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说素材】那些震惊的句子

令箭

每一个文盲都喜欢用“殇”字我被朋友圈里一篇名为《疫苗之殇》的文章刷屏了。准确地说，并不止一篇文章，而是一系列文章都用了这个名字。翻看了一下内容之后，我觉得有必要专门写一篇短文。
所有这些“疫苗之殇”都是东拼西凑出来的稿件，其中的主要部分都用了财新记着郭现中在2013年采写的疫苗问题旧稿。而在财新的原文里，有这样一段话：
早在2013年，财新记者郭现中就拍摄完成过一组有关疫苗问题的深度报道《疫苗之殇》，引发过巨大反响和讨论。但是三年过去，问题依旧，悲剧也依旧在上演。对于疫苗在生产和流通中的出现的质量问题，以及正常疫苗的不良反应问题，目前都缺乏足够的识别和补偿。这里我们重发这组报道，希望读者能有些风险防范意识，更希望卫生疾控部门能拿出切实有效的行动。

也就是说，所有《疫苗之殇》的文章开头，说的是最近的非法疫苗流入市场这件事情，但是，随后附上的各种疫苗引起的惨剧，是一篇旧稿，它们之间并没有有明确关联。
我以前说过，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首先需要进行的是事实判断。最近媒体报道的山东5.7亿非法疫苗案里：

1、出问题的是二类疫苗，不是一类疫苗。
2、是非法疫苗，不是有毒疫苗。
3、问题出在疫苗没有冷链保藏，造成疫苗可能失效。

这些是媒体报道的事实部分。由此而来来惩戒、追责，我都表示支持。财新记者郭现中2013年的旧稿，揭示的是另外一种事实：接种疫苗存在不良反应。把这两种不同的事实拼接起来，是在试图操控公众的认知，强行在两件事情之间建立因果关系。于是，失效疫苗=会产生严重后果。公众产生恐慌，在“你的沉默就是帮凶”的刺激下，各种《疫苗之殇》点击纷纷突破10万+。
媒体、自媒体得到了它们梦寐以求的10万+热文，公众得到了什么？
这种操控大众传播的手法非常简单，任何人都能做到。我们可以先写一段某种型号汽车存在缺陷被召回的新闻，然后配上10个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的交通事故图片。选取图片的时候稍微留神一点，全部选取这个品牌的汽车就好。最后，写上“为了你和你家人朋友的生命安全，请转发起来，珍爱生命，远离XX”。只要市场上这种汽车足够多，刷爆朋友圈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我想再问一遍：公众得到了什么？
今天，在博通李那里看到了一张图片：

无论是媒体还是自媒体，面对这样一群知识结构的网民，利用他们的无知，利用他们在思维训练上的不足，操控他们的认知，操控他们的情绪，如同操纵无知无觉的洪流，达成自己想要的影响力，把流量洪峰转化为金钱，这种行为不但可鄙，而且可耻。我不认为这里面有任何善意，我也不认为只要目标良善，就可以不择手段。
最后，殇，是指幼年夭折或为国战死者。疫苗还有幼年中年之分？还是疫苗为国捐躯了？所有文盲都喜欢乱用这个字，只是因为它看起来比“伤”字更上档次一点。就像是文盲乡镇企业家开个家具厂，不说家具，非得说是家俬。（微信公众号/槽边往事，文/和菜头）

令箭

1、“山东5.7亿非法疫苗案”的真正致命之处在于，即使距离事情发生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同时民间舆论的反弹也罕见的激烈，但是迄今为止，这批问题疫苗的流向还是没有公布。仅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认为是政府有意隐瞒和弹压，而是真的做不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监管制度的失灵也不是一朝之患，在千疮百孔的材料中追溯线索，加上官僚体系对于烫手山芋的避之不及，的确太易撞上悬案。


2、于是就有了恐慌，专业人士痛心疾首，认为这让疫苗科普的多年之功毁于一旦。在相似的逻辑推演下，媒体变成煽风点火的反派，民愤化身愚昧不堪的丑角，仿佛铁屋之中的岁月静好被窗外的失火呼叫骤然打破，从睡梦里被吵醒的人们开始皱着眉头诅咒噪声：其实只是一堆茅草被点燃罢了，蔓延过来的可能性极小，不必危言耸听，叨扰美梦甚是可恶。

3、只是，恐慌和疼痛一样，属于正常生理机制的应激反应，有利于提升避祸意识及习惯，压制恐慌只会降低神经的敏感度，无异于在炮弹外面裹上糖衣喂人服下。疫苗这事，大量有效信息被庇护、隐藏，媒体报道有疏漏、有错误很正常，责备媒体煽动民愤，如果不是奉旨，便是真的自以为是的蠢。在这个国家，恐慌从来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4、“道理我都懂，但是为什么要在报到疫苗案时拼凑旧闻、专业缺失呢？”因为有能力有勇气深挖且多年以前就在这里为此奔走的记者王克勤律师唐荆陵们都被干掉了啊，剩下来的乖记者只能做到这种程度，这是自然的匹配结果，劣币驱良币，是你们自己首先不对良币的离场感到痛心的。

5、吾国吾民，总是热衷于基于微不足道的矛盾小题大做，比如为了介入维珍航空上的一场吵架而汹涌出征发动“网络圣战”，却在遭遇切肤之痛时弯腰摸索所谓的“冷静”和“理性”。就像那则老段子所言，高喊愿意杀进日本与鬼子拼刺刀的人往往会对公交车上的偷窃行为默不作声，因为他知道后者真的有被刺伤的风险。

6、稍作功课便不难发现，《21世纪经济报道》等媒体在六年前的查访中就已提出冷链系统外包的风险：部分地区的疾控中心为了维护由权力衍生出来的市场，故意将疫苗运输做成物流买卖，一旦出事，就由“蒸发掉”的商业公司承担所有罪责。

7、一个山西省农村的家庭，第一个孩子打完乙脑疫苗后变成智障，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备受宠爱，喝着名牌三鹿奶粉，然后得了尿结石……这不是作家笔下的剧本，而是出自《中国青年报》的特稿《最倒霉的家庭》。在这个悲惨而又现实的案例里，涉事疫苗就是“高温疫苗”，而专家组的调查结论是“不排除与接种疫苗有关”。

8、郎咸平和时寒冰两位经济学家曾经在一档电视节目中争论疫苗程序，前者支持完全的市场化，后者则认为应当由国有垄断经营。坦率的讲，由于婴孩及儿童的身体发育和运作能力本就不及成年人，注射疫苗始终都是一个高危区域，强如美日等国也无法杜绝隐患滋生。但是，在不同的体制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各有不同，但是站在受害民众对立面的情形，少之又少。

9、比如日本，疫苗侧重于国有经营，因而政府在疫苗事故中处于被索赔的立场，国库赔偿、官员下台、制度重修成为三个标准步骤。而在美国，政府在疫苗接种领域定义为公众服务机构，并不过多参与生产经营，于是此时政府所提供的就是救济保障体系，如果疫苗出事，政府有义务带动司法机构帮助受害者进行商业索赔，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支持。换句话说，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及处理模式当中，没有任何关于“遏制恐慌、疏导民愤”的考虑。

10、务必听好，是因为有了坏事，才有民愤，不是因为民愤，才引起了坏事。（来源/微博，文/阑夕）

令箭

首先，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听懂老李，基本上都是在离开校园，工作甚至结婚之后。
你听到很多年长你几岁的人在KTV唱他的歌，发现原来那么多耳熟能详的句子都出自他手。于是你试着在app上找到了他的精选集。
你烦死了每天的忙乱节奏，他唱：许多的电话在响，许多的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抽屉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
你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也问你：忙是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是为了不让别人失望。生存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

不久，他就又告诉你答案了：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胜利。

你下班回到家中，看着空空荡荡的房间，他对你说：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待。
于是你想找一个女朋友，就像他唱的：我整夜不能睡，可能是因为烟和咖啡，如果是因为没有人陪，我愿意敞开心扉。
终于目标出现，在你开口之前，老李已经替你写好了情书：我初次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春风再美也比不了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你追求她颇下功夫，他唱出了你的心声：我是一个爱情的少尉，前来攻占你心中的堡垒，不要以为你有多好的防备，不要以为你有万全的准备，我将从你那里尝到爱情的滋味，我将紧紧的跟随。
你们很甜蜜，老李替你向她告白：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我所有目光的交点，在你额头的两道弧线，它隐隐约约它若隐若现，衬托你腼腆的容颜。
时间流逝，似乎感情在再不那么浓，你听到作为过来人的他说：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以为热情它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
对方终于想追求更好地生活，要去的地方很远，你们在机场分手，正如老李所唱：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地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与你相依。
后来你去看她，发现她的心已经另有所属，在她的城市你坐上地铁，耳机里老李在唱：凭一种男人的直觉，去承受这份残缺，当缘起和缘灭，我们的过去要如何重写。
你以为你会哭，但是你没有。坐上返程的飞机，你给她发了最后一条短信：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
这件事让你迟迟无法释怀，直到你听到：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后来当有人问起你们的故事，你回答他：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时间过飞快，就像老李唱的：来不及抹去昨日尘埃，时间它不让我等待，就这样迎面而来。
终于有一天，你有了自己的儿女，你也听懂了：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
当然烦恼总不会烟消云散，因为：女儿太胖，儿子不肯吃饭，车子太烂，银行没有存款。
你明白了什么叫做“你我皆凡人”，也知道了“道义放两旁，把利字摆中间”。
你明白了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
深夜，你在日记本上郑重地抄下了一行字：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覆覆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有一天你听到电台里老李在唱：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
就像是被什么击中了心脏，一旁写作业的儿子发现了你的不适，急切地问你怎么了，你摆了摆手说，没事，这歌挺好听的。（ 来源/知乎，文/Oldplusnew）

令箭

海明威在佛罗里达生活了十年的故居成了作家博物馆，但是博物馆的主人是四五十只神气活现的六趾猫。这些猫大多数是“白雪”的子孙，“白雪”是某个船长在1930年代送给海明威的一只六趾猫，趾多，代表幸运。可是我跟安德烈分享的是爱猫的海明威的一封信。

2012年，肯尼迪总统图书馆公布了十五封前所未见的海明威信件，其中一封是他告诉朋友那只叫作“威利叔叔”的猫咪发生的事情：

我才写完给你的信，正要把信装进信封，玛丽冲进来说：“威利出事了。”我一出去就看见威利，右半边双腿都断了，一只脚折在腰边，另一只在膝盖下面。不是有车子压过他，就是有人用木棒打了他。而他竟然就靠着一边剩下的两条腿一路颠簸到家。他多处骨折，伤口沾泥，碎骨露出，但是他仍然对我呼噜作声，非常信任我可以治好他。

我要瑞妮给他一碗牛奶，瑞妮抱他在怀里，抚摸着他，威利舔喝着牛奶，我对准他的头，开枪。

我觉得他没受苦，因为神经都被打碎了，所以他的腿也没来得及感觉疼。蒙斯楚说要帮我射杀他，我没法把这责任推给别人，也不愿让威利意识到他要被杀了……我曾经被迫要射杀人，但是从来没有对一个自己十一年来深爱的，更别说是一个断了两条腿还对你呼噜作声的……

在海明威最伤心的时候，观光客却蜂拥而至，到他的住宅来看热闹，海明威说：

我手里的那把枪都还没放下，我就跟那些看热闹的说，你们来的时候不太好，请你们体谅，请离开。可是那个开凯迪拉克轿车的变态狂说：“我们来得可正是精彩时候，刚好可以亲眼看见伟大的海明威为他杀的猫痛哭啊。”(龙应台)

令箭

一

3月初，有媒体约写评论，由头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下统称CFDA）下发《关于停止冬虫夏草（简称“虫草”）用于保健食品试点工作的通知》。

虫草我还熟悉。大概二十年前，在西藏跑林业调查，每到一村住下，必有村民捧虫草来卖。林区虫草个头短小，不如牧区，一两约十条，价格每根一元到一元五角。我把出队时“扎金花”赢的两千元都买了虫草，一斤多点。不久有亲友搭线，用中国邮政快递到贵阳，转手卖给药店，价格已经在五千元上下。彼时全无商业头脑，只做了这一票，虽每次下乡都顺手买三五百元，再也没碰过这利润奇高的买卖。后来到北京跑项目、评审，给领导专家的礼品，也多有虫草，一斤两斤地送。不过当时的价格，可还没到直追黄金的程度，更别说当今一些产品每克上千元的天价。

也因为专业与熟悉，对江湖上传得神乎其神的虫草效用颇有保留。不过是受真菌感染的虫，说是某种“蘑菇”，也不算错。吃虫草的当地人，哪里又长寿了？

于是落笔前已有定见：不管怎么说，这一举措，对虫草市场，是降温的，说不定单点突破，可由此整饬保健食品市场乱象。监管部门主动做事难得，点赞比泼冷水强。标题么，很常规，就叫“监管‘虫草乱象’：有压力，更要拿出勇气”。

“压力”，是指CFDA下发上述《通知》前约一个月，农历新年前三天的2月4日，在官网发布了《关于冬虫夏草类产品的消费提示》。这则全文只有一百六十一个字的“消费提示”称，近期CFDA组织开展了对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片产品的监测检验，发现砷含量超标，“长期服用会造成砷过量摄入，并可能在人体内蓄积，存在较高风险”。

源自：C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这则《消费提示》激起了极大的反弹。主要来自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我判断是：CFDA整顿市场的努力，遇到了行业既得利益者的抵制。

监管部门面临压力，鼓点气总是应该的么。

约稿时间很紧，写完，发表了。但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二

对2月4日那个“砷含量超标”的“消费提示”，相关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回应，综合下来，大致如下：1.产品以前查过没问题；2.虫草是中药材，摄入量有限；3.“中医界专家们肯定没有‘砷’就不是虫草，也失去了它特殊的医疗保健功效”；4.“纵观一千三百年以来中国中医文献记载和临床医学实践证明（或‘几千年祖祖辈辈食用’），从未发现和听说有人服用虫草中毒记载”；5.专项研究表明，虫草总砷含量高，但主要以无毒的有机砷形式存在。

很巧，我曾经的一位老领导，退休后担任的便是西藏自治区虫草协会秘书长。在朋友圈里看到她转发的一条消息，里面有她回答某报记者采访时，针对“消费提示”的表态。她表示：“对该消费提示极为不理解……冬虫夏草一直是藏区与其他民族进行市场交易的主要产品之一，冬虫夏草对于西藏和青海的藏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产业支柱，此次事件已经影响到了藏区冬虫夏草的市场收购行为。如果虫草销量下滑，会影响到西藏四十多个县的藏民经济，青海省藏民的损失也不小。”

这种表态已经有了强烈的抗议意味，并且微妙地使CFDA的压力延伸到市场之外。虫草对青藏地区很多牧区、林区居民的生活，确实影响巨大。

甚至在食药监系统内部也没有做到铁板一块。2月27日，西藏自治区食药监局发布关于冬虫夏草使用问题的补充说明：冬虫夏草是我国传统中药材，收入《中国药典》。《中国药典》未规定冬虫夏草中砷限量值，消费者在医生指导下合理使用冬虫夏草是安全的。

《本草纲目拾遗》中关于冬虫夏草的记载

话说得委婉，立场很鲜明。

另一方面，CFDA在整个事件中的疏漏似乎又过多了。

首先，那篇短短的消费提示里，既未指出监测检验产品的产地、厂家，也没有说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检测检验，更没有指出造成这种检测结果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2014年CFDA公布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下列食品应当作为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计划的重点”，包括“存在较大隐患的食品”、“风险程度高以及污染水平呈上升趋势的食品”等。第四十二条：“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公布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信息，包括被抽检食品名称、规格、生产日期或批号、不合格项目，被抽检食品标称的生产者名称、商标、地址，经营者名称、地址等内容。”第二十四条：“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应当……分析查找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

当然，这些规定，大都属于“应该”、“可以”做的内容，何况，CFDA这次使用的名头，是“消费提示”，约束力更弱。

但即便依据常理，像这样一则针对“软黄金”冬虫夏草的“消费提示”，从常识来说，不能不预判到可能的舆论反弹（包括对民族区域经济的影响）、对市场的影响（包括对相关上市公司的影响），并尽可能严谨地表述。那么，检测的产品、产地，可能的超标原因，就非常重要。比如说，如果抽检的主要是青海牧区产品，这则消费提示，就让西藏产虫草“躺枪”。生物产品有害物质含量超标，可能原因很多，如背景环境含量特别高，或该种生物特定强富集作用，还可能是加工、运输过程中加入。砷含量超标如果是背景环境导致，那么当地其他农副产品，是否也应该予以检验？假如砷含量超标是后期加工运输过程导致，那么至少原产地的初级产品，就属于莫名“蒙冤”。

再比如，“消费提示”没有说明为什么要做特别针对虫草产品的这次检测，但这个问题也很重要。假如虫草砷含量超标的问题，是很久之前就存在的，为什么到今天这个节点才进行？早在三年前，一桩举世瞩目的案件中，某种天价虫草胶囊即客串过重要角色，被曝含有“铅和汞的混合物”，当事人疑为投毒。这也意味着市面合法销售的虫草产品，重金属超标问题不一定是个案。当时焦点旁落，竟少有人注意到此问题严重性。照常理，这次检测既然主要针对虫草产品，也应该对其他有害物质进行检测才是。

还有，如果用“保健食品”的标准来看，虫草制品砷含量超标，那么作为中药就可以“长期服用”了吗？假若部分入药，有没有比例、总量的建议？作为国家“食品药品”的监管部门，CFDA这个“消费提示”，未免太过含糊。

也就是说，相比于舆论反弹，以及对市场造成的影响，CFDA做出的超短型“消费提示”，哪怕仅仅从避免舆论被动的出发点，也是应该更专业、更严谨、更有预判性的。

三

CFDA没有正面回应质疑，只在大约一个月后，出了一个通知，宣布自己（法律意义上的前身）颁布的另外一个文件，即国食药监保化〔2012〕225号文件停止执行。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显然的被动动作。

因为在“消费提示”后，CFDA就面临一个问题：虫草产品普遍地砷超标，为什么225号文件还要为虫草产品的合法性、安全性背书？

解铃还须系铃人。就算尴尬，停止执行225号文件，也顺理成章。这样看，停止执行225号文件这一行为，是虫草砷含量超标“消费提示”引发的后果。

然而，《关于停止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后续的说明），没说虫草产品从此不能与保健食品发生关系，只是说虫草不能以唯一成分作为保健食品，作为部分成分添加，是没问题的，虽然试点提前（与225号文件确定的试点时间相比）停止，但还有新的审批渠道让虫草产品合法列入保健食品。

如果停止执行225号文件这一行为，是“消费提示”引发的后果，看起来就很奇怪，因为实际上后者并没有对“虫草砷超标”本身做出明确的预防和整改，如果明知虫草产品是整体、大部分地砷超标，还允许作为部分内容加入保健品，就是一种很不负责的做法——除非CFDA早已经明了，这种超标是局部、可控的。

这样看起来，“CFDA从虫草突破，整顿保健食品市场乱象”，就不大站得住脚了。

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消费提示”是果，而停止225号文件这一行为是因？至少从效果上，这种逻辑是成立的：为了使停止执行225号文件师出有名，做了虫草砷超标检验。理论上，除非造假，否则这个结果很可能是公开的秘密，问题也不仅限于虫草（去检索一下过去十多年间包括虫草在内许多药材的重金属含量研究）。这与放任腐败然后选择性反腐，是同样的路数。

当然，这也只是一种可能的猜想。

那么，为什么要停止执行225号文件？从通知引发的后果来反推，最大的“受害者”一眼即明，就是青海春天这个上市企业。所以，可以看到，在“消费提示”于春节长假前两天（通常是“低调”文件最喜欢的时间窗口）出台后，引发了巨大的舆论反弹，但“终止试点”的通知，却波澜不惊，因为后者的影响，主要限于一个企业。

但假如这个反向因果关系成立，那么“消费提示”出来后，一些地方协会的反弹乃至愤怒就可以理解了，这确实就是“躺枪”——被“选择性反腐”也是一种不公平待遇。

四

上市公司青海春天曾经与CFDA有过公开的纠葛，媒体都有公开报道。

2008年，与青海省其他虫草产品一样，“极草”持“食”字号卫生许可证上市。2009年，原卫生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原料管理的通知》，规定可用于保健食品的物品名单中所列物品及冬虫夏草目前均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使用；2010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关于冬虫夏草不得作为普通食品原料的通知》，严禁使用冬虫夏草作为食品原料生产普通食品。就在冬虫夏草被取消普通食品资格的同一天，青海省食药监局发布了《青海省冬虫夏草中药饮片炮制规范》，将“冬虫夏草纯粉片”纳入中药饮片范畴， “极草”摇身一变拥有了 “中药饮片”的身份。

2012年，225号文件出台，为虫草成为保健食品开了口子。

2014年，围绕青海春天产品的合规性，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CFDA有过正面的冲突。先是在CFDA要求下，撤销了青海食药监局《关于颁布实施<青海省冬虫夏草中药饮片炮制规范>的公告》，使极草作为中药饮片的努力泡汤，然后，2014年12月8日青海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又发布《关于冬虫夏草纯粉片相关事宜的说明公告》，称基于青海春天研发的冬虫夏草纯粉片的创新属性，不归属于既有监管体系中的药品，也不归属于既有监管体系中的食品或保健食品，其产品作为滋补类特殊产品进行管理。

而从青海春天这个企业的角度，新版《中国药典》已把冬虫夏草归类为中药材，而《药典》中仅对少数中药材进行重金属检测，其中并没有针对冬虫夏草的重金属限值要求，而CFDA用保健食品的冬虫夏草砷限值来要求作为中药材的“极草”，这种做法有失公允。他们认为：“冬虫夏草在许多地方是作为中药材、中药饮片甚至青藏特产进行销售，并不需要办理相关手续。”

大致总结，各方的立场是这样的：

作为企业，当然什么都想要，最好既有中药的权威性，又有食品的市场，保健食品的价格，成为“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蝙蝠侠”（不禁让人想起虫草宿主成虫的名字正是“蝙蝠蛾”）。便宜都占，谁都管不着。

地方政府，必须爱护地方企业。

原来的卫生部，态度很明确，虫草是药不是食品。至于纳入保健食品，似乎卫生部也不热心。225号文件中，把虫草列入保健食品的依据之一，是《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冬虫夏草作为保健食品原料有关问题的复函》（卫办监督函〔2012〕39号），这个复函，如今已经检索不到。

中医药管理局，现在也和原来的卫生部划归一处了，大致的立场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而CFDA，一方面，积极把虫草纳入保健食品范畴；另一方面，又无法接受有些产品“跨界行走”，宁可壮士断腕，药归药，食归食。

谈何容易。

地方利益就不必说了。比如围绕虫草产品问题，一些地方食药监局，并未做到与CFDA共进退，甚至还有“拆台”嫌疑。全国总局与地方食药监局的关系，并不像国税总局与地方局一般，有垂直管辖关系，在一些地方政府重视的“大事”上，地方局自然拎得清。

还有部门制衡的问题。比如说，2005年4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曾经有一个《对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在非药品柜台销售滋补保健类中药材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请示>的答复》（国法函〔2005〕59号）。这个回复的核心内容，是“同意……在商场、超市等非药品经营单位销售尚未实行批准文件管理的人参、鹿茸等滋补保健类中药材的，不需要领取《药品经营许可证》”。

再看看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请示原文：

“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

基于人参、鹿茸等中药材具有医疗、保健双重性能。有些品种已被分期定义为药食两用品种。有些品种虽未列入“药食同源”的名单，但均作为滋补保健品销售使用。产品既不标示功能主治，也不以预防、治疗、诊断为目的。这关产品广泛在商场、超市等非药品柜台销售，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已形成传统销售方式。

2.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对药品实施批准文号管理，生产药品必须取得批准文号，但对中药材是允许例外的。

3.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家对中药材的购销未实施经营资质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管理。

4.根据《药品管理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城乡集市贸易市场出售中药材无须《药品经营许可证》。”

这意味着什么？依此逻辑，“虫草”的“身兼三种身份”的“特殊性”，甚至是青海食药监局给“极草”赋予的“不归属于既有监管体系中的药品，也不归属于既有监管体系中的食品或保健食品，其产品作为滋补类特殊产品进行管理”也有了一定的法理依据。因为这种特殊地位，正是来自于虫草的中药材身份，而且是中药材中尤为特殊的“医疗、保健双重性能”的角色。

青海挖虫草的农牧民

令箭

五

在中国，中医药是一个特殊存在，涉及诸多因素，已不能轻易、简单地进行技术讨论。偏偏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不同，中国的大部分保健食品，其保健效果，都可以溯及某种或某些中药材的疗效；而“药食同源”的传统，又使很多中药材事实上进入普通食物。

在中国，普通食品、保健食品、中药材（包括一些地方医药、民族医药的药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哪一种材料只能做药，哪一种只能当保健食品，哪一种可以身兼数职，是无法找到一个所以然的依据的——但你可以“知其然”，比如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政务公开办关于新食品原料、普通食品和保健食品有关问题的说明》，但其中多数也都是相关部门的“判例”。

一个重要事实是，食品卫生、医药、中医药、保健食品，是属于不同部门管理。食药监局管的就是“保健食品”——身份最含糊、发挥空间最大，利润也最丰厚的一块。

中国的管理部门，一般来说，除了监管，还有“发展”职能。像计生委、中医药管理局，你永远不能指望他们主动提出“计生是否必要”、“中药是否有效”这种议题讨论。中医药管理也一样。查一下中医药管理局相关领导最近几年的发言，几乎不涉中医药安全监督与质量管控，基本调子是“发展、壮大”。

有个小插曲，2月24日，也就是CFDA发布“消费提示”二十天后，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后者是前者下属单位）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医药监督管理工作的意见》，在“创新监管方式”部分特别要求：“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一律不得擅自开展监督检查。”虽然不一定是针对CFDA之前的检测，但也可以看出，松紧程度，还是有差别的。

CFDA的尴尬之处在于，名义上，其对所有食物、药品，包括保健食品与中药材的安全与质量负有监管责任，但事实上很难真正介入。而这些食品、药品出了问题，却少不了问责CFDA。媒体报道，2011年，有“女子因所吃中药砷含量超标死亡，儿子起诉药监局”。201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关于云南白药、同仁堂等中药被检出农残、重金属超标等争议的问题表示：“所有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机构严格审批上市的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等都是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的……而且是得到有效监管的。”

CFDA当时一定“亚历山大”。

近两年CFDA推动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如2013年的《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药材管理的通知》，以及在系统内部进行全国范围的专项检查。新版《中国药典》对中药材安全性也更加强调。今年“两会”有政协委员说“中药都有毒性，越有毒越是好药”，“中医药从根本上要建立独立的中医药监管体系”，正是在新版《中国药典》生效背景下的“牢骚”。

但分管的“保健食品”却成为CFDA的软肋。作为管理部门，CFDA对于保健食品这一块，似乎不能不肩负“发展”的职能。而诸多保健品与中药、食品混杂一处，CFDA经常要面临自相矛盾的局面。它既无力对中草药的功能做出规范、甄别，也不可能对自己管辖的保健品的功效做出足够强力的鉴定，更无力对食药不分的传统与现状做出改变。我相信，类似的监管困难，也存在于CFDA监管的其他领域。

真正的麻烦在于，在既有格局下，由于牵涉央-地权力划分与监管-发展的政府角色扮演两种难题，即便CFDA足够“努力”且足够“清白”，面对一个桀骜难驯的企业，它能想出来的最好办法，也不过是一则颇为鸡贼的“消费提示”，而且，换谁上，都一样。

令箭

每年春天的香港艺术博览会，近年冠名Art Basel之后，俨然成为了瑞士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远东分公司（或者它自称的亚洲艺术盛典），除了在贵宾预展日吸引一众离岸资金躲税土豪之外，公众开放日也爆满，竟至于一票难求，充分满足了香港人以前只靠书展满足的赶集情结。

艺评人面对如此盛典，未免尴尬，因为“你认真你就输了”，你如果要在一个本质上是散货场的场所寻找艺术并且试图忽略价格因素评论之，或者你从艺术生态学的角度把其整体视作一个有机的现象剖析之，结果会是同等的无效。

因为博览会的确只依循资本的逻辑，无论它怎么开口闭口都是艺术，它偏偏就是和艺术无关。艺术市场的逻辑是野蛮的，它只直接押注（不是评估）商品的增值可能，类似于楼市中学区房一类的投资，是建立在消费者的观念盲从上。而且艺术市场的运作更狠一些，它可以不依赖天时地利政策而自行创造出价值指引：你必须买我，因为我符合了某某与某某主义，因为我反思了身份与国族巴拉巴拉，潜台词是我是自带学区的学区房，将来你要转手的话有的是证书来保证增值。

香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现场，作者供图

当代艺术沦落到脱离了阐释就无法证明自己的意义这一地步，其可悲艺术家当然是假装不知道的。在Art Basel走一圈，所见艺术商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走终南捷径的皇帝新衣型，满嘴大词、规模粗大、把简单的学术概念吹得天花乱坠，极度渲染自己的出身和集体记忆，一般出自中国及某些泛政治化国家的艺术家之手。

二是奇观化，这种艺术家算是秉承了中世纪兼任朝廷弄臣的艺术工匠传统，善于把小聪明、小理念以最具像的形式制作出来，用料和手工都颇见诚意，虽然那些名为装置的小玩意其实是高级玩具，但他们起码不像前者骗人，起码你能把玩为之一乐。

三则罕见，就是难以阐释、甚至对游戏规则略带挑衅的艺术品，当然它们较难在博览会遇见伯乐，它们的作者也往往不好意思回到卖场认亲——对这些艺术家我保有较大的敬意。

钱，的确是艺术家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我也反对那种要求艺术家一定得穷困潦倒不食人间烟火才能证明其纯粹的谬论。然而把Art Basel认可为艺术盛典的媒体论调，相当于把艺术的标准直接交给价格标牌来判定，某些香港媒体最实在，单纯得近乎高级黑——往往就是罗列一番最高价作品的金额让老百姓们乍舌一番便算。艺术家表示了难堪，看客们表示了过瘾，资本在点钱，但这就够了吗？

本届Art Basel Hong Kong，香港艺术家参展的依旧很少，但恰好有一件艺术品算是触及了上面的问题。程展纬的《解款车》，这是一件典型的“现成品艺术”（Readymade Art）——香港常见的拾荒者装满了纸皮的铁轮车，它置放在会展中心满场的珠光宝气当中非常突兀，甚至使那些“艺术爱好者”深感不安，我在那里停留了五分钟，没看见人流中有人也为此停留，也许他们以为这是前一晚布展后清洁工人遗留的废物吧。

程展纬作品《解款车》，作者供图

艺术家在他的脸书上如此自述：“展览中有一收藏品‘解款车’是我向大埔的关伯伯购买的，原本一整车纸皮市价只值50元，伯伯却把它们细心切割砌成整齐的模样，好像解款车一样，他依据的不是当代造型艺术的美学，那是生活的实用想法，就是害怕搬运时翻跌了纸皮，我面对这‘作品’好像看见一手紧握50元的碎钱的不安。解款车总是要跌钱，几百亿碎钱。”

当然，艺术品的呈现形式以及自述的最后一句话，阐明了程展纬的立场和一以贯之的艺术取向：对社会不公议题的介入。“解款车”有多重隐喻，对于原作者关伯伯来说这一车纸皮就是他的生计所系，“跌钱”除了指向香港前两年一桩解款车中门大开一路撒钱的新闻，也指向近年多项大型基建挥霍无度的任性。

不过公众关心的还是艺术品的价钱问题，于是乎艺术家表明这件“作品”如被收藏，收入将一分为三，画廊、艺术家与关伯伯公平分配。然而这并不能打消某种质疑：为什么市价50元的纸皮，放到了Art Basel就能卖数万数十万元呢？——其实，引出这个问题恰恰是程展纬这个作品的深度意义所在，其力度不亚于表面的社会批判。

这涉及到艺术市场的暗黑逻辑。艺术市场在当代近百年的资本苦心运作之下，已经圣殿化了自身，它成功地转化了人们对一两百年前梵·高等穷艺术家的负疚感、强化了人们对高深艺术的自卑感，因而得以垄断艺术标准话语权。

展览现场，作者供图

有趣的是Art Basel期间，朋友圈一度被这么一条刷屏：《农妇200元一幅作品PK周春芽RMB500万+大作，引激烈争论！当代艺术又被打脸？》，朋友们都看出了这里面的炒作意图，勿论是为了捧素人艺术家王珍风还是为了黑艺术大腕周春芽，但我们必须表态的不只是王珍风的画与周春芽的画哪个更好，而是要面对为什么“一般艺术品”与“著名艺术品”之间的差距需要用几十万倍的价格差来显示？

令箭

抹去名字，就画论画，周春芽的桃花的笔触表现语言更为丰富，色彩的波动与跳跃更有力量，这是明显的，而王珍风则以不守规矩的构图、直率的情感动人。两者确有差距，但绝不至于是几十万倍的差距，如果把几十万倍的价格置换成几十万倍的价值判断，那不但是对王珍风的侮辱，更是对艺术的亵渎。

那条朋友圈文章达到了为王珍风抱不平的效果，但却把攻击的矛头单纯指向了周春芽，对周春芽也是不公平的——也许周只是那个庞大的资金游戏当中一颗关键螺丝钉而已，他顺水推舟，不等于长袖善舞。批判一个赌徒明显比批判一个赌场更方便和安全，那篇文章同样是投机。

穷得只剩下钱的艺术，最终这些表面的既得利益者艺术家们也将成为受害者；相反，注定难以出售的，如程展纬的《解款车》，因为其难以市场化而能保持它批判的硬气。也正因为前后者的同时存在，艺术与金钱的关系仍然得以凸显其尴尬，这也未尝不算是揭示了这个镀金时代的精神特质。

令箭

一份鱼饭的接力陈晓卿

        那天，我转发了一个关于潮汕鱼饭的帖子。一个东北小弟看后夜不能眠，遍寻某宝也找不到卖家，于是后半夜给我打电话，一通哀求。善良的我，为了满足他的心愿，决定第二天找阿部试试运气。

       阿部是我的一个小兄弟，潮汕人，在南方都市报上班。阿部一米八七的个头，一点都不像个南蛮。在广州，除了做记者，他还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民谣爱好者。广州群众经常会看到一个大个子背着吉他，疾行在广州大道上，看到哪家写字楼亮着灯，便停下来，驻足调弦。不一会儿，左小祖咒式的歌声就会在街区上空飘荡。直到楼上一副老板长相的人下来，掏出几张纸币：“英雄，我让他们加班确实不得已，现在新常态，你懂的……”总之，阿部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灵魂歌手。

       大概从去年起，阿部的生活有了变化。经常唱上半个小时也没人给钱，还遇到过讨薪的，让他掏光了身上所有零钱；还有一次，楼上的白领直接下来，说要跟他去诗和远方……于是，他在怀疑自己的纸媒职业之后，开始怀疑自己的爱好，并且毅然决然地开了一家卖潮汕牛肉丸的网店。毕竟要养家糊口。

接到我电话时，阿部正在汕头进货，显得十分不耐烦：“好了好了，我负责给他寄。但一定告诉他，货物到达4小时之内必须吃完，否则鱼饭就不叫鱼饭了。”

潮汕鱼饭

       鱼饭这东西，是一种典型的地域美食，非常难以运输。它本来是潮汕海边穷苦人家的吃食——因为没有粮食，只能拿腌鱼作主食。所谓“鱼饭”，就是用盐水把不剖膛的海鱼，用淡盐水腌起，然后放入浓盐水煮熟，自然冷却。最常用的鱼是巴浪鱼，便宜，一拃多长。腌鱼的人每四个小时给小鱼翻个面，这样鱼肉渗下的汁水会在鱼皮内部形成一层均匀的鱼冻。那种鲜，可能是北方人一辈子都无法体验的。盐水的浸渍，促进鱼肉中本来甜度的缓慢释放，形成独特的鲜甜，最著名的鱼饭产地是饶平的汫洲，那里也正是阿部的发货地。阿部反复交待，这是刚刚做好的真正柴禾烧的鱼饭，他用了急冻，分了两份，一份给我，一份给我的东北朋友，应该第二天一早就能收到。

       无限期待。其实，作为一个北佬，我是第二次吃鱼饭才真正爱上它。头一次吃，口腔传导到鼻腔的腥气差点把我掀了一个后空翻。“你们居然吃这么腥的东西？”我问旁边被称作潮汕民间饮食教父的张新民老师。张老师笑笑说：“潮汕是中国美食的孤岛，许多东西外地人都没有办法欣赏。而汕头人却爱它到死。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滋味比鱼饭更美。如果让我打一个比方，我认为它像一个成熟女人的味道。”所谓成熟女人的味道，非常容易让人联想，那种不易觉察的气息，让我想象了很久，很久。然而，几乎我认识的所有汕头人，只要说到鱼饭，双眼都像接通了380伏的电压。

       有一个汕头朋友是阿部的师傅，叫余少镭，是南都的编辑，也是高产作家。他最牛的时候，连续五年每天写一篇鬼故事。为了把鬼故事写得活灵活现，少镭居然把家搬到了一个公墓的对面。每天后半夜，他会关上阳台的灯，仔细向对面观望。然后第二天，南都又会有一篇新的文章出来。用少镭的说法是，汕头出怪才。但不管怎么怪，都可以用鱼饭驯服他们。说到鱼饭的饭字，余老师的上牙和下嘴唇不由得溅出一串嬉笑的汁水。

那位东北小弟很快收到了阿部快递的鱼饭，几乎同时我也收到了一份。和鱼饭一块到达的，还有一瓶普宁豆酱。

百搭的普宁豆酱

       说到豆酱，不得不提一下另外一位汕头人，出生在普宁的陈朝华。对汕头人来说，普宁豆酱相当于北京的芝麻酱或甜面酱，可以蘸整个宇宙，“就像我们普宁人的性格，随和包容，跟谁都能搭。”老陈之前是南都的总编辑，去年辞职到了北京。近些日子，听他说的最多的是：“北京千般好，只是无鱼饭。”在陈朝华看来，没有普宁豆瓣的鱼饭，像别人家的老婆，只是好看。只有蘸了普宁豆瓣，鱼饭才会在那一瞬间被唤醒。“那种感觉，那种鲜极了的咸味，充满激情，只有经历过鱼水之欢的人才懂得。”靠，难道潮汕的美食，必须用身体写作才能比喻吗？

       我煮好了一锅白粥，把鱼饭包装打开，估摸着鱼饭化冻了，再轻轻倒了两勺豆酱，放在旁边，这是汕头吃鱼饭的标配，现在应该轮到儿子惊喜了。然并卵，陈乐只吃了一口就“嗷”的一声跳开了两米：“太腥了，爸爸赶快拿走！”我望着剩下的没有打开的十几条小鱼，一脸无辜无奈和无助。更重要的是，这鱼饭只有三个小时的寿命了，我丝毫没有犹豫，把剩下的几条鱼放回冰袋，开上车，打算做了一回闪送的快递小哥。从北京西三环出发，我要去东四环找一个人。导航时间显示，需要一个小时。

       是的，我要去找余少镭。最好的美食，一定要找最合适它的主人。

       去年底，少镭写了近百万字的鬼故事之后，愈发觉得自己有些创作枯竭的迹象，于是决意搬家到北京创业。到了首都，他在四惠地铁站旁边租了一间民房，重新开始写作，下笔如有神助。每天早高峰，他打开着窗，看着几十万上班族丧尸般地走动。他觉得，和眼前相比，广州的鬼真是弱爆了。

        到达四惠地铁站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一个光头男人落寞地站在那里，打望着来往的行人。没错，正是作家余少镭。看见我从车里拿出冰袋，老余一双利眼立刻变得柔情似水，两个嘴角向两边移动，喉结像溜溜球一样，迅速下坠、上扬。“我啊，”他得意地说，“为它准备了一点小酒。”

令箭

克鲁伊夫不牛逼，他不对牛弹琴，更不对牛逼弹琴

穆里尼奥是一位牛逼之极的狂人，但克鲁伊夫不是狂人，他是飞仙，克鲁伊夫不牛逼，他不对牛弹琴，更不对牛逼弹琴。

于克鲁伊夫我已经写过太多次。无法说出更多，只能转发自己的旧文。有人在微博上评论：“克鲁伊夫？就是那个曾在欧冠决赛率队0比4败给米兰的垃圾吗？”多年前，穆里尼奥炙手可热的时候，也曾经在反击克鲁伊夫对他的批评时，罗列了自己的带队成就，并拿克鲁伊夫失败的战绩来刺激他，并狂妄地发出挑战：约翰，来教我吧！他刺激克鲁伊夫，要他放下高尔夫球杆，回到教练席。尽管大家都知道，因为心脏问题，他早已退隐。克鲁伊夫当然不屑回应穆里尼奥，因为二人不在一个频道上。穆里尼奥是一位牛逼之极的狂人，但克鲁伊夫不是狂人，他是飞仙，克鲁伊夫不牛逼，他不对牛弹琴，更不对牛逼弹琴。

虽然克鲁伊夫没有那么玄乎，但有时他会让我想到围棋里的吴清源，都是各自领域的智者。不拘于球场与棋盘，超乎球外，超乎棋局。

日本围棋的问题在于有着太强烈的敌我意识。随时努力思考如何攻防，将下棋视为单纯的智谋对决，然而人的智谋毕竟是有限的。中国古时的弈者不是这样的。我也不是这样下棋。我下棋时不念胜负，遗落敌我，专注看到的，是全局的黑白阴阳变化，追求其中的一种变化流荡，自然呼吸韵律。打败对手的乐趣，远远不如在棋局中能够失去自我意志，霎那间感觉到自己眼前的棋盘如同天宇浩荡，落子如同星辰位列。

在阿尔法狗的时代，人类会越来越难理解吴清源。

博尔赫斯曾有首诗写到棋手与棋局。而最终，棋手也只是上帝手中的棋子。

在克鲁伊夫执教巴萨之前，加泰罗尼亚球队并未完全确立自己独特的足球哲学和理念，其球风后来也有过短暂的摇摆，但最终克鲁伊夫还是为这个俱乐部奠定了永恒的精神哲学。克鲁伊夫的孤傲，与加泰罗尼亚人的独立精神，恰好是天作之合。巴萨后来被誉为“宇宙队”，也是因为接二连三的辉煌战绩，并不是说不在乎胜负，而是说在胜负之外，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更高的使命。

也并不是说只有某支球队或某位教练可以这样，克鲁伊夫代表的足球风格和战术，仅仅是形形色色的足球风格战术之一种，但他为现代足球带来的精神感召力，确实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瓜迪奥拉曾说：“约翰·克鲁伊夫为现代足球绘出了西斯廷教堂的穹顶。”这句话曾被蹩脚地翻译为：“约翰·克鲁伊夫为现代足球的建筑画壁画。”

打败对手当然是乐趣，但更大的乐趣是在这个过程感受到天宇浩荡，落球如同星辰排列。

昨晚我在一个演出上，是后来打开手机才姗姗来迟地得知克鲁伊夫的消息。有记者朋友要采访我。但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隔了一阵才想起：过几天就是国家德比了，克鲁伊夫再也无法看到巴萨的比赛了。他只能在穹顶、在天上看了。

1964年，17岁的克鲁伊夫进入了阿贾克斯一队，两年后他帮助球队夺得荷甲联赛冠军。

（以下为纪念克鲁伊夫旧文《克鲁伊夫在天上看你》）

“他有着大天使的美，而不是小天使的美。”那年头巴黎盛产美男，但这句话说的不是王尔德也不是莫迪利亚尼，竟是杜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杜尚的照片，妈的，没想到这个在美术馆端小便池、在楼梯口扒光新娘衣服的光棍[注]如此玉树临风！真的是大天使的美，不是小天使的美。这个宣称“我不相信艺术，只相信艺术家”的哥们儿的确是形神统一、作品与个人形象浑然一体。

杜尚

令箭

你可能觉得我太跑题了，但跑题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事情太复杂，而是太简单：看似相去甚远的人和事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或许跑题是一种噱头，一种炫耀，以及骗稿费的巧妙方式，但或许，跑题和玩魔方一样，不过是用貌似繁复的手法回复简约，比如大天使和小天使的区别，或者艺术和足球的某种一致性。看到杜尚照片之后我节外生枝地想：这个人跟克鲁伊夫怎么长得那么像，从相貌到脸上的气质，一种傲然独立的淡定。在这里形容词和比喻都变得愚蠢。“他有着大天使的美，而不是小天使的美。”想象不出比这更牛逼的对一个人的赞美。

马克·诺夫勒（Mark Knopfler）

实际上和克鲁伊夫长得最像的，是恐怖海峡（Dire Straits）乐队的吉他歌神马克·诺夫勒（Mark Knopfler），二人岁数相近，我猜他们也互相欣赏。马克·诺夫勒引领万人大合唱Brother in Arms的情景，像极了诺坎普的克鲁伊夫。Brother in Arms这首歌颂二战士兵情谊的挽歌，也不妨被当作足球歌曲。但与其说它赞美了伟大的集体主义情感，还不如说它同时也唤起了一种亘古荒凉的孤寂，唤起了一种千军万马中的孤独。克鲁伊夫始终是孤独的，但他以他强悍的孤独，重塑了足球的未来。

看的听的多了，在脑子里在心里留下的不会越来越多，反而会越来越少，报名参加天使合唱团的人很多，但入选的总是少得可怜而且领唱的总是只有那么几个。杜尚说（以自己为例）：“一个人的作品其实就那么四五件，其他的不过是凑数的。”如果遵循英雄史观，整部足球史堪称“大天使”的人物也就那么四五个，而即使是“小天使”，不过也是一些凑数的。

有一阵广州到处都有巨大的汽油广告牌：车如贝克汉姆，动力无极限。这就是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足球的“终极关怀”：“动力”取代了美感和韵味，汽油取代了美酒。我不属于e时代，这从我不会用电脑已得到证明；我不属于“动力人群”，似乎也可以从我不太喜欢“动力人群”的偶像贝克汉姆和库尔尼科娃得到证明。我喜欢的人物往往既是遗老遗少，又是先知先觉。

1974年，克鲁伊夫率领荷兰队打进世界杯决赛。

但是对克鲁伊夫，我又了解多少呢？我只完整看过他一场比赛——1974世界杯荷德决赛，确切地说，我只牢牢记得他四五个镜头——太少了是吗？但是你可以去问问你的情人，他（她）能否回忆起，你老人家四五个令他（她）能在一生中无数次午夜梦回心跳不已的灿烂镜头。四五个，这就够了。关于克鲁伊夫，我实在所知不详，而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贝克汉姆老婆的胸罩尺寸以及他家里保镖和保姆的人数。e时代的足球只有明星，没有天使，只有“零距离”，没有敬畏和神秘，没有克鲁伊夫式的狂娟和轻逸。我每周都在看贝克汉姆踢球，但等了十多年也没找到克鲁伊夫的纪录片。

有贝利的废话真理，就有马拉多纳的朋克哲学；有贝肯鲍尔这样的皇帝，就有克鲁伊夫这样的义军领袖。贝肯鲍尔和克鲁伊夫，好比艺术史上的毕加索和杜尚，一个活到老画到老，一个早早看破一切金盆洗手，下棋，聊天。作为球员，克鲁伊夫在世纪最佳欧洲球员评选中击败贝肯鲍尔，但作为球员和教练，贝肯鲍尔都拿过世界冠军，这是克鲁伊夫不能比的，比做官克鲁伊夫更不行。贝肯鲍尔堪称足球运动的头号全才，而克鲁伊夫看来已注定要以球评家的身份度过余生，而且他主要是充当巴萨球评家。

确切地说，克鲁伊夫是足球思想家，足球理论家或评论家遍地都是，足球思想家却只有克鲁伊夫一个。对足球来说，思想未免太奢侈，对思想来说，足球尤其是当今的足球未免太贫乏。当年对艺术和思想（观念）的关系，杜尚也做出了类似判断并且做了一个痛快的了断，站到艺术的对立面去表达艺术。现在，克鲁伊夫差不多也成了当今主流足球运动的敌人，贝利贱到连中国队都吹捧，克鲁伊夫却傲到连巴西队也狂骂，韩日世界杯决赛前，在举世高唱3R赞歌的时候他声称巴西队只有卢西奥踢得好，这个极其不合时宜的评论遭到包括卢西奥在内几乎全世界的抨击。他这种几乎目空一切的评论已越出足球范畴而上升到“形而上”，假如你只把克鲁伊夫看作斯科拉里或者范加尔的论敌那就太小看他了，这个高傲的荷兰人关心的何止是谁输谁赢，他始终直指足球的终极或者说命根：你快乐吗？1996或1997年克鲁伊夫曾撰文指出：90年代足球没有领袖。他曾对罗马里奥寄予厚望，但嫌“罗马里奥太喜欢享受生活”了，克鲁伊夫揭示了足球的时代转型：商业时代汹涌而至，从前球员醉心于球场上享乐，现在反过来，他们在球场外在生活中享乐，而球场上享乐主义的狂欢气息却越来越少，球踢得越来越实用、枯燥。

从“全攻全守”（准确说应该是“全能足球”）到“核战术”，克鲁伊夫的足球思想多少是有些复古的——回到众神狂欢的史诗时代，打破工业主义人为的角色划分，扬弃整体划一的机械理性主义，创造全才和通灵者。克鲁伊夫又是革命的，如果非要上纲上线的话，也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在他惊鸿一瞥昙花一现的“核战术”中，场上没有一个中心，每个人都可以是中心，每个人都没有攻与守的刻板划分，每个人既是开端又是终极，混乱即秩序，即兴即自由。越过克鲁伊夫的肩膀，倾斜奔泻的绿茵场似乎更像后现代思想家笔下的无际高原……但对足球来说，克鲁伊夫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天使何须沦落人间，他完全是在俯视，卢西奥在抨击克鲁伊夫的同时肯定暗自狂喜：他奶奶的，克鲁伊夫在天上看我！

令箭

世界足坛巨人、前荷兰球星克鲁伊夫周四（3月24日）病逝，享年68岁。

在荷兰，风车不多了，风车越来越孤独，现在中国足协正忙于把荷兰风车拆散了搬到中国来。所以在你们大谈亨根、阿德里安塞、阿里·汉的时候，我要说的是他们的队友克鲁伊夫。我知道，有一架大风车是永远拆不了的，在平原的尽头，一架大风车伫立，永远在风中激动。又及：2010年，一颗由一对荷兰夫妇于1960年发现的小行星，被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正式命名为“克鲁伊夫行星”。

注：杜尚的三个代表作：《走下楼梯的裸女》、《甚至新娘被一班光棍扒光衣服》、《泉》（即那个便池）。

令箭

令箭 发表于 2016-3-29 17:05
世界足坛巨人、前荷兰球星克鲁伊夫周四（3月24日）病逝，享年68岁。
在荷兰，风车不多了，风车越来越孤独 ...

向克鲁伊夫致敬，默哀三分钟

令箭

一个噩耗惊动了全世界。一代荷兰足球巨星约翰·克鲁伊夫，昨日夜里与世长辞，享年68岁。他的影响力早就超出了球场，与格瓦拉、列侬等人一样，成为那个年代左翼青年的反叛偶像。留着长发、烟不离口、桀骜不驯的他，天然就是反体制的代言人。而他秀丽的脚法、丰富的足球智慧，让他成为绿茵场的极致美学。在那个乏味的时代，他用足球叩打着人们的心灵。

1974年世界杯决赛，他与贝肯鲍尔的斗法，真是双星璀璨、一时瑜亮。虽然最后荷兰1比2不敌西德，但两位巨星的演出难分伯仲。遗憾的是，中国当时还没直播世界杯，因此我们都无缘看到他们的风采。当国内开始转播西甲集锦时，已经是90年代了。我第一次在电视画面中见到这位足球之神，是在1995年，他已经是巴塞罗那的教练，而他的儿子朱迪·克鲁伊夫也已经登上球场（尽管入选过国家队，但朱迪只是平庸的球员）。尽管克鲁伊夫当时已是下课边缘，焦头烂额，力不从心，但是他却为这支球队留下了宝贵的遗产。现在的巴萨传控打法的奠基人瓜迪奥拉，就是克鲁伊夫昔日的弟子。巴萨之所以在2006年之后四夺欧冠，每一个球员都会将成功上溯至克鲁伊夫。

克鲁伊夫与贝肯鲍尔

著名球评家颜强将克鲁伊夫誉为“思想家”，我觉得还不够准确，他更应该是一名“哲学家”。在众多队员之中，他是如此的与众不同。这不仅是他发达的运动神经，更重要的是他以一种哲学的角度审视这项运动，将它升华成一门艺术，一门宗教。他不仅有黄金左脚，他还有黄金大脑。他独立思考，他特立独行，并以一己之力颠覆了这项运动。他会告诉队员，你们都得听我的。他会告诉教练，你坐着就行了，我们负责赢球。1974年荷兰的攻势如此水银泻地，来自于他的指挥。此外，他是个享乐主义者，喜欢美女，喜欢抽烟，经常彻夜狂欢。但对于既有的社会制度，他极端反抗，包括后期与荷兰国家队的决裂，也就轻描淡写两句话。因此，新华社记者贺灿铃形容，克鲁伊夫就是“球场上的切·格瓦拉”。

克鲁伊夫定义了一种人——那就是“战斗的左翼”。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西方，人们已经厌倦了没完没了的冷战，左翼运动在全世界风起云涌。在巴黎，在伦敦，在东京，在华盛顿，学生运动、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革命”的呼声空前响亮，各个群体走向街头。披头士的歌声《Love Me Do》响彻了天空，随处可见格瓦拉、胡志明、毛泽东的画像。在大学课堂上，萨特、波伏娃、雷蒙·阿隆等左翼学者成为“最危险的导师”。嬉皮士运动、性解放运动接连而来。在这个大背景下，特立独行的克鲁伊夫就是一道闪电，照亮了阿姆斯特丹的天空。他的行为方式，他的价值体系，他的战斗姿态，他的歇斯底里，就是左翼斗士的标本。奔跑着的“发条橙”，让全世界都为之喝彩。虽然1974年的决战，贝肯鲍尔夺得了冠军，但平心而论，稳健而古典的贝肯鲍尔，更符合保守派的口味，暴烈而富有攻击性的克鲁伊夫，却获得大量左翼民众的支持！全街橙衣为谁而穿？当他从阿贾克斯转会巴塞罗那的时候，加泰罗尼亚那是漫天旌旗。一个孩子可以不认识西班牙首相，可以不认识市长，但不能不知道克鲁伊夫，那个像神一样的男人。

令箭

1968年，巴黎一家餐厅的厨师声援学生运动。

讲到这里，相信各位也明白，克鲁伊夫已经是一个文化图腾。他的影响力早已超出了足球场，成为那个时代最闪烁的星。年轻的他，吸烟、吸毒、乱搞男女关系，可谓放浪形骸、无恶不作，但这些丑闻并没有让他失分，相反令崇拜者更加为他迷狂。在死气沉沉的政治低气压中，电视里反复播着勃列日涅夫、福特等人的无聊透顶的画面，欧洲人需要一个像克鲁伊夫那样的反体制英雄。左派足球对欧洲球迷来说，就是一杯欲罢不能的烈酒。也正是这种时代情绪，让克鲁伊夫走上了真正的神坛。

令箭

同时代还有一位传奇球星，脚法不亚于克鲁伊夫，名叫乔治·贝斯特。此人在英国赛场所向披靡，而他的做派风格，也是桀骜斗士一名，与克鲁伊夫有得一拼。此人热衷酗酒。有记者问他为何天天喝酒，他说不对，不是天天喝，而是一喝四五天。果然，2005年他如愿死于酒精之下。而克鲁伊夫呢，踢球的时候就烟不离手，如今就因肺癌而死。加上此后的球王马拉多纳，差点因吸毒而暴毙。这几位巨星都以叛逆、反抗作为自己的诠释，是足球赛场最热血、最激荡、最迷人的部分。可见，叛逆听起来很酷，但同时也是在作死。烟酒都不是好东西，毒品更是不能碰。贝斯特和克鲁伊夫都走得太早，而马拉多纳身体状况也长期欠佳。激进的斗士们都跌入了自己挖的坑里。

所以，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所有愤世嫉俗者到最后都要回归生活。晚年的克鲁伊夫，坐在巴萨的观众席中，看着驰骋的梅西，满眼都是自己20岁时候的样子。

令箭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诺奖演讲中总结她以为的写作历程，她说写了五本书，但它们其实是一本书，一本讲述乌托邦历史的书。这五本书始于讲述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女性主题的《我是女兵，也是女人》（1985），终结于讲述苏联解体之后“红人”生活的《二手时间》（2013）。如果说在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之初，我们还争议于她的文献式写作是否是属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序列，现如今可以平心静气通读她的系列作品，作出自己的公允判断了。

这样说可能有些马后炮，但是我觉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被严重低估了。我们先从最基本的争议部分开始，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到底属于记者采访实录，还是作家的创作？如果从内容看，我们很容易就会说这种写作其实就是记者的采访手记。但是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记者，每天遭遇不同的大事件，却从来没有一个记者像阿列克谢耶维奇一样写作。给你同样的素材，你也无法写出类似的东西。尽管采访的内容很重要，但是如何筛选和剪辑材料同样不可或缺。而新闻与文学之间这点细微的差别就决定了写作者是一个纯粹的记者，还是一个优秀的作家。

以《二手时间》为例，在采访之初，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核心观点已经塑造了这本书的灵魂，即她想通过这本书寻找已经过去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如何塑造了整整一代人，当苏联崩溃之时，这种精神又如何摧毁了一代人的集体存在感。所以她才说，这本书里有了这么多自杀者的故事，因为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无法和那段历史告别，无法接受另外一种契诃夫式的平常生活和幸福感，不能完全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苏联消失了，但人依然存在，像丧失了根基一样，只能生活在废墟之上，虚无之中。

与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前的写作不同，《二手时间》不再关注战争这样的宏大叙事，她深入到了个体的生活。这种转变从她写切尔诺贝利和锌皮娃娃兵开始已经开始了，幸存者的讲述构成了她作品的基调。但是在《二手时间》里，这种转变的凸显是有意的，苏联解体了，战争当然不复存在。但是从个体的讲述中，战争的阴影依然还在，那种恐惧氛围如影随形。那一代人从小被灌输的只有战争，没有生活，一旦没有战争，生活就崩溃了。面对新的世界，人们需要思想，但是没有人学会思想，人们只记得恐惧和谈论恐惧。和平年代，成为了战争和恐惧的反讽。

就像这个段子里，20世纪40年代末的一天，阿赫玛托娃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列宁格勒散步，突然感慨地说：“想想吧，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岁月却是战争时期。这么多人死去，人人都在挨饿，我儿子参加强制劳役。”20世纪30年代的恐怖，给阿赫玛托娃那样的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在他们眼中，战争反而成了一种解脱。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的尾声中写道：“战争爆发后，真正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相比谎言的不人道，反而成了一种福分。它又成了一种解脱，因为它打破了一纸空文的魔咒。”这是那个时代活过来的人们的普遍心态。

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在采访中提到过很重要的一点，她说在采访阿富汗战争的幸存者的时候，她第一次发现，他从小接受的俄罗斯文学的经验不够用了，根本无法用来思考这些人经历的事情，就好像出现了某种俄罗斯文化的断层，“俄罗斯人遇上了过去从未遇见的事”。艺术无法应对生活的剧变，这恰恰就是史诗文学丧失的缘由。如果这点可以看作是为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辩驳的理由。她的写作不是续接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相对于十九和二十世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她的写作是重新开拓和定义俄罗斯文学的疆域。我们更加熟知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等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他们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但是这种传统无法应对苏联解体之后文化断层，以及极具消费主义表征的日常生活。也正是因为如此，很多人觉得，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是无法代表俄罗斯文学的，因为她的写作中缺少了伟大的的文学形象，伟大的主题和构思。

但是如果继续塑造那种知识分子的苦难形象，其实是无法真实描述这个时代的。《二手时间》中有很多次提到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厨房”：十分简陋，只有几平方米。这样的厨房不仅是做饭的地方，也是产生思想和辩论的所在：“在十九世纪，全部俄罗斯文化都存在于贵族式的庄园里，到了二十世纪就产生于厨房里。改革思想也是从厨房出来的。”总是没完没了地续茶，一杯一杯地喝咖啡，还有伏特加，什么话题都敢聊：尖刻的抨击，生活的意义，普世的幸福、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斯大林。这是一群“厨房里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窃窃私语也是知识分子式的，在夜晚可以聊到深夜，第二天恢复正常去上班工作，就好像过着一种分裂的生活一样。但是有一天，这个世界变了，他们不用躲在厨房里遮掩着自己的想法，反而无所适从。他们以为在厨房里生产的是思想，梦想着的是革命，阅读的是伟大的可以指导人生的俄罗斯文学，但这一切就像脑海里的幻想一样，面对着剧变后的世界，随即崩塌了。

《二手时间》里有很多让人难忘的采访者的记录，但是我始终难忘的是这个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卖掉了自己的藏书，当然可以说是因为贫穷，因为需要钱，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对书的失望。彻底绝望。就连对别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也会显得不礼貌：‘你现在读什么书呢？’生活中发生了太多的改变，只有在书中没有变。俄罗斯长篇小说从来不教读者如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如何致富……奥勃洛摩夫一直躺在沙发上，契诃夫的主人公永远是边喝茶边抱怨生活……”这恰恰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伟大之处，她抓住了俄罗斯文化的核心部分，无数伟大的灵魂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他们坐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废墟上，茫然而孤独。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献式写作注定会充满争议，因为她的写作是反传统的，是碎片式的，是借用别人的思想写作自己的主题。但是正是这种写作形式重新定义了这个精神分裂时代。我们总哀叹于二十世纪后半页的俄罗斯再无伟大的文学史诗，按照这个词的传统定义，只有描述伟大的文明和英雄的文学才能称之为史诗，当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开始崩溃，英雄遁入到日常生活，被日益的平庸和乏味消耗殆尽，文学只能如烛照之光，苟延残喘。如此以来，反而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另辟蹊径，从文献式的日常中打捞出了文字的闪光部分，延续了着俄罗斯的文化余韵。

思郁

2016/3/14

二手时间，【白俄】A.S.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吕宁思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第一版，定价：55.00元

令箭

令箭 发表于 2016-3-30 09:45
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诺奖演讲中总结她以为的写作历程，她说写了五本书，但它们其实是一本书，一本讲述乌托邦历 ...

这么多自杀者的故事，因为他们无法摆脱伟大的历史，无法和那段历史告别，无法接受另外一种契诃夫式的平常生活和幸福感，不能完全潜入和消失于个体生活中。苏联消失了，但人依然存在，像丧失了根基一样，只能生活在废墟之上，虚无之中。

令箭

上周末，“继朴树的《平凡之路》《在木星》之后，又出现了新的刷屏型歌曲。高晓松词曲，许巍演唱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提供了新的模板，再一次引发各路人的造句”……在今天，享有“造句”待遇的不论字词句，还是诗歌赋，都是网红的代名词，当然，它同时也要接受闲言碎语，冷箭热枪。

作家和菜头：“关于诗歌和远方同样是个趣味问题。相信这种趣味的人，理想主义的白衬衣已经快要被隆起的肚腩所崩裂。当年弹吉他的手，如今握着高脚杯，那杯子里摇晃着琥珀色的勃艮第。生活里除了苟且就只有苟且，无非有那么一点点精致的小情趣……每一个个体诉说自己的故事，讲述自己的苦乐。以庸常对付庸常，以琐碎抵御琐碎。对于上一个世代的人来说，从此刻开始，就是漫长的退场。

乐评家耳帝：“最近被《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刷屏，高晓松的歌普遍都有一个亮眼的金句，既凸显才情又符合这时代的传播法则。他是多变的，李皖老师曾说有两个高晓松，一个纯情、伤感、内向，一个轻佻、贫嘴、浮夸，而真正的他则隐藏在岁月深处。”

作家子非鱼：”要我看，当下为数不多的几位青年文化偶像，不管是那位写“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的聪明人，还是那位拍“后会无期”的潮流捕手，以及这位说“诗和远方”的说书人，都只适合在当下苟且，并不能走向远方的田野。他们的病就是太聪明，这种聪明在当下智识缺席的社会生活空间中太容易攫取利益，他们只需要假模假式地贡献一些文化表演和慈善表演，就足以令信徒们疯狂了。 但是，认真表演嘛，就别拿出那已经发霉的“诗和远方”来骗心存幻想的少年了吧？“

评家大地：“诗和远方就是我们人类应该去追求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何况文人和知识分子不是最喜欢说人人平等吗）。解不解决眼前的苟且，都应该保有一颗对美向往的心。能把苟且干掉，心无旁骛地向诗和远方奔去最好。就算你变成一个被人唾弃的商人，你也应该在心中为那份美留下一块不可侵犯的圣地。”

汉字“苟”为会意字，《说文-苟部》的解释说，苟，自急敕也，本义为做事认真，引申为敬重、有礼貌地奉上、随便、不正当的、姑且等。

令箭

令箭 发表于 2016-3-30 09:50
上周末，“继朴树的《平凡之路》《在木星》之后，又出现了新的刷屏型歌曲。高晓松词曲，许巍演唱的《生活不 ...

作家和菜头：“关于诗歌和远方同样是个趣味问题。相信这种趣味的人，理想主义的白衬衣已经快要被隆起的肚腩所崩裂。当年弹吉他的手，如今握着高脚杯，那杯子里摇晃着琥珀色的勃艮第。生活里除了苟且就只有苟且，无非有那么一点点精致的小情趣……每一个个体诉说自己的故事，讲述自己的苦乐。以庸常对付庸常，以琐碎抵御琐碎。对于上一个世代的人来说，从此刻开始，就是漫长的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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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王小峰周五推荐，为本周热句之一，版本众多。标准句型如上，其余版本如“经济、社会、环境这么不好,可能是这届人民不行！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给您拖后猪腿了！”“是谁说经济这么差,可能是这届人民不行。你们看看,红色的纸上,上面有一行清晰的大字:中国人民很行!”“经济不行、疫苗事件、删贴封号原因找到了——是本届人民不行，给政府找很多麻烦，对不起皇上和刘四爷”……算本周最热造句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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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友左堂堂饭文：“看315把每一年的饮食不卫生方面都曝光之后。心里总是觉得很苦，感觉就是：每年我都在吃好吃的，然后专家告诉我，其实你去年都在吃屎。到了新的一年我选择吃健康一些的，然后专家告诉我，不好意思你今年还是在吃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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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A4腰’是指比A4纸还要窄的小蛮腰，即腰的宽度小于21cm。话题如此之热，连女明星袁姗姗、戚薇、熊黛林等，以及个别健身有成的男明星，都纷纷晒出自己的A4腰……评家侯虹斌快说，“我不仅不认为这是病态，相反，这表明了大家对健康和美的追求；不仅不觉得那些身材很棒的姑娘有‘自我性别歧视’的阴影，相反，觉得她们是愿意为美付出努力，既美好又自信的一群人。至于说伤害了‘胖子’的心？不应该呀，看到别人美美的，应该很赏心悦目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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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友王金牙儿本周饭文：“最好的情话，不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而是——‘别惦记诗和远方了，讨厌，人家，想先和你苟且一下’”……这种小玩笑其实已然无涉高晓松的词曲乃至许巍的演唱，而仅止是一种口舌快感，其起点在于不同人对“苟且”之“苟”有完全不同的经验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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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友贾行家本周饭文：“人类被自己发明的东西毁灭，作为不信神的人，觉得这个结局比较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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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孙立平本周短文，原题“个人崇拜也是需要技术含量滴”，文中讲述文革段子若干，其中一则：“我们那时候开几万人的大会，都是很严肃地祝李再含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他说，还有呢，我们县革委主任，以为这是中央的文件精神，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省里是比较健康，那我县里呢？我也得喊一个，我说省里都比较健康，你县里喊什么？他说我们那时候就喊，祝贵州省沿河县革委会张三主任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这是真的。所以我就写到我的笑话集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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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庄子》是自娱自乐，写《樗下读庄》是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可以贯穿一生，如今我有空还是经常翻出《庄子》来读；自话自话到一定时候好像就以打住为宜。所以一九九九年《樗下读庄》出版后，关于《庄子》我只写过两篇小文而已。一是《庄子与〈庄子〉》，收入《六丑笔记》；一是《我读〈庄子〉与〈论语〉》，收入《云集》。二○○七年《樗下读庄》重印，我写了一段话印在书的封底：
“若从《庄子》中挑出一句话以概括全书，就是‘吾丧我’。‘吾丧我’即‘逍遥游’，果能这样，是为‘得道’。《庄子》的‘道’指事物自然状态，乃本来如此：‘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对人来说，是超越了固有价值体系之后所获得的自由意识。拒绝固有价值体系，也就是不在这一体系之内做判断，无论是‘是’还是‘非’。《庄子》形容为‘自适其适’。从根本上讲，庄学是‘心学’，一切都发生在头脑之中。”

现在我对《庄子》的看法，概况起来还是这样。只有一点补充：我一直以“吾丧我”概括《庄子》，但重又一想，这毕竟只是过程而已，虽然《庄子》主要讲的就是这个过程；但若论终极之处，还得说到“自适其适”，尽管没有“吾丧我”就没有“自适其适”，“吾丧我”正为了“自适其适”，苟能“吾丧我”也就“自适其适”了。不过我在书中稍嫌对“自适其适”强调不够，这里尚须再说几句。

“自适其适”凡两见于《庄子》，一在《大宗师》：

“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馀、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然则治庄者如闻一多，对此段话所属一节文字（“故圣人之用兵也……而不自适其适者也”）颇有质疑，其所著《庄子内篇校释》有云：

“……务光事与许由同科，许由者《逍遥游篇》既拟之于圣人矣，此于务光乃反讥之为‘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可疑者二也。朱亦芹以《尸子·秦策》证胥馀即接舆，其说殆不可易。本书内篇凡三引接舆之言（《逍遥游》、《人间世》、《应帝王》），是庄子意中，其人亦古贤士之达于至道者，乃此亦目为徇名失己之徒。可疑者三也。‘利泽施乎万世’，又见《天运》，‘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又见《骈拇》，并在外篇中。以彼例此，则此一百一字盖亦庄子后学之言，退之外篇可耳。”

在我看来，不应简单地以属于内篇或属于外杂篇来区别庄学与庄子后学。“自适其适”又见于《骈拇》：

“夫不自见而见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

即使《骈拇》是庄子后学之作，单看其将“自适其适”与“适人之适”相对立这一点，我也以为颇得庄学要谛。“适人之适”即遵从固有价值体系，“自适其适”即从中摆脱出来；“吾丧我”所丧的是“适人之适”，所存的是“自适其适”。

不过仍有两层意思需要申明：第一，“吾丧我”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心理活动，“自适其适”同样如此，或者说，行为意义上的“自适其适”只是不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第二，“自适其适”是针对“适人之适”而言，更侧重于否定一面，若是肯定则还不能死死抱住一个“适”字不放，此即如《达生》所云：

“忘足，屦之适也；忘要，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

也就是说，“自适其适”最终要落实于“忘适之适”。回头看我在书中的解释也还不

差，抄录于此，且为这篇新序作结：

“王先谦《庄子集解》：‘本性适而无往不适者，是自适其适，不因物而后适，乃并

其适而亦忘之也。’话说到‘适’还不到极致，真要是‘适’就不再有‘适’的意识；‘忘适之适’才是‘无待’，才是得道。”

令箭

蔺主任是个好妈妈蔺主任，女，最近成了“网红”。如果你还不知道她是谁，去微博上搜索“蔺主任”可能还能搜到。
人红是非多。蔺主任最近也陷入是非之中，据说删掉了自己微博中关于自己孩子的内容。那些内容，大致透露了自己的孩子曾经在国内上每年学费8万元的国际学校，以及，后来孩子远赴加拿大求学。此外，大家翻阅她的微博，还发现，她的侄子，侄女，也在加拿大求学。
让她不慎走红的，还包括她的另外一些言行，比如他所表达的对西方价值观的警惕和对我们国家的热爱——于是，就有人问，既然如此，为何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方呢？
对于这样的质疑，我要替蔺主任说几句话。把孩子送到西方读书与爱国之间并不矛盾，说不定是为了培养更加爱国的后代。比如，清末的时候，大批的中国学生赴日本留学，后来很多成了极为爱国的革命党——成为著名汉奸的，也就一个汪精卫吧。
总之，我既相信蔺主任对国家的爱，更相信她对自己孩子的爱。至于哪一种“爱”更真实一些，根据我的观察，一个人有了孩子之后，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真爱”——那就就是给自己真正爱的人自己能给得起的最好的东西。基本上，为人父母者，都愿意尽自己所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一切，尤其是教育。另外，根据我的观察，一个女人当了妈妈之后，对于自己的孩子，她流露出来的一定是真爱。当然，她会因为这个真爱，暴露自己的智商以及情商。换句话说，真爱，往往会让一个人智商以及情商“阶段性”降低。
一个人情商低的表现是，他总让别人难受；一个人智商低的表现是，别人总让他难受。最近，蔺主任之所以成为网红以及成为网红之后的烦恼，大致就表现在，她让别人难受了，然后，别人让她很难受。不管谁让谁难受，通过大家挖掘出的蔺主任数年来的微博内容，我可以断定，蔺主任是个好妈妈——她确实一直在努力给自己的孩子，提供自己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一切。
按照“妈妈总会给孩子最好的”这个逻辑，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蔺主任看来，遍布着可怕的西方价值观的加拿大有比中国更好的教育，否则，她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冒着被西方价值观腐蚀的危险而依依不舍地把孩子送到那么遥远的地方。我和她一样，并不担心她的孩子，会被侵蚀，毕竟，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知道什么是香什么是臭。
出国，即便是去腐朽的国家，也未必就会被污染。
比如，众所周知，清末的中国是腐朽的。那时，大量的西方人来到东方的中国，当时东方中国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观是“女人裹小脚为美”——但并没有一个来华的外国人将这个“小脚为美”的价值观带会他们的国家。这大概是因为，稍微有点智商的外国人的都能辨别出，裹脚是一种腐朽的价值观。从这个角度上说，我相信蔺主任的孩子到了异国他乡，一定能够分辨出异国的价值观里，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
不过，按照这个逻辑，可以推倒出一个“悖论”：既然我们的孩子到了西方都不用担心会被西方的腐朽思想所腐蚀，那么，我们有什么必要担心“留在东方”的孩子会被西方的腐朽思想所腐蚀呢？如此说来，蔺主任之前在微博上所表达的那些对西方价值观的警惕，就显得有些用力过猛。这大概是她被一些人诟病“精神分裂”的原因之一吧——但我坚决不会如此指责这位好妈妈，因为我一向相信，当一个妈妈“对自己孩子的爱”与“对其他事物的爱”相抵触的时候，后一种爱是是可以忽略的。
但也有例外。《红岩春秋》杂志2013年刊发过这样一篇革命故事——
1935年2月，高文华和妻子贾琏负责河北（北方局）的革命工作，他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妻子负责省委财政工作。当时，由于革命组织被破坏，他们与中央失联，因而失去经费来源。那时，高文华常常几天难得吃一顿饱饭。贾琏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一天，她想把墙上腊肉取下煮给丈夫吃，高文华坚决不同意——因为他们公开的身份是商人，腊肉是摆阔气、装门面的。两个女儿实在饿得慌，偷偷在外面捉些蝗虫回来烧着吃。贾琏害怕暴露身份，一气之下动手打了孩子。
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交通员没有出差费，房东天天催缴房租，有的同志饿得迈不开步子……高文华和贾琏对此深感忧虑。一天，贾琏看到面黄肌瘦的两个女儿，便想用孩子换钱。但她仔细一想，女孩子卖不了几个钱，而且卖出去必然会落入火坑。于是，她又把目光转向睡在床上那刚满4个月的儿子身上。为了党的事业，贾琏夫妇唯一的儿子卖了50块银洋……北方局不仅没有涣散，而且指导了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有人说，这个故事里的妈妈在“对孩子的爱”与“对革命的爱”之间产生冲突时，失去了“人性”——我不敢这么认为。我只能这样认为——4个月大的婴儿卖给了能够出得起50块大洋的人家，一定能够免于饥饿，得了50块大洋的爸爸妈妈得以继续革命，在爸爸妈妈看来，这或许是个两全其美的方案。
时光荏苒，今非昔比，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如今，对有些人而言，两全其美的方案是，爸爸妈妈在东方好好革命，儿子女儿到西方好好学习。（微信公众号/海涛评论，文/王海涛）

令箭

最让人兴奋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 ————伍迪艾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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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似乎分为好人和坏人。好人睡得好一些，而坏人似乎能更好地享受醒着的时间。
生活并不模仿艺术，它模仿糟糕的电视。 ————伍迪艾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