其中也没有对其事其诗提出异议。可见父子二人心中于此都未起疑云。
　　历史小品作家周劭先生（1916-2013）对其事也深信不疑，他在那篇引起争议的《张爱玲“数典忘祖”》一文中引述了《孽海花》中的这一故事，还根据小说把张爱玲的祖母称为“祖玄女士”，并说“红粉知己，卒缔诗文良缘，这就是张爱玲名动中外文学细胞之所自”（《闲话皇帝》13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
　　正是这两首诗成就了张爱玲祖母“女诗人”之名。受仲联先生《清诗纪事》影响，傅瑛《明清安徽妇女文学著述辑考》（黄山书社，2010年版）、杜珣《闺海吟》（华岭出版社，2012 年版）等也都缘此给她留下篇幅，收入《甲申杂咏》二律。
　　当然也有表示怀疑和不予置信之人。
　　吴朋寿先生（1887-1972）是张佩纶的同乡后辈，即曾对此存疑。他在《〈孽海花〉小说基隆诗之谜》一文中说，“其诗似脱胎老杜，议论亦较平允，是否真有此诗为媒，殊难猜测。因李夫人之诗集当辛亥革命时自南京赴上海，被胠箧者视为珠琲窃去”，“安能起李夫人而问之”（张伯驹编《春游社琐谈》95页，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吴先生说其诗“脱胎老杜”，鄙人少时浅见，深喜能与前辈相契。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和姑母张茂渊则断然否定了这段佳话。张爱玲说：
　　我看了（《孽海花》）非常兴奋，去问我父亲，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的。（《对照记》，《张爱玲典藏全集》43页）
　　她记忆中的姑母张茂渊之言则更斩截得不留馀地：
　　“爷爷奶奶唱和的诗集都是爷爷作的。”我姑姑说，“奶奶就只有一首集句是她自己作的：‘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萦。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同上，47页）
　　所引这首集的是杜诗。第二句不是张茂渊就是张爱玲记错了，应当是“还为世网婴”（杜甫《别赞上人》）。大概认为“婴儿”之“婴”放在这里读不通，就换上一个自以为读得通的“萦”字吧？殊不知此处“婴”字乃是“纠缠、羁绊”之意。考此句杜诗诸本皆作“还为世尘婴”，调属古风，惟卢元昌《杜诗阐》本“尘”作“网”（卷十，康熙二十一年刻本），格为律句，方可取用而集为五绝。侭管张佩纶后来得到前任岳父朱学勤结一庐的大部分藏书，他的现任妻子自可任意翻阅，但相信烂熟于胸的只是早年所读之书。由此不妨“大胆假设”，李菊耦自幼读的杜诗就是这个本子。也许版本学家会笑我孤陋寡闻吧？不去管他，无意去“小心求证”了。
　　张爱玲对胡兰成（1906-1981）却又是另一种说法，胡是这样转述的：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小姐配婚姻，是有名的佳话，因我说起，她就把她祖母的那首诗抄给我看，却说她祖母并不怎样会做诗，这一首亦是她祖父改作的。她这样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今生今世》14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版）
　　不知是胡兰成记错了，还是张爱玲说话信马由缰，“那首诗”，《孽海花》中明明说是她祖母婚前在闺中写的，她祖父怎能突破时空去改作呢？猜度其意，大概是说后来外传的这两首诗是张佩纶的改本吧。张爱玲一处说诗是捏造的，一处又说诗是改过的，两相凿枘，正好应了钱锺书先生一句话：“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亦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黄裳《故人书简》193页，海豚出版社，2012年版）
　　陈寅恪先生（1890-1969）则彻底否定了这一佳话的真实性，他嘲笑赵炳麟的轻信，说：
　　至于合肥（李鸿章）对丰润（张佩纶）之关系，既以丰润为不知兵，（曾朴《孽海花》为合肥女菊偶[耦]伪作七律二首，其第贰首第一联下句“杀敌书生纸上兵”即是此意。赵竺桓炳麟《柏岩感旧诗话》壹竟认此诗真为合肥女所作，可笑也。）又不奏请免其守闽之责，唯诫以不先开炮，更不遣北洋军舰往援。迨马江战败，丰润因之戍边。是丰润无负于合肥，而合肥有负于丰润，宜乎合肥内心惭疚，而以爱女配之。岂即《三国志演义》所谓“赔了夫人又折兵”者耶？（《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寒柳堂集》22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不但指出二诗是曾朴“伪作”，还推测了李鸿章之所以将爱女许配给张佩纶的原因，以为是李鸿章觉得亏欠了张佩纶，用来补偿的。检沃丘仲子（1871-1954）《近代名人小传·张佩纶》，有云：“及闽事败，实由于鸿章，至是乃以女妻之。”（154页，崇文书局，1918年版）寅恪先生之言殆与暗合。但这一推理我觉得不甚站得住脚：李氏身为朝廷重臣，如果真有此意，补偿途径多多，何至只有“赔了爱女”这华山一条路呢？
　　金性尧先生（1916-2007）与周劭先生同龄，且曾两度共事，但二人的看法却大相径庭。性尧先生说：
　　我不知道曾氏的诗集有没有出版过？《孽海花》第十四回，写威毅伯(李鸿章)之女写了两首《基隆》七律，实是借此讽刺庄仑樵(张佩纶)的，诗写得很工致，等于曾氏自己的诗。曾氏考举人时的试帖诗，批语称其“典雅精切，试帖上乘”，在小说中的即兴之作，自更得心应手了。（《〈孽海花〉 掇录》，《金性尧全集》第4卷430页，百家出版社，2009年版）
　　显然性尧先生和寅恪先生所见略同，认为这两首诗是孟朴先生代做的，但理由居然只是“很工致”，恐怕是小看了李鸿章之女，认为她无此写作水平吧？不知他有没有和周劭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切磋过，相信他俩谁也没有说服谁。这两首诗对庄仑樵既同情，又了解，明明是“美”，不然仑樵读了也不至感激涕零，而金先生却认为是“刺”，诗之无达诂一至于此！也难怪齐、鲁、韩、毛四家对《诗经》要聚讼纷纭了。
　　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1922-1992）也否定二诗为李鸿章女儿所作，他是从诗意分析着手的：
　　《孽海花》第十四回《两首新诗是谪官月老》，写张佩纶向“威毅伯”求婚，颇为生动，但非事实，感动张佩纶，许为“知己”的两首七律亦非出自金闺，……诗题名“基隆”，起句亦揭基隆，与马江无关；次句则张佩纶逮系至京，非匹马而遁；“一战”、“四边”之语，亦与马江情事不合。若谓为唐景崧而咏，庶几近之。
　　第二首起句“痛哭陈词动圣明”，当亦是别有所指，张佩纶无此情形。下联“越台何事请终缨”，与第一首下联“乘障谁教使狄山”矛盾。（中略）是故“乘障谁教使狄山”，意谓有人诈如张汤者，挤之使蹈危地。此形容孙毓汶收拾清流的手法，固甚深刻，而其人之有自知之明，兵事非所素习，不愿居前线之意则甚明白。“越台何事请终缨”，征终军之典，（中略） “终军请缨”与“狄山乘障”绝对是两回事。
　　然则这两首七律，莫非亦是八股之“截搭题”，是《孽海花》作者玩弄狡狯，移花接木，拼凑而成。至第二首则确为张佩纶而咏，除“痛哭”外，其他皆贴切。作者精于《汉书》，运典甚工，拟张佩纶为汲黯、为贾谊，皆肖其人。（《翁同龢传》，104-105页，黄山书社，2008年版）
　　高阳将《孽海花》中之诗与《孽海花》外之张佩纶作了比较，找出不符之处，由此否定了其事的存在，更进而否定了其诗的作者。如说张佩纶败在马江，而首句却偏提“鸡笼（基隆）”。此疑亦我之疑，侭管我发现小说第六回《献绳技唱黑旗战史，听笛声追白傅遗踪》似乎为此作了弥缝：“这一败之后，大局愈加严重，海上失了基隆，陆地陷了谅山。”（51页，真美善书店民国三十年版）提基隆尚可说是为了表明马江之败的严重后果。但“闻道元戎匹马还”一句紧接在“鸡笼南望泪潸潸”之后，总难免让读者将基隆之陷与匹马之还直接联系起来，而张佩纶的败绩实在马尾而不在鸡笼，诗句的跳跃未免太厉害了。高阳此处可谓高明，但他的另一些质疑就未免有点“亡鈇意邻”的味道了：如说张佩纶是“逮系至京，非匹马而遁”。考《清史稿》卷四四四《张佩纶传》云：“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翼日，逃至彭田乡，犹饰词入告。”（1245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郑丙炎《福州马江战事大略情形》云：“张星使登高而望,见各船之均投灰烬也,跣而走鼓山后,忙忙如丧家狗,言之一何可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2册，815页，中华书局，1995 年版）狼狈得赤脚而逃，说他匹马而还，还是委婉的表达呢！高阳又说：“‘痛哭陈词动圣明’，当亦是别有所指，张佩纶无此情形。”竟不知这里用的是贾谊上疏陈政事之典，疏中提出国事“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者息六”（《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2230页），“痛哭陈词”，正指张佩纶上疏建言之事。试想难道贾生上书时真的会对着汉文帝痛哭流涕不成？高阳于此真可谓“固哉高叟之为诗”了！
　　疑得有理也好，疑得无理也好，怀疑毕竟只是怀疑，没有证据不能使人信服，学术上的许多疑案都缘此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说某时代以前有某事或无某事，有某书或无某书，年深月久，证据湮灭，两造争讼，谁也说服不了谁，也只能郑人争年，以后息者为胜了。（待续）

令箭

       我们对帕特里夏·海史密斯的了解大多来自于大名鼎鼎的《天才雷普利》。这位美国当代“最伟大的犯罪小说家”被包括希区柯克、维姆·文德斯在内的世界级大导演奉为缪斯。但她从来不是循规蹈矩的人，她的乖僻与特立独行难以用常理去揣度。她一生不仅与众多女性有过交往，更借着自身不凡的想象力，堂而皇之地写入小说，而不管内容多么禁忌，或者市场能否接受。
       《卡罗尔》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叙事结构，故事本身也并不复杂。为了在纽约谋得一席之地，19岁女孩特芮丝努力工作，先是在百货公司当计时员工，后来终于有机会学以致用，为舞台剧设计布景。即便如此，她仍然不快乐，仿佛是一只“囚鸟”，在冷冰冰的水泥森林中求生，没有自由，也找不到真正的爱情。圣诞节前的一个早上，中年主妇卡罗尔适逢其会，就像“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为她带来寻找新生活的理由。
       这是一种自由的书写，与其说海史密斯极力描述的是禁忌之爱，倒不如说是一颗率真的心。至少在她这里，“爱”就是爱，不是欲说还休上不得台面的勾当，相反它很简单，也很纯粹，浑然天成。因此，即便写性爱，哪怕“只有卡罗尔穿着黑色毛衣的身躯弧度，才是唯一实在的事物”，她也不愿让写作仅仅流于香艳撩人的情节。她写情欲，笔下往往只见美感，而无猥亵。
       但这又是一种充满恶意的书写。海史密斯太清楚经典作品的主题永远只有一个，即是“人类的基本处境”。于是，她带着惯有的严苛缜密，从容地穿行于人性善恶之间，并以微妙的文字再现之。她的小说，无一例外地将“人性、人生、起始、结束”当作构建文学大厦的砂石，一层一层地铺砌而成。我们读《卡罗尔》，很难看到爱恋的甜蜜与情人的絮语，一路之上只见扭结成团的愤怒和嫉妒、猜忌与犹豫、责备或冷漠。毫无疑问，此时的“爱”已然变成“横亘在两人之间的野兽”，而随着剧情的进一步深化，我们终于发现恋爱中的两个人都不幸被“野兽的利爪”牢牢地控制住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野兽的利爪”？答案不言而喻。往小处说，这是家庭的掣肘、男人的自私；往大处说，则是人心的偏颇、社会的敌视。海史密斯声称《卡罗尔》是“一部单纯的小说”，但若是回到她最初创作的语境去考虑，卡罗尔与特芮丝的感情就没有那么“单纯”了。上世纪50年代初叶，刚刚走出“二战”阴影的美利坚转眼又把自己丢入冷战的渊薮：麦卡锡主义的高压、中产阶级的循规蹈矩，宛如铁幕一般严丝合缝，共同构造出美国当代史上最无趣、最沉闷的年代。
       “堕落的本质，就是逆着自己的天性生活。”在那样一个年代，像卡罗尔（或者说海史密斯本人）这样的女性如何不“堕落”？那么，等待堕落者的“天性”又是什么呢？很明显是回归家庭，嫁一个男人、生养几个孩子，在平淡如水的日子里度过余生。可在海史密斯眼里，这样的生活该是何等乏味和无趣，不啻为悖逆天性的荒谬行为。她当然不会轻易屈从，为小说加上一个悲剧式的尾巴，而是默许她的人物和她一样去放纵，直至最后携手迈进幸福快乐的新天地。就这一点说，海史密斯比她的男性同胞（比如著名的“垮掉的一代”）走得更深更远。

令箭

　　柴静

　　我能找到的资料，也就这么一点。

　　她叫韩秀，父亲是美国人，驻华使馆的武官，负责滇缅边境上的抗日物资的运输，在中国认识她母亲，她在纽约出生。

　　一岁半的时候，她在父亲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母亲托人从船带回到中国的外婆，那是1948年，她再没见过父亲。

　　船行数月，小婴儿见到外婆时只会一个单词“ocean”。

　　外婆修补旧书养她，一个青布卷囊，里面是各式磨得晶亮的刀剪，厚薄不一的青绿竹片。中国书店用麻袋把战乱中收集的残卷送来，外婆就用线绳订成书册。

　　她也就借这些书开蒙。

　　上小学她们搬到干面胡同，离老舍家近，她常去，老舍喜欢把写的东西读给人听，她听到好笑，会笑个不停，难过的地方会大哭，听到没意思的故事就没反应。

　　老舍说“这孩子听了会哭会笑的故事，我才写下来”。

　　她长外国人的脸，头发卷卷，个子比女生们要高一截，从来都被单浮摆着，坐最后排，没同桌。

　　8岁那年，学校组织去天安门，人很多，到处是“打倒美帝”的口号和标语，“不知怎么”，她就站在了一个圆圈里。这个圆圈是用纸做的美国国旗和艾森豪威尔的漫画像堆起来的。

　　有人点起了火，“火很热，有点烤得慌……许多的灰，灰很轻，落在我的头上，衬衫上。”

　　过了很久，人都走了，老师同学也走了，她还站在那儿。

　　这时候有个北京市民，骑个自行车，圈外停住了，问她“你知道你家在哪儿么？”

　　“干面胡同20号。”

　　他把车支住，把她放在后座上，说“车座子底下有两根儿棍，抓好喽，千万别掉下来，你要是掉下来，我可就没辙啦。”

　　从这件事之后，她说外婆更加注意她的饮食“你有好长好远好辛苦的路要走，一定要吃好。”

　　她每天跑5000米，不管风雨。

　　她功课一向是好的，一直保送到北大附中，考完落榜，数学老师不死心，跑去招委问，卷子根本没人看，打个封条，“此生不宜录取”。

　　学校书记为她争取，“你就写一个与你美帝父亲划清界限”。

　　她不言语。

　　“写吧，北大清华的门都在那儿开着呢。”

　　“我要是不写呢？”

　　“明天就去山西插队落户。”

　　她说：“天不早了，我还得回家收拾行李呢”，起身走了。

　　数学老师急了，在走道儿里拉住她：你父亲远在天边，他不知道你写什么，但你要不写，你这一辈子都别想造船了。

　　她一直喜爱造船，数学老师给她报的是清华造船系。

　　“我不能对不起自己”她说。

　　她写“老师没有再说什么，表情却是哀伤的”。

　　她去了晋南，在曲沃林城，她打麦种地，教农村女子打格子认字，她们教她做鞋，在帮子上绣上花。

　　“我写信请外婆把鞋底放在信纸背面画下来，她是半大脚，缠过已经又放的，这样的脚不好买鞋，后来做鞋的好店也都没有，鞋样子都烧光了。”

　　她在林城三年，直到1966年，老乡说，“你快走吧，越远越好。”

　　她能知道的最远的地方是新疆。

　　去新疆前她回了一趟北京，外婆已经被赶出来，住在一个很小的屋子里，一张桌子，一个床，中间放一个蜂窝煤炉，她从包袱把一双新布鞋，双手捧到老人面前。老人哭了“正是念书的岁数，却学着做鞋了”。

　　她笑着给外婆看起茧的手，壮实的胳膊“不怕”。

　　我能看到的资料也就到此为止了，最后只有一句，她说踏上西去的车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过完了天堂一样的岁月。

　　最近从齐邦媛看到韩秀，她们承受了那么多，不叫喊，不呼痛，也不仇恨。

　　只是记得。

　　但是记得。

令箭

清华校长邱勇会见山寨“罗斯柴尔德家族继承人”奥利弗·罗斯柴尔德以尴尬收场，英国罗斯柴尔德集团回应查无此人，清华方面承认“甄别存疏忽”。


中国人对罗斯柴尔德的追捧，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宋鸿兵的《货币战争》。而在此之前，许多新闻、网帖已经不厌其烦解释过很多次，《货币战争》说的罗斯柴尔德都是错的——罗斯柴尔德既没有控制美联储，也没有坐拥50万亿美元资产。如果非得对罗斯柴尔德家族说点什么，那么他们在过去两百年间的重大投资失败倒是都特别经典。

1.想靠拿破仑兵败囤积金银炒外汇，内森·罗斯柴尔德像拿破仑一样惨败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崛起，首先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被认为是家族创始人的梅耶·罗斯柴尔德(Mayer Rothschild)，最早从事货币买卖业务。由于18世纪后期德国公国遍地（350个），每个公国都有自己的货币体系，梅耶的职业几乎可以等同于外币兑换。从德国汉诺威一家有名的家族银行学成归来后，他在法兰克福开启自己的事业，不仅从事古钱币和古玩交易，还从事黄金白银与纸币的兑换，俨然成了一个银行家。

在法兰克福小有成就的梅耶，率领他的五个儿子到欧洲大陆开拓市场。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是梅耶的第三子，他最早走出德国，于1800年在英国伦敦开了分公司——创业，另外几个兄弟要么留守法兰克福，要么出走阿姆斯特丹和巴黎。这一时期欧洲外汇市场缺失，再加上欧洲各国和法国的战争带来了不确定性（例如英国和法国互相封锁），几个兄弟就利用欧洲各地不同的汇率来赚钱。这种赚钱方法非常简单粗暴，他们在通货外汇最低的时候买进，在最高的时候抛出，这也是他们利润的主要来源。

如果你看过《货币战争》，就知道里头的内森仿佛开了天眼，事先得知英国的威灵顿(Wellington)将军于1815年6月在滑铁卢击败了法国的拿破仑，并借此在急剧变化的局势中发了一笔横财。但按照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说法，“可能由于兄弟几个在滑铁卢战役前后的一系列估算，他们蒙受了损失而不是获得了利润。”

1814年3月，在拿破仑被第一次流放前，几个兄弟预测奥地利维也纳和英国伦敦即将进入牛市，从而买进奥地利股票。结果1815年3月，拿破仑逃脱厄尔巴岛，回到巴黎夺取政权，牛市没有出现。内森重振旗鼓又开始在伦敦囤积金银，预测英国政府得奔赴欧洲大陆作战，所以需要通过他来运钱，而他则坚信自己拥有“控制市场的力量”。没想到拿破仑从3月复辟到6月兵败滑铁卢，只经历了3个月时间，内森兄弟们的这笔钱不断贬值，成了没人要的地摊货。疯狂的豪赌让内森·罗斯柴尔德输得和拿破仑一样狼狈，以至于之后几年几个兄弟都在为了弥补损失而寻找机会。

2.作为19世纪最富有的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不愿投资美国，犯下致命的战略错误
调整姿势后，1818年，内森成功为普鲁士政府提供了500万英镑的贷款，为国际贷款业务提供了新途径。除了通过债券发行给世界各地政府筹集资金，罗斯柴尔德家族整个19世纪挣钱方式还包括皇室、政治家理财，从事黄金和货币交易、进行工业和矿业的投资。据尤瑟夫·卡西斯(Youssef Cassis)等人考证，1836年内森去世时，他是英国最富有的人，几乎也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算上内森的几个兄弟，当时罗斯柴尔德家族确实站上了世界之巅，拥有600万英镑资产。到了1852年，罗斯柴尔德家族资产更是达到了953万英镑。而且内森的后代也不赖，1870年代，内森的四个儿子遗产总计840万英镑，超过同时期英国任何家族的财产。

普法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柴尔德家族风光了一个多世纪，但一战结束（1918年）后，罗斯柴尔德迅速销声匿迹。正如米卡·阿罗拉(Mika Arola)所说，“他们没能在美国金融市场立足脚跟，被证明是他们衰败的主要原因。”

一部分是因为家族生意的弱点牵制了他们，从1830年代开始与美国有业务来往以来，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迟迟没能在美国纽约设立分行。内森和他的弟弟詹姆斯·罗斯柴尔德(James Rothschild)看到美国州政府债券和商业金融的商机，希望全面进军美国。1836年内森去世后，掌管巴黎分行的詹姆斯更是希望能派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亲自去美国淘金。但詹姆斯的侄子们不仅对美国不冷不热，还竭力压缩对美国的投资。

另外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阴差阳错背负了美国银行的坏账。1836-1837年正值美国的金融危机，罗斯柴尔德家族取代了巴林兄弟，成为美国银行在欧洲的代理人。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热情高涨，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美国银行接受了纽约州等州的州政府债券，却不知道美国银行当时已岌岌可危，结果1841年美国银行破产。这件事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留下了坏印象，詹姆斯懊恼地希望“从没有涉足过美国”。

罗斯柴尔德家族对美国的理解一直存在偏差。杨雪峰考证到，罗斯柴尔德家族与欧洲君主政治传统交往过密，以至没有一个家族成员仔细考虑过，该怎么和大多出生卑微的美国总统和议员打交道。特别是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1861-1865年），日渐衰老的詹姆斯逐渐“看清了”美国，他认为类似内战就算结束，混乱局面还会卷土重来，因此他在1867年交待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卖掉美国基金。罗斯柴尔德家族在美国南方棉花市场还有投资活动，但家族成员都对未来的黑奴问题表示了担忧，后来他们也没有过多插手美国的事务。当纽约成为20世纪全世界最活跃的金融市场，罗斯柴尔德家族可能才意识到他们在19世纪犯下的错误有多致命。

3.20世纪头几十年罗斯柴尔德的投资只能用倒霉形容，他们对国际金融市场影响日渐式微
20世纪头几十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投资遭遇了数次灭顶之灾。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尽管有着庞大的战时融资需求，但战争却令罗斯柴尔德家族受到重创。德国最初的推进威胁到了法国巴黎，逼迫巴黎证券交易所、法兰西银行和身处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搬到法国波尔多，这严重影响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

更为要命的是，同盟国的战时融资全靠美国纽约金融中心（以J.P.摩根为核心），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没在那儿设立分部。此外，经过数代繁衍，内森·罗斯柴尔德的后裔们全然没了企业家精神，面对伦敦虎视眈眈的竞争者实在是难堪大任，更不用说比肩他们的祖先。战争结束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实质上也让出了欧洲政府融资的主导者角色。

1931年后，国际金本位体系逐渐崩塌，原有业务建立在金本位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每一次重振政府融资角色的尝试都举步维艰。随着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的兴起，作为犹太人家族的罗斯柴尔德不可避免变成了受害者。奥地利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没能预见希特勒的心狠手辣（这不怪这些成员），眼睁睁看着家族遗产被纳粹德国洗劫、没收。纳粹德国以290万英镑强制收购罗斯柴尔德位于捷克的一家钢铁厂，并且以战争为由不付任何现金。纳粹德国灭亡后，罗斯柴尔德在东欧的资产又被前苏联充公，实在是祸不单行。

二战结束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又保持了一段一蹶不振的状态。纽约华尔街，大量的银行、投资公司采取分股让权的方式让企业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也就是公司老板会把一部分股权分给干得好的经理，使其成为合伙人，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无动于衷。吴军博士在《浪潮之巅》里随手辟《货币战争》的谣时，也顺带提到，欧美的大银行，包括瑞士的瑞士联合银行、苏黎世信贷、德意志银行，以及美国的高盛、摩根斯坦利都纷纷上市，融得大量发展资金，而罗斯柴尔德家族仍然停留在19世纪家庭作坊的经营模式上。

1960年，罗斯柴尔德家族传统的影响力开始下降，家族终于迎来了第一位非家族成员的合伙人，合伙人数量限制逐渐增加到1967年的20名。法国和英国的一些罗斯柴尔德家族男性成员不再恪守近亲通婚的家族规定，与非犹太人结了婚。不过总体上还是如尼尔·弗格森总结，与大多数金融公司相比，罗斯柴尔德集团的所有权和领导权仍然由主要家族成员共享。1992年集团的领导者伊文利退休，就钦定了他的家族继任者，因为他说要“像一个家族一样工作”。

许多人已经知道，今天罗斯柴尔德对世界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N·M·罗斯柴尔德集团还健在，在30个国家拥有分支，其中包括巴黎和姗姗来迟的纽约。2001年，它的利润是1.34亿美元，和花旗集团的210亿美元相比，还不够塞牙缝。虽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富普通人仍难以企及，但是他们几次重大投资的偏好和结果贯穿了家族的兴衰史，也告诉人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就像普通人一样也会犯错。（本文系网易原生内容中心《回声》栏目出品，每周一至周五准时更新，文/黄童超）

令箭

（1）

我忽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很少主动联系我。

“你妈妈最近有点奇怪……”

“发生什么事了？妈妈生病了吗？”

“那倒没有……只是她总重复说同一件事情，而且很健忘。要不然你回来一趟，和我一起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我家离爸妈家不远，坐电车只有四站。刚结婚的时候，我还经常回娘家，后来孩子大了，回家的次数就减少了。

“我知道了。下周开始，我白天过去看看她。”



说完，我放下电话。父亲的声音听起来安心了不少。

此后我每天都去父母家，很快就发现母亲的确不对劲。

“眼镜不见了，明明放在这里的。”母亲说。

父亲看着我，眼神仿佛在说：“又来了，就是这样。”

不管怎样，我和父亲也开始帮母亲找眼镜。

找遍了整个家也没找到。父亲冷不丁打开冰箱，竟然发现眼镜就在里面放着。

“找到了，老伴儿。眼镜就放在这里呢。”父亲温柔地对母亲说。

这样的事情每天要发生好几次。父亲看着我，脸上是一副早已习惯了的表情。

母亲这些行为让我觉得困惑不已。

“你那么久才回家一趟，多待几天再走吧。”

我可是每天都来啊，母亲却说这样的话。我简直要忍不住开口告诉她了。

母亲究竟怎么了？我和父亲一筹莫展。

（2）

我觉得母亲还没到得老年痴呆症的年纪。和她同龄的朋友都很健康，也很开朗，每天忙着经营自己的兴趣爱好。婆婆比我母亲年纪还大，可是身体也很硬朗，生活中无论大事小事都能自己搞定。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迟迟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

母亲曾经是一位在综合医院工作的外科医生，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度过，一心扑在工作上。

家里的事情也好，对我的照顾也好，都是父亲一个人干的。家庭旅行也要配合母亲的假期，只要医院一通电话，母亲就会义无返顾地赶回去。

即便如此，我也没觉得有多寂寞，这多亏了父亲。

“你妈妈的工作能拯救很多很多人。你有一位伟大的母亲。”父亲总是这样对我说。

医生没有退休的说法，但医院的工作却有停止的一天。

母亲退休的时候，彻底放弃了医生的工作。

“从今往后，我要把以前因为工作忍耐着没做成的事都补回来。”

从医院退休时，母亲神清气爽地微笑着说道。

接下来，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养了一只狗。“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啊。”她毫不犹豫地养了一只柴犬。

母亲给它起名叫“萨嘉莉”（Surgery），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般，十分疼爱它。

萨嘉莉和母亲最亲，好像认定母亲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形影不离地跟在她身边，母亲去哪儿它就去哪儿。

“能感受到生活的意义，是件好事。”

看到母亲和萨嘉莉其乐融融的样子，父亲也露出了笑脸。

两个人经常一起去旅行泡温泉，总算实现了父亲多年的心愿。他们还带着萨嘉莉一起散步，一对老夫妻和一只狗的快乐生活着实让人羡慕。

放下工作后，母亲尽情享受着和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在心中祈祷：希望父母今后能一直过着这样安详快乐的日子。

然而，平静的生活仅仅维持了四年。

（3）

“先带她去医院吧。”

我和父亲商量后决定。

可是，母亲死活都不肯去。无论父亲怎么劝她、安慰她都没用，就算我对她说“会陪你一起去，不用害怕”，也没有用。

母亲对坐在身边的萨嘉莉微笑着说：“明明没有病，却要去医院，这样只会增加医生的工作负担。”

萨嘉莉只是歪着脑袋，不断地摇尾巴。

无奈之下，我只能骗母亲说：“咱们三个人出去买东西吧。”明知道这样做对母亲太过分了，我也想不出其他办法。当母亲发现我们三人到达的地方是医院门口时，顿时勃然大怒。

“这个检查完全没有必要。”母亲说道。

虽然医生对她说明了病情，可是她似乎没有理解。

老年痴呆症只能靠药物来抑制病情的发展。父亲和我都祈祷药物的作用能维持得久一些。我们两个人还增加了一项工作，就是保管药物。

每次去超市购物，母亲都会买纸巾回来。最后，家里都快被纸巾盒埋起来了。

“家里已经有很多了，不用再买了。”

就算我告诉母亲，她还是会买回来。

“算了，多买点也不会怎么样，终归还是要用的。就让她买吧。”

父亲握着母亲的手说。

（4）

渐渐地，母亲忘记关厨房炉灶开关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萨嘉莉都大叫着通知我们。父亲或我急忙过去把火关掉。母亲会忘记这是自己做的事，反而责备我和父亲：“多危险啊，你们下次要注意！”

“钱包不见了，一定是被偷了。”

母亲竟然把警察叫来，我和父亲终于到了忍耐的极限。

我们向警察说明了原委，悄悄地让他们回去。可是母亲竟然气得大吼：“警察为什么不来搜查！”

愤怒让母亲失去了理智，这时，萨嘉莉跑过来，温柔地舔着母亲赤裸的双脚。

“上班要迟到了。”

母亲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开始换衣服准备出门。

“今天是休息日，不用上班。”

父亲劝慰着母亲。

“那也得做好准备，说不定什么时候医院那边就会打过电话来。”

母亲一脸不情愿，气呼呼的。然而下一秒，她又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朝窗外望去。

萨嘉莉一直陪在母亲身边。她忽然回过神来，慢慢地抚摸着萨嘉莉。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母亲的眼神渐渐变得平和。

我和父亲都感谢萨嘉莉拥有的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

（5）

然而，我们最害怕的症状—离家出走，终于发生在母亲身上。

那是在我们发现母亲患上老年痴呆症后的第三年。母亲开始离家出走，不分白天黑夜。我和父亲每次都怀着无比紧张的心情寻找，心里祈祷着千万别出交通事故。

母亲每次出走时，萨嘉莉总会跟着她。有时候运气好，我们能先找到他们；有时候则是接到附近派出所的电话，去把他们接回来。

警察是看到萨嘉莉项圈上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才联系上我们的。

“萨嘉莉，谢谢你！”

每次母亲出走归来，我都会抚摸着萨嘉莉的头，对它说谢谢。

随着母亲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父亲和我已经身心俱疲。

“你们不给我吃饭，不让我出门。”

“工作也被你们剥夺了。”

每当母亲说这些话，我和父亲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病情越发严重，母亲连打理自己都顾不上了，经常穿着睡衣在家里待一整天，要么就是躺在床上，茫然地盯着电视。至于电视节目的内容，她完全理解不了。

一天，我做了乌冬面当午饭。为了让母亲吃起来容易入口，我特意把面条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等面条不那么烫了，我便端给她。

“来，妈妈，吃午饭了。”

我对母亲说。母亲瞪着一双空洞的眼睛看着我的脸。

“你……是谁？”

（6）

我惊得几乎停止了呼吸，心里似乎有什么东西断裂了，我感到无法言说的绝望。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默默地从母亲前面走开。

回到厨房的那一刻，全身的力气一下子都消失了，我抱着膝盖坐在地上。

开始只是呜咽，后来眼泪不知什么时候流出来了，我终于放声大哭。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母亲的样子。她很少在家。去朋友家做客时，朋友的母亲总会准备好点心零食等着我们。我曾经十分羡慕朋友拥有这样一位母亲。

即便如此，我仍然很尊敬自己的母亲，就像父亲说的，她拯救了很多很多人。

每当我过生日时，母亲总会送我许多书。我从心里爱着她。

可是，母亲却把我忘了。在母亲的心里，我已经死了。

好悲伤！这是无法言说的悲哀！我陷入深深的悲哀中，泪流不止。

萨嘉莉缓缓地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它静静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把头搭在我的肩上，哼哼唧唧地小声叫着。

如果萨嘉莉会说话，它一定在对我说：“不要哭……”

我一直觉得，萨嘉莉就是为了照顾母亲而存在，是为了母亲坚强地活着，奉献自己的一切。

可是我想错了。萨嘉莉也是为了守护父亲和我而存在的。

我紧紧抱住萨嘉莉。只是这样拥抱着它，心就会平静下来，太神奇了。

我也和母亲一样，被萨嘉莉治愈了。

不知过了多久，萨嘉莉站起来。

“来，走吧。”

萨嘉莉的眼神这样对我说。我擦去泪水，站了起来。

萨嘉莉，谢谢你！（来源/你知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啊，文/山口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