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大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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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有学者提出，在曹姓人群中寻找曹操的现代后裔。但一大历史问题又出现了，曹操的祖父曹腾是名太监，曹操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
    《三国志》上称，“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也就是说，没有人知道曹嵩身世底细。
    东吴国人所撰的《曹瞒传》及晋人郭颁的《魏晋世语》都称，曹操父亲曹嵩是夏侯氏的后代，夏侯的叔父。太祖于为从父兄弟。但这一记载也不可靠，过去习俗是如果没有儿子会从兄弟门中过继，没有兄弟也会从本姓家族中找。曹操的祖父是有兄弟的，曹褒就是他哥哥，而且兄弟关系还不错。曹褒是有儿子的，曹腾为何不过继曹褒之子为嗣，而要从夏侯一门中抱养？
    但曹操家族与夏侯家关系族密切，是肯定的。根据是，他们都为安徽谯（今亳州）人，他们两姓有婚姻上的关系。而DNA检测依赖的是父子代代相传的Y染色体。母系关系对DNA研究是无意义的。
    从曹操自己的后裔中寻找，理论上是可行的。但问题是，近1800年传下来，谁是曹操的真正后裔？目前有很多曹姓，如笔者有旧同事曹玉彬、曹辰、曹露，也都可以说是曹操的后裔，但谁又能证明谁是真正的后裔？其实，曹魏对自己的祖脉是谁也搞不清，曾“三易其祖”，一说“汉相国曹参”、一说“曹叔振铎（周文王之子）”、一说“舜”。因为弄不清血脉身世，曹操当年还曾遭战争和政治对手的讥笑。
    还有一个疑问，就算征集到了足够的曹操后裔样本，曹操的基因提取也是难题。
    笔者曾向江苏省人民医院的专家人士咨询，得知，人一旦死去，体质中的DNA分子会很快降解，和活体差异很大，随着死亡时间的延长，DNA基因也不断减少。目前考古发现的曹操头盖骨已近碎了，理论上能提取到片断，但实际操作还是有困难的。
    有报道称，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已与河南省考古部门取得联系，希望检测发掘出的曹操墓遗骨的Y染色体。但河南方面并不积极，曹操墓遗骨十分珍贵，估计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不会轻易让取样做鉴定。负责曹操墓人骨鉴定的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明辉博士，早先便对媒体表示，DNA鉴定需谨慎，会对尸骨造成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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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欲借助现代高科技解开60岁男骨真相，还是困难的。
    ◇ 两具女骨之“哥德巴赫猜想”
    曹操墓的发现，最能引起读者兴趣的，可能还不是那具男性遗骨，而是那两具女性遗骨，她们会是谁呢？笔者在新浪博客上抛出这个话题后，短时间内点击量就达到50万，可见大家的兴趣之浓。
    两具女骨，其中一个有不完整的头骨，带牙齿的下颌，部分肢骨和体骨，髋骨保存比较好，性别特征比较明显；另外一个女性头骨保存完整，有带牙齿的下颌，部分肢骨和体骨。
    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人骨鉴定专家王明辉博士鉴定：两个女骨，一个年龄约50岁（一开始公布时称“40岁”），另一个约20岁。如果说60岁男性遗骨是曹操的，那么，这两位女性是曹操什么人，会是谁？
    曹操是一个很好色的男人，性生活和生殖能力两项指标均惊人。他妻妾成群，曾大修铜雀台，广蓄天下美女，有名有姓的王妃是15位（见上表），其他无名无姓，史不见载的，当远远超过此数。
    曹操的正室是丁氏，是安徽老家的结发妻子。虽然没有生育，但她随嫁的丫头刘氏，生了两子曹昂、曹铄，一女清和长公主。刘氏早逝，这三个孩子都是丁氏抚育大的，视为己出。曹昂是曹操的大儿子，他的死就与曹操的好色有关。
    东汉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昂随曹操南征张绣。部队到达水，张绣率众投降，但曹操看上了张绣伯父、已战死的张济的老婆，将其纳为妾，张绣很来火。曹操听说张绣不高兴，准备杀掉张绣。结果谋杀计划泄漏，曹操反遭张绣偷袭。曹昂为了掩护父亲逃走，留下断后，结果曹昂、侄子曹安民、手下猛将典韦统统战死。曹昂之死让丁夫人十分伤心，日夜恸哭，责骂曹操。曹操一怒之下，将丁夫人赶回老家，丁夫人从此不再理曹操。虽然曹操后有悔意，丁夫人也不再原谅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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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夫人杜氏，也是别人的老婆，让曹操“收编”的。
    据《魏氏春秋》，杜氏原为吕布部将秦宜禄的妻子，时有天下第一美女之称，貌胜貂蝉。当年，刘备与曹操联合进攻据守下邳（今徐州）的吕布，吕布不敌，派部将秦宜禄去袁术处讨援兵。这样就把娇妻杜氏留在下邳。
    关羽曾与曹操争夺杜美女，在围城时，关羽请求曹操说，破城以后希望将秦宜禄的妻子杜氏许给自己做老婆，曹操也答应了。城要破时，关羽又向曹操提此事，好色的曹操怀疑那杜氏是个绝色美人，不然关羽不会这么动心。
    城破后，曹操让人把杜氏带来一看，立即喜欢上了，先据为己有，把关羽抛到一边去了。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后来秦宜禄也投降了曹操，曹操还给他当了小官（长）。杜氏来到曹操身边后不久，生下了一个儿子，因为是秦宜禄的种，曹操也大方给孩子起名秦朗。曹操对秦朗很喜欢，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让他在王宫中和曹丕、曹一起长大。后来秦宜禄被张飞诱走，张飞说你老婆都被曹操霸占了，你还在他那干什么，跟我走吧。秦宜禄逃离曹操后有悔意，欲回头时，被张飞杀了。
    倡门女子的身份在当年是很低下的，被人瞧不起。但曹操却娶倡门出身的伎女卞氏为侧室，后来废了丁氏后，又扶卞氏为正妻。曹操为何对卞氏这么钟情，是因为卞氏有美色。
    上面说了一通曹操身边的女人们，目的是让读者了解一下，猜猜曹操墓中出土的两具女骨会是谁。从随葬风俗来说，只会是曹操的妻妾。那么，如果两具女骨肯定是曹操身边佳人的话，会是曹操15个女人中的哪两位？
    《三国志》中明确记载，卞氏死后，“合葬高陵”。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庆柱先生据此认为，50岁的女骨，应该是卞氏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卞氏是70岁死去的，与年龄明显不符。
    会不会是骨龄鉴定有误？笔者曾请教了原南京博物院考古领队、现南京师范大学考古系副教授王根富先生，王认为，骨龄鉴定失误的可能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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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殉以古中国最为突出。人殉一般是卑者为尊者殉，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娇妻美妾、生前侍候主人的美女是殉葬的主体，之外则是为主人服务的男性臣僚、奴仆。中国人殉在先秦，特别是三代时的殷商时期，最为盛行。如在安阳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考古发掘中，竟然发现有164具殉葬者的骸骨。
    秦始皇死后的大规模人殉，成了最后的绝唱。刘邦称帝立汉后，废除了这一惨无人道的丧葬恶习。但是，一直到近代，人殉现象都没有彻底消失。
    曹操所处的时代，人殉恶习同样阴魂不散，可以说是“阴风习习”。在吴国，人殉大行其道。在魏国，虽然没有吴国厉害，但也不是不常见，此现象遭到当时有识之士的强烈抨击。河间人沐并，便曾公开谴责当时“杀人以殉”的恶俗。
    曹操死后人殉，见于民间传说。清人褚学稼在《坚瓠集·续集》有这样一段文字--
    “顺治初（公元17世纪中叶），漳河水涸。有捕鱼着见河中有大石板，心怪之，旁有一隙，窥之黧然，疑其中多鱼，乃由隙入。数十步得一石门，心怪之，出招诸捕鱼者入。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倚或卧，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内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众人因跪而斩之，磔裂其尸。诸美人盖生而殉葬着，地气凝结，故如生人。既而漏泄其气，故遽成灰，独操以水银殓，其肌肤尚未朽霭也。”
    从上述可见，曹操死后给他陪葬的美女还不是一个两个。褚学稼的记述，当是从民间传说而来，当然不是真实的。《三国志》上也没有记载，曹操死后哪位妻妾从死了。
    但是，曹操在生前确实考虑了在自己死后众多妻妾的去向、生活问题。曹操在《遗令》安排自己后事的同时，对她们专门做好了安排：“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着铜雀台，善待之缮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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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遗令》中看，对女人兴趣很大的曹操，死后也没有忘记让自己的众多妻妾为他服务，但不是要这些女人自尽为他殉葬，而是要她们今后不时登上离高陵不远的铜雀台，给他跳舞唱歌。而较早时候曹操甚至表示，在自己死后，让妃女成为自由人，改嫁他人。总的说来，曹操对她们还算负责任的。“分香卖履”后来成为临死前惦记妻儿的代名词。
    既然曹操没有要求她们中的哪个来殉葬，那么两个女性为何出现在曹操的墓室中？难道是因情而殉，自杀的？
    在考古中发现，两具女骨上面有不正常色斑，不像是正常死亡，十分蹊跷。这，似乎应验了笔者上文中对两女性可能是殉杀推测的可能性。
    正常的遗骨泛黄，但从考古现场人员对媒体透露的情况来看，曹操墓中发现的两具女骨，一个颜色正常，一个颜色异常。异常的头骨颜色泛绿，一个残断的盆骨也有色泽泛绿现象；另一女性头骨、肢骨色泽呈正常的灰黄色。
    同样的埋葬环境，为何骨头上出现不同的颜色？一般中毒较严重的人，死后尸骨上会出现异常的颜色，或发黑或发绿，曹操墓中女骨上的“绿色信息”，或许深藏着一段凄惨的历史隐情。
    2007年，曾有一个引起全国轰动的考古发现。当年7月1日，江西靖安东周墓葬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共出土了47具棺木。从中发现，有11具遗骨中有一种绿色的结晶体，呈细长的菱形，最长的一块达8.5厘米。晶体颜色深浅不一，分布十分广泛，出现于膝盖骨、颅骨、牙齿根等部分，有的尸骨甚至整个骨腔里都长满了这种结晶体。
    这是中国考古界首次发现这种现象，当时现场专家都搞不清原由。后经鉴定和论证，原来这些人在临死前不久，曾在一起进食，食物中掺杂着毒药。中毒身亡后，被集体安葬。其中可以鉴定出性别的遗骸均为女性，死亡时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在2000多年的时间里，毒药产生了化学变化，形成奇异的结晶体。这些女性是他杀，还是集体自杀？还是个谜团。
    曹操墓里的那位女骨，便很有可能是服毒后死亡。如果那名女子真是为曹操殉葬的话，这种骨头泛绿现象就很好解释了，或是自愿服毒，或是被强行灌了毒药而死。这种毒死殉人的事情，在殉葬史上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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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墓中骨色泛绿女子，到底是不是被毒死的，最终的考古报告发表时，或许能给出一个答案。
    ◇ “反盗墓高手”手艺原来很一般？
    曹操在洛阳刚死时，身边大臣曾一度考虑秘不发丧，以防东吴、蜀汉乘机进攻、偷袭。曹操既然对自己的丧事、葬地都这么保密，在营造坟墓时，应该会考虑到反盗墓的事情。
    古代帝王陵在营造时，一般会考虑反盗墓。因为这原因，在墓葬考古发掘时，对内部是否有伤人暗器、毒气一类的东西，是要考虑的。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在考古发掘北京明十三陵之一的明神宗朱翊钧定陵时，在打开金刚墙后，欲开启幽深墓道之际，为了防止里面机关伤人，便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检测手段--“公鸡探路”。
    公鸡在民间有辟邪的象征，据说让公鸡当“探路者”的建议，还是郭沫若、吴晗等反迷信学者的意思。当时从附近的农家买来了一只公鸡，先将金刚墙砖拆开一道口子，把公鸡扔进了黑暗的墓道里。
    公鸡趋光，如果里面安全，公鸡会向金刚墙口子亮处扑腾。如果公鸡在里面没有声响，问题就大了，很可能遭了暗器、毒气什么的，把公鸡弄死了，考古人员就要小心。这招真灵，公鸡一扔进墓道里便开始扑腾了，至少证明里面空气是安全的。接下来，考古人员才放心打开进入定陵的墓道。至于有的书中说开启金刚墙时“杀公鸡辟邪”，那是一派胡言。
    之前推测，曹操在墓中也会玩反盗墓的把戏。
    曹操生前是着名的盗墓贼，当时盗墓成风，他是不可能不考虑自己墓葬反盗墓的手段。
    曹操墓应该在曹操去世前就营建好了。在灵柩下葬之前，长长的墓道才打通，在此以前和以后都是严格保密的。曹植《诔文》中称，“既次西陵，幽闺启路”、“潜闼一扃，尊灵永蛰”。可见，曹操墓不但有保密的墓道，还有通向墓道的暗门，暗门有关锁。关锁一闭，灵柩便被永久地密封在墓室中，外人别想进去。可见，曹操的墓室也有小机关的。
    从史料上的记载来看，曹操的反盗墓手法大概有五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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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招就是传说中的“七十二疑冢”。这种反盗墓手法，就是设若干座假坟，以迷惑盗墓贼，即潜葬。具体说法，请参阅本书后面相关章节。
    第二招：灭迹。此即曹操生前再三强调的“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不封，就是墓上不堆土，即不要民间常见的坟头；不树，就是不栽植陵木。古人喜欢在坟墓上广植松柏等一类长青树，以保护墓地土壤不流失、风水不被破坏。这样的树木，民间俗称为“风水林”。风水林什么的，曹操一概不要，墓在地表上不见痕迹。当然，曹操的“不树”也应该有“不立碑”的意思。
    第三招：薄葬。“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吕氏春秋》上这句话，说的就是中国古代的厚葬现象。而厚葬引起的后果很严重，曹操的儿媳妇、文德郭皇后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曹操早就看出了厚葬的严重性，在洛阳临死前再次要求“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曹操此招影响深远，从考古发掘中发现，魏晋时期的墓葬都没有秦汉或以后的隋唐陵墓“肥”。
    第四招：深埋。将棺材埋得深深的，也是古人常用的反盗手段，如秦始皇的陵墓建造时，墓坑深“穿三泉”，挖过了多个地下水层，还要向下挖。现代探测，秦陵地宫大概在30~50米深处的地下。曹操也采取了这种方式。据考古发掘资料，曹操墓室挖得虽然没有秦陵那么深，但现在看是在15米深的地下。
    第五招：造舆论。这一点，在曹操所有的反盗墓手法中，大概是最突出，也是最成功的，连一些史学家都深信不疑。他生前又是“不封不树”，又是“无藏金玉珍宝”，意思是告诉世人和盗墓贼，请你们不要惦记我老曹的坟墓，里面没有什么随葬品，盗掘是徒劳的。
    声东击西，真真假假，人们戏言曹操“狡猾，大大的”，还是有道理的。这样的反盗墓手法不少帝王权贵都用过，如西汉第六代楚王刘注、唐太宗李世民，都玩过这样的鬼把戏。
    刘注的封地在江苏徐州一带，他的墓位于郊区的龟山，1981年2月被发现。考古发掘时，在墓道前发现的“第百上石”塞石上，有这样一段用不规则小篆写的文字：“楚古尸王通于天述葬棺郭不布瓦鼎盛器令群臣已葬去服毋金玉器后世贤大夫视此书目此也仁者悲之。”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我虽是一代楚王，但我敢对天起誓，我的墓中没有华贵值钱的衣饰，没有金银珠宝作为陪葬。后世贤大夫们看到此铭后，一定会为我伤悲，也没有必要挖掘我这个空空的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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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在长孙皇后下葬以后，亲自撰写碑文：“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已有。今因九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
    李世民这话说得也明明白白--昭陵里没有什么好东西，你们不要来盗啊。
    但是，这样的文字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骗不了盗墓贼的。龟山楚王墓、昭陵先后都让盗墓贼光顾了。
    声称薄葬，其实是“哭穷”，这招有时还真有防盗效果。据晋人盛弘之《荆州记》，魏征南将军张詹死后葬在冠军县（县治今河南邓州市境内）东，其碑背刻了一段铭文：“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铜铁不入，瓦器不藏。嗟矣后人，幸勿我伤。”
    大概意思是，我这墓是薄葬，别惦记着，里面没有什么宝物的。不少盗墓贼真的上了他的当，即便在晋末“八王之乱”，民间盗墓风很盛行时，张詹墓也无盗墓贼愿意光顾。到南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当地饥民不管这些了，挖开再说。结果发现墓室内“金银锡铜之器灿然毕备，有二朱漆棺椁，棺前垂竹薄帘，金钉钉之”。
    曹操这一反盗墓理念，影响了整个曹魏，甚至代魏建晋的司马家族，也原搬了曹操这套“反盗墓理念”。
    曹丕在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十月下诏，选定洛阳东北的首阳山为寿陵，并作《终制》，墓葬要求基本和曹操一样：“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
    曹丕什么要这样处理自己和家族的葬事？就是考虑到了反盗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由乎厚葬封树。”
    奠定晋室基础的宣帝司马懿对曹操的丧葬观颇为推崇。据《晋书·宣帝纪》（卷一）载，司马懿也“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司马懿的后代严格遵守这一祖训，所建陵寝“不坟”、“不树”，也“不谒”，以致于晋帝王集体失踪，在现**************古中很难发现，就是发现了也比较难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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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从新发现的曹操墓来看，曹操的反盗墓手段并没有上面说的好听有趣，也不神秘。墓内没有传说中的伏弩、悬剑、墓毒等反盗墓机关；墓室有三道墓门，四个耳室用石门封堵，但防盗工艺做得很一般，并不见暗门，墓门后自然也不见“自来石”顶门，尽是盗墓贼拆下的乱砖。
    甚至，在反盗墓方面，曹操墓连他儿子曹植的墓都不如。位于山东东阿县的曹植墓内还设了机关，在甬道的入口处挖了陷阱，擅入者一不小心，就会成为他的陪葬者。
    曹操既然在意被盗墓，但考古发现的墓室内却很简单，这确实让人大跌眼镜。难道传说中的曹操反盗墓和奸诈，也与“七十二疑冢”一样，是历史的谎言？
    ◇ 曹操为何没有“阴间身份证”？
    虽然在曹操墓中发现250多件文物，但能明确说明墓主身份的物件，实际上一件也没有发现。考古认定西高穴大墓是曹操墓的最关键东西，是出土了带有“魏武王”铭字的石牌，其实也是“间接证据”。
    如果说这是曹操生前的随葬品“清单”，下葬时为什么还要写上“魏王武常所用××”字样？自己用过的东西下葬时标注上文字说明，这在考古中似乎也是第一次发现，曹操又是在玩什么把戏？
    根据曹操所处时代丧葬风俗，除了生前使用过的物品会随葬外，墓中可能还会有墓志、哀册、印玺等一类可以直接说明墓主身份的东西。这类东西，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墓主的“阴间身份证”。
    民间迷信认为，没有这张“身份证”，无法去阎王老爷那里报到，也不会为阴间“户籍民警”所认可。所以，过去及至现代，有点身份的人死后下葬时，多会随葬点能证明死者身份的东西，或是在墓前立个碑。
    在早期，甚至连墓穴占用的那块地皮都要有“地契”，向土地爷证明这块地是他的，此即所谓“买地券”。下层老百姓最简单的办法，是在棺材盖上贴上一块条形的红绸布，这块布系从铭旌上撕下来的，上面书写“某国某省某县某乡某村某人之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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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原因，古代有的出于政治目的，或是坏人家风水目的的盗墓贼，打开墓室，取走随葬值钱、有用的东西后，会故意将墓主这“身份证明”给毁了，让阴曹地府里负责“户籍登记”的小鬼无法识别。
    这在考古中屡屡有发现。位于南京江宁境内的“南唐二陵”，考古人员打开后便看到了这种情况。始主李的哀册全被砸碎了。据推测，这伙盗墓贼很可能是与南唐有仇的吴越人所为，目的是断了南唐的龙脉，坏其风水，让李姓在阴间无法当皇帝。
    笔者提出曹操墓没有发现墓志是一种遗憾的观点后，遭到了一些“挺曹派”专家的质疑，认为曹操那个时代是没有墓志的。甚至一些研究墓志的专家，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也出来说一通自相矛盾的话，声称汉魏时没有墓志。那《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类书名又是怎么一回事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彭卫与杨振红合着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中，特别标注了一下墓志出现的时间问题。
    墓志又叫墓志铭，随葬于墓内。学术界关于墓志出现时间，总的来说有如下四种--
    1、西汉说。清人叶昌炽《语石》（卷四）中据《西京杂记》中，西汉杜子春临终作文刻石埋于墓前，以及《博物志》记载西汉时南宫寝殿有葬铭的说法，认为“此实志铭之始”。
    在西汉前期墓葬中，有瘗埋“告地状”的葬俗。告地状系将死者从阳间移交给阴间负责人的书状，通常书写在木牍上。其行文格式略同于阳世官方文书，主要记录死者姓名、籍贯、丧葬时间、携带物品（随葬品），以及移交对象，这是早期墓志。正是因为早期墓志是木质的，容易腐烂，而不是像后来那样刻在石碑上，所以考古发现很少。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墓中，曾出土告地木牍，上面写道：“四年后九月辛亥，平里五大夫伥（张）偃（敢）告地下主，偃衣器物所以蔡（祭）具器物。各令会以律令从事。”
    2、东汉说。以罗振玉、马衡、赵万里等为代表，根据这一时期洛阳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彭山崖墓张宾公妻穿中文、冯基石椁题字，认为此即墓志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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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在追封曹操为皇帝时，还给他做了皇帝金印，令其在阴间有“实权”，这是曹丕送给父亲的最值钱礼物。但是，曹操当初下葬时，是不让金印玉玺随葬的，只解下了系印的带子，象征性地随葬。在追封仪式上，曹丕也遇到这个问题。
    按理说，追封的金印应该打开墓门，放进墓室的，但曹丕不敢打开墓道，不能违反父亲生前的旨意。据《晋书·礼志》（卷二十），曹丕是这样解决难题的，在墓道前挖了一个“收藏室”，把金印等东西埋藏了--
    “（曹丕）及受禅，刻金玺，追加（曹操）尊号，不敢开埏，乃为石室，藏玺埏首。”
    曹丕这样做的目的，是“以示陵中无金银诸物也”。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墓中合葬的另一位人物--卞夫人的印玺呢？卞夫人可没有说自己的后玺不随葬。现在什么印玺都没有出土，确实让人纳闷。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出土，目前把西高穴墓葬认定为曹操墓，明显是存在硬伤的。
    如果说上述的东西全没有的话，那么，找到墓砖铭，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东汉时期，特别流行“纪年砖”、“铭文砖”，砖铭内容包括死者名籍和身份，或是有烧制墓砖、造墓者的信息、标记。这一记事手段，一直为后世仿效。曹操家族墓中已发现很多，这些砖铭对于证实墓主身份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曹植墓发掘后也没有出土他的“阴间身份证”，所以一直有争议，直至1977年发现了墓砖铭，争议四散。
    曹操墓中的印玺，在这次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哪儿去了？很可能让古代盗墓贼盗走了。
    ◇ 曹操对风水宝地真的无所谓？
    中国古人对墓址的选择是十分讲究的，要葬在“风水宝地”上，再差也不能葬到凶地上。特别是帝王级人物，还要求所葬之处是龙脉，“得水藏风”。在曹魏时期，虽然风水的定义没有明确，但相地、望气这样的堪舆术已相当成熟，这类术士很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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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蜀国丞相诸葛亮，就是一位看风水的高手。魏国时最出名的风水高手是被后世奉为宗师的易学大师管辂。
    管辂占筮、相地、相人、望气，样样精通。管辂最出名的看风水事迹，是对曹魏名将毋丘俭墓的断论，他的话成为日后中国古代风水宝地的卜择指南。据《葬书》记载：
    辂随军而行，过毋丘俭（毋丘兴）墓下，倚树哀吟，精神不乐，人问其故，辂曰：“林木虽茂，无形可久；碑诔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备，法当灭族。不过二载，其应至矣。”
    这玄武、苍龙、白虎、朱雀，是中国风水术中的“四灵”，后世“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一说，即来源于此。
    汉时天子，即位一年就开始卜地建筑寿陵，曹操不是帝王，但墓地也不是死后匆匆选出来的。从《三国志》上来看，曹操开始考虑自己寿陵的时间，还是比较清楚的。在其死前两年，即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当时曹操下了一道《终令》，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
    从《终令》看，曹操墓地是自选的，曹操选择时似乎没有考虑这些因素，想得最多的是不让墓地侵占良田。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他还想到了风水因素。风水宝地最基本的，是不能用易让水淹没的低洼之地，不能生蚁虫，所以曹操要求是“因高为基”；其次，一块好的墓地要开阔广大，要给陪葬墓留足空间，堂口不宜狭窄，所以“广为兆域”。
    曹操棺柩从洛阳由司马懿诸臣护送到邺城后，具体的下葬日期也请术士卜占过的。曹操安葬时，曹丕的《武帝哀策文》，详细记述了丧葬全过程，策文便透露了这个秘密：“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术士占卜说可以下葬了，才打开通向墓道的洞口。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牛润珍认为，从阴阳堪舆的角度看，现在发现的曹操高陵，居高岗台地，头枕西山，面向铜雀台，观婕妤歌妓，接受子臣奠祭朝拜，而且偏东北又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墓葬取向朝阳，符合传统的风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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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的观点仅是“书本上”的说法，与实际似乎不符。2010年4月6日，笔者专程去西高穴看了周边的地望，此处地势稍高，但新发现的曹操墓地看不出风水气势，连一般的“前有靠，后有照”、“背倚山峰，面临平川”的要求也不见，风水宝地必具的“龙”、“砂”毫无踪影，连当地人看起来也很普通，“想不到曹操葬在这里”。
    “因高为基”不明显，“广为兆域”也不是；得漳河之水，但离漳河又太近，仅两三里远；而且，选在“河之阴”，根本不符合曹操时代堪舆术的观点。
    河北邯郸史会学会长、曹操墓研究专家刘心长就是持这样的观点。在“鲁潜墓志”出土后，刘曾几次去西高穴村一带看过，刘对笔者说：“这里没有什么风水，不符合王侯的葬地要求。”
    难道曹操对自己的葬地真的一点无所谓吗？令人费解！
    ◇ 大面积勘探陪葬功臣墓
    这次新发现的曹操墓，除了30米外的一座考古编号为1号的陪葬墓外，目前并没有发现其他墓葬，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曹操在《终令》中，明确提出了功臣陪葬的要求：“《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到底会有多少功臣陪葬在曹操的周边？由于史书上并没有明说，陪葬墓葬可能也一律是“不封不树”，地面遗迹不存，故也难寻，一直是个谜团。
    曹操死后，祭祀活动还是很多的。魏黄初三年（公元222年），看到祭祀活动搞得越来越大，魏文帝曹丕遂以“古不墓祭”为名，下令毁去曹操陵上殿屋--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但不让到墓地祭祀，总得有祭祀的地方啊，于是曹丕在第二年建了“武皇帝庙”，这也是魏国的太祖庙。
    武皇帝庙建在当年邺城城南灵芝池附近，今河北临漳境内的西灵芝村一带。《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卷二）裴松之注引《魏书》称：“辛酉，有司奏造二庙，立太皇帝庙，大长秋特进侯与高祖合祭，亲尽以次毁；特立武皇帝庙，四时享祀，为魏太祖，万载不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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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祖庙建造后，祭祀曹操的活动都在此庙内举行。后来，将曹魏的一些有功之臣配飨于庙内祀。从历史文献材料来看，灵牌被摆进太祖庙内的，先后有26人，都是曹操当年的干将老臣。能配飨是一种荣誉，进入太祖庙配飨的功臣，先后有五批：
    第一次是青龙元年（公元233年）五月。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卷三），魏明帝曹下诏，把大将军夏侯惇、大司马曹仁、车骑将军程昱，灵牌摆到了太祖庙内，享受四时祭祀的礼遇。
    第二次是正始四年（公元243年）七月。据《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卷四），魏帝（邵陵厉公）曹芳下诏，一下子将配飨人数增加了20人，分别是：大司马曹真、曹休，征南大将军夏侯尚，太常桓阶，司空陈群，太傅钟繇，车骑将军张，左将军徐晃，前将军张辽，右将军乐进，太尉华歆，司徒王朗，骠骑将军曹洪，征西将军夏侯渊，后将军朱灵，文聘，执金吾臧霸，破虏将军李典，立义将军庞德、武猛校尉典韦。
    第三次是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十一月。曹芳又下诏，增加了尚书令荀攸。
    第四次是嘉平三年（公元251年），曹魏一大恶人、孙子司马炎代魏称帝建晋的司马懿，也荣幸配飨，牌位摆进太祖庙。
    第五次是景元三年（公元262年）。魏元帝曹奂下诏，配飨太祖庙的名额又增加了一个，是祭酒郭嘉。
    对这个配飨大名单，史家多有异议。为《三国志》作补注的南朝宋人裴松之便称：
    “故魏氏配飨不及荀，盖以其末异议，又位非魏臣故也。至于升程昱而遗郭嘉，先钟繇而后荀攸，则未详厥趣也。（徐佗）（徐他）谋逆而许褚心动，忠诚之至远同于日碑，且潼关之危，非褚不济，褚之功烈有过典韦，今礼韦而不及褚，又所未达也。”
    能进入太祖庙配飨的，肯定有资格陪葬在曹操墓的周边。但有资格陪葬，不等于实际陪葬。比如，后来被追谥为晋宣帝的司马懿，在嘉平三年（公元251年），以73岁高龄病逝后，便被葬在洛阳的首阳山。但可以肯定，这26人中肯定有不少人陪葬了曹操，在配飨大名单之外的“有功之臣”，也可能会有人陪葬曹操。
    那么，曹操的陪葬功臣墓在哪里？为何没有发现？
    这一疑问，不只是读者想弄明白的，想来也是河南考古专家希望弄清楚的。在2010年元月初，安阳文物考古队员已开始在西高穴村曹操高陵附近进行大面积勘探，希望找到陪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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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K曹操墓“九大理由”
    2009年12月27日消息公布后，曹操墓的真伪之争便开始了，原因就是没有出土一件指向性唯一、与墓主关系直接的东西。“西高穴墓葬是曹操高陵”，这个标签贴在曹操身上不稳当、不牢靠，难怪外界要“打假”。
    河南考古方面以“六大理由”来强调新发现的曹操墓是确凿无疑的。2010年1月14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的公众考古论坛上，负责考古发掘的潘伟斌先生又列出“九大理由”（详见本书第一章），来证明西高穴大墓非曹操墓莫属。
    笔者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驻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先生做客凤凰卫视时，唐在录制现场认为，安阳曹操墓的认定就像齿轮一样，齿齿相扣、条条相符、环环紧凑，不容置疑。言外之意现在外界的质疑都没有道理，是炒作，是徒劳。
    事实绝非如此！
    ◇ 令人费解：“曹操墓”是两个方形墓室？
    认定一座墓葬是什么年代，方法和依据很多。从墓葬的形制、结构上，便可考察出来。
    主持发掘的潘伟斌先生认为，西高穴墓葬为多墓室砖室大墓，主墓室为四角攒尖顶，和洛阳附近发现的“曹魏正始八年大墓”墓顶形状相同；其墓砖为特制的大型墓砖，和洛阳邙山上发掘的东汉大墓墓砖相同，甚至比它更大。结合出土陶器、东汉五铢钱、画像石内容等多方面证据，专家们一致认定其为东汉晚期大墓，与曹操下葬的年代相符。
    这是“挺曹派”认定西高穴村大墓是曹操墓的“第一理由”。
    实际上，此墓的结构远没有安徽亳州考古发掘的几座曹操宗族墓复杂。仅仅从西高穴墓葬形制来看，就可以证明西高穴墓葬是东汉晚期大墓的论断是存在问题的，与曹操所处年代墓葬形态并不相符。
    如果硬说西高穴墓葬主人是曹操，那曹操老先生又创造了中国古代墓制的先例，真的是另类曹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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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不是考古科班出身，所以要现学现卖。先了解一下东汉晚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形制的变化。这里，以中国大学考古专业通用教材、张之恒主编的《中国考古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的观点为主。
    砖石墓是中国古代比较流行的一种墓制结构，到了东汉时期已普遍流行。前期大墓一般由墓道、甬道、前室、后室和耳室组成。晚期则成为多室墓，一般有墓道，甬道，东西耳室，前、中、后室或东西侧室。前室一般为方形的，而后室都是长方形。
    中原地区魏晋北朝时期的墓葬形制，承继了东汉风格，但已呈现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变化有四个分期。
    第一期，曹魏至西晋初夕，约相当公元3世纪。
    曹魏，狭义是自公元220年曹丕逼汉献帝刘协禅让帝、建魏开始；广义是自公元213年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曹氏已取得实际统治权开始，但结束时间都在公元265年司马炎篡权建晋那一年。这里用的是狭义上的曹魏。
    这一时期的墓葬发现较少，较大型的墓葬在形制结构等方面还保持着东汉末期的传统，多是有斜坡墓道、甬道，两侧带小耳室的方形前室和长方形后室的砖墓。洛阳涧西出土有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铭铁帐架部件的一座具前后室的砖室墓，是这时期较典型的墓葬。
    第二期，西晋中、晚期，约起于3世纪末，迄于4世纪初。
    这一时期具前后室的双室墓减少，多为单室方形砖墓和长方形竖穴洞室墓。大型墓葬都有宽大的砖筑墓室和长墓道，特别是墓道极长，一般在25米以上，最长的达37.36米。这类墓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西晋元康九年（公元299年）下葬的徐美人墓。
    第三期，大约相当于十六国至北魏迁洛以前，即自4世纪初迄5世纪末。
    由于当时战乱频繁，民族关系复杂，因此缺乏像西晋时期那种统一的墓葬形制。发现的墓葬也较少，主要集中于陕西西安和河南安阳。西安草厂坡一号墓为土洞结构，具前后两方室，全长近8米，甬道和墓道间的两侧各设一长3.5米的小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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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期，相当于北魏迁洛以后的北朝时期，即5世纪末迄6世纪中。
    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中原地区经济逐渐恢复，所以这一时期的墓葬发现较多，分布地点也较广泛，许多地方还发现了地方大族的墓群，如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和高氏墓群，山东临淄崔氏墓群等。这时的墓葬形制在恢复中原旧制的基础上，又受到南朝影响。大中型墓中，绝大多数都是方形单室的砖墓或洞室墓，也偶有平面略作圆形的，有前、后两室的只是少数特殊的例子。
    中原地区东汉晚期、曹魏、西晋及以后时期的大型墓葬，由于有相似的地方，很容易被搞混。但从墓室的平面形状上，还是很容易区别的。结合《中国考古学通论》的观点，可以归纳出，东汉晚期大型墓葬的典型特征为，前后墓室一般是“前后双长”，或“前方后长”，但不会是“前后双方”；曹魏墓葬一般是“前方后长”；比曹魏更晚的西晋时期墓葬，有作单室的，也有作双室的，但无论是单室还是双室，其前室大多显正方形，其后前后墓室出现“双方”现象。
    “前后双方”的墓室形制，应该是在曹魏“前方后长”基础上逐步变化、形成的；而“前方后长”又是在更早的东汉及以前时期“前后双长”基础上变化出来的。
    当然，同样是方形墓室，也是有变化的，比如有的墓室平面呈外弧方形（魏晋后期及以后多见），有的则呈外直方形。有学者以西高穴墓葬虽然是“前后双方”，但是墓室平面是“直方形”，不是“外弧方形”，来否定质疑，从而推断西高穴墓葬不会晚于东汉末，也只能是一家之说，并不是“必须的”，查一下考古资料就什么都会明白。
    西高穴墓葬为砖室墓，分为前、后两室。前室近似方形，东西长3.85米，南北宽3.87米，四角攒尖顶。后室也近似方形，东西长3.82米，南北宽3.85米，四角攒尖顶。
    对照上述分期，如果西高穴墓葬属东汉晚期，后室应该是长方形的，不应该是正方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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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位于安徽亳州的曹操祖父曹腾墓，1973年为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对该墓进行清理性发掘。该墓为大型石结构多室墓，墓门朝东，由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南北耳室、东西偏室组成，整个墓室用千余块长两米的青石砌筑而成，这在缺少石料的平原地带实属罕见。该墓的前室、后室均为长方形，这是典型的东汉晚期大墓。
    再如曹操父亲曹嵩墓，该墓为大型砖石结构多室墓，长l3米，宽l0.4米。1973年清理发掘，由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南北两个偏室组成，墓门朝东，为石结构，门额、门框、门扇均饰有画像石刻。各墓室墙壁上绘有彩色壁画，券顶绘有天象图。该墓历史上多次被盗，仍出土有银缕玉衣。该墓属东汉晚期，前后室也是长方形的。
    1952年6月，在山东东阿县清理发掘的曹植墓，墓的形制便出现了变化。据东阿县文管所所长刘玉新先生提供的材料，该墓平面呈“前堂方正，后室竖长”形状，两室也不是全方。曹植死于公元232年，距曹操下葬仅12年，而他的身份也是王侯级别的。
    从魏晋南北朝墓葬形制四期变化中，读者便能清晰地了解东汉晚期至魏晋南北朝墓葬形制变化的过程。这个变化轨迹是很有规律的。而“曹操墓”上来就是两个方形墓室，令人费解。
    安徽的考古专家、曹操家族墓地考古发掘负责人李灿先生，曾就这一点对西高穴墓葬的认定提了质疑，是有相当说服力的。
    在曹魏至西晋初年，大型墓葬的墓室形制还应该是“前方后长”。这一标准，已被考古圈作为常识来使用。主持西高穴墓葬考古发掘的潘伟斌，引用了“正始八年大墓”来证明西高穴村大墓是东汉晚期墓，恰恰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考古学通论》上这一时期墓葬形制中的代表墓葬就是这一座，其墓室特征为前室方正，后室宽长。
    “正始八年大墓”是最典型，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有纪年铭文的曹魏大墓，它是一座“标准墓”，是中国考古界用之推论曹魏墓葬的“标准答案”。
    正始八年，即公元247年，是曹魏第三任皇帝（废帝）曹芳的年号。“正始八年大墓”是1956年7月在洛阳涧西16工区（矿山厂）发掘出的一座大墓，因为有“正始八年”纪年铭，故如此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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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始八年大墓”是由时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2队发掘清理的。1955年，该队在涧河西岸清理了一部分汉晋、唐、宋墓葬，出土了不少珍贵的文物。1956年7月，又清理出一座大型的曹魏墓，这就是“正始八年大墓”。
    李宗道、赵国壁随后撰写了《洛阳16工区曹魏墓清理》一文，发表在1958年第7期《考古通讯》上，随即引起了考古界、史学界的注意。鉴于此墓的重要性、典型性，加之1958年报道中的资料又比较简单，为了学术研究的方便，由张剑、余扶危执笔，重写了《洛阳曹魏正始八年墓发掘报告》，并以“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名义，发表在1989年第4期《考古》杂志上。
    “正始八年大墓”的结构保存完好，随葬品较为丰富。此墓现在原样搬迁至洛阳古墓博物馆内，笔者在2010年4月13日考察了该墓。“正始八年大墓”墓室分前室和后室两个。前室为近正方形，用大砖铺地，大小砖砌壁，顶部砖塌毁，结构不明，以小砖铺地，西壁有盗洞，券顶砖被拆除。后室为长方形，顶部为普通弧券。这与东阿曹植墓有相似的地方。
    “正始八年大墓”的大砖长4.5厘米、宽2.3厘米、厚1.1厘米。而西高穴墓葬所用的大砖长48~50厘米、宽25厘米、厚12.5厘米，比邺城发现的砖大近一倍，邺城墓砖长大都在25厘米。在东吴墓中曾发现的最大墓砖长46厘米、宽22厘米，西高穴墓葬的砖比东吴墓最大的砖还大。
    汉代的墓砖都是小砖，体积变大的都在魏晋以后。从砖的大小上也可以对西高穴墓葬的认定作出怀疑。当然，不排除是特制的墓砖。如1951年清理发掘的曹植墓，墓砖均较大，长43厘米、宽20厘米、厚11厘米。
    从墓的券顶来看，也有疑问。
    攒尖顶是中国古代传统的阳宅屋顶造型，它是圆形和正多边形建筑的屋顶常用形式。在阴宅来讲，它是方形墓室上常用的。
    曹魏墓葬的墓室顶部结构有弧形顶和四面结顶（攒尖顶）两种，但后者已为主要的形式，攒尖顶此后更为流行，因为墓室的方形转变了。如朔州北魏时期丹阳王墓，就是攒尖顶。北魏第八代皇帝宣武帝元恪的景陵，也是攒尖顶。

昊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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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哥

我就很爱看这一类的东西，谢谢了。

夏日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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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宫折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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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1月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曹操高陵”发掘以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大家对曹操墓中的陪葬品充满了好奇。尤其是传说中曹操下葬时嘴含的“翡翠珠”，这种玻璃种翡翠质地清澈细腻，极少可见石纹路，是翡翠中的极品，曾有专家估计其价值上千万元。这颗珠子是在2号墓中发掘出的，在墓室中由于被泥土包裹，才一次次躲过盗墓者的洗劫，得以完好保留下来。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图为曹操墓出土的玉器、玛瑙装饰品（图片及文字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