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的学校叫吴家祠堂,校址原是当地望族吴姓的宗族祠堂,解放后改为小学校。学校背后靠山,前临平地,环境比较好。哥哥在家算不得娇生惯养,但伯父母还是事事顺着他,好吃的东西都在他嘴里。进了学校,坏习气合盘端了去。上课不注意听讲,和别的同学偷说话,再么做小动作。气得老师揪他耳朵站起来,老师去板书,他趁机做鬼脸,惹得哄堂大笑。老师怒极,拎衣领子把他推到门外头,他在窗外挤眉弄眼,一个班的学生都倾目看他。老师几次跑到家里劝退,伯父伯母跟人家说不尽的好话,才勉强留校。老师对学生的看法,不怕你笨,就烦你捣乱。红脸汉好说,白脸汉难缠。哥哥不跟老师对抗,就是没记性,顽皮捣蛋,老师自然不待见他。久之,作业不催促,纪律不约束,只要在课堂上不生事,就算天下太平。
文革发动,学校也要造反闹革命,整个学校处于半瘫痪状态。由于伯父是坏分子成分,哥哥自然进不了红卫兵组织。学校忙着写大字报,批斗教师,哥哥没资格参加,就和几个赖学生到后山上疯玩。十二三岁就学会了抽烟,没钱买纸烟,就卷喇叭头,后来干脆买了一套旱烟袋,无论校内校外,啪嗒啪嗒地吸旱烟,弄得师生员工啼笑皆非。
有一回,几个泼皮孩子在一起玩,忽然讨论起“饭桶”这个名词,哥哥口无遮拦,顺嘴说天底下的人谁不吃饭,谁不是饭桶,就连中央大人物也是饭桶嘛。迈脸功夫,有人把这些话报告给学校革委会。批斗大会召开了,哥哥被剪扭到台子上,架了飞机,头脸几可垂地。批判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那个时候,学校几乎脱离了文教部门的领导,大队干部可以直接插手学校事务。伯父会个医生的手艺,人缘好,大队干部有意淡化这件事,就指示学校对哥哥做出暂时停学,回家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批判教育。这一年,哥哥十四岁,上到五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