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洲泉 [复制链接]

阿微木依萝

主楼

发表于 2013-1-14 12:5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

本帖最后由阿微木依萝于 2013-1-14 19:39 编辑

　　在洲泉

　　
　　
　　那一年，家乡的青草滚绿山头，马桑树缀满新嫩的叶子，小河里忽然多出小鱼，而我没有留在这场景致中，我决定去浙江打工，顺便看望我多年不见的小姑姑。
　　姑姑接到我电话时很高兴，自她远嫁重庆后，我们已好几年不见面，她的样貌只保留在我和她放牛那段时光，如今她是肥是瘦，无从晓得。
　　放牛的日子是我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我那时七八岁，她十几岁。
　　她是奶奶最小的孩子。
　　在放牛的任务上，她实在是个不称职的人，在她放牛的时间里，牛有撑死的，有滚崖死的，还有牛之间相互殴斗死的，再有的牛走丢之后生死不明。
　　我是她放牛的助手，牛跑远了就吩咐我去搜，她呢，在一座石崖上睡大觉！两只爪子弯去枕着头。太阳热烘烘的时候，她会扭断叶子繁密的树枝插在她睡觉的一边遮阴，那叶子繁密的树枝，像一面绿色的大旗，摇摇摆摆在野林充斥着牛屎味道的阳光下的风里。
　　牛失踪或暴死，奶奶是不舍得打她的；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她是奶奶最后一个孩子，奶奶整天“幺女幺女”的喊她。我羡慕呀，多么希望妈也这样喊我，可惜我不是妈最后一个孩子，等妈妈的“幺女”出生的时候，我已经是姑姑手下一名得力的放牛助手，甚至可以称之为放牛将士，自从我接受命令放牛，牛除了滚崖、撑死以及殴斗死，失踪的几率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我也把自己苦练成一个蛮横的山贼，上山打劫了许多的野果子孝敬我威武的姑姑。
　　其实我并不惧怕姑姑，她在石崖睡觉时，如果我困了，也会在她看不见的另一处石崖睡觉，身边同样插着绿色的大旗。
　　除了小姑姑之外，我还有一位大姑姑，大姑姑个子高挑，样貌出色，但我和她没有一起放过牛，她放牛的时候我还小，我放牛的时候她已经嫁人。我和大姑姑的情谊，就差在没有一起放过牛，我们坐在一起聊天，话题总是不对彼此的意思。
　　我要去投奔小姑姑了，我猜，她知道我去的消息时，一定也想起了当年放牛的事情。
　　大姑姑也和小姑姑在一起上班，这一次去，也要同时打扰了。
　　收拾行李的时候，爸和妈在密码箱里塞了一只猪脚，这是老家才有的腊肉，姑姑们最喜欢吃。原本可以装两只猪脚，分起来也方便，奈何箱子就这么大，路上转车提来提去也麻烦。
　　从西昌到成都，再转车坐到杭州，又从杭州转坐洲泉，这一路折腾，已在车上耗去四天时间。
　　车上晕车，基本不吃东西。
　　到洲泉是下午，阳光还没有褪去，路边的桑树绿油油地站在地头，白色的乡村小楼竖立在桑树地边，院墙上缠着不知名的藤蔓，开着不知名的粉花。一个水塘边，柳丝在晚风里慢慢飘扬。
　　还没有到洲泉车站，小姑姑早已等在村子的路边（车子要从她住的地方经过）。她，矮矮的，胖胖的，脸上挂着我熟悉的笑。
　　小姑姑开始变老，皱纹缠在她的眼角。我们一见面，她就把我当成镜子，叉着腰站在我面前，问：
　　“看我，有没有老得像鬼？”
　　“不像鬼，人模人样的嘛，”又急着警告：“不要想着再打我了，你现在打我，我会还手的。”
　　我们说话还和从前一样，不计较什么辈分。
　　她工作的地方是私人老板承包的砖厂，我直说是砖厂，她不乐意，非要加上某某建材公司。“是建材公司。”她特别强调。我知道她是开玩笑，若真是那样虚荣，她不会选择这么苦累的工作。
　　小姑姑有一个儿子了，不带在身边，一年回去看一趟，是留守儿童中的一员。平时打电话联系，总要困难地哄好久，那边才会跟她多说几句话。大多数电话的那头是沉默的，问得多了，电话里头就有了哭声，那哭声不是因为想念，是爷爷奶奶威逼着说话，孩子又实在找不着话说，只好哭起来。
　　小姑姑识字不多，她认识的字只够用来发简单的短信，就像我认识的英文只够用来道早晚安。
　　砖厂里全是西南三省的人，我走进砖厂，听到的全是家乡话，心里十分温暖。
　　皮肤黑黑的一位贵州妇人是小姑姑的好朋友，经常来姑姑家闲聊，她第一眼见到我时，以为我是大姑姑和小姑姑的妹妹，说我们三个长得很像。
　　两个姑姑连忙说不是不是，我是她们二哥的女儿，却又说，如果还有这样一个妹妹就好了。
　　我在砖厂住下，住的房子是砖厂余下来的空房，私人老板其实是大姑姑的小叔子，沾了亲戚的关系，我不必缴房租。
　　三天之后我就开始四处找工作，和大姑父的侄女一起四处奔走。大姑父的侄女是个开朗漂亮的女孩，比我小几岁，性格相近，彼此有说不完的话。
　　洲泉在浙江只是一个镇，但比起我老家的小镇，不知要大出多少倍。这是个不熟悉的地方，我放牛的本领在这里丝毫无用，不必走多远已摸不清方向，还好我有指南针，这个指南针就是大姑父的侄女——我的朋友。
　　我给她取个绰号叫“糖鸡屎”，她也给我安个美名叫“绿蚊子”，糖鸡屎和绿蚊子——臭味相投。
　　有一天我们照常出门找工作，走到半路，那个黑黑的贵州妇人跑来了，让我们带她一起去。砖厂的活重，她吃不消。
　　洲泉有许多巷子，沿着河流缠绕，走来走去，都在深巷里转悠。巷子里有私人作坊，最多的是服装加工和羊毛衫套口。
　　河里的水像是不会流动的，长时间地卧在那里，要是没有船只经过，不荡起水浪和流痕，它像是睡着了一般沉静。
　　河岸隔不远就是一座小桥，小桥边停靠着做生意的船只，船上摆着碗、泡菜坛子、花瓶以及别的什么类同的东西；再有的船家在卖鲜花和小饰品；有的船家别出心裁，在船头挂着几把油纸伞。所有的商船在自己的船头搭一架平板的梯子，客人走上去买东西，过桥的感觉就是与走进普通铺子不同。船家站在船头，腰间缠一个蓝色的包包，客人选好东西将钱递过去，他接来就塞进那只蓝色小包里。这一切是那样的琐碎，又是那样的诗意。
　　我和糖鸡屎站在船头看痴了，贵州妇人不，她一边一个拽着我们离开。
　　我小时候只有一个理想，那就是长大了要做一个出色的放牛人，如今看到这成排地荡在水上做生意的商船，我也想做他们其中的一员。看来我放牛的决心，还是不够坚定。
　　糖鸡屎眯着小眼问：
　　“如果给你这样一只小船，你准备在上面卖什么？”
　　“卖唱。”我想也不想就回答。
　　她大笑。
　　沿河道一路直下，我们三个走进一家蚕丝厂。在门口等了一会子，女老板向我们走来。她画着清淡的妆，穿着好看的长裙，高跟鞋“踢踏踢踏”响。
　　“你们三个一起吗？”她笑一笑，又问：“是亲姐妹吧？我看你们长得很像的。”
　　我们三个躲躲闪闪，也不回答，像极了在老家放牛时，牛暴死之后逃避的摸样。
　　女老板再问：“你们是来应聘的吧？”
　　“是。”还是糖鸡屎有本事，涨红了脸终于憋出这一个字。
　　贵州妇人也说话了，她追问：“你看我们三个可以来上班吗？——工资多少钱一个月呀？”
　　女老板脸色微微一沉，显然她不喜欢别人一开口就问她钱。贵州妇人一脸期盼地等着女老板回答。她们都不能理解对方的心情。
　　女老板勉强笑一笑，让我们下午再来，她此时很忙，转身走了。我们三个吃败仗似的，羞愧地走出蚕丝厂。
　　时间已经过去半个月，我依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吃饭和住处不用愁，我可以在小姑姑家继续蹭下去，但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
　　小姑姑的工作是在湿坯车间，主要在输送带那一节，她每天坐在输送带前端，泥巴干了加水，湿了不加，加水也是需要一定技巧的，大姑姑就不行，她上去坐一小时，送下来的泥土做不成砖，不稀就干，无法成样。小姑姑已是内功深厚之人，打着瞌睡也能完成任务。
　　湿坯车间的机器声嘈杂，我偶尔去那里找小姑姑聊天，要相互吼才听得到。她们工作的时间很长，一天下来，头发上全是泥巴，眼睫毛灰灰的，走路有点打闪。
　　摆湿坯的多是男人，传送湿坯的是一条五十米长的输送带，带子边分开站着五个人。每个人脚边放一个滚动的铁板，送来的湿坯要一块一块有形状有构架地摆在铁板上，再由专门的人勾了送进窑口里烘干。这头送进去的湿坯，烘一定时间后，那头传出来的就是干坯了，干坯还不是真正的成品，还得由拉干坯的工人像拉牛车那样，一车一车拽进窑洞里。
　　窑洞里又分两个工作组，一组进窑，一组出窑。进窑的这一组就是拉干坯的人，他们只管拉进去，里面有专门的人摆坯；出窑的人在窑洞的另一头负责成品出窑，将烧好的砖拉出去。
　　大姑父就是在窑洞里摆砖，不过这只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他主要负责管理。
　　大姑父的小儿子是个有趣的小家伙，有一次在火车上，有人问他，你爸爸在哪里工作呀？他回答：在窑子。
　　这简洁的三个字，让那一群成年人笑翻了天。
　　砖厂是辛苦的，无论进窑还是出窑的人，都在背上流出一道又一道泥巴色的汗水。在夏天，男人们只穿一条裤衩子，赤条条地拖着砖车一步一步向前，拉车的皮带勒进皮肤，最初是一条血痕，时间久了才是一道茧疤，才不会感到辣痛。他们一年四季穿着薄底的胶鞋，身上套着的衣服已和砖块一个颜色。在砖厂里工作的人，都是家族式的，男的做重活，女的做轻活。实际上砖厂没有真正的轻活。
　　贵州妇人以前在砖厂的场地上负责晒坯，她的一双手，结着厚厚的茧子。她识字不多，进轻工业厂不习惯，普通话也说不好。这一次她下定决心要和我们一道进厂，大概是因为有伴的原因。
　　贵州妇人的丈夫是个憨厚的男人，笑声明朗。听姑姑说，他们有三个女儿，这次还准备再生个儿子。
　　贵州妇人要生儿子的事情我是不管的，我只管和她一起找活上班。倒是糖鸡屎，直冲冲问人家，生那么多养得起吗？妇人笑一笑，不回答。
　　我们三个去洲泉一家羊毛衫厂做学徒已经是一个月以后。我们分在横机组。每天站在12针机型的横机前看那个机修工教我们穿线、排针、起头摇片。每一个工序都不简单，而每一个工序他都说得那样简单，我记不住。
　　机修工是哪里人，没问。每天早晨，他胖胖的身子挤进门来，布置好一天的“作业”就走了，至于“作业”对不对，他不管。
　　老板娘是很少见到的，偶尔见到，她的笑也时有时无，她不来反而令人精神轻松。
　　我们像自生自灭的蚕，每天爬来吐丝，吐完了丝再爬回去。吐的丝不好看，里面的老工人就会讥笑我们：哎呀哎呀，三个笨蛋，这么简单都不会！
　　他们没有骂我们蠢货，我很感激。
　　学了半个月后，贵州妇人受不了讥笑，她走了，又回到砖厂翻晒湿坯。
　　学吐丝的人，就此剩下两个蠢货。
　　两个蠢货终于不辜负讥笑者的好意，终于学会了摇横机。不仅如此，许多机器上的小毛病，都不会再麻烦机修工。这些经验，别人不敢相信地问我们怎么得来。怎么得来？——我们撞针的时候，他们看不见，我们断片的时候，他们看不见，我们挑片挑得满眼泪花的时候，他们也看不见——我们的经验，就来自他们看不见的忍受和努力中。等到这一切努力有了成效之后，他们看见了。
　　糖鸡屎和绿蚊子终于熬出了头。
　　贵州妇人后悔了，再想进厂又不好意思，只能继续在砖厂翻砖。而此时，她的肚子也微微隆起。我祝愿她不用再生第五个。
　　夏天，天气燥热，蚊子极多。夜晚，小姑姑偶尔会和我一起坐在河边的船尾聊天，聊到蚊子多得打不完才回去；船是江苏人的货船（船老板不会管上船玩耍的人），停在窑洞前的码头等待装砖。有时候糖鸡屎也会赶来，大概在傍晚时分，端了一碗饭走来，吃完一碗饭再走回去。
　　夜晚在船上看月亮是最美的事情，平躺着，望着暗淡的月光，想想家，想想朋友，手里摇着蒲扇，不摇也可以，若想感受打蚊子的乐趣，左一巴掌右一巴掌，只要不觉得痛，尽管打。
　　有一晚躺在船头的甲板上歇凉，糖鸡屎问我：“现在你就当这是你的船，不是要卖唱么，你唱啊。”
　　“我是说在洲泉的商船边，不是这里。”
　　“有什么不一样么？”
　　“当然不一样。”
　　一星期后，我和糖鸡屎在洲泉沿河停靠的那排商船上，一人买了一只花瓶。那个收钱的女船商，脸上有江南女子柔美的笑意。贵州妇人后来也买了一只，矮角的，瓶口不大，插一阵子花后，她用它装盐巴。
　　在洲泉的一年时间里，我一直住在砖厂，和小姑姑、大姑姑、糖鸡屎以及贵州妇人——她们给我许多温情。
　　在洲泉，我没有异乡感。

　本文刊于《在场》杂志2012年夏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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