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康德将《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寄给出版商以后,写了几篇论文。其一,“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撰写通史的想法”,这个理论是好的,但康德自己并未实施起来。不知道吕思勉或者范文澜编写中国通史的时候,是不是以世界公民的观点?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以费正清为首的团队编写的《剑桥中国通史》,绝对不是以世界公民的观点!诚如余英时在其文《费正清与中国》一文中指出,费正清有两个维系不变的原则:第一是美国的利益,第二是现实的主义。故而,我们没有必要将一个外国人主持编写的书籍吹捧到天上去。当然,必须承认,以费正清为首研究中国历史的美籍历史学家,为中国历史的研究注入了许多新鲜而独特的见解!
其二,什么是启蒙?康德认为,启蒙意谓“人类走出自己招致的懵懂”!什么又是懵懂呢?康德认为,“无法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知性。它是自己招致的,因为它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是缺乏在没有他人的要求下独立使用理性的决心和勇气”。我们必须有独立思考的勇气!我们也必须有独立思考的自由,应该摆脱思想监管。可笑的是,我们永远摆脱不了酱缸(柏杨语)的熏染和管制。必须与政治思想在一个战壕里!所谓的宗教思想自由,前提必须是符合国家的利益。更可笑的是,我突然想到,如果出现了千奇百怪与国家利益相左的思想自由,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一些批评家,在痛心疾首的批评一个事件时,往往忽略一个重要的环节——如果这个事件不这样执行,那么你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了吗?马克思说,解决问题的前提是发现问题!而批评家或者评论家往往只做了一步,就趾高气扬起来了。故,现在我不太同意康德这个观点,但又不完全反对。
其三,“翻印书籍之非法性”!康德认为,出版商的身份是个代理者,是作者的代理人,因此他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作者卖书。所以,出版商没有权力任意出版书籍。可见,在那个时候,盗版商还没有今天的我国盛行。如果康德碰到我们国家的盗版商,估计他把头发薅光,也找不到一个解决的办法。但是,话又说回来,康德又不是金庸古龙,盗版商也不会找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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