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 by 关河五十州

蟾宫折桂

田中初听山本说张作霖同意了，也是喜上眉梢。他深知此举意义所在。
满蒙新五路若果真实现，等于日本花钱把东北买了过来。当年某些革命党人排满时曾有意“出卖东北”，如今人都变聪明了，没人再肯这样做，那我就“强买满洲”，这可是能载入史册（日本史册）的一桩大功绩啊。
但是等到他把文件翻过来翻过去，发现到处都只有一个“阅”字以后，就觉得不放心了。
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阅”，连名字都不肯写，到底有没有诚意啊？过去这家伙就经常用各种借口来推托，根本就不守合同，这次没准又在耍花招吧（“证诸往例，事属必然”）。
听首相这么一分析，山本的心也沉了下去，看来的确有必要让张作霖再确认一下。
山本再回北京，希望老张能够把“新五路”方案由密约变成公开正式协定，并在协定细目案（即具体条款）上再签一个字。可是这次张作霖无论如何不肯就范了。其实上次签了一个“阅”，老张已经后悔得要命了，他知道这不是光筑几条路那么简单，铁路周围还有附属地，可以像南满铁路那样驻扎日军，一旦连成片，东北就不是中国人的东北，而是日本人的东北了。
虽然签“阅”字时，老张就准备不认帐了，但他知道日本人很难缠，哪怕你就留根头发丝在地上，他们都会捡起来“顺藤摸瓜”，以后有得烦了。
果然，山本不依不饶地上门讨债来了。老张便干脆说，我现在是一国元首，要是将这个公开，社会舆论太大，一定会出现“国论鼎沸”的情景，到时，奉系就“不能保持其现在的地位”了。
我完蛋了，你有什么好处吗，谁来落实这个方案呢？
山本想想也有道理，只好硬着头皮表示，可以先把文字的事搁一边，把文件精神真正落实下去才是王道。
老张一听：这就对了嘛，这样，我在中央没法办理，县官不如现管，你去找地方政府吧，他们一定会给你办好的。
飞起一脚，球踢到张作相那里去了。
张作相跟老主子时间久了，自然心领神会，马上也装出一副老糊涂的样子，推说自己这个不懂，那个不会，随手就把这烫手的山芋扔给了更下面的人。更下面的人没法再往下面推，于是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还等什么，咱们继续踢皮球吧。
山本这回算吃足了“中国式办公”的苦头，穷忙半天，什么也没捞到。
满铁蔫了，只好再换政府直接出面。
这就是此前“满蒙新五路”的交涉过程。
现在北伐军已逼近北京，张作霖则正犹豫着究竟要不要撤往关外，日本人认为现在正是一锤定音的最佳时机。
芳泽咬咬牙：都这时候了，还就不信你马王爷真能长出三只眼。

蟾宫折桂

他晚上来求见张作霖，而且一坐下就赖着不肯走。张作霖也一直在那里坐着，陪他。
芳泽假惺惺地说，好像局势不太对劲啊，大帅还是早点把部队撤回奉天为好。
张作霖没吭气。
芳泽一时无语，眼看时间不早，也没法再磨蹭。
好吧，话归正题，今晚来拜访阁下的目的，就是希望能把铁路的事给确定下来。
说到关键点上，张作霖绝不含糊：不是说了吗，那是地方上的事，已经交给张作相办了。怎么，他还没给办好吗？哦哦，我再帮你催催。
芳泽急了，又“地方地方”的，还嫌忽悠我不够啊，不由脱口而出：贵国不是有句古话吗，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的话你可不能不算数啊。
老张一摆手，快别，我不是你说的那个“君子”，我过去是马贼，是胡子！
和老张坐一块，“儒雅”的芳泽颇有点秀才遇上兵的味道，激将法既然不起作用，那就只好来直接的 没有我们的支持，你在北京是呆不住的。
反过来就等于说，如果他们日本“支持”了，“呆在北京”就不成问题。
张作霖毫不客气地挡了回去：如果我打不过北伐军，到时再退回关外也不迟，我不是还有东北老家可呆吗。
芳泽突然冒出一句：你怎么知道就一定能回去呢？！
这话听着不是味儿啊，老张很不高兴：我怎么就回不去了？东北是我家，咱老张高兴出来走走就走走，高兴回去就回去，谁能拦得了我？
芳泽想着用什么话才能把这老头子给将住，随即便想到了“济案”（即“济南惨案”）。在这一事件中，中方固然损失巨大，死了3千多人，但用日本人的眼光来看，他们也很惨：军队战死200多人，日侨也挂了十几个。自南方政府发起北伐以来，好几个列强国家都已触过霉头，也有伤亡，可全加起来也没超过上面这个数字。
当兵的战死沙场应属正常，让芳泽耿耿于怀的是那十几个日侨，他要求张作霖为此负责，因为据他说，“凶手”是曾驻守济南的张宗昌。

蟾宫折桂

不说这个，老张还能耐住性子。一提起“凶手”，他马上压不住火了。
什么东西，杀了我们那么多老百姓眼睛眨都不带眨一下，死了几个日侨就鬼哭狼嚎，到我这报丧来了。
好个老张，当即把手中的旱烟袋往地上狠狠一摔，只听“啪嗒”一声，翡翠嘴的烟袋成了两半。
这种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让谁负责，就凭你一张嘴皮子上下翻一翻？
我身上不就这么一副臭皮囊吗？不要了行不行，再怎样也不能做让后世子孙抬不起头来的事！
说完张作霖就怒气冲冲地扔下芳泽一个人走掉了。
芳泽哪见过这阵势，没吓住老张，自己反被对方的气势给吓住了，只好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18日，即两人夜谈的第二天，鉴于张作霖的“无动于衷”，“忍无可忍”的日本政府发出了一份觉书，一式两份，中国南北政府各有一份。
这份觉书从内容上看就是一张最后通牒，告诉双方：你们在平津打仗，只要碰到“满洲”的一点皮毛，我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了（“采适宜而有效之措置”）。
这一手并没能威吓住张作霖，不过老张也意识到他再也不能呆在北京了，必须赶紧把部队拉回东北，这样才有牌和日本人继续打下去。
5月25日，北京政府外交部对日本觉书作出答复：东三省和京津都是中国的领土，别拿我们的主权不当主权。你们上次在济南已经犯了规，希望以后自觉点（“主权所在，不容漠视”）。
当天，张作霖还接见了日本记者团。自从入关以来，他一直保持低调，从未见过任何记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面对着日本记者，老张出语掷地有声：我现在有“莫大之觉悟与决心”，对于东三省的治安，本人负“全责任”，这是不容质疑的，“余敢为诸君再三断言之”。
当然，老张的太极功，从来是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把门完全堵死的事情他不干。
当芳泽再次密访，逼问张作霖此举的真实意图时，老张看上去一副可怜样：我发那个声明，说那些话，都是没办法，舆论盯得很紧啊。

蟾宫折桂

芳泽这回倒没被他晃过去，马上掏出一份新的文件，那上面都是奉外务省之命刚刚提出的几项书面要求：光说不练假把使，看看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
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下来了。
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Yeah，一切搞定。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给外务省和参谋本部，让这两个部门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
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
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帐了。
一见面，没等八格牙鲁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个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就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别废话了，拿过来吧。

蟾宫折桂

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
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回去交帐了。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手黑”都没有。
天哪，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光是“阅”什么“阅”。
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等着瞧，明天再去找这个家伙，不信你躲得过初一还能躲得了十五，这次我要亲眼看着你把“张作霖”这三个字一笔一划地给我写上去。
不过芳泽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一觉醒来，他就得到消息，张作霖大帅已经离京了。
此事由当时在芳泽身边的一个参事官亲见，隔了很多年，他仍对张作霖的“非常狡猾”记忆犹新。
日人谓其“狡猾”，然而如果我们想到当年张氏所处险境，又实在不能不为他捏一把汗。
说到险，险马上就到了。
在张作霖出关之前，军部已下达命令，从朝鲜军中抽出一个混成旅团，集中到奉天待命。下一步，就是要开到锦州和山海关，准备对奉军有所动作。可是那里属于满铁线以外的范围，没有天皇敕令是不能轻动的。
田中是东方会议的主持人，又是内阁总理，照理对“会议精神”是要坚决贯彻的，同时对照张作霖最新的“忽悠表现”，按说绝对有理由立即去天皇那里请敕令，但他在决策之前，不得不先看一下国际的动静。
要说那个兼职的外相职务可真是害了他，弄出来的东西每每弄巧成拙。一个“济南惨案”连欧美老外都看出，它把南北政府都推到了“息战统一”的谈判桌前。田中拿把扇子像是要灭火，结果越扇火越旺，除了什么样的形式尚需讨论外，南北统一已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
发生“济南惨案”后，老蒋虽然曾一个劲地向国际社会猛抛媚眼，但起初还是效果不彰。
本来想诉诸国联，使中日冲突国际化。但以前和国联打交道的主要是北方政府，南方政府以前还骂人家国联是“帝国主义大本营”哩，双方没有什么感情交流，加上日本又在旁边极力反对，这个“早期的联合国”也就不太情愿来拉这个架了。
找英国，英国马上摆手，说别别别，别跟我说这事，我中立，谁也不帮。
这个就叫平时不烧香，临时拜菩萨，北伐军开到长江的时候就把他给得罪了，现在甩一臭脸给你也不能说冤枉。
托关系不能到处都托，那就盯一个吧 美国。
可美国人却摆起了架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想跟我好可以，但千万别把你同日本人的恩怨搅进来，我可不要趟这种浑水。
如果田中这时候不再犯第二个错误，老蒋在外交上就要濒于绝望了。
这个错误就是5月18日那天发出的宣称要在东北动武的通牒。

蟾宫折桂

此言一出，等于公开宣布东北是它日本一家的地盘，别人动也动不得，一下子就把英美都给激怒了。
什么叫门户开放，那就是有好处应该大家一齐分享，怎么能独吞呢？
美国的对华态度一下子转变为“同情中国”，并开始表达对“满洲局势”的关注。
谁的脸色都可以不看，欧美人的脸色不能不看，田中在从驻美大使那里得到相关报告后，开始犹豫起来。
当时的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松井石根（陆大第18期）也认为，虽然张作霖很不够意思，但在东北已根深叶茂，一脚踢开的话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合适人选，遂派田代皖一郎（陆大第25期）到奉天，要求奉调的朝鲜混成旅团取消军事行动，返回朝鲜。
军部表明了态度，在田中身边负责出谋划策的佐藤安之助等人也主张谨慎从事。田中便改变主意，放弃了原先的出击计划，继续维持张作霖原有的地位。  

蟾宫折桂

图穷匕现(1)




田中已经放弃了，在东方会议上提出“缴械”建议的关东军却不依不饶。刚刚上任的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陆大第16期军刀组）提出：“中央”不干，我们干。
立功心切的佐官们顿时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然而在政府和军部都不支持的情况下，想独自干成这件事比较难。
此时吴俊升已经从黑龙江调来5万精兵守卫奉天。同时，奉军也以每天一万或五千不等的人数向关外撤退，到村冈想自己动手时，奉天城里的奉军已达到8万之众，而关东军人不过万，且并未做好与奉军决战的准备。万一真打起来，关内外奉军联手，日军根本占不到什么便宜。
村冈看清形势，再不敢随便把军队拉出来冒险了。
似乎一切都只好到此为止了。
忽然一个人跳出来叫道：且慢！
此人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陆大第26期）。河本说我有办法。这个办法叫做“斩首行动”。
我们用不着动用关东军去打奉军，因为奉军“排日”，始作俑者都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集团。你们别看奉系闹哄哄的那么多人，其实核心的“大头目”就一个，那就是张作霖本人。
如果我们把张作霖干掉，他那个靠磕头拜把子组成的集团是没什么凝聚力的，非得立即四散不可。只要第二个张作霖不出现，他们就永无指望。
因此，结论就是暗杀张作霖，除此之外，别无它法（“除了杀死巨头，此外断无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
村冈频频点头，并亲自下达了“消灭张作霖”的秘令。

蟾宫折桂

此时，张作霖尚在北京，关东军的手够不着，村冈有意让华北驻屯军去搞暗杀。
另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按照村冈的吩咐，准备动身前往华北，找华北驻屯军接洽。
但在出发之前，他被河本拦住了：“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
你相信华北驻屯军吗？反正我是不信。万一把事情弄砸了，又不能使政府及军部摆脱责任的话，就麻烦了。政府不是说列强现在对满洲盯得很紧吗？出了事，这些国家不知道会怎样乘机对我们进行指责呢。
河本拍拍竹下的小肩膀：这样吧，事情交给我，我来干。
竹下问他，那自己还有无必要再去北京。
当然需要！你可以当探子嘛。给我盯紧一点，弄清楚张作霖哪一天坐火车出关，然后通知我。
此时的老张已在收拾回家的行李了。
他还记得一年前来到北京的情景，身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只手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那时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意气风发。可只一年光景不到，等待他的却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
凄雨冷风中，那昨日的一抹红再也无法留住了。
他舍不得离开，却又不能不离开，因为回家已成为他唯一能做的选择。此时他还不知道，回家之路竟然是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亡之路。
不过如果你因此认为老张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毫无防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脑子里的那根阶级斗争弦从来就没有松过。
忽悠了日本人这么多次，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的，尤其是入关以来，为了保证“寸土不让”，双方针尖对麦芒地拍过好几次桌子，要想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报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毒手。
毕竟他还是“东北王”，他手上还有东洋鬼子垂涎三尺的饵。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军人如此疯狂，迫不及待地要换副牌打打了。
从北京往奉天，那不是一里两里的路程，不可能靠“11”路公交车走着回去。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张作霖有两种选择：汽车或是火车。
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乘汽车的话，路线是从不太引人注意的长城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返回奉天。优点是轻车简从，行动秘密，安全有保障。缺点是路况不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公路，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了），车子颠簸（兴许还会晕车），十分辛苦。
而如果换乘火车的话，路线是沿着京奉铁路走。优点是比较舒适（特别适合老张这样的老同志）。缺点是动静太大，可能引起不测。

蟾宫折桂

对这两种方式，亲信部下、幕僚参谋都各有各的说法。在一时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老张决定拿出他的老招数：赌上一把。
他拿出纸一撒两半，分别写上“汽”（代表汽车）和“火”（代表火车），揉成纸球后开始抓阄。
最后拿出来一看，是“火”。他打定了主意。
老张不会想到，列车被炸后，同样一片火海，也是一个“火”字。命运似乎跟这位大帅开了个玩笑：由赌始，由赌终。
死亡专列开始启动了。
选定了火车后，张作霖还留了个心眼。他枪林弹雨见得多了，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
先是一再更改回奉日期，说好6月1日出京，专车都来了，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宣布第二天才走。
第二天，专车出发了，但车上只有他的家人，老张还是没有上车。
第三天，老张终于上车了。
上车前，他向部下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情况。
从北京到奉天，沿途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由张作相负责，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则由吴俊升把守，两人都是老张的绝对亲信，也都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称安全绝无问题。
张作霖放心了。就算行程泄密，他相信也没人能动得了他。

蟾宫折桂

魂断皇姑屯(1)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当凭窗再一次凝望北京城，东北大帅的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
这是他人生奋斗的最重要一站，是事业顶峰的见证地，如今却只能挥手告别了。
窗外有多冷，闭上眼心就疼。
不去看也不去想了，算一算离东北的家还有多远吧。
老张的专列共有二十多节，他自己所乘的车厢为第十节。这是一个很有派头的车厢，当年慈禧老佛爷都用过，因外部呈蓝色，被称为蓝钢车。
作为曾经的保安队长，老张的专列在保安方面也下足了功夫。不仅蓝钢车的前后车厢里，配备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而且在专列前还特地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路轨上有人做出不轨的举动，
果然一路上太平无事，到了山海关站，吴俊升上了车。他是从奉天赶来的，喘着气就来迎接大帅了。患难最见真情，这让老张非常感动。
吴大舌头再次保证：从山海关到奉天，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严丝合缝，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遗憾的是，他说的并不完全对。
有一个地方漏掉了。
并不是他办事不认真或是存心欺瞒大帅，而是没有办法不漏。

蟾宫折桂

这个漏点是一位关东军的大佐找出来的。
此人就是河本。河本奔着袭击火车而来，他曾经权衡过：究竟是直接进攻好，还是用炸药炸好。
最后的结论是用炸药。
直接进攻的话，痕迹太明显了，而且还不一定灭得了对方。炸虽然也有失败的风险，不过河本做了一个预案，那就是一旦失败，就启用“拔刀队”。
对河本来说，要想干掉张作霖，机会仅有一次，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赌。
然而河本很快就发现，他还不一定能够赌得起来。因为经过侦察发现，整个京奉铁路沿线布满了奉军，而且警戒十分严密，真是像吴俊升说的那样，“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河本一度相当沮丧，要执行爆破计划，又要不被这些奉军发现，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直到他发现了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日方资料中称巨流河铁桥）。
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
京奉铁路奉军可以守卫。但南满铁路却是日军控制并经营的，它得由日军负责看守。
只是一个点，可是也只需要这么一个点。
从棋局上说，即使大部分棋面都处于优势，但只要有一个地方被钻了空子 仍然可以致命。
在接到竹下义晴从北京发回的有关张作霖已经启程出发的密电后，河本立即在三洞桥给张作霖挖好了一个死亡陷阱。
我看过一个资料，如果要把一座十几层的楼房掀翻，大概要用上90公斤的炸药。这位老兄为了让别人彻底死翘，在一节十几米的车厢上总共破费炸药120公斤！
这些炸药光光堆起来也好大一摞，又不可能弄辆重型卡车直接运过来，只能分装在三十只麻袋里面，然后偷偷放在桥墩上。
显然，要安置这么多的麻袋，不仅是个苦力活，还是个技术活。为此，河本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才终于把事情搞定。
从老张的专列离开北京，直至到达皇姑屯，沿途除了有奉军护路外，河本大佐派出的间谍也没少搀合。他们很敬业地向设伏人员报告着列车的启停情况。
车厢里，老张很轻松地和亲信同僚们闲聊、玩麻将。过了皇姑屯，奉天近在咫尺，此刻，家人和文武官员肯定已在车站翘首以盼了。
他没有想到大祸就在眼前。
进入三洞桥，列车开始减速。此时，守候多时的两名日军爆破人员先后按下了电线按钮。
或许是由于紧张过度，第一个按钮竟然没响，第二个随即按响。
只听轰隆隆两声巨响，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一股高达两百多米的黑烟腾空而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包括张作霖所乘车厢在内的多节车厢压在了下面。
铁路线上一片火光，乱成了一团。

蟾宫折桂

河本后来回忆：“面对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
相隔不远的奉天总站也感受到了这股地震般的颤栗，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被震断了，比用锋利刀片切割过还要整齐。
拿着望远镜远远观望的河本大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算老张是铁甲人，现在大概也炸得连铁皮都没了，作为临时预案的“拔刀队”自然也用不着了。
河本过于乐观了，因为张作霖还活着。
但也只剩下了一口气。他的咽喉部位受到了致命伤，已经奄奄一息。专门来迎驾的吴俊升则当场被炸身亡。
人们赶紧进行紧急救援。随行人员把满身鲜血的老张扶上一辆敞篷小汽车，十万火急地往帅府送。虽然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甚至动用了英国大夫，但此时纵有再高的医术也无力回天了。
民国十七年（1928年）6月4日上午10点，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骑鹤西去。此时离皇姑屯事件爆发，专列被炸仅仅相隔四个半小时。
一代枭雄自此谢幕。

蟾宫折桂

老张这一生，说他奸他也奸，说他滑也滑，坏事也着实做过不少。土匪、旧军阀、王八蛋，你怎么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始终值得肯定，那就是在外寇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低过头，服过软。
盖棺论定，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东北汉子。
在皇姑屯事件中，包括张作霖在内，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中外震惊。
爆炸发生后三个小时不到，日本人就贼喊捉贼地跑了出来，声称要与中方共同对事件进行调查。
因为他们事先早就在附近布了一个局。

昊哥

正面战场打得很惨烈！

蟾宫折桂

正面战场已经褒奖一枚勋章。

贼喊捉贼(1)




在日方的带领下，中方调查人员在大桥附近发现有两具男尸。从尸体上搜出两封信笺，上面写着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犹须努力。
我不得不认为，这两句名言当时已替代了三字经的地位，就连日本人作假，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它。
鉴于说这番话的南方领袖早已作古，能够把它认领回去的也只有后起之秀 蒋介石了。
日方据此认定，这是老张的仇敌从南方派来的便衣队。
对这种闭着眼睛张口就来的胡扯，中方人员当然不信。
两个便衣就能掀翻一座火车？你当是两超人！那以后干脆就不用派部队打仗，让便衣们投投手榴弹或发发掌心雷就够了。
也只有日本人具备这种想像天赋。
他们不仅这样想，还天真地准备把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继续下去。
日方向中方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想在报告中明告世人：是南方便衣队投掷炸弹，造成了皇姑屯事件。
一花独放不是春。他们希望中方能用盖章签字的方式认同这一报告。
有一个人当即拍案而起。
他叫关庚泽，时任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
“爆炸如此猛烈，岂是人力所能投掷。”
关庚泽的话说得很清楚：如果要得到日方报告中的结论，就算你让列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挨炸弹，估计也得扔上一天。
见遇到了明白人，日方交涉人员立刻露出了流氓嘴脸：
“如果你不答应盖章，日本军人将于你不利。”

蟾宫折桂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关庚泽不仅没有退缩，相反勃然大怒，给日本人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
“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当时尚未披露张的死讯），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随便吧！”
没人配合，这个游戏只好自己玩下去。
两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一个声明，再次重申他们的“南方便衣队所为论”。
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几天后，有人来到奉天监狱，要求收容保护，并揭露了“南方便衣队”真相。
原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日军便通过日本浪人，将三个中国人骗到吊桥附近杀死。其中一个人见势不妙，拼命逃了出来。他见日本人宣传“南方便衣队投弹事件”，又从死者照片上认出了同伴，便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赶紧跑来寻求保护。
至此，日方哑口无言。
皇姑屯事件很快在东京引起了巨大反响。
田中内阁虽然又发声明又喊冤的，对外始终一口咬定事件是中国南方政府所为，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都没有关系，但其实对真相还是有点数的。
因为关东军瞒别人可以，瞒不了顶头上司陆军参谋本部。当然不是村冈或者河本打报告上去说的（就是有书面报告也不会自己承认），而是另有原因。
这就要说到一个组织：二叶会。
这个二叶会可不是什么浪人会馆，而是青年军官们自发搞的一个传销组织。传销产品只有一样：军主政从。
所谓军主政从，顾名思义，就是要以军队为主，其它政治经济文化什么的统统靠边站。
历史上把二叶会这帮人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巴登巴登密约”。
缘起于几个初出茅庐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被派到德国考察一战。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冈村宁次。其时都还是日本陆军里的小字辈。
去了德国一看，好家伙，太对胃口了。杀人那叫一个过瘾，见人就杀，不仅军人，平民也跟着倒霉。在战争中，飞机大炮，毒气坦克，能用的都用上了，光一个凡尔登绞肉机，死的人就数不尽数，别提多剌激了。
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德国军人的那股疯狂劲，虽然仗打败了，但没人肯认输，都瘸着腿、红着眼睛在地图上画圈呢，想着法子要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巴登巴登是德国著名的温泉城，很合喜欢泡澡的日本人的胃口。这帮小子也去泡了，一边泡，一边感动得哗哗流泪，说这股疯劲好，太好了，跟我们日本的武士道那是一样一样的。咱们得学，不仅自己学，还要带动大家一块学。
就这么泡着聊着励志着，于是就有了一个学习德国好榜样的“巴登巴登密约”。

蟾宫折桂

回国后，几个狂人为了将这玩意真正宣传发动起来，就成立了二叶会。后来很出名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都是里面的铁杆成员。
这么催人奋进的组织，一贯以愤青形象示人的河本自然不会落下。特别是他对制造皇姑屯事件一直自鸣得意，不在二叶会里吹吹简直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吹来吹去，会友们都知道了。事情随后又传到了参谋本部耳朵里：皇姑屯事件原来是关东军弄出来的。
田中首相虽然不是二叶会成员，却是陆军里出来的，还在参谋本部干过，有的二叶会会员就是他曾经的战友。他当然也没有不知道的道理。
偏偏这时候，天皇召见了。
走在路上，田中遇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四顾无人，他就给西园寺咬了耳朵，说皇姑屯这件事十有八九是日本军人干的。
西园寺的脸马上就扳了起来：要真是这样，你可要严惩不贷啊，否则国家还有什么纲纪可言。
等田中进了宫，裕仁果然没放过皇姑屯事件，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政府出面让人干的。
田中赶紧矢口否认：政府哪能那么弱智啊，新人还没挑出来就把旧人给宰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便把他知道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捅给了天皇。
天皇听完汇报也来火了，这不是典型的不把政府当干部吗，这么大的一件事，不请示领导就给办了，以后还怎么得了。
这事一定得处理。
有西园寺支持，田中就当着天皇的面信誓旦旦地做出了保证：对此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决不姑息，不把那个叫河本的混蛋送上军事法庭，老夫这首相就算白干了。
但等他到了国会一看，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政府的反对党不用说，当头一炮，指责政府在“满洲某重大事件”（大家当然心知肚明是什么事件）中充当了谋杀犯的黑后台。
你们也太过分太愚蠢了，这种干法，以后还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田中汗下来了，他意识到，这些人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黑”是假，倒阁是真。
军部（在日本陆军中，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统称军部）在听说政府准备在军队中进行事件的调查时，更是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关东军干得没错，本来维护“满洲权益”就是日本的国策，你们政府肚子里不也在打这个主意吗，哦，现在天皇发了话，就想把我们军人踢出来当替罪羊，真是岂有此理。
可怜的田中一时骑虎难下。调查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别说查别人，自己反而还要引火烧身哩。
这下完了。老板那里话也说过，牛也吹过，现在倒把自己逼上了独木桥。
这老头子也真够犯贱，实在不行你就回家装孙子算了。他不，他还跑回皇宫跟天皇纠正：前面我说的全部收回，这事跟我国军人没半点关系，还是中国人他们自己干的。
裕仁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着，把我当猴耍哪，一会这个，一会那个。当着这个老糊涂的面，又不便发作，只好挥了挥手，让他滚蛋了。
不管怎样，日本军政各界对皇姑屯事件之后的东北局面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就是随着老张这个“大头目”升天后，一定会出现大乱，然后由他们派兵干涉，从中混水摸鱼，实现“大治”。
但事与愿违，满洲风平浪静，奉军严整以待，日方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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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诸葛杨宇霆(1)




对于继位者，张作霖生前未留任何遗嘱。围绕这个宝座的归属，东北军政内部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小诸葛”杨宇霆主持会议，公布了所谓的“遗嘱”，但“东北军总司令”却不是张学良。名单上的人选究竟是谁，张学良又是如何最终上位的？
东北的平静绝非偶然，它缘自于一位新人已挂上帅印。
张学良，字汉卿，一般人称他为“小六子”，其实是喊他的乳名，并非指他排行老六。
老张除了在外面英雄一世外，在家里的业绩也堪称优良，共有八子六女，十四个孩子。张学良是长子。
小张十九岁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第二年即毕业入伍。作为东北第一公子，当然不可能屈尊去当兵，而是直接担任了老张卫队的上校旅长。在乃父光辉的照耀下，小张肩上的牌牌是以火箭速度更换的，短短几年，就升为了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
在从军到接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张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旁边也少不了有人辅佐，或者说是贵人相助。
张学良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贵人自然非郭松龄莫属。郭是东北讲武学堂的教官，长得人高马大，得了个外号“郭鬼子”。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师生情谊十分深厚。后来郭鬼子被张作霖抓住要杀头的时候，张学良还曾想方设法要通过送老师出国的办法予以搭救。
人都说小张敬师如父，有情有义，孰不知除师生情之外，小张实际对郭老师也依赖甚深。
郭松龄不仅是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工作者，真实战场上也一样不含糊。他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校教官，一跃成为奉军中的主要将领，虽不排除小张在老子耳边经常吹风说好话的因素，其自身才能突出也是主要原因。
当时奉军中的大小军官多为胡子出身的老派人物，打仗就知道拼命往前冲，根本不知道什么练兵方法、指挥艺术，属于一帮典型的不懂科学的大老粗。
郭松龄不一样，他训练得法，自成体系，经其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不仅技战术动作娴熟，而且纪律严明，成绩冠于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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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打出头鸟，这个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郭老师一走红，便引来红眼病无数。周围闲言碎语不断，说郭某人的部队，军纪当然是好，可是好看并不一定中用，真打起仗未必能行。（“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
很快，郭老师就用战场实绩说话了。在直奉历次战争中，郭松龄的第八旅战斗力之强，不仅令老派人马瞪目结舌，就连同为新派的“士官系”也刮目相看。
老师照应学生是理所应当的。张学良当时带的第三旅，经常和第八旅一起作战，甚至被混在一起，统称为“三八”旅。
“三八”旅打了胜仗，大家心里都明白郭松龄功劳很大，但就是没人肯说郭老师好，都夸张公子用兵有方。
理由非常简单：嫉妒加拍马屁 嫉妒郭松龄，拍张家父子的马屁。
“三八”旅打得好，长官就升得快。张学良不久就因功而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成为第三军团军团长。
不管别人怎么吹捧，小张自己还是拎得清的。他对郭老师十分器重，有时甚至到了纵容的地步。
民国十一年（1922年），奉军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败北。老张当时很郁闷，不知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时，张学良及时献上了“整军经武”方案，即重新改良和整顿军队一揽子计划。
老张虽然是胡子出身，却阅历丰富，非等闲之辈，马上大加称赞并予以采纳。
经过“整军经武”，奉军力量大大增强，成为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得以取胜的一个重要因素。
事实上，“整军经武”的很大一部分智慧都来自于奉军中的高手 郭松龄和杨宇霆。
对于郭松龄来说，“整军经武”是奠定他地位和实力的一个新起点。师徒俩从东北讲武学堂中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年青军官，形成了在奉军中有一定影响力的“讲武系”。
这个门派挂的是小张的牌子，实际掌门人却是已由郭老师转变而来的郭将军。
儿子有进步，老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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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子当如孙仲谋。自己再英雄一世也有尽头，只有接班人长能耐了，自己以后睡觉才能睡得踏实安稳。
可惜张学良的过分纵容与信任反而害了自己的老师，郭鬼子翅膀硬了，他要取代自己的老板，由自己来当主角唱大戏，结果被更会唱戏的张老板把性命都给开掉了。
对郭松龄，张作霖可谓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他认为，自己除了老婆之外，什么都给了对方，连今后将要继位的儿子都托付给他，实际居于太师之位，而郭却迫不及待，恩将仇报，竟然要取自己“主公”的性命，那还了得。
少了郭松龄这个生命中的贵人兼导师，张学良从此就难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以搞定的困境（包括“九一八”），他都会喃喃自语：要是郭松龄在，就好了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一直密而不宣。
有时候一个人活着与否，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无数人升沉祸福的公事。
人们从大帅府的公告中了解到，“大帅”只是在爆炸中受了点轻伤，现在安然无恙。不仅能吃能喝能听小曲，隔三岔五还要应小报的要求，在八卦新闻版登张生活照什么的。
轻松和假像只能用于表面维持，大帅府的人其实早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在等待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仍留在关内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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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雷轰顶，万箭穿心，心如刀割，这些都能用来描述当时小张的心情。
但我觉得，在巨大的悲痛和震惊过后，留在小张脑海里的，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茫然和无所适从。
毕竟事件太突然了，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不管怎样，还是回去再说吧。
治安恶化到这个地步，不化装是不行了。
想来想去，现在只有当兵的最安全，而当兵的里面，又只有伙夫最不引人注意。于是小张乘着天色昏暗，剃了头（只有长官才留长发），带上饭勺，扛着大锅，在几名得力卫士的保护下，混在撤退士兵中间，坐上闷罐车就回了奉天。
在那里，他将接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并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帅走后，必须有人主持大局。
在此背景下，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了。
会议主持人是一直担任奉军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的杨宇霆。
如果说郭松龄是奉军中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那么这位杨先生就是奉军中首屈一指的军政两用人才。
人送杨宇霆绰号：小诸葛。
请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么一个名号。虽然平时我们给别人起外号往往是件不礼貌且不受欢迎的事，但“小诸葛”绝对是个例外。
根据历史记载，真实的诸葛孔明其实未必如《三国演义》和传说中那样英明神武。但经过人们几千年来的演绎和想像，这个形象已被大大神化，成了上知天文地理，下懂鸡毛蒜皮的世纪完人和超级偶像。
能被人冠以诸葛称谓（哪怕是小诸葛），就表明这个人本身也有点接近神人了。我只知道，要论有影响的人物，在此之前，湖南的左宗棠算一个，在此之后，只有广西的白崇禧获得过这一光荣称号。
杨宇霆，少年时即有过目成诵之才，十六岁考中秀才，废科举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是奉系高层中绝无少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士官系”的代表人物。
此人有宰相之才，善于军事政治两手抓，是老帅张作霖生前最为器重和仰仗的“大管家”。张作霖时代，台前是老张在指点江山，幕后却是他杨先生在出谋划策。
在任期间，大管家忙着帮老板搞装修，创家俱，可谓劳苦功高，成绩突出。简单收集一下，至少包括以下“四大件”：制定田赋制度、修筑战备公路、督办兵工厂、创建东北海军。
定田赋，钱有了；修公路，路有了；办工厂，枪有了；建海军，水路优势也有了。
所谓高手一亮招，便知有没有。四件不多，但件件抓到了点子，捏住了要害，远虑近忧，一网打尽。
若论治军理政和战略眼光，其人超出郭松龄远甚，可算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第一人！
老张在选贤任能方面是从来不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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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杨先生也有缺点，而这个缺点后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那就是与处理军政方面的能力相比，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似乎要差一点。
往好了说叫做对人严厉，往坏里讲就叫心胸狭窄，总之人缘很不好。当然这也与奉军内部派系太多，关系太复杂有关。
奉军里面，随着历史的沿革，粗粗一分就可以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
以跟随老张打江山出来的老兄弟为一派，称为老派，代表人物是张作相、吴俊升、张景惠、汤玉麟这些人。他们大多属于草莽英雄，早年打打游击劫劫粮草还凑合，下了山后打正规战就不那么灵光了。
除了老派，就是新派。但新派内同样还能分出三六九等。
一派称为“士官系”，军官大多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代表人物为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一派称为“讲武系”，汇集了东北讲武学堂的精英，代表人物就是郭松龄，其背后实际支持者为张学良。
杨先生的做事原则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老帅，哪门哪派都敢招呼。
这是一个牛人：我是孔明，我怕谁？
作为新派的杨宇霆曾利用“整军经武”的机会，大胆树立新派，把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毫无疑问，老派人可都不是吃干饭的，这梁子算结下了。
同是军校出来的，作为海龟的“士官系”与土鳖“讲武系”素来明争暗斗，隔阂很深，到“讲武系”的郭松龄搞叛乱被捕后，“士官系”的盟主杨宇霆又以总参议的身份下达了对他的处决令（其实就是他不下，老板张作霖也会逼着他下），这可就把“讲武系”全给得罪光了。
就连“士官系”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他不满意，认为他性情高傲，喜欢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怪来怪去，什么都不怪，就怪奉军里山头太多，庙不算挺大神仙却不少。要想在这个蜘蛛网里做老好人，除非什么都不干，做个真正的和稀泥的老油条。
偏偏杨宇霆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换老板的时候，大家也很想把这个过于严厉的管家一并换下去。
可是现在局面如此诡异，遍观东北军政各界，除了他杨某人，没人能压得住阵脚。于是，人们只好又把他推到台前，由他来主持这个对于东北命运来说极其重要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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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争暗斗




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核心是出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人选名单。
此前，这个保安总司令的头衔是属于张作霖的。也就是说，谁当了这个总司令，谁就真正继承了老帅的衣钵。
事实上，在会议前，各派经过明争暗斗、相互妥协后，已基本内定了总司令人选。
会议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只有不明真相的少数人需要猜谜。
不过谜底很快就要揭开。
我可以告诉诸位的是：这个人绝不是张学良。
因为皇姑屯事件是个猝发事件，张作霖中招后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昏迷状态，几乎什么都没交待。他身前也未指定任何人接班。毕竟帝制早已废除，共和也已实行多年，虽然子继父业趋势十分明显，但不到那一步，谁也不好意思把话说得过于明白。
老张在世，小张承继大统自然毫无悬念。但现在老张不在了，大家都得继续端碗吃饭，谁能保证自己这碗饭继续吃香吃好，就得好好惦量惦量了。
别怪世态炎凉，只能说人性本来如此。
杨宇霆认为，小张肩膀尚显稚嫩，恐怕暂时很难胜任老张留下的这副担子。
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相当多的人都作如是观，特别是在平定郭松龄一役之后。
接着，杨先生又把自己给排除了。他有自知之明，既然是“小诸葛”，角色定位就是辅佐型的能臣，在心理上就没有“登大宝”的准备和打算。
更何况，他也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在朝野上下树敌颇多，即使有这想法，成功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他需要提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名单。
在宣布这一名单之前，这位大管家也充分考虑到了小主人的情绪和心理承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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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会场上“适时”地出现了一份《大元帅遗嘱》：
我在回来的路上不幸挨了炸，现在快不行了（“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我成人当兵后就发誓要以生命报效国家，所以早就不怕死了，现在我已经五十四岁了，死了倒也没什么，就是还没完成我的救国志向（“惟是救国之志未遂”），太遗憾了。现在我把守卫治理奉天的重任，交给我儿子张学良，你们要帮我多料理他。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绝不是张老爷子的语调，倒是很像孙老爷子（孙中山）的绝笔。如果老张当时还能撑着立下断气遗嘱，绝不至于这么假文酸醋，他只会说：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老子今天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弟兄们带着小六子好好干吧
杨参议到底做过秀才，愣是无中生有地把老张打扮成了个文化人。
“假遗嘱”的前段部分明显是在应付差事，任何一个当过兵的人死翘了以后都可以加以套用（只需修改一下死亡时的岁数）。
实质体现在后面那句话：守卫治理奉天。
摆明这是个地方官，没有谁做了省长还兼国家主席的道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小六子的东三省总司令肯定是当不成了。
这就是杨宇霆和会议参加者们准备留给张学良的面子。
有人说，这份《大元帅遗嘱》是杨宇霆之流违背张学良意愿偷偷炮制出来的。
违背张学良意愿，这可能是事实。因为他并没有明确主动地表示过不想继任掌门。但“偷偷”就谈不上了。毕竟事关重大，大帅没来得及留遗嘱这件事在内部知情人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如果这份假遗嘱不是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人（包括张学良）同意，谁敢再重新捏造一份出来并当众宣读？
就像任何一次颁奖一样，安慰奖总是放在最前面的。
大家都把期待的眼神投向了杨宇霆，等着他宣布那个特等大奖的获得者。
谜底随即揭开，果然是他！
会议主持人随后提出表决，一切毫无悬念，因为赞成的人远远超过半数。
但是人们发现，偏偏这个人没有到场。立刻有未举手的人提出，鉴于被选举人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有欠妥当，不合规矩。
杨参议不愧是官场老手，回答从容不迫：本人不在而推举甚多，说明众望归一。
再没有任何异议。
主持人当场宣布：选举结果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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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大逆转




此时，张学良的心一定已经悲凉到了极点，但他只能选择被动接受，此外没有其它任何办法。
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就要新鲜出炉了，这个人却不是他。
就在这时，历史的天秤又一次发生了惊人的逆转，一个人忽然出现在会场门口，并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此人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不像是开会来的，倒像是奔丧来的。
张学良人生中第二个贵人来了！
张作相，时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老派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奉军第二军军长，是张学良的顶头上司。
听名字，你可能会认为他与张作霖有什么亲戚关系。其实不是，两人同姓纯属巧合。尽管不是血缘上的亲戚，但这两人绝对有过命的交情。历史上，张作霖两次结盟，张作相均榜上有名。
张作相之所以能“众望归一”，说得直白一点，是因为只有他才是当时各派均能接受的人物。
郭鬼子造反，十万精锐直逼奉天，形势危如累卵，幸亏他和吴俊升两人拼死护主，才转危为安。此事不仅使老张感慨系之，认为关键时候还是几个老兄弟最忠心，而且为他自己在老派中赢得了信任。
郭部兵败，除处决郭鬼子外，老张气恼之下，还准备将叛乱将领一律处死。幸亏张作相以平叛功臣之身再三苦谏，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郭老师闹事，小张同学自然不能免责，用老张的话说，自己儿子“信任郭鬼子已经胜过信任他老子”了。按照老张的性格，死罪虽可免（总要有人接班），活罪却难逃，也是张作相充分发挥好人做到底精神，使尽浑身解数，做工作，说好话，总算让小张得以全身而退。
无论老派还是新派，对张作相只有两个字的评价：厚道，三个字的评价：真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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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与老帅八拜结交的资历，又有平叛立功的业绩，还不会为难兄弟们，这样的人，不选他，选谁？
在会议召开前，已经有人把总司令军服送到了张作相府上。
但是张作相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进入会场后，他手捧那套保安总司令的军服，把它放在了张学良面前。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面面相觑。小张本人也手足无措，连忙站起来表示自己太年轻，各方面经验不足，还是敦请老叔（张学良对张作相以叔伯辈相称）统管东三省军政大权为好。
当着众人的面，张作相声泪俱下，动了真感情：老帅在世时，经常要我关照汉卿，我如就任此职，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老帅。汉卿年轻有为，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大敌当前不能再拖了。
这些话入情入理，真是说到小张心坎里去了，一时间既感动又激动。
对会议的选举结果和任命，张作相表示实难从命，理由是要赶回锦州给母亲办丧事（“作相不孝，家母归天，作相随即赴锦治母丧”）。
一个多星期后，即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翻举手表决的方法，改用选票推举，结果张学良顺利当选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 实践出真知，谁说二者不可得兼的。
毫无疑问，在时年二十七岁的少帅走上红地毯的那一刻，他心里一定充满了对那个被他称为老叔的人的无限感激之情。
大家没有看错，这确实是一个天底下少见的忠实厚道之人。
当东北王的桂冠向他招手时，他毅然选择了放弃，只为了一句承诺：老帅在世时，我答应老帅要关照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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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帜不易(1)




五色旗是北洋政府的标志，蒋介石要求张学良更换成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但是对于“改旗易帜”，不仅日本政府竭力反对和阻挠，在东北军内部，反对的声浪也很高。
现在悬在日本首相田中心上的，是张学良在坐稳头把交椅后，究竟何去何从。至于兑现他老子的那些画饼式的协议，则还是其次了。
早在张老爷子准备退出北京时，他就面临着一个“息兵”后怎么办的问题。
统一大家都说要统一，不然无法一致对外。问题是让谁统一，讲穿了，就是谁领导谁，谁服从谁？老蒋自然是认为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老北洋。张作霖一方虽处于下风，却也言之凿凿：我是因为不想内斗才退到关外去的，不是真的就打不过你，所以不应该是让我臣服你，最好的办法是能联合统一，和平解决内争，大家平起平坐，谁也不欺负谁。
争来争去，意见最后都集中到一个旗帜问题上去了。张作霖希望能保留原先北洋做老大时的五色旗，蒋介石则坚持要换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民国时代的这南北两大冤家，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号召，老北洋拿发扬国粹作掩护，看起来一新一旧，究其实，却都跳不出吾国最古老的朝代更替的历史循环。
老祖宗告诉我们，自古以来，皇帝只有一个，所谓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可容他人鼾睡。
国民党既然要坐天下，当老大，那就只有委屈北洋的最后一根独苗 奉系做小弟了。
旗帜问题很重要，哪怕只是一个名分，中国人在这方面的态度历来坚持，所以直到张作霖离京，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在奉军陆续撤往关外，特别是张作霖命丧皇姑屯后，国民党内部也曾有人提出，东北刚失领导中心，士气又处于涣散之中，此时正是进兵关外，一举削平奉系，永除后患的绝佳时候。
然而老蒋自己就把这个提议给否决掉了。

蟾宫折桂

奉军不是真正被北伐军打退的，而是主动撤退的，也就是说人家的实力还在，并非强弩之末。出关后，奉军占有地势之利，以逸待劳，背水一战，就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了。更严重的问题是，日本人为此发过觉书，只要南北双方打起来，哪怕是沾着东北一点边，都会给他找到借口，趁势侵入东北，这在“济南惨案”时，早已领教过一回了。
不能打，那就只有用和的办法。这个“和”可不是张老爷子提出过的那个“联合统一”，用老话来说，叫做“归顺”，所以难度不小，然而老蒋别无选择，必须一试。
派人与东北方面一接触，让他大喜过望，原来对方也正有此意。
此前的张学良曾面临着三个选择：其一，就是听日本人的话，接受日本的“保护”与“合作”，其二，既不进关，也不“归顺”，继续保持名义和事实上的独立，其三，实行改旗易帜，成为国民党这一新朝廷下面的诸侯。
第一个选择是不用考虑的。张学良晚年说，在“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当他了解到父亲之死是日本人所为时，由此就“种下了我对日本的仇恨”。显然，无论是国仇，还是家恨，都不容许他走这一条路。
第二个选择没有把握。老爸在世时，光对付一个日本人就千难万难，如果要同时抗衡国民党和日本，别说年轻且立足未稳的张学良做不到，即令老张复生，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权衡利弊，只有取其三。
通过改旗易帜，以“中央”来对付日本，既顺民心和天下大势，又可以把自己置于新政府的保护伞之下，有什么不好呢？
蒋张都想到一块去了，但真正要想把这件好事办成，面临的内外部压力都不小，非得花点力气不可。
先搞定内部。
老蒋在国民党内部一商量，说准备正式和张学良商定改旗易帜。没想到四巨头里面，冯头和阎头都不同意。
就光换个旗，改个名称就算啦？！地盘还是人家的，什么实际好处也没有，这怎么行呢。就应该继续进军，把东三省全都夺过来。
这两人说了半天，就没离开过地盘两个字，摆明了就是乘自己靠得近，又是北方部队，得陇望蜀，想在瓜分华北后再把东北顺手捞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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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连华北都没能真正控制得住，东北更是鞭长莫及，因此对夺人地盘一说兴趣没有那么浓厚。
尽管如此，工作还是要做的。开了几个会，说了一大通道理后，大家总算统一了思想，同意用改旗易帜来解决东北问题。
与老蒋相比，张学良这边更难。
最有意见的是跟老张打江山出来的那帮人。一听就不同意。
什么叫合资上市他们不懂，只知道老张带着他们辛辛苦苦办的企业要被别人合并了，这可是他们当年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砌出来的，就这么没了？
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没少骂：败家子一个！
以张作相为首的老派人物主张：东北只需保境安民，并且“善处东邻”（日本），至于关内发生什么事咱们别去管它。
不过这帮老头子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糊弄的，几句话就能把他们给“将死”：你们说不易帜，那试问北伐军来了，谁能出去挡一把？
老头子们面面相觑，都傻眼了，论指挥打仗，还是当胡子时候的那点本事，怎么干得过气势如虹的北伐联军。
见大家都不吱声了，再晓之以理就容易多了：想当年老爷子那么强悍，还不是退到关外来了，现在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我们要是再退，就只能到大海上做渔民去了。
再继续忽悠：所谓易帜嘛，其实只是换个旗，把原来东北的旗，改挂成南京的旗，重新装修个门面，挂个新招牌，看上去是联营了，其实里面经营照旧。
听到原来是换汤不换药，老头们都不吵吵回家了。
接下来的就不那么好骗了。此人就是杨宇霆。
杨宇霆之所以要反对易帜，从根子上说，主要还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 要为主子守住江山。
这种“忠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渊源的。这里所谓的“君”并不一定是指皇帝或中央政府，也可以指地方长官。
民国史学大家吕思勉曾指出，汉代郡守里的大小公务员们，就是尊太守为君的。在他们眼里，郡机关就是自己可以倚赖的朝廷，所谓“有事为之尽忠，死则为之持服（即守孝）”是也。这跟日本幕府时代，属下武士只知有幕府将军而不知有天皇，颇为类似。
到三国时代，中央政府土崩瓦解，威信扫地，忠于“主公”的思想达到了巅峰。诸葛孔明、关二爷口口声声都要“兴复汉室”，其实“汉室”的末代皇帝汉献帝压根就没能沾着他们什么光，他们忠来忠去，忠的还是自己的主公 刘皇叔。
最有意思的是，《三国演义》走红到现在，从来也没谁觉得这二位不忠于汉献帝却忠于刘备就不算“忠”了。
当年张作霖在世时，杨宇霆最得信任，据说连私人印章都是交托给他保管的，而杨本人也素有愚忠思想。当然，他“忠”的是老张家以及他们打下的这座江山，而不是国民党或南京政府。
与只知道说易帜不好，却糊里糊涂提不出任何办法的老派人物相比，东北军中“士官系”的代表人物杨宇霆更具韬略和政治眼光。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冲动，最后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蟾宫折桂

同样是战绩等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的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是不可思议的事。
但两人临场表现却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码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在东北军政界，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说如果不马上易帜，北伐军就要打过来，大家都得到大海里去做渔民的说法对他根本不起作用。
他当时已经看出国民党色厉内荏的一面：这个后起的“中央政权”实际并无足够实力进入东三省。
大家都说北伐军势不可挡，可杨宇霆认为并没有那么可怕。所谓的北伐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照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很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大家不得不多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至于日本人，杨宇霆自信不难对付。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皇姑屯事件”的主谋河本就认为，张作霖的主意很多来自于“他的股肱杨宇霆”。进京后张作霖曾试图采取用英美来压日本的策略，这个计谋最初也出自于杨宇霆。在关东军眼里，没有比这两个人更可恶的了。
杨宇霆的思路实际继承了张作霖“联合统一”的想法：都是统一嘛，为什么就一定要让你国民党一家坐天下呢？统一，那也不等于我要举手向你投降啊，都是内战，胜不足武，败亦不辱。
这时候虽然杨宇霆已被免除奉军总参议的职务，但以他的身份和资历，讲话还是有人听的，一些老派新派的人也跟着出来发表异议，这让张学良很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