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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六星网 六星时事 六星杂谈 是否“国进民退”-----与赵启正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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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闲散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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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国进民退”-----与赵启正先生商榷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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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6 00:07 |只看该作者
壹报冯正虎访谈( 1 9)
在牢房中教 训中队长

壹报:你是如何坐牢的,坐牢中如何保护自己?

冯正虎:在监狱中确要妥协,他们不 来找你,你也不要找他们麻烦,因为你毕竟是弱势群体,管不了那多事。有些人的确是犯了罪进来的。我始终做法与其它人不同,为什么警察看到我很尊重。我有一 个很严格的区别,如果在警察办公室里面,我和警察地位绝对平等,任何问题我可以跟你争论。犯人从边上走过,很害怕,冯正虎这么厉害。但在外面,我对你警察 绝对尊重,警察做执法者代表。例如巡逻时走到我面前,我会站立起来。其它犯人不会的。他们说你为什么,我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做法。我对他的不对之处会严厉 对质,公开的场合,我遵守。警察对我很尊重,因为你敢于反映问题,有时也给他们这么大面子。

有一次警察打破了一个平衡。在萨斯期间,年轻 的中队长想做改革,每天加班得很晚。正好有个犯人,教育犯人过程中,犯人不服,中队长就打他,警棍敲头,脚踏,还游街。——好,我开始管你了。——我就找 到他办公室去了。我说“王中队长,我发现一个问题,根据《监狱法》,犯人的劳动时间是参照《劳动法》,一天八个小时,一个月加班不能超过三十多小时,你现 在看看,我们每天晚上劳动到十一点多,星期天都没有休息的。我们这样犯人身体要坏掉的。这是违反《监狱法》的,我只负责提出来,改不改由你。”

他 紧紧拿着警棍,想动作。我接着说“我还有个问题,警察动用械具是可以的,法律上有明确的规定,如犯人逃跑,但犯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殴打犯人,这种情况是违 法的。我提出来,改不改由你。”
他问“你对他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对具体问题,我没有什么意见,你自己和检察院交待 去。”

中队长又问“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说“我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只有半个月就要出狱了,但是我只希望有一个好的服刑 环境。我们这些人不是天生下来坐牢,是有各种原因的。今天在大墙外的,也不能说他一辈子不坐牢。今天你可能觉得我们要求过高,其实是公平的。”我还说: “你现在没有打我,你打我,绝对不放过你。”他盯着我。

我走出去后,他立即叫两个犯人看住我,其实这两个犯人是被我控制的。在监狱里有二 种犯人对我很好的,一班是政府信赖的,一班是最捣蛋的犯人。警察做什么我都知道。

我在狱中任何周记报告都不写。但这回我写了,我在周记中 把我说的话写下来送给中队长看一看,把他气得要死。

第二天,教导员来了。“你怎么啦。”

“他对犯人太不尊重,不把犯人当 人。我现在教育他,让他知道犯人也不是怎么好欺的。”“要么,他给犯人赔礼道歉,要么我走掉。”

大队长又找我。最后把我调走了。我是犯人 头。我换到楼下中队。
我没到时,犯人就很高兴了,把我照顾得最好,我碗都不用洗。我们的牢房三点三平方,三个人住,这是英国人日本人建 的。我坐牢睡觉时一直与马桶相吻的,我是重要犯,派犯人看管,一直睡到我走时,是睡在地板上的。我幸运我有睡过老监狱的体会,知道那种味道。最差的东西都 尝过了,还怕什么。

我的很多想法是在牢里想好的,走什么路线,很坚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0 )
维权者的力量
壹 报:和上访户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很少,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何体会?

冯正虎:改造社会,光靠知识分子纸上谈兵不行,要靠社会的力量。 老毛不靠痞子就不行,以前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行,老毛的这个群体跟现在的维权人士差不多。个别分开来,一个个都低的,都是急功近利的。甚至很自私都 是为了自己的。但整体上社会需要这些人不停推动。而且这个群体的人也有很多很优秀的人,许多人自学法律,身处这个阶段,他们互相帮忙做公民诉讼人,他们精 了,法官也得精了,逼你进步。如果把中国这么大的上访群体引到守法的轨道,就是了不起的力量。现在上海有个不错的风气,维权者公益代理人,互相做,还有维 权者一起参加开庭,每次开庭,警察很紧张。比如这次开庭,只给我们五张票子,其它三十张票子是政府安排的旅行团。他们很怕局面失控。

壹 报:你的护宪维权网是如何建立的,为何会选择建网站的方式?

冯正虎:我一开始找媒体,媒体没有用。找律师也没有用,我完全靠自 己,在网上不断发一些东西,2005年我建立网站,“护宪维权”网。为什么办自己网站?因为投稿,媒体不一定用,海外媒体可以报道你,但不一定发你的文 章,所以我要确立自己观点与道路。你看我的网站不是一个新闻网站,更象杂志,把我认同的文章观点放进去,都是选择性的,这是对公众负责任的东西。其实大部 分公众是你影响他的,而不是开个论坛,瞎谈。谈到最后什么结果没有,公众需要选择性的东西,我的文章选择标准是不论你属于什么派,只要主张是我理念相近 的。而不在多,文章多是没有用的。网上走动太快。能指导人,影响人就可以了。

网站建立以后一直被屏蔽,我一直打官司,在国内建网站,因为 封掉,2006年打过官司——因为我是用付费的服务器。封掉后我就搞游击战,我简报上有网址。我的目标是一直要让国内人看到,所以服务器放在外面,但我域 名转移。也碰到一个问题。出来一个封掉一个。到后来,我固定域名,也被屏蔽。我这个服务器送八个IP地址,我可以换的。有些人不敢用代理,所以我还是出书 面的《督察简报》,我的做法和路线有关系,我改良,就要为国内人开的,为以前的同盟军开的。我有一定影响,可信度。我的简报在访民影响很大。二三百份,高 的上千份,但复印的很多。

这一期马亚莲写的截访人员被打,国家信访局下来调查了。其实在国内有很多事可以做,但简简单单一句口号如打 倒***,就被封住了,什么事都不要做了。

壹报冯正虎访谈( 21 )
上访户是中国未来政治改革基本力量

壹报:你为什么说上访 户是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力量?
冯正虎:上海大部分是拆迁上访,还有新疆回沪的问题,征地农民的问题,上访户文化程度一开始并 不高,我看他们还高唱革命歌曲。有些上访户提升一步了,不仅仅是关心自己,也有帮其它人写,帮其它人呼吁了。层面上相对提高,这些人也是将来人大代表候选 人,将来政治家是来自多方面,有来自原来的人大代表,也有来自现在这些访民里面的。为什么?维权上访已在各地结成了人的联合,在维权上访过程中学会了组 织,学会了联系人,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这对民主建设是很重要的。

我的判断:如果二三年后上海区级选举,我可以说民间推得出七八十人。一 个地方,一个人参与选举压力很大的,如果一个地方上百人来同时参与选举,就不怕了,选举就顺利了。这个选举基础就在什么地方——维权上访的人。这个人群对 政治改革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力量,有些知识分子确实没接触,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大的人群。

他们为什么管住我,是要把我与维权上访的人隔开。 我是公开的改良主义,不会激进的。我把这些人都教会了。我如果是激进分子,他们倒不怕,有人举证,正好把我抓进去。我公开的说话都可以录音下来。国保警察 说“看你的东西,看下去,看下去,你跟胡锦涛一样的嘛。都象中央口气。”——他们越看越糊涂。

现在维权上访户不仅会学法,还会学电脑。也 会用SKYPE。活跃的人都会买电脑。为民主建设训练了一批人,这些人一转身就可以投入民主建设。他们已经把恐惧冲破掉了。一个人进看守所,出来时,一大 群人都来迎接,还要吃一顿。风气已改了。这些反对派,官方也已经认可。所以说我们社会反对派已经形成了,各地方象我一样的都有,不是挺好的。事物就在渐渐 变化中,哪一天,党禁开了,不是党禁开了,而是本身党就有了,他就接受了这个理念。哪一天出版自由,是在这之前有冯正虎,李正虎都在出这样的东西,包括你 也编《壹报》,都是的。我们就是要把选择性惩罚破除掉,你在编,他在编。他不过是偷偷叫网络公司不让你办。要是以前还不是大明大白说你是非法出版物啊。社 团有很多,按现在社团管理条例,大部分都是非法的,没有主办主管单位。但是还有选择性处罚这把剑悬在那儿。所以要靠自己活跃起来,中国有句话法不责众,大 家都这样干了就成既成事实了,现在博客这种变化对我们出版自由是很大冲击,其实都在出版了。现在定义你卖不卖。——现在没有非法出版罪,只有非法经营罪。

其实大家都在鼓吹政治改革,就在于政治改革你的含义怎么理解。政府主导的那个大的政治改革是没有的,但生活中都在进行。如果你定义把共产党打倒作 为政治改革开始,那你永远看不到。以后说不定共产党还和苏联共产党一样,在苏联解体后还是一个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2)
我们家是一国两制

壹报:你的妻子对你的维权工作是什么态度?

冯正虎: 我家里从亲人角度,象我的妻子是不支持我,但每当我要准备坐牢时,她倒很关心我。这就是亲人,因为亲人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去做危险的事,这是很正常的事。但 是她对警察说“我没有办法说服冯正虎不做这件事。”妻子不希望丈夫处在天天可能被抓的恐惧之中,不希望家里是一个很不稳定状态中。

他们对 我的事,不需要支持,默认就是最大的支持。她和我不同,处于不同环境中,我处在维权圈子中,她毕竟在正统大学圈子中。我们是一国两制。我早就变成流民草 民,我们享受一国两制的好处。她说“我能守住一份安稳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

壹报:你的孩子呢,他对你的事是什么态度?

冯正虎:孩子去日本一流大学读研究生了,我们家人质没有了。学习很好。当时他要去美国,但需要保证金,我们家是拿不出来的。我不喜欢儿子用我们政 治这份光环去美国。他很独立,靠自己免了学费,在国内读大学也年年有奖学金,所以我说上帝很公平,我儿子不用我的钱,不就等于我赚了钱了吗。我儿子公开不 关心我,八十年代人有八十年代想法,我坐牢,儿子只给我一封信过(也是写给警察看的)很简单一句话:“爸爸,我一切都好,请放心,看来你收到我这封信时, 大概你已经要出来了。”当时他读高中时,他很有个性。这次我关十天,我儿子也被带过去,共产党老搞人质这套东西。“你为家庭考虑考虑”。就是搞恐惧的东 西。我哥哥提出把他带过去传讯可以,但是要他在场。他们问我孩子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孩子说:没什么看法。他们问:“你帮你爸爸做什么事吗?”儿子说“没帮 他做什么事。”他连团员都不是。大学几乎都是团员,组织上找他,他回答,我如果入团,在高中就入团,你们就不要找我了。他刚到大学政治课不上,他其它成绩 很优秀,老师很急,“你就是做样子,你也要做。否则奖学金拿不到。”中国这个社会,你还得要适应。

壹报冯正虎访谈( 23 )
珍惜我们的家属

壹报:众多走进牢房的维权人士,留给家属的是破碎的家,我觉得那是承受最大痛苦的一群人。

冯 正虎:我们要充分理解我们的亲属,对他们不能有再更高的要求。他们不支持我们是很正常的,而且他们比我们承担的风险是更大,更痛苦。高律师刚搞绝食时,我 已经写过类似的意见给他了。我们是走在钢丝上的人,走在钢丝上的人自己是把握住的。但亲人在旁边看的时候,心里着急,她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跌倒了,她是你的 亲人啊。所以她不赞成,是很正常的,你也要理解她。我在狱中写信给我妻子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作是因为放不下对中国的责任心,如果在一份认罪书与一 份离婚书上签字。我肯定在离婚书上签。这是原则问题。等有难过去再回来,也很正常。她跟着你承受不下。

我家破碎了好多次,我从六四就这样 过来了。被迫无奈到日本,学校给她很大难题,你要去看丈夫,你就要把房子退出来。一天之间把我的家全破坏了,学校很绝,第二天封条就把我家封掉了,家里东 西都送掉。我儿子一直跟我提到游戏机,因为他很小,不知道家里发生什么事,只记自己玩的最心爱的游戏机没有了。家就这么破碎了,我让哥哥从日本带回一个游 戏机。为了爸爸的事,他的很多机会没有了,他受到的歧视,他心里很知道。我坐牢,四十万罚款,当时已经没有钱。我夫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她也感到了钱的 需要,她把我留下的电话卡都拿出去卖掉,也卖不了几个钱。我一下子进去,我的资金全投入公司里,是在我最兴旺时刻,一下子跌掉了谷底,家人的救济还没到 位,银行催钱,房子卖了四十几万。在这方面我对家人负欠很多。
被抓进去的人,我从不呼吁,因为呼吁没有用,对这些困难的人,最重要的是关 心他们的家属。尽管我与郭飞雄陌不相识,但我经常寄东西给张青,因为我经历过。许多人不是他帮你,而是你帮他,借你的牌来打。

壹 报:家里人有没有感到一种恐惧?

冯正虎: 法院要收我的房子,我把家里东西扔掉了。把房子卖掉。家的折腾是很大的。孩子都看到了,他确实在承受很多,他的恐惧的心理怎么会没有。我们这种专制与迫害 是对我们周围人的影响,比对我们还厉害,留下的是恐惧的心理。

有一次我和妻子走在四川路上,因为人很多,我走在前面,突然走掉了。妻子看 不到人影,她忘了手机在身边,拼命地找,在她记忆中,我突然会失踪过,这种伤害留给人什么心情!我家是不能有钱,放在银行怕政府这个大强盗把你封了,放家 中,怕小偷把你封了。还是没钱好。他可以用任何理由,拿走你的钱。这些现实我都知道,所以我不是一个充满幻想的改良主义者。

壹报冯正虎访谈( 24 )
面对警察
壹报:冯先生,你如何面对国保呢?象胡佳这种被国 保团团围困的事是否经历过?
冯正虎:我从没说过。第一次和别人说。
胡佳经历过的我都经历过,而且 我不会别人一看住我,我就放在网上。我是写总结报告的。这桩事情结束了。我们知识分子责任心很强,我们要给周围一种信心。写出的东西要对人有用。这很重 要。所以我写的东西很乐观。

奥运会,我二十四小时有国保守住。朋友开车带我出去。国保在街上拦我,与我辩论。我就写了这篇文章。国保处长 说你写得到点。派出所所长这样的人看不到网上的东西。我把国保称为鸿门宴上的朋友。他们有句话,职务所在,位置不对。他们是公安,是职务。我肯定不配合, 过去我说立场不对。他说立场太激烈的,是位置不对。我说好,能用温和的字我就用温和的字,位置不对。所以肯定是对立的。

我和他们说, 你们什么忙都帮不上我,抓我的时候,你们跑得快一点可以的。看到我这样的人,他们也没办法。

我的风格与胡佳是两样的,警察的车,我敢乘。 奥运期间,我就坐他们的车。我就和年轻的大学生警察聊,“如果你儿子以后问,爸爸,你奥运期间在干什么,你怎么回答啊。”“你就回答,我在看冯老师。” “儿子又问,这个冯老师怎么样啊,”“冯老师挺好的,在家看书什么的。”“你儿子想不通了:你就干这个事啊,哈哈!”“到儿子这一代是不理解你们的行为 的。”

他们在这儿看守我,我就发《督察简报》让他们学习,这是我的中央文件,是局级待遇。奥运期间,我就写了一篇《反对迫害》,我给派出 所所长看,他人很直:“冯老师,你写得好。”

等他看到另一篇有描写他的,就不舒服了:“冯老师,你这样不好,不符合事实。”其实他什么不 满意?——是觉得形象不高大,又是请我们吃饭什么的。我说:“你没有英雄事迹呀,这样,你把我一拦,手铐一铐,我坚决反抗,我们俩都成为网上英雄了。”边 上国保都在笑。——你没有英雄情结,我怎么加进去啊。

“你作为一个比较自然的人,作为警察应当理直气壮地,你为什么坐到这儿,你也没办 法,政治需要,只好和我斡旋。我也是这样,我是这样的公民,为什么不能自由进出呢,也为了政治做了牺牲。我们董处长为什么老是陪着我笑,他是那么诚实的 人,也是个警官,他没必要陪我,他也是政治需要,我们都是为了政治做了牺牲啊。”他说:“啊,是这样的啊。”

我和他们聊,聊法律。不聊套 话。也没有套话好说。国保说:“我们和你讲情。”我说“你和我讲情干嘛,你有那么多关心我吗,你又不是我妈,又不是我老婆,你关心你自己,向领导交好任 务,什么情不情。我和你讲法。法只有一条,你们错了。”

壹报:他们也是人,与他们的沟通应当如何进行?

冯 正虎:人和人还是能沟通的,现在毕竟不是文革时代,都是讲利益的人。我说少扣你公安一元钱工资你肯定不想干这个活。清醒看到我们周围的圈子在发生变化,不 能看成一直在对立。包括胡佳出狱后,肯定是不同的。胡佳这个人能适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很放心。他肯定做得好,他这个人不是极端的人。里面的人不会对 他差到哪去,你不要担心他的身体,他会养好身体出来,里面生活很有规律。不用激动,可以把自己身体调整好。出来再努力。和里面几个小警察有什么好争的呢, 你和他说:“我是无罪的人”——他看守着无罪的人,叫他怎么生活?监狱里与警察最好的配合是不谈案子。有这个智慧,我们是可以做很多东西,包括对周围的人 都进行改良。所以我在上海提倡快乐维权,公开、和平、快乐是我提的三大口号。我们把它当作快乐的事来做。我写东西,给人以建设性、信心。很重要的是,把一 个事情做完以后,告诉人家:我能做的,你也能做。象杨佳的事情,我不能做,我就不能把我不能做的事情鼓励别人去做。

壹报冯正虎访谈( 25 终结篇)
在一个变态的社会做一个正常人

壹报:有时候做英雄容易,做一个平常人难。

冯正虎: 我们不要把自己拔高,看成伟大的,不是一个正常人。金燕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偶尔的机会拿了一个奖,还是做普通人比较好。用普通的心态去做。在一个变态的 社会做个正常人,这已经很伟大了。我们的老百姓心中没有恐惧,政治改革就容易了,因为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不是主张推翻你政府,普通人每个人的权利都可以 争取。需要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人这样去做。

我想在出版自由这一块,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写的都不涉及政治,只有零点零零零一的人 在写政治的东西。一个社会应当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获得权利,现任体制应该能公开接受,而且能做到。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都获得权利,那百 分之零点零零零一的人自然获得权利,那时别人会觉得写这个政治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现在是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的写政治的人希望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 的人跟着他,他也有个理论:是有了我们写政治的自由才有你们普遍的出版自由。这道理也不错,最难的东西得到了,最容易的东西也就得到了。——但我认为在实 践中是不现实的。
百分之零零零一人要退一步,要帮助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获得权利,因为大部分人经验观念没有改变。都觉得要出版社出 的,要批准的,那他们更不能接受你。当他们知道国际上书号是没有价值的,书可以自己出也可以请专业出版社出时,当社会普遍接受这点,那么再提出零点零零零 一人的政治出版的要求。大家会就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不能去压制他。现在难度很大,因为现在所有书都是出版社出的。自己出本书,总象做贼一样,还象准备坐牢一 样的。我们老百姓要克服这种没必要的害怕心态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要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人奋斗。做这样一个改良主义者。百分之零点零 零零一的人道理不错。但现在的人都是聪明的,都是网络时代的人,不会盲目的,他会远远看着写政治出版自由的你,你得到当然好,但你风险太大。有的人说,我 们又不写这个东西(政治类),干嘛要争取这个东西啊。你就没有基础,就不能形成一种公民力量了。

维权的人现在跟着我,是觉得我没有风险, 很快乐的,周围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在争取权利过程中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都要用这样一种方法,我们社会经过三十年改革都有变化,包括共产党也到了一个常人 政治的时代。他也不是毛泽东,胡锦涛是和我们差不多的人。都在变,其实真正需要克服困境的,就是我们四五十岁这一代人。儿子这辈不用你们担心。

壹 报:谢谢冯正虎先生,你是中国人真正的良心与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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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表于 2010-3-6 22:22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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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三场“国进民退”的历史教训



(中国民营经济六十年研讨会论文)



章立凡



【摘要】回顾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拖垮了国民党政权,第三场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三个后果都是灾难性的,其后又都出现“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针对当前的“国进民退”趋势,从科学发展观出发,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主题词:国进民退  科学发展观  经济民主

  

  作为一种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要义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国民经济格局中,国企和民企的存在都是必要的,而且应有互补性,片面地扶植或压抑其中一方,都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将联系当前的经济现象,对洋务运动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作出分析。



  一  第一场“国进民退”:引爆了辛亥革命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以农立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长期闭关锁国的门户,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和自由贸易,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面临解体。一向妄自尊大的清政府,不得不转而接受“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的主张,被称为“自强运动”的洋务运动由此发生,但其主体思想仍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惯性思维,历经清末、民国迄今,一直持续存在。

  

  洋务派创办的中国近代工商业,始于军事工业的枪械、机器制造和造船,继而发展到与民用有关的轮船运输、矿业、冶炼、纺织、电线电报、铁路等行业。但官营企业管理不善、贪污浪费等弊端日显,加上资金短绌等困难,李鸿章在1872年提出“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所谓“官督商办”政策,开启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一道门缝。利用官督商办形式经营的大型民用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中国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汉阳铁厂等。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玩味,即官督商办企业的私人投资,有很多来自权贵官绅。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享有免税﹑减税﹑贷款﹑缓息以及专利等优惠和特权。由于产权不明,一些戴上了红帽子的“官督商办”企业,实际上是官商合流,肥水流进了私人腰包。其中最典型的,是多家“国企”的老总盛宣怀,其亦官亦商的双重身份,使之成为化公为私的最大获利者。

  

  清政府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一直摇摆不定,长期没有开放私人创办新式企业。统治集团内部一部分人仍将官督商办企业视为官产,要求防止民间资本坐大;另一部分人则主张发展私人资本,非此不能走上富国强兵之道。直到甲午战败国力衰微,《马关条约》又规定外人可在华设厂投资,民间设厂的限制才被取消,敕令官办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并鼓励私人兴办企业。这是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民进国退”。

  

  据估算,从甲午年(1894年)到民国二年(1913年)的产业资本总量,官僚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4.32,年增长率为9.2;民族资本规模增长倍数为20.45,年增长率为17.5[1]。民族资本的增长超过了官僚资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历史表述,笼统地将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混为一谈,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后者从国家资本中蜕变而出的权贵私人资本。

  

  清政府对纺纱、碾米、造酒等行业开放民营,而对航运、电报、铁路等行业仍舍不得撒手。1877年部分官僚发动了将招商局收归国有的攻势,被李鸿章强压下去;李逝世后,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1902年,他将盛宣怀掌控的电报总局收归官办,压价收回商股;继而夺去盛的招商局督办一职,改派亲信杨士琦出任。

  

  1908年,盛宣怀在李莲英的支持下东山再起,出任邮传部右侍郎。他发动电报总局商股股东与清政府交涉,挽回了部分投资损失。同年光绪、慈禧崩逝,袁世凯罢职闲居,盛又以经营亏损为由,于翌年召开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自己为董事会主席,将招商局完全改为商办。上述事件背后,既有官僚集团之间的争斗,也交织着官商矛盾及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这种改制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结束时,约有44个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实现了由官营到民营的转变。

  

     1911年盛宣怀进入“皇族内阁”,出任邮传部大臣,统管铁路、电报、航运、邮政。俨然成为朝廷重臣。地位变化后,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力范围,他一改过去的主张,出台了一项“国进民退”政策,触发了四川保路风潮,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铁路于1865年引入中国后,其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1904年,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宜昌至万县段开工。与其他省份募集的商股不同,四川的铁路股本主要源自“抽租股”,一般是随粮强制征收,值百抽三,相当于政府摊派集资。就股权而言,川人无分贫富贵贱,都与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11年5月,在盛宣怀力主下,清政府突然宣布“铁路干线国有”,并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以两湖厘金盐税担保,借款600万英镑。规定两路聘用外国总工程师,四国银团享有修筑权及延长继续投资的优先权。铁路国有化,列国不乏先例,铁路民营也确实存在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等弊端。在民族主义大潮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铁路国有政策虽不无经济依据,但朝廷朝令夕改,在官办民办之间来回切换,却更有出卖路权、与民争利之嫌。

   

     当时两路均已发生巨额亏损,竣工遥遥无期。政府以国家股票赎回了湖北、湖南、广东的商股。因各省商股亏损程度不同,故在赎回时的待遇也不同,两湖最优,广东次之,商民虽有抗议,风潮很快平息。但四川的1400万两股金中,有300万两亏空政府不予认可。川省铁路股份中有很大比例来自下层民众,既不能退回股金,换股条件又低于其他省份,难免激起民愤,一场路权风暴由此爆发。

   

  6月17日,成都各团体两千余人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提出“破约保路”口号。全川各地各团体保路同志分会相继成立,会员迅速发展到数十万。8月间出现了群众性的罢市、罢课风潮,进入9月后,更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封闭铁路公司和同志会,开枪镇压请愿群众;同盟会联合哥老会等反清会党发动起义,川省形势全面失控,清廷急调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鄂军入川镇压,武昌兵力空虚,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首义成功。随着各省纷纷独立,清室被迫宣布退位,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盛宣怀是近代影响巨大的实业领袖,于政商两界长期左右逢源;端方、赵尔丰也都是清廷中的“新派”能臣,其识见远非颟顸的守旧官僚可比;这些体制内新锐人物及各省的立宪派士绅,推动着清末的“预备立宪”潮流,与同盟会为首的革命派展开竞争。“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当经济维权事件演变为官民间的大规模群体对抗,引燃了革命的导火索,体制内革新派精英也难逃玉石俱焚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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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6 22:23 |只看该作者
二、第二场“国进民退”:拖垮了国民党政权



  如果说清末的“国进民退”有较鲜明的人治特色,国民政府的“国进民退”则带有深刻的团体烙印。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继承了会党传统,而“以俄为师”重建的国民党,融入了列宁式政党的集权血液。其经济政策中的威权主义色彩,随着外患的加深和权力的膨胀而日益凸显。

  

  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年增长率为13.37%,高于官办工业,1920年时民族工业资本为国营资本的3.9倍。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家资本主义开始抬头,政府控股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10家民间大银行。1935年全国实现了币制统一,客观上有利于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1927—1937年间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十年”,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并行发展,互有消长,民族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超过8%。民营企业在纺织、矿业、交通、电力等经济领域占有优势。到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全国工业资本(包括矿业)约有13.76亿元,其中民营资本约为11.7亿元,官营资本只有2.06亿元,约占15%[2]。抗战头三年间,后方民营工业投资也超过战前全国平均额。

  

  19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令计划经济思潮在国际上崛起,也影响到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欣赏纳粹德国的“统制经济”,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心仪苏联的“计划经济”。国内企业家和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计划经济。例如卢作孚就主张:“在计划经济原则下,政府所必须直接投资经营的事业,只限于人民不能经营的事业,此外则皆投资于人民所经营的事业,而让人民管理其盈亏成败。政府只站在全盘产业的管理地位上,管理其相互关系,管理其相互配合的关系,而奖励指导帮助每一桩事业,但不直接管理每一桩事业。”[3]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政府开始转向战时体制,重点发展国营企业。1934年原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管理全国工业建设,推行重工业建设计划,成为权力最大的经济主管部门。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联合办事处(四联总处),对金融实行国家垄断;同时通过资源委员会控制战争资源,对经济实行全面干预。1939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正式确立国营工业的中心地位后,政府片面扶持国营工业,国家资本入侵到面粉、火柴、纺织、电力、交通等民间资本的传统领地,并迅速占据优势。在一党专政体制下,孔、宋等豪门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乘机凭借体制权力驾御经济形势,化公为私,与民争利,大发国难财。

  

  到抗战后期,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已处于压倒性优势。通货膨胀、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国家资本和豪门权贵的压迫侵夺,令民营工业处境日艰。战时的金融垄断、物资统制和通货膨胀,导致民营工业借贷无门,资源匮乏,在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压迫下日益萎缩。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复员接收,军工订货大部停止。很多民营厂家发不出工资,濒临破产境地。而当局却将其视为累赘,不闻不问。民营企业家们不甘坐以待毙,依托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团体,不断与闻国是,参加宪政运动,呼吁“经济民主”,决心联合抗争。他们要求参加政府对敌伪工矿业的接收和复员工作,要求继续订货并收购产品,要求发放紧急工贷以渡难关。

  

  战后国民政府又接收了大批敌伪产业,不仅导致了政权的腐败,也加大了“国进民退”的比重。在经济部接收的2243家工矿企业中,除保管未处理者448家外,转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交资源委员会等机关经营者1017个,发还原业主者298个,标售给民间经营者441个,其中电厂因多系国营或战前已有原主,未作标售[4]。战后民营工业资本仅恢复到战前的78.6%,官僚资本则突增至战前的2.8倍,“国进民退”已成定局。

    

  民营企业家事前曾警告当局:假定工商业全部崩溃,政府也决不能单独支持。蒋介石亦曾反思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的主要原因:“制度未立,规划欠周,其中又以‘政企不分’最为关键”,提出政企分开,除国防、重要公用事业及与国防相关重工业外,均可民营。

  

  国营企业腐败,民营企业衰败,这些弊端是一党专政体制所无法解决的。“国进民退”的后果,是民营工厂大批倒闭,工人失业;迅速膨胀的国营企业腐败滋生,效益低下,出现泡沫化。社会通胀失控,物价飞涨,政府税收锐减。当国民政府意识到危机,出于扩充税源等考虑,试图改推“国营事业民营化”来补救时,大错已经铸成,民间资本已衰败到无力接盘,令这一方案无疾而终。

  

  从宏观上观察,当民族矛盾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民族主义的向心力便无法维持;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要求便成为新的主题,而宪政民主和平均地权的承诺却一直没有兑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倾覆,军事失利只是表象,更深层原因是错误的经济政策导致财政崩溃、社会解体、民心思变,令三民主义遭遇了最惨重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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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6 22:23 |只看该作者
三、第三场“国进民退”:延迟了中国现代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承诺私人资本主义将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期。建国《共同纲领》确认“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及早修复内战的经济创伤,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发表著名的“天津讲话”,鼓励企业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在经济恢复时期,国家推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方针,促进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发展。政府针对当时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实行国家委托加工、订货和收购,优先保证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发展。截止到1952年,私营工商业拥有380万职工,其工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40%左右。与此同时,一批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开始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先后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2年1月到10月间开展的“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的冲击,摧毁了企业家们的企业心,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很多人都不想继续经营下去。1953年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决定提前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共同纲领》的承诺事实上已被取消。当年12月,全国60多家金融企业率先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成立统一的公私合营银行。



  1954年宪法规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府通过没收旧官僚资本、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等手段,逐步掌握经济命脉后,开始推行“对资改造”。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提前发动和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为了让“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5],“对资改造”在 1955年11月全面正式启动,事实上废止了1954年宪法中“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它资本所有权”的条款。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的强势,令工商业者别无选择。

  

  根据当时的赎买政策,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清产核资,但公方一言九鼎,私方毫无发言权。据统计,1956年全国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总额为24.2亿元,并据此对私股支付年息5%的定息,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114.2万人。此前私营企业缴纳重税及摊派公债后的盈利率约为10%,这种还本付息的赎买方式,略似当今之封闭式保本基金,但息率不仅低于盈利率,甚至低于存款利率。有高级干部欣喜地说:“国家发了一笔洋财”。

  

  1956年底全行业公私合营完成,全国99%的私营工业户变为公私合营,商业户中大多数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合作化。公私合营后的私方人员,在企业管理上有职无权,其管理经验不被重视,政治上沦为“改造对象”。当时资本够2000元即划为资本家,95%的人领取的定息月均只有几元钱。很多人宁愿放弃定息,以摘下尴尬的“剥削”帽子。

  

  1957年“鸣放”中,上海企业家李康年建议:由政府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22亿元,年期分为20年,一次性收回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或合伙议据。关于定息的性质,经济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定息是剩余价值,一种认为是剥削而不是剩余价值。民建、工商联副主委章乃器认为“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但毛泽东坚持定息是剥削,这两人的主张成了“右派言论”。

  

  据说定息将发放七年,但毛泽东又说:“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6]到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从“改造对象”变为“专政对象”,定息在同年9月停止支付,总共支付了10年,相当于全部私股股本的50%,未经任何合法手续,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文革”结束后,开始给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在1979年1月的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座谈会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提出八项措施,其中规定:“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的财物和被占用的私人房产应该发还,过去被扣减的薪金应该补发,以前应领未领的定息可以补领。1981年又从当时在世的86万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劳动者70万人,约占81%,这些人已被改造、专政了25年。

  

  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私人股份问题上,国家财政部1979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7]。1983年2月,中央统战部和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产,“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8]。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败诉。

  

  第三场“国进民退”比前两场更加彻底,全国吃上“大锅饭”,市场经济被消灭,同时也消灭了从传统到现代形成的工商业文明。国家吃完“苹果”吃“葡萄”,掌控全国财富资源后,发动了“大跃进”这样的全国性瞎折腾,造成人口统计上负增长2000万的大饥荒,经济全面滑坡。国内、党内矛盾的日益激化,又酿成历时10年的“文革”内乱,最终将国民经济拖到崩溃的边缘。

  

  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彻底铲除民营经济,以国营经济垄断一切,企业失去了经营活力,资本失去了发展动力,经济生活成为铁板一块。这一时代的的特色是权力与财富过分集中,其后果是民穷国乱,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国际战争。与此同时,战后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先后起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少被延迟了20年。悖离了现代经济多元发展的主流去追求现代化,无异于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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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6 22:24 |只看该作者
四、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改提“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实是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出发。民营经济的复活,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30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我国企业的99%为中小企业,其中80%为民营。

  

  民营企业新的原始积累周期,浓缩了从晚清到民国八十余年的历程,其间既有矿难、黑窑奴工那样的汗血“原罪”,也有凭借科技、商机等掘取“第一桶金”的艰辛与惊险,不可一概而论。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民营经济从被消灭到重新崛起,资本犯了两次“原罪”,社会成本是重复支出的。在前苏联及东欧阵营,也存在相同的历史教训。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是“二等国民”。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国际论坛上承认: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另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但信贷总量中80%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9]。

  

  银行“嫌贫爱富”,难得雪中送炭,偏爱锦上添花,是多年形成的惯性。已有的放贷门坎,从设计上就不像是为中小企业制定的;银行不愿承担正常的风险,放贷决策受到营利性担保公司的制约;审贷程序繁复,有时即便贷款到位而商机已失,缓不济急还须照付利息。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甚至内外勾结通吃,这是久已存在的潜规则;到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规模和财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很难组建和保持高素质员工队伍,在竞争中越来越陷于劣势。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被兼并的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在不景气中逆势“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今年股市冲高狂跌,楼价不降反涨,多起“地王”争夺战硝烟弥漫,诸多违背经济常规的表象,不难追索幕后兴风作浪的巨资来源。将纳税人血汗巨资注入央企以求“拉动内需”,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国际资源产品市场、国内楼市和股市。在中小企业萎缩、就业率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在刺激消费与增进税收上的挹注,笃定要打水漂。

    

  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用纳税人的钱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是最大的不公。以往的投资偏向金融、商业投机而不是实业振兴,偏向股市、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去年一场股灾,荡涤了一亿中产阶层;今年楼市的非理性狂涨,已令80后以降的新生代担心终生买不起房子;这些都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国有企业中的国家股,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全体人民皆为股东,却从来未见国企给人民股东分红。2008年开始实施的“还利于民”新政,要求国企盈余缴库,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实际缴库金额仅占GDP的0.2%,大部分的盈余仍保留在国企。包括三家石油公司、三家电信公司与两家电力公司在内的大型国企,今年的获利比去年金融海啸前增长30%,企业总部富丽堂皇,员工平均薪资较私人企业高出82%。今年某石油企业斥资20亿团购商品房,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在关注山西民营小煤矿重组的同时,最近的黑龙江国有煤矿瓦斯爆炸惨剧也在向人们昭示,国企的管理未必安全。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认为,建行中小企业业务相对于大型企业业务综合收益更好,达到了大型客户的2.8倍。“从战略上来看,把中小企业业务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业务是非常有道理的。”[10]

    

  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还有两件事可做:一、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政府可直接出资设立非营利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涵养扶植税源;二、在网上金融监控已十分发达的今天,银行应开辟针对中小企业的便捷通道,调整融资门坎,简化审贷手续,增加抵押筹码,允许以有效订单、期票等票据作为贴现手段,解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

  

  中国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重税之国,“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税务部门长年鞭打瘦牛,而对退税则一向不大积极。取消重复征税、依法退税,适当减免税收,都是对中小企业最切实的扶持。至于科技创新、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只有清除积弊打破潜规则,支持才能落到实处。

  

  

   五、对“国进民退”的四点思考

  

  1. 垄断特权有悖社会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缺乏社会契约观念,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不仅征税抽捐从来没商量,抄家夺产也很随意。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国家垄断的惯性思维一直持续至今。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这套“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失去弹性的政治体制,最终令革命在与改良的赛跑中一举夺标,导致了满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倾覆。中国近代以来几次的“国进民退”造成的社会动荡,都与垄断和特权息息相关。

  

  1999年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时,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曾尖锐地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纵观60年来的财富分配,前30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后30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团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明显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2. 立法自坏无法取信于民

  

  前三场“国进民退”,都源于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经济政策上来回切换:清政府在铁路民营政策上失信于民,国民政府利用战时体制,扶植官僚资本,打压民营资本;50年代不顾《共同纲领》的承诺,迅速吃掉全部民营资本。近代经济的几度轮回,都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重复支出。今天,当有人为山西“煤老板”的覆灭叫好时,却没有意识到社会“仇富”心理所痛恨的资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为背景的;同时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正在挑战《物权法》和宪法。

  

  这种以政策对抗法律的举措,60年来已出现过多次,给政治、经济造成了无数折腾。“文革”结束后,凭着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将公私合营企业变国营企业的“文革战果”保留下来,却留下严重后遗症:私股股权转为国有股权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企业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缺乏合法性。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就国家对公民的伤害作出赔偿,在法制国家负责任的政府中多有先例。立法自坏,则无以取信天下,不仅政府自贬信用,法律尊严尽失,也导致了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3. 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他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违背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及配套的监督机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权力寻租下的官商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公众权益……。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后果往往是化大公为大私。人民是否有权监督政府,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4. “国进民退”违反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是“铁路国有”的招牌下,仅在局部地区推行,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以国营工业为中心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最终拖垮了自己;第三场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场“国进民退”的后果都不佳,其后也都会出现时间、规模不等的“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民进国退”才是人间正道。

  

  52年前,张奚若先生曾批评过党政工作中的“四大偏差:“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11]

  

  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本身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屏蔽历史,只许讲成绩不许讲错误,既违背实事求是传统,也违反科学发展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实为60年来官场之积弊;鄙视既往,不知慎终追远,就没有将来可言。

  

  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本国和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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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6 22:24 |只看该作者
四、改革开放30年后:重新面对“国进民退”

    

  站在“文革”的废墟上痛定思痛,才有了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改提“经济工作为中心”,其实是回到历史原点重新出发。民营经济的复活,给国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历经30年的休养生息,民营经济重新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重和增长速度超过了国有经济,贡献了一半以上的GDP,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成为国家的主要税源。我国企业的99%为中小企业,其中80%为民营。

  

  民营企业新的原始积累周期,浓缩了从晚清到民国八十余年的历程,其间既有矿难、黑窑奴工那样的汗血“原罪”,也有凭借科技、商机等掘取“第一桶金”的艰辛与惊险,不可一概而论。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民营经济从被消灭到重新崛起,资本犯了两次“原罪”,社会成本是重复支出的。在前苏联及东欧阵营,也存在相同的历史教训。

  

  与国有大型企业及权贵资本相比,中小型为主的民营企业至今仍是“二等国民”。它们像大国企一样向国家纳税(个人股东分红还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相当于重复纳税),同时却很难从国有银行正常融资,平等享受纳税人的国民待遇。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在“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国际论坛上承认:2009年一季度全国信贷规模总量增加了4.8万亿元,而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度只占不到5%。另有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企业融资中80%左右来自银行信贷,但信贷总量中80%左右资金投给了大企业;而有80%左右的中小企业从来未向银行贷过款[9]。

  

  银行“嫌贫爱富”,难得雪中送炭,偏爱锦上添花,是多年形成的惯性。已有的放贷门坎,从设计上就不像是为中小企业制定的;银行不愿承担正常的风险,放贷决策受到营利性担保公司的制约;审贷程序繁复,有时即便贷款到位而商机已失,缓不济急还须照付利息。

    

  中小企业获取国家专项资金扶助的渠道也十分狭窄,掌控这类资金的权力部门周围都有一批机构乃至个人,截取资金额30%—50%的“咨询费”,甚至内外勾结通吃,这是久已存在的潜规则;到政府部门办事,除了僵硬繁复的官僚程序,还有明里暗里的要挟索取,行政成本不菲;规模和财力也限制了人才的引进,很难组建和保持高素质员工队伍,在竞争中越来越陷于劣势。

      

  体制框架限制、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导致企业经营困难,迫使企业不得不以短期行为求生甚至违规操作,又影响到对民营企业的诚信评价,令其融资更加艰难,生存状态雪上加霜,形成恶性循环。中小型企业抗风险能力原本脆弱,当国际金融危机来袭之际,民营企业首当其冲地成为牺牲品,面临退货、停产、倒闭、被兼并的命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刺激经济四万亿元大蛋糕中,央企因分得了最大的份额而在不景气中逆势“野蛮成长”,迅速“巨无霸”化。今年股市冲高狂跌,楼价不降反涨,多起“地王”争夺战硝烟弥漫,诸多违背经济常规的表象,不难追索幕后兴风作浪的巨资来源。将纳税人血汗巨资注入央企以求“拉动内需”,无异于缘木求鱼,结果是大量资金涌向国际资源产品市场、国内楼市和股市。在中小企业萎缩、就业率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在刺激消费与增进税收上的挹注,笃定要打水漂。

    

  以泡沫治理泡沫,后果堪虞;用纳税人的钱损害纳税人的利益,是最大的不公。以往的投资偏向金融、商业投机而不是实业振兴,偏向股市、房地产而不是制造业。去年一场股灾,荡涤了一亿中产阶层;今年楼市的非理性狂涨,已令80后以降的新生代担心终生买不起房子;这些都将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国有企业中的国家股,理论上属于全民所有,全体人民皆为股东,却从来未见国企给人民股东分红。2008年开始实施的“还利于民”新政,要求国企盈余缴库,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导,实际缴库金额仅占GDP的0.2%,大部分的盈余仍保留在国企。包括三家石油公司、三家电信公司与两家电力公司在内的大型国企,今年的获利比去年金融海啸前增长30%,企业总部富丽堂皇,员工平均薪资较私人企业高出82%。今年某石油企业斥资20亿团购商品房,更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

  

  在关注山西民营小煤矿重组的同时,最近的黑龙江国有煤矿瓦斯爆炸惨剧也在向人们昭示,国企的管理未必安全。中国建设银行副行长朱小黄认为,建行中小企业业务相对于大型企业业务综合收益更好,达到了大型客户的2.8倍。“从战略上来看,把中小企业业务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业务是非常有道理的。”[10]

    

  要解决当前最迫切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至少还有两件事可做:一、作为对纳税人的回报,政府可直接出资设立非营利性质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以涵养扶植税源;二、在网上金融监控已十分发达的今天,银行应开辟针对中小企业的便捷通道,调整融资门坎,简化审贷手续,增加抵押筹码,允许以有效订单、期票等票据作为贴现手段,解决企业短期流动资金困难。

  

  中国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重税之国,“竭泽而渔,而明年无鱼”,税务部门长年鞭打瘦牛,而对退税则一向不大积极。取消重复征税、依法退税,适当减免税收,都是对中小企业最切实的扶持。至于科技创新、改造等专项资金支持,只有清除积弊打破潜规则,支持才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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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6 22:24 |只看该作者
五、对“国进民退”的四点思考

  

  1. 垄断特权有悖社会公正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国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体制之下,历代王朝都奉行“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市民社会成长缓慢。中国帝王与欧洲君主的不同之处,是缺乏社会契约观念,从来不尊重私有财产,不仅征税抽捐从来没商量,抄家夺产也很随意。从清末“官督商办”到民国的“国营为中心”,再到共和国的“对资改造”,国家垄断的惯性思维一直持续至今。

   

  谋求社会稳定,说到底在于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达,这套“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统治模式,与国人日益觉醒的权利意识发生了冲突;失去弹性的政治体制,最终令革命在与改良的赛跑中一举夺标,导致了满清王朝和国民党政权的倾覆。中国近代以来几次的“国进民退”造成的社会动荡,都与垄断和特权息息相关。

  

  1999年苏共亡党十周年祭日时,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曾尖锐地指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

  

  纵观60年来的财富分配,前30年“均贫富”,结果是均贫而未富,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后30年“分贫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却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在“一大二公”名义下化公为私,操作上比分散型侵吞更加便捷高效。利益集团靠体制垄断资源坐大后,反过来裹挟政府,与民争利,赢家通吃,明显违背社会公正原则。

   

  2. 立法自坏无法取信于民

  

  前三场“国进民退”,都源于政府的急功近利,在经济政策上来回切换:清政府在铁路民营政策上失信于民,国民政府利用战时体制,扶植官僚资本,打压民营资本;50年代不顾《共同纲领》的承诺,迅速吃掉全部民营资本。近代经济的几度轮回,都造成了社会成本的重复支出。今天,当有人为山西“煤老板”的覆灭叫好时,却没有意识到社会“仇富”心理所痛恨的资本“二次原罪”,是以法制不健全和政策朝令夕改为背景的;同时需要指出,地方政府的“国有化”政策,正在挑战《物权法》和宪法。

  

  这种以政策对抗法律的举措,60年来已出现过多次,给政治、经济造成了无数折腾。“文革”结束后,凭着党政部门的政策文件,将公私合营企业变国营企业的“文革战果”保留下来,却留下严重后遗症:私股股权转为国有股权的法律程序并未完成,企业由公私合营转为国营缺乏合法性。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民营企业的崛起,对私营经济和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条款相继写入宪法,《物权法》也于2007年公布实施。但就原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产权而言,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仍存在法理逻辑和司法实践上的悖论。



  就国家对公民的伤害作出赔偿,在法制国家负责任的政府中多有先例。立法自坏,则无以取信天下,不仅政府自贬信用,法律尊严尽失,也导致了企业家对长期稳定发展缺乏信心,相率以短期行为谋利。

  

  3. 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同等重要

  

  1944年毛泽东在会见中外记者团时指出,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他还提出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要不是妨碍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的。”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执政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举措,违背了这种“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造成了“大跃进”的经济灾难和几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

  回顾30年来经济改革的得失,在承认成就的同时也须看到,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公平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及配套的监督机制:国家垄断了金融渠道,国企、民企融资待遇不平等;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无对等的权利,政府出台税收政策不与纳税人商量,一味予取予求;国库充裕之后,官员福利与职务消费水涨船高,纳税人无权监督;权力寻租下的官商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侵占公众权益……。

  

  没有政治民主,也不会有经济民主。没有经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其后果往往是化大公为大私。人民是否有权监督政府,不仅是经济体制问题,更是政治体制问题。

  

  4. “国进民退”违反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清末以来的三场“国进民退”,第一场是“铁路国有”的招牌下,仅在局部地区推行,却引爆了辛亥革命;第二场是在“天下为公”牌坊下,以国营工业为中心推行战时经济体制,最终拖垮了自己;第三场在“一大二公”的名义下,将国民经济拖到了崩溃边缘,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三场“国进民退”的后果都不佳,其后也都会出现时间、规模不等的“民进国退”,并带来经济增长。历史已经证明:“国进民退”没有可持续性,“民进国退”才是人间正道。

  

  52年前,张奚若先生曾批评过党政工作中的“四大偏差:“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11]

  

  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本身就是大历史的一部分。屏蔽历史,只许讲成绩不许讲错误,既违背实事求是传统,也违反科学发展观。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实为60年来官场之积弊;鄙视既往,不知慎终追远,就没有将来可言。

  

  覆辙不可重蹈,民富才能国强,独大未必为公。鉴诸本国和世界各国经验,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率都不如民营。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到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国企与民企的发展关系,对垄断型企业实施分割改造,逐步推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重点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更符合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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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3-7 16:19 |只看该作者
史官朋友,有点偏激了。
独醒客 发表于 2010-3-5 23:44



搬住脚指头查查,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朝代哪个走出这个怪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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