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鉴赏
赏析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讨论
斑昭之子曹成,曾为长垣长(县长)。永初7年(公元113年)正月,班昭随其子到长垣就职。他们乘车从都城洛阳出发,经过偃师、巩义、荥阳等地进入了今天的新乡地界。他们先是到了卷城县(今原阳县),在原武(今原阳县原武镇)稍事停留,又往前行,夜间在阳武(今原阳县城)的桑间住了下来。第二天经平丘(今封丘县黄陵镇),进入匡城县(今长垣县西)。进入长垣以后,她想起了历史先贤们在这里的故事:孔子当年路经匡地,被误认为是阳虎而遭围困;子路是孔子的高足,治蒲有功后来却被冤杀;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因德行高尚而被尊为卫地的形象代表。田园,农舍、村夫、城墟使班昭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她将这一路上的见闻与感受,仿照她父亲班彪写的《北征赋》写成了《东征赋》。上文是对作品的创作年代和写作缘由的一种说法。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的金璐璐在《学术论坛》2010年6期发表文章称:“经梳理相关文献,对班昭《东征赋》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证明《东征赋》作于永元七年;《东征赋》的主旨不是班昭随子东征经历的记述,而是欲以此赋诫子曹成为官应具之德、应做之事,以不负朝廷重托。《东征赋》在创作题材、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汉代女性文学的陈范,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上文对本作品的创作年代和创作意图给出了另一种说法。
班昭所作《东征赋》一篇,被昭明太子萧统编入《文选》,保存了下来。李善注引《大家集》说,“子谷,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宫,作《东征赋》。”又引《流别论》说:“发落至陈留,述所经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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